重憶日本明治維新150年與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意義_風聞

◆蔣豐

風雲變幻。無論從世界史的緯度觀察，還是從亞洲史的角度觀察，無論從日本史的視野觀察，還是從中國史的視野觀察，2018年都是一個值得駐足凝視的重要年頭。

2018年，是日本明治維新150週年。2018年，中國清王朝仿效日本明治維新興起戊戌變法——百日維新失敗的第120週年。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實施並且取得巨大成果的40週年，同時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訪問日本40週年。

一衣帶水的兩個國家，都擁有悠久的歷史，也都曾受到西方國家的殖民侵略和威脅，最終又都依靠自身的力量、經過變革走出自己的道路，締造出國力強盛、繁榮穩定的局面。此刻，歷史聚光燈同時投射到同一個時間座標點上。站在這樣起伏跌宕歷史的重要關頭，探討日本明治維新與新中國的建立、特別是與中國40年改革開放具有什麼關係，應該是十分有益的。

第一，我們應該看到，日本的明治維新曾經給新中國的締造者極大的影響。

1910年秋，不滿17歲的毛澤東準備離開閉塞的韶山去長沙求學。臨行前，他把日本明治維新“三傑”之一西鄉隆盛青年時代的漢詩略加修改，書寫後夾在父親的賬薄裏：“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留下的是人生啓程之際少年的豪邁情懷，也有來自日本明治維新的深刻影響。

在一百多年前那個資訊貧滯的年代，小山鎮的少年如何會被數次引發日本社會震動的西鄉隆盛的一首舊詩打動？有研究表明，走出鄉村之前的毛澤東曾經在東山學堂學習了半年。學堂裏有一位在日本留過學的教師。毛澤東正是從這位老師那裏瞭解到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強大起來的事情後，非常羨慕。他認為中國也應當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走富國強兵的道路。

1917年9月，時年19歲的周恩來前往日本留學。出國前夕，周恩來為送行好友寫下一首名為《無題》的詩：“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羣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壁破，難愁蹈海亦英雄。”熟悉中國近代史的人對這首詩不陌生，周恩來這首詩中的“大江歌罷掉頭東”，是受到清末維新志士梁啓超的影響，化用了他的舊詩。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的梁啓超亡命日本，寫過一首長詩《去國行》，開篇即用“割慈忍淚去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交代了東渡日本的無奈與必要。詩中通篇用典，借中日兩國的歷史人物和事件表達了對日本明治維新的歌頌和肯定，文末更有“前路蓬山一萬重，掉頭不顧吾其東”之句，再次強調了自己東去求法的決心。周恩來同志東渡時的濟邦心志救國與向日本明治維新學習的梁啓超有相似之處，其情相似，其感相通，借用過來也就不足為奇了。我們從周恩來的詩句中讀懂了他當年到日本留學的願望以及要實地考察一下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決心。

第二，我們應該看到，日本的明治維新曾經給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以及“改革開放”的提出者胡耀邦深遠的影響。

1977年5月24日，尚未完全復出的鄧小平就指出：“明治維新是新興資產階級乾的現代化，我們是無產階級，應該也可能幹得比他們好。”由此可見，鄧小平的心中不僅有“明治維新”，而且對其發動者——“新興資產階級”以及行為目的——“現代化”都有明確的定位。更為重要的是，鄧小平心有擔當——“我們是無產階級”，並且充滿自信地説——“應該也可能幹得比他們好。”

眾所周知，“現代化”是一個不易界定的概念。在鄧小平的心目中，“現代化”是什麼？鄧小平講，“日本新興資產階級從明治維新以來，開始注意科技、教育，在這兩方面花了很大力量，因而取得了很大成就。”顯然，在鄧小平的心目中已經有了明確的答案，“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科技和教育的現代化。

今年，是鄧小平訪問日本40週年的日子。對於鄧小平1978年的日本之旅，媒體界和學界多有評論，但很少有人認識到這是一次啓動中國改革開發可持續性發展的“科技之旅”。當年，鄧小平訪問日本期間，乘坐了代表日本交通科技高水平的新幹線列車，參觀了代表日本汽車製造科技高水平的日產公司、代表日本家電科技高水平的松下電器公司，代表日本鋼鐵製造科技高水平的新日鐵君津鋼鐵廠。這些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公司，不僅直接影響着國計民生，也代表着日本的國際形象和地位，共同構建起具備“現代化”的住、建、行基礎的日本社會。

鄧小平一路走來，深入瞭解日本現代化進程的方方面面，切實感受科技發展帶來的巨大成效，一幅恢宏壯闊的、適合中國民族發展的改革開放藍圖在總設計師的心中逐漸成型。乘坐新幹線後，他説，“就像推着我們跑一樣，我們現在很需要跑”；參觀日產公司後，他説，“我懂得什麼是現代化了”；參觀君津鋼鐵廠時，他鼓勵在那裏實習的中國工人“好好學習，掌握技術”；參觀松下電器公司時，他説，“值得我國學習的東西很多，在電子設備技術方面，希望松下先生和各位給予幫助。”正是因為有了鄧小平的日本“科技之旅”，中國在改革開放的40年間才一直追求“科技現代化”，以至於今天也是一個重要的中國發展課題。

