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觀”的凸起與中國倫理革命的到來_風聞

盧德之/ 中國倫理學會、華民慈善基金會

［導讀］面對今天動盪、變遷中的世界，我們如何去把握、理解？當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我們的經濟、政治、技術、理念都在一次次被重塑時，我們原有的倫理價值如何揚棄地嵌入新的時代、繼續引領人類的道路？本次推送的中國倫理學會副會長盧德之在湖南省倫理學會2018年年會上的演講，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深刻的洞見。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前一陣《文化縱橫》雜誌十週年的論壇上，國內一些思想大家、哲學大家都出席了。大家熱烈討論之餘，給我一個印象是，面對目前這樣一個國際國內發展大時代，知識界的反映似乎有一些遲疑，彷彿不怎麼知道説話了。這個時代在當今的知識界眼裏，好像沒有老百姓所認識的這麼美好，許多人都有一種焦慮的情緒。面對全球發展變局，比如面對中美之間以貿易關係為核心所表現出來的複雜的兩國關係，一方面我們期待改變，一方面我們又害怕改變。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不知道會改變成什麼樣子。在那次論壇上，許多話不太適合講。今天，我想把當時想講卻沒有講的一些話拿出來講講。一些話在倫理學人的家裏來講，可能相對要好一點，也好溝通一點。

 ▍如何看待當前的世界變化與發展

在今天的世界變局面前，許多人是相當模糊的。不僅是中國人，各國人也都模糊。最近幾年，我跟基辛格先生、鮑爾森先生、俄羅斯總統顧問等許多國外政要、智者們做了私人交流，發現大家對這個時代似乎沒有多少方向感，都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在這個大變化、大變局的時刻，我們一定要思考我們要往哪個方向走的問題，思考我們的前途危不危險、到底有什麼樣的危險。只有明確了方向，才能找到相對比較好的往前走的路線圖。那麼如何明世界前進的確方向呢？我下面講一個“新三觀”的問題：

一是新時空觀。時空無時不在變化。時空的變化無時不與我們的生活、我們周圍的事物相關聯。推動時空變化的動力，無非就是兩個方面。第一個是物，物質狀態的變化是一個重要的動力源，特別是當今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為時空變化與發展帶來了人們一時意想不到的動力源。第二個是我們人自身的變化，人的變化是所有變化中的根本性主因。也就是説，人是始終是時空變化中的主體動力源。物與人這兩種變化疊加在一起，兩者的綜合力量、綜合作用就成了改變時空的重要力量。比如説，我們100年前去美國需要幾個月，後來需要一個月，現在只需要10多個小時，可能將來需要幾個小時，再將來可能一念之間便到了美國。

我們怎麼面對這種時空變化呢？從本質上説，我們要看到，每一個時代的認知都是可能變化的。就物與人而言，變是本質，不變則永遠是相對的。時空也是一樣的，變是本質，不變則永遠是相對的。不同文明也是一樣的，變是本質，不變則永遠是相對的。

二是新人本觀。以人為本是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理論與實踐課題，也是一個重要的倫理理論與實踐課題。那麼，到底什麼是以人為本呢？早期講以人為本，主要是針對神而言的。特別是宗教革命以前，人成了神的奴隸，所以要把人從神那裏解放出來。宗教革命、文藝復興後，才有科技革命、工業革命、民主革命等。到了今天，我們突然發現，人的主體性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我們幾乎被物綁架了。什麼樣的物呢？

第一是資本。現在看來，資本的善與惡，或者説資本的功能與作用已經被推到了極致，特別是國際資本已經被放大到了難以管控的程度。

第二商業模式。現代商業模式在現代科技的推動下，也已經被用於各個方面，推動了發展，也催生出了許多複雜的問題。比如説阿里巴巴的商業模式，既可以讓100萬人上崗，也可能同時讓300萬人下崗。

第三是現代科學技術。科學技術的功能與作用一直為人們所推崇，對人類的發展也的確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卻也出現了許多以前沒有遇到的新問題，甚至新挑戰。比如人工智能的突破與應用、基因編輯的突破與應用，就產生了許多困惑人類發展的重大問題。比如在基因編輯技術面前，如果不加以敬畏與必須的限制，現在的人類可能會成為傳統人類，以後可能會出現新興人類。那麼，以後的人類會是什麼樣的人類呢？這個趨勢是可以避免的嗎？我覺得，可能不可避免。為什麼呢？大家想一想，隨着科學技術創新的幾何級數發展，比如生物工程的發展、人工智能的發展，誰想阻攔也是阻攔不了的事，只是努力去規範，儘可能不要危及人類的發展與未來前景。比如想，我的心臟出了問題，如果有一個機器人心臟能把我救活，那我為什麼不用呢？再比如，生物工程可能用來治療癌症，那是很好的事。如果將來有一天，人工智能與人工技術等可以使人長壽，那怎麼不去使用呢？這樣下來，將來的世界必然會發生更大的變化與發展。這中間有一個嚴肅的科技倫理問題。

