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説宋朝制度好，那明朝為什麼不恢復宋朝制度？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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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拋開軍事、外交上的軟弱無能，宋代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確實有許多“發光點”，為歷朝歷代所不及。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從始到終沒有亡國之相的朝代。

宋朝也是大部分學者認為的歷史上比較好的一個時代。經濟發達、文化繁盛、文明水平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商鞅變法制定的愚民政策和國富民窮局面第一次被打破，宋朝刑不上大夫，言論出版自由。各方面管制的放鬆並沒有像其他朝代皇帝認為的那樣容易導致不穩定，反而推動了社會的欣欣向榮。公元1275年，在亡國前一年，經濟仍在持續高速增長。

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説過：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活在中國的宋朝。中國學者餘秋雨也説：“我最嚮往的朝代就是宋朝。”

中華文明在宋朝發展到巔峯，宋朝在經歷崖山之戰徹底滅亡後，後面的封建王朝再也沒有恢復到宋朝的巔峯水平。

宋朝被元朝滅亡後，好的政策幾乎全被取消。既然宋朝制度那麼好，作為漢族統治王朝的明朝在推翻元朝後，什麼不恢復宋朝制度？

《劍橋中國史》遼西夏金元卷的作者也提出了一個“天問”：“為什麼在明代，當他們最終把蒙古人從中原驅逐出去時，仍不能恢復由宋代提供的更為高級的政府模式，相反，卻繼續保留了金、元時期制度發展的那麼多方面，並恢復到了被所有徵服者都推崇的唐代模式上來了呢？這些都是很複雜的問題，可能得不到解答。”

這是全球史學界最感興趣的話題之一。

筆者經過深入思考，得出了一些看法。我認為，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是一個出身農民的人，他從小受到圓型思維（這是商鞅變法之後中國形成的外儒內法社會給中國百姓建立的圍繞專制皇權旋轉的圈閉思維，其是中國的傳統思維，是中華民族的集體潛意識，無論王、官、民，人人頭腦中都有，是不容易意識到缺點，也不容易突破的一種較為頑固的思維框架）的影響，朱元璋也許意識到圓型思維有利於家族壟斷和王權壟斷（圓心壟斷），可以在圓型思維建立的圓型社會里不斷剝奪百姓利益為己所用，形成圓邊（百姓）向圓心（皇族）輸送利益的制度，既能保證家族利益最大化，還能穩固家天下。元朝就是典型的圓型社會，朱元璋一方面無法突破自我圓型思維框架，另一方面也為了家族利益，其選擇承襲元制，而不是宋制。

實際上，宋朝是一個以商業為基礎的社會，一旦繼續發展，民間社會的金錢思維會取代封建道德思維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表面上看，金錢思維並不好，會帶來唯利是圖，但是這只是一個方面，從更重要的另一個方面來講，金錢思維能夠突破圓心統治者設計的封建道德框架，產生某種“金錢”的公平（金錢思維只是一個民族思維進化的過渡階段，它的意義在於突破統治者用封建道德框架來固化的君永遠是君，臣永遠是臣，妄圖阻斷下層民眾向上層流動的門閥式的思維框架），民眾只要有錢，就能獲得地位，它造成社會上下階層的公平流動，造成貴族門閥社會的瓦解。

日本明治維新前，由於商品經濟逐漸發達，日本成為一個商業金錢社會，日本老百姓逐漸形成民間共識，社會地位以金錢來衡量。由於賺錢能力體現智力和勤奮水平，衡量一個人比較公平，貴族後代可能智力不高、懶惰、賺錢少，威望下降；而平民可能智力很高，經商賺錢多，容易獲得百姓的認可，形成政治威望，所以一個民族形成商業金錢思維有利於上下階層公平流動，進而突破維護門閥制度的封建道德框架，封建善惡觀念（圓型思維）被金錢—商業信用真假思維（直線思維）所逐漸取代，日本社會發展到最後，受到中國華夏文化影響的圓型文化體制全面崩潰，維護封建王權的武士階層日益貧困，全面瓦解，來自平民階層的商人地位上升，導致日本爆發明治維新，進而逐步進入（平民）民治社會，民主思想全面成型，進而走向高福利社會。法國大革命爆發前，雖然波旁封建王朝處於圓心位置，統治法國，但是法國當時也已經是商業金錢社會，其爆發大革命的過程和日本爆發明治維新的過程幾乎一樣，從封建圓型社會（封建善惡思維）過渡到金錢商業信用社會（真假思維），然後進一步過渡到民主民治社會（直線思維）。

宋朝也是一個商業（商品經濟）極為發達的社會，經商造就了崛起的富裕平民，這造成不公平的階層固化的封建門閥社會（圓型社會）上下階層開始公平流動，如果宋朝沒有滅亡，繼續發展，商業金錢社會再前進一步，中國人的圓型思維很可能也將和日本、韓國一樣被瓦解，就會在宋朝出現中國民眾的直線思維，緊接着，民治民主社會也將成型。

出身農民的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之所以不願意承襲宋制，而是承襲元制，也在於其小農意識造成的自私的家族利益至上想法以及自我無法突破的圓型思維侷限性。

明朝後期，中國商業又開始發達起來，中國第二次出現金錢商業信用思維（真假思維）突破封建道德思維（封建善惡思維）框架，進一步過渡到民治民主思維（直線思維）的機會，不料草原文化的代表——滿清南下，又和當年的元朝一樣，為了維持異族統治，加強圓心統制，打斷了明朝後期直線思維發展的機會，中國從此又陷入到封建圓型思維中，無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