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台毒”的摩西！？_風聞

文/吳啓訥

台灣的縣市長選舉結束後，島內和大陸針對選舉結果出現了若干種解讀。台灣島內傳統上支持國民黨的部分選民，將這次民進黨的失敗，解讀為國民黨價值的復興，並樂觀預期兩岸關係回温，台灣經濟復甦。

大陸則有不少人抱着良好的願望和強烈的國家統一理念，認為以韓國瑜為代表的國民黨參選人的勝利，代表台獨觀念已經退潮，“台獨”政治勢力大勢已去，兩岸和平統一前景可期。

這其實是低估了當前島內“台獨”勢力的頑固性，以及對與“台獨”作鬥爭的複雜性。

壹

在樂觀看待兩岸和平統一的羣體中，有一部分人的認知基礎，是將黨名中仍保有“中國”二字的國民黨，當作那個“抱有拯救中國的動機”，在20世紀前半期與中國共產黨兩度合作的國民黨。

在長期研究台灣問題的學者看來，這種認知，顯然來自對1949年之後台灣歷史進程的陌生。

蔣介石統治台灣的大部分時期，之所以強調“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全中國的“法統”，其政治目的在於強化國民黨政權作為二戰戰勝國一方統治台灣的所謂“正當性”。

到了1970年代初期，國際和中國局勢的改變，使得國民黨政權面對的政治局面和政治需求隨之改變，為蔣經國提供了改變蔣介石版“一箇中國”政策的機會。

蔣經國在當時面臨的局勢是，台灣國民黨當局遭遇自失去大陸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外交危機，以及因石油危機所導致的經濟危機。這時 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隨即着手拋棄其父的“反攻大陸”政策，徹底轉到“革新保台”、拒絕統一的方向。

在經濟上，蔣經國推動包括鐵路、高速公路、國際機場、港口等在內的“十大建設”，展示放棄軍事“反攻”，發展台灣經濟的意志；在政治上，有意向島內和海外的台獨人士遞出橄欖枝，與他們建立了密切的互動。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美國對台“斷交、撤軍、廢約”，使台灣當局在國際上進一步被孤立。鄧小平宣佈“台灣歸回祖國”是20世紀80年代三大任務之一，要求美國對台灣當局施壓，逼蔣經國上談判桌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

對此，蔣經國明確宣示對大陸採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政策，拒絕廖承志訪台，並於1986年的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政治革新”案，意在掃除仍保持“光復大陸”主張的國民黨元老派勢力。

後來被蔣經國選定的接班人的李登輝曾評價説，“經國先生如同舊約中的摩西，帶領族人要渡過約旦河，不幸在摩押平原去世。但他的精神已灌注給繼承人喬舒亞，喬舒亞奮鬥不懈，終帶領族人平安渡過約旦河，到迦南之地”。

從蔣經國的初衷看，李登輝並沒有背叛自己，相反，李忠實地延續了蔣經國的政治路線。

蔣經國（左）與李登輝（右）

如果説，蔣介石的“一箇中國”政策本身，是一個在法律上承認中國主權不可分割，但在政治現實中與大陸對抗的政策；那麼，蔣經國的“一箇中國”論述就已經發生質變，從政治現實和法律層面向台灣的拒統勢力和台獨勢力提供了政治基礎。

1987年3月，蔣經國廢除戡亂法，讓主張台灣從法理上與中國分離的反對黨合法化，並藉由“開放黨禁”、“開放報禁”、終結了“國會”原本保留代表大陸各地議員（立法委員、國民大會代表）的制度，改由台灣地區直接選出，挾“民意”，以“民主化”的名義抗拒中國統一的趨勢。

1987年11月，蔣經國指示馬英九，查清1949年遷台時，是否曾聲明繼續代表整個中國？馬英九查明後報告，沒有聲明“國會”將繼續代表中國大陸各省份。蔣經國便作出結論：“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中華民國的法統；依照憲法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就可以代表中華民國法統，不必設大陸代表了”。

在此，“中華民國”概念的內涵已被蔣經國置換為“台灣”。

貳

與基於仇中情感而厭惡蔣家的“情感台獨”人士不同，“台獨”的“理論家”們高度評價蔣經國的舉動。他們認為，從堅持“反攻大陸的外來政權”到“革新保台”的台灣主體，是蔣經國深思熟慮的戰略部署。

為此，他們提供了一項難以反駁的證據：早在1981年，李潔明（James R. Lilley）離開華盛頓到台北出任美國在台協會處長之前，蔣經國曾委託一位代表告知自己的四點計劃：