那麼，我們如何去構建一個新的倫理框架呢？有可能這個人的孫子的孫子都不在了，可是他還活在世界上。那人與人是一種什麼關係呢？又比如，如果你的心臟是機器人心臟，那你還是那個完整的人嗎？可能就是新興人類了。問題是，即使是一種新興人類，也可能只是一個過渡。人到什麼時候，很可能真的會被機器人取代。這不會是危言聳聽。那麼，以人為本又怎麼解釋呢？本在哪裏？人可能都沒有了。

三是新物質精神觀。由於時空的變化，人類出現了新物質精神觀。也就是説，在不同的時空狀態下，你理解的精神和物質都可能發生變化，與傳統的理解可能會不一樣了。比如我們在三維空間看到的是我們的現在，但是在N維空間下的一切，可能都會發生改變。有人做過實驗説明，在500萬倍顯微鏡下面，所有的科學家看到的物質運動的規律都會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到底是物質決定意識，還是意識左右物質呢？在不同時空狀態下的基本粒子的變化也會不同，也會出現不同的狀態。這些變化都是我們以前的認識裏所沒有的東西，但是在一定的工具之下，世界的確發生了許多變化，甚至顛覆我們以前的許多認識。為此，我們必須去尋找一些新的認識工具與基本觀點。

在這三大視角之下，我覺得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世界的變化。今年1月、5月、9月，我前後去美國三次。美國給我的感覺是，今年以來，美國似乎從上到下，從官到民，都對中國有不同的意見了。幾個月前都表示友好，現在似乎都有意見了。而且，他們不光對我們有不同的意見，對他們的特朗普總統也有意見。美國有的精英甚至在大罵他們的總統。問題是，他們一方面罵他們的總統，一方面又支持他們的總統與中國打貿易戰。這是為什麼呢？經過同美國多方面的交流與討論，我逐漸得出了一個基本的認識。就是説，我們這個世界已經出現了一種新態勢，我把這種新態勢概括為“一大焦慮、三大思潮”。

所謂“一大焦慮”，就是焦慮未來在哪裏。有人説，未來已來。那麼，面對未來已來，我們又在哪裏呢？我們又往何方去呢？這是一個重大問題。如果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能夠看到什麼樣的出路呢？現在看來，這是一種全球性的焦慮。

所謂“三大思潮”是什麼呢？一是民粹主義，二是保守主義或者説保護主義；三是威權主義。最近幾年來，大家已經看到的一個現實是，這個世界一批強人崛起了，特朗普、普京、安倍、金正恩等強權人物同時出現。大家想一想的是，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這種現象嗎？一戰、二戰的時候就是這樣的狀況。一戰、二戰之前，也同樣出現了這三種主義。大家還可以繼續想一想的是，這一切跟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又是什麼關係呢？更深入地想一想，這一切還與信息技術革命以來，科學技術進步、生產力發展所導致的新的貧富差距擴大與兩極分化，同時與貧富差距擴大所相生的階級鬥爭、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恐怖主義等許多深層次的問題聯繫在一起了。也就是説，這一切在本質上還有可能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所帶來的重大問題。一個重要的根子在這裏，無論哪一種制度都存在這些問題，也就使三大思潮民為了一種普遍性現象。

那麼，怎樣去解決問題呢？一戰、二戰是通過戰爭的方式來解決的。一場戰爭把世界打得支離破碎，最後大家坐下來，建立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貨幣組織、勞工組織等等國際組織來協調國際問題，實現國際社會與國際秩序的新平衡。大家希望通過這些機制與規範來解決秩序與問題，事實上也解決了一些問題，卻不能不斷地解決問題，更不能很好地解決新的問題。特別是由於科學技術迅猛的發展，尤其是互聯網的到來，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在全球經濟發展中獲得最多利益的全部是硅谷的知識精英、華爾街的資本精英、華盛頓的政治精英和世界上的權貴精英們。與此相對的是，經濟發展成果與普通老百姓的關係並不那麼大，世界上貧富分化現象不但沒有被遏制，反而擴大了。