1986年4月19日，鄧小平會見在大陸捐資興學的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剛等人時指出：“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從教育着手，特別是從小學教育着手的。他們很注意品德方面的訓練。德育不是社會主義專有的，資本主義也是有的。”在鄧小平的胸懷裏中，“科技”與“教育”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兩個關鍵詞，是推動社會進步、文明發展的原動力，是改善民生、增強國力的助燃劑。這也是他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精心設計與推動的兩個方面。

中共湖北省委黨校原常務副校長周大仁在《回憶我在中央黨校學習生活》一文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1980年，胡耀邦校長給我們講讀書的問題。他當時已65歲了，但是精力充沛。他講課手舞足蹈、幽默風趣、生動活潑，大家最喜歡聽他講課。他在講課中向我們推薦了日本首相吉田茂（1878—1967）寫的《激盪的百年史》。他説“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短短100年，經歷了兩個改變國家命運的‘熱血年代’——一個是‘明治維新’，一個是‘戰後重建’，兩次都是在一片廢墟中崛起。”

人們皆知，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盪的百年史》一書中總結日本明治維新後百年來的發展歷程時説：“教育在現代化中發揮了主要作用，這大概可以説是日本現代化的最大特點。”胡耀邦當時説：“我們要實現現代化，要振興中華民族，必須發展教育，要讀書，提高人的素質。我們這樣做了就可以趕超日本。”從這裏可以看出，當時的胡耀邦是不僅重視從明治維新中借鑑經驗，更把目標鎖定在“趕超日本”。

正是因為有了胡耀邦的推薦，1981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才刊登了一篇題為《讀<激盪的百年史>》的文章，其中指出，“日本明治維新的領導者認為，‘維新的大業不能只靠領導人自己，必須藉助於多數受教育的國民之手來推進。’因此，自明治時期開始，日本就努力普及教育以期培養人才。即使在培養領導人物的大學中，不問出身和財產情況如何，只要有能力，貧寒人家的子弟也可以入學。”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經驗不僅要多讀，還要親身實地的考察學習瞭解。1983年11月，胡耀邦作為中共總書記訪問日本期間曾到大阪參觀工廠，其後題詞：“向創造世界第一流現代化工業水平的日本企業家、科學技術人員和廣大工人致敬！”這裏面的關鍵詞“科學技術人員”，也是值得關注的。

美國紐約市韓特學院政治系教授扎戈里亞（Donald Zagoria）在一篇討論中國改革的長文中（美國《外交》季刊1984年春季號）提到，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領導人胡耀邦曾廣泛閲讀有關明治維新的資料。這除了説明中國領袖重視與中國有很多文化共同點的日本的改革經驗之外，也顯示他們正設法將目前的改革擺在適當的歷史脈絡中看待，使它與中國的歷史一脈相承。

2005年10月，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重印了《激盪的百年史》，該書後記説：“本書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風行一時”，這正是胡耀邦大力推薦的結果。

第三，我們應該看到，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曾經給中國新生代政治領袖巨大的影響。

1998年11月，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對日本進行為期6天的正式訪問。這是中日2000年交往中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訪問日本。儘管江澤民主席沒有直接提到日本的明治維新，但他在日本明仁天皇舉行的宴會上表示，“長期以來，兩國人民相互學習、相互借鑑，促進了各自國家的發展。”筆者認為，這裏面所説的“相互學習”，就包括中國對日本明治維新的一種學習。

如果説當年鄧小平注意到明治維新給日本科技帶來的發展，這次江澤民主席日本之行中仍然重視中日科技交流。他在日本經團聯舉辦的午餐會上致辭表示，“我認為，加強兩國在高新科技領域以及產業技術領域的合作。當今世界的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科學技術成為決定各國發展與前途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這方面，中日兩國互有優勢，合作前景廣闊，完全有條件開展技術轉讓，提高合作質量，以利共同發展。”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這個時候的中國領導人已經關注到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給中國帶來的負面影響。1995年9月3日，在首都各界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週年大會上，江澤民主席在講話中指出，“明治維新以後70餘年，日本發動和參加了一系列侵略戰爭，其中大多是侵華戰爭。日本1874年進犯台灣，1894年挑起甲午戰爭，1931年策動“九一八”事變，1935年製造華北事變，鯨吞中國的野心日益膨脹。以1937年７月７日炮轟宛平縣城和進攻盧溝橋為標誌，日本侵略者發動了企圖在整個中國實行殖民統治的全面侵華戰爭。”這是江澤民主席在對日言論中罕見地明確提到“明治維新”。可以看出，江澤民主席把明治維新視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個起點。這，也是不容忽視的。