那麼，這三大思潮出現以後又怎樣來解決呢？一戰、二戰時期，是用戰爭的方式來解決。現在看來，沒法用戰爭的方式，也不可能用戰爭的方式來解決三大思潮的問題了。從本質上説，我們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一個好的時代，不需要通過一場全球性的戰爭來解決問題的時代。這個時候，我們需要的是什麼呢？2013年我在哈佛大學作了一場演講，題目叫《超越左右，追求共享》。其中，我提到了一個核心觀點是“多極均衡、協同共享”。後來，我就這個問題與基辛格先生、福特基金會呂德倫會長、洛克菲勒掌門人佩吉女士等進行了交流。我認為，這個世界一極是不好的，兩極是最差的，多極才可能均衡。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多極已經形成，均衡的機制卻沒有確立。協同的工作天天在做，共享的目標卻還不清晰。這是這個世界現在的發展狀態。

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們還是隻能朝着一個方向走，朝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方向走。世界發展到今天，不管你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大家誰也離不開誰了。既然誰也離不開誰，你好我也必須要好；你可以比我更好，但是不能只有你好我不好；如果只有你好我不好，那我也不讓你好，那就是恐怖主義的邏輯了。所以我認為，這個世界必須走向共享，不同文明應當共同構建一種新的文明——比如説共享文明，很可能是一種大的趨勢與大的方向。

 ▍如何解讀中國的未來發展

面對中國的發展，我首先有一個基本的判斷是，中國40年來的改革開放，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們處在一個好時代，中國處在一個發展的好時空。但是，我們也面臨着諸多發展中的困難與問題。目前看來，我們面對着兩大博弈。

一是國際博弈，本質上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與中國之間發生了矛盾。中國經濟現在已經世界老二了，體量也比較大了，美國和許多西方人以此為基礎，認為我們想當老大了。老大和老二之間矛盾一般有這樣三種規律。第一個規律就是，老大一般喜歡欺負老二。第二個規律是，凡是隻知道和老大硬幹的老二，往往都沒好結果。第三個規律是，凡是善於和老大博弈的老二，好像很多後來都成了老大。中國歷史上就出現過這樣的情況。但進一步説，這些所謂的老大與老二之間的關係，都是傳統的、過去時空裏的認識了。

面對新的時空與新的發展時代，我們不應當再有傳統的老大與老二關係論了。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大家都生活在一個地球上，不同的文明可以通過交流互鑑，達到共同促進的目的；不同的社會制度，可以通過相互合作，促進共同發展。中國沒有老大、老二的觀點，別的國家也不要糾纏在老大、老二上。世界不應該以大小來分別，大國小國都應當平等地生活在這個地球上，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那可能才是世界發展的真正方向與道路。

所以我認為，國家之間只要不是全面的軍事戰，那就都不叫“戰”。什麼商貿戰、信息戰、金融戰等，都應該叫做“談”，是一種談判。談判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談成，一種是談不成。談得成的就意味着相互需要退讓。你退一步，我退兩步。或者你退兩步，我退一步。如果你一步都不退，總是想着進一步，甚至多進幾步，這個生意就談不成。談不成的結果又是什麼呢？我覺得，我們要有底線思維。

最近這一段時間，我思考得比較多的是，對中國來説有“新四大法寶”。因為這“四大法寶”，我們就能夠頂天立地。第一，我們有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大的、全面開放的市場，這個市場有足夠大，也有足夠的容量，更有足夠的發展空間。第二，我們有最大、最勤勞的老百姓隊伍。我們的人口眾多，又那麼老實，那麼勤勞，不怕吃苦，非常偉大。第三，我們有強勢的、非常開放的、勤政為民的、勤於反思的政府。第四，我們有中庸之道為核心價值的文化體系。我們有時候也可能會走極端，但是我們的文化會把一切拉回到中道上來。有了這四大法寶，中華民族一定能夠頂天立地、綿延不斷。

二是國內博弈，也就是國內發展中出現的矛盾與問題。這裏我首先想説的一個問題是，遠的不説，就説當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中國社會發生了什麼、出現了什麼情況呢？為了抗擊日本的侵略，中國內部必須團結起來、統一起來，也必須得有權威。與此同時，追求自由與民主又是那個時空裏的大趨勢。追求自由與民主是合理的，但是遇上了威權主義，這二者之間自然會發生博弈。博弈的邊界又在哪裏呢？邊界需要通過不斷的試錯才能找到。這樣以來，在這種對外反擊、對內博弈疊加的過程中，所有人都難受，可能精英比老百姓更難受，精英比大眾更不好過。威權主義必然要調動大眾形成力量對外反擊、對內博弈。這是過去的歷史事實，反映了威權主義與大眾、精英之間的一種基本關係。從歷史到現實，我們看到的一種情況是，面對新時空、新時代，許多有錢的人、有權的人、有知識的人感到比較難受，這是大變局情況下的正常現象。

那麼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什麼樣的事呢？我們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所謂老路是什麼路呢？我的理解是，老路，肯定不是1949年以前的路，更不是辛亥革命以前的路。這裏説的老路，就是改革開放以前所走的路。所謂不走邪路是什麼路呢？我的理解是，改革開放以後，出現了一些不良的東西。改革開放是好路，但是在改革開放中也出現了一些不良的東西，導致了一些偏差，那些東西就叫邪路。那麼，新路在哪裏呢？我認為，新路的目標就是共享發展。現在看來，共享發展的機制還在建設過程中，有的正在完善過程中。

在這裏我們回想一下，當年如果沒有漢武帝就可能沒有以儒家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思想，就可能沒有強大的以漢民族這重要基礎的中華民族體系。漢武帝為後來中國的發展確定了一個模式。他是一個模式的開創者。現在，世界時空變化了，所謂千年鉅變之際，我們現在需要創建一個新的模式，這個工作自然是非常艱難的事。我們已經非常清楚，老路不能走，邪路不能走；過去中國傳統的農耕時代的路不能走，西方的路也不能走；西方的路也的確走不通，因為他們自己走得都很艱難。面對世界發展的新時空、新時代，我們探索一個新的模式需要時間，在改革開放40年的基礎上，可能還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我們應當對此充滿期待與信心。

 ****************************▍****************************如何建設新時代的大倫理

倫理是文明的一種核心表現形態。面對新的時空變化與人類追求，我們應該追求一種什麼樣的文明形態呢？我認為，大科技必然帶動大文明的變化，或者説新文明的構建。由於現今科技發展的全球性迅速普及應用的特點，一地誕生的高科技可以在瞬間普及到全世界，因而當今新文明建設就不再是過去那種首先在一地出現，再呈波浪型傳播的方式，而是可能同時在多處甚至全球構建的發展方式了。比如以互聯網文明、視頻傳播文明等為核心要素的信息文明，就是一種全球共生共享的文明形態。

最近，我們常聽到許多人在重提“文明重建”這個問題。100多年前，面對西方列強入侵，為尋找新的尋找新的發展出路，中國人就一直在思考“文明重建”的問題。我認為，客觀上説，文明重建的難度是很大的，何況以什麼為標準、怎麼重建，更是大問題。

相對於“文明重建”，我更多思考的是“文明升級”，人類文明的整體的確需要升級，不同文明也有一個整體升級的問題。幾千年來，能夠活下來的文明，基本上誰要戰勝誰，誰要代替誰都很難。任何文明也不要去做戰勝不同文明的夢幻。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不同文明都好好坐下來，通過交流互鑑，求同尊異，尊重對方，擴大共識，共享未來。

所以我認為，不同文明能夠在共同尋找最大公約數的基礎上，形成新的超越，構建一種新的文明——我把這種超越了的新文明稱之為“共享文明”，為此我在2017年還寫了一本書，叫做《論共享文明》，2018年初出了英文版。我扼要地討論了共享文明下的經濟形態、政治形態、文化形態、社會形態、環境形態，以及在共享文明下的民主4.0、產權與享權並存等新情況與新問題。我認為，東方和西方的文化存在一些共同的東西，不能否定這一個根本點。比如仁愛、堅毅、知行合一等，東方文化裏有，西方文化裏也有，我們稱之為共同價值。我們還必須注意區分的是，有的概念，比如民主、自由等，也在共同價值裏，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裏的民主、自由與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自由的內涵與外延都有不同，此民主非彼民主，此自由非彼自由。

我認為，東西方文明乃至所有的人類文明中間最高的一個價值就是自由。但是，西方的自由是建立在自在的基礎上。“我”具有主體性，“我們”都是神的兒子，“我”是我的，所以“我”才有自由。“我”能自由地去交易，自由地去談判。這樣才有了在真理面前平等、在契約面前平等、在法律面前平等等等。東方的自由是建立在自覺的基礎上，核心價值強調的是天人合一，是共享。兩者的前提是不一樣的。但是，儘管自由價值的基礎與實現途徑雖然不同，本質上的東西卻沒有區別。

兩相比較，所以我認為，在構建新時代的新文明——比如構建共享文明的過程之中，很可能東方文明能夠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我一直認為，我們中華文明就是從共享開始的，而且一直沿着共享的紅線走下來的，儘管一路充滿了曲折與艱難，也走了許多彎路。西方文明的源頭也有共享的設計，也一直在追求一種共享的理想，只是不像中華文明這樣呈現為一種整體的、強烈的、執着的形態與方式。正因為如此，特別是出現前所未有的了現代科學技術基礎、經濟基礎、社會基礎等，人類社會很可能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向往共享。從本質上看，人類社會也只能走向共享。我相信，在人類走向共享的過程中，中華文明的基因一定能發揮更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