2007年4月12日，中國總理温家寶訪問日本期間，在日本國會發表講演。其間，他這樣説到：“我還想説，明治維新後，日本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中國大批志士仁人來到日本，學習近代科學技術和民主進步思想，探求振興中華之路，促進了中國的發展和進步。”這裏面明確強調了明治維新後，中國大批志士仁人到日本學習“近代科學技術”，“促進了中國的發展和進步。”

2010年5月，中國總理温家寶再次訪問日本期間，與中日文化界人士座談的時候，又一次指出“明治維新以後，中國的志士到日本求學，這都説明中日文化交流源遠流長。”

2008年5月8日，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發表講演時指出：“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人民努力學習吸收世界先進文明成果，逐步發展成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國家。日本人民以有限的國土資源創造出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日本在製造業、信息、金融、物流等領域位居世界前列，擁有世界一流的節能環保技術。這是日本人民的驕傲，也值得中國人民學習。”這是新中國新生代領導人對日本明治維新成果的一種肯定性評價，對推動中國持續改革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第四，我們應該看到，當代中國領導人沒有忽視日本明治維新的負面成果之一——日本強大之後，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

有日本學者指出，驗證日本明治維新的成果之一的就是甲午中日戰爭（日本人稱“日清戰爭”）。1894年，正值日本明治27年，日本人把發生在這一年的甲午中日戰爭，稱為“明治青春的戰爭”。檢驗的結果是中國人不願意看到卻又必須重視和正視的——日本勝利，中國失敗，日本從此加入帝國列強的俱樂部，中國進一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日關係也發生了從“中強日弱”到“日強中弱”的根本性逆轉。

近年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提及甲午戰爭。2014年6月9日，習近平主席在兩院院士大會上指出，“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具有特殊的含義，在我國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義。”他同時表示，“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我們就必須堅定不移貫徹科教興國戰略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堅定不移走科技強國之路。”從這番講話中，可以看出日本明治維新的負面成果——甲午中日戰爭給中國帶來的深刻影響，同時，習近平主席也意識到當時的中國輸在哪裏。他倡導的“科教興國”和“科技強國”與鄧小平當年談論日本明治維後的強調科技與教育的發展具有相同並持續的視角。

需要指出的是，早在2009年12月，習近平作為中國國家副主席訪問日本期間，曾特意到日本北九州市環保和高科技產業參觀。在參觀考察結束後，習近平表示，“北九州市在環境生態保護和高新科技發展方面積累的豐富經驗，很值得我們結合中國實際，認真學習借鑑。中國正在致力於科學發展，致力於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綠色低碳和循環經濟的發展，中日在這方面合作潛力很大，前景十分廣闊。”如果説當年鄧小平訪問日本重視的還是“科技”的話，此刻習近平已經關注日本的“高新科技”，強調了“中國正在致力於科學發展”，因此值得“學習借鑑”。這既與鄧小平設計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注重學習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大力投入科技發展是一脈相承的，也是以歷史的、辯證的、發展的眼光考察日本明治維新、實現中國改革開放的踐行。

2018年6月12日下午，下午，習近平主席前往中國膠東（威海）黨性教育基地劉公島教學區。他登上東泓炮台遺址，瞭解北洋海軍威海衞基地防務情況和威海衞保衞戰、劉公島保衞戰歷史。隨後，習近平主席來到甲午戰爭博物館陳列館，參觀甲午戰爭史實展。習近平主席表示，“我一直想來這裏看一看，受受教育。要警鐘長鳴，銘記歷史教訓，13億多中國人要發憤圖強，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得更好更強大。”可以説，這也是習近平主席對日本明治維新衍生負面效績的一個正面回應。

筆者認為，日本明治維新成功以後，並沒有能夠走出“國強必霸”的大國崛起路徑。今天，中國實施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中國作為大國崛起之時，汲取了日本明治維新的沉重教訓，不是用強勢霸權侵略擴張的方法與周邊鄰國交往，而是通過實現“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追求雙贏和共嬴。以辯證的眼光看待變化中的中國和變化中的世界，因為借鑑了日本明治維新，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實現了科學技術的飛躍發展，更因為借鑑了明治維新，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大國，而不走霸權強國之路。

筆者的結論是，新中國的成立，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的執政領袖，從當初側重吸收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經驗，在科技和教育上積極佈局促發展，到現在側重汲取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慘痛教訓，不欺他國謀共贏，都從多個角度説明了日本明治維新對中國有深遠的影響。

歷史大河滾滾長流。善於汲取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執政者，一定會帶領所在的國家和人民創造新的輝煌歷史。認識到這一點，我們今天重憶日本明治維新150週年和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就更有一番特殊的意義。（作者系北京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