第一，民主化，全面選舉中央民意代表（意指僅從台灣選出）；第二，台灣化，台灣人將全面出任要職；第三，大幅提升國民所得和生活水平；第四，與中國發展工作關係。

在此，蔣經國的邏輯十分清楚：既然反攻大陸已不可能，也就不可能以大陸為國家、以大陸人為國民；只能以台灣為國家，以台灣人為國民。這樣，國民無論從哪裏來，都是台灣人，只需國家認同，無分省籍、族羣。所以蔣經國是“終結外來政權，認同台灣主體、台灣主權的第一個新台灣人”，他完成了“從外來政權到台灣主體”的根本轉變，對於“台獨”建國，功莫大焉。

從國民黨的角度，將中國光復台灣的民族功績論述轉變為“外來政權”的“原罪”、贖罪論述；從台灣當局的角度，刻意將1952年國民黨台灣當局與日本間簽訂的“中日和約”（即“台北和約”）當作確定“中華民國”統治台灣合法性與確定“中華民國”國土範圍僅限於台灣的法律文件。

從這個角度看，國民黨雖然堅持“中華民國”的稱號，但抽換了“中華民國”的內容，這樣的“中華民國”除了招牌以外，與“台獨”的內容已不存在根本差異；甚至，這一招牌為“台獨”提供了整個“國家”政權的骨架，並且成為“台獨”的保護傘。

“台獨”政治勢力的菁英們對此心知肚明，他們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就是明確宣示借用“中華民國”招牌推行“台獨”內容的文件。換句話説，台灣實際上已不存在“統”、“獨”之爭，只有國民黨的單向台灣化，而沒有曾被殖民化的台灣和台灣人的去殖民化、再中國化。

所以，隨着國民黨的台灣化，“台獨”擴大成為掛着兩種招牌的島內政治勢力共同抗拒中國統一的政治傾向。

叁

誤讀台灣這次選舉結果的，當然不止大陸民眾。台灣島內傳統上支持國民黨的部分選民認為選舉結果是對民進黨兩岸政策的否定，並樂觀預期兩岸關係回温後，台灣經濟將快速復甦。

產生這種誤讀的原因，在於未能認識到目前台灣社會根深蒂固的結構性變化，而這種變化將不可避免地呈現在大陸面前。

過去40多年間，台灣社會在政治定位、國家認同、意識形態、經濟和文化幾個方面發生了巨大變化，從蔣經國與“台獨”政治勢力發展出妥協和合作的互動模式開始，競逐台灣權力的政治勢力即已確定將台灣的利益與中華民族利益切割開來的方向，遂使得上述變化難以逆轉地發展成為結構性的變化。

在戰略的結構方面，冷戰時期，蔣介石統治台灣背後的政治靠山就是美國；當蔣經國將台灣前途與中國前途切割開來之後，國民黨與民進黨更同時需要依賴美國的支持。兩個政黨都奉美國為上國，無論他們是在情感上仍承認自己是文化的中國人，還是奉行媚日再殖民化政策，都要在美國亞洲戰略的大架構下與美、日建立戰略關係。

國民黨內的政治人物洪秀柱一旦主張不必唯美國馬首是瞻，立即喪失了黨內的多數支持。這次縣市長選舉之後，國民黨籍立法委員江啓臣就特別澄清，“那種認為台灣人在政治上倒向中國的看法並不正確，相反，台灣人對台海關係越來越謹慎和實際”。

無獨有偶，擔任民進黨當局陸委會副主委的邱垂正也向美國人表示，“這次選舉結果與兩岸政策沒有直接關聯，不存在親中不親中的問題”。

此外，蔣經國欲切割台灣前途與中國前途，處在歷史的轉折點上的台灣，自然做出轉向西式政治制度的選擇，此舉決定了30年來台灣政治、經濟的大勢。

台灣經濟本來就存在基因缺陷，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被日本定位為農業、製糖基地，工業發展相當有限。1970年代後的台灣“經濟奇蹟”，源於搭上冷戰時期美國所主導的經濟戰車，即資本主義擴張的順風車，以低價勞工從事代工。

即使是這一點成就，也應歸功於蔣介石執政時期的規劃。蔣介石去世後，台灣的發展面臨幾種前途的抉擇，包括參考在經濟型態上與台灣類似的新加坡、韓國的發展模式，以及引進西式民主制度，向殖民時代形成的親日地方勢力妥協，借重其反中本能和力量的模式。

然而，蔣經國選擇了他所認定的“民主化”、“本土化”道路，造成後來台灣政治混亂、認同分裂、行政效能不彰，無法做出前瞻性經濟、產業規劃，而致產業無法升級，傳統經濟萎縮、出口難以成長的困境。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台灣業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而且，現在愈發顯現出的一個問題是，台灣在搭不上美國經濟列車的情形下，唯一出路是從大陸獲得經濟動能。

在國家認同方面，蔣經國的繼承人李登輝和民進黨近30年在文化、教育上全面而深入地推行“去中國化”、再殖民化措施；在價值觀念和政策取向上全面西化，在對內對外政治上全面依附美國、對抗大陸；在法律、政治體制上與大陸切割，全方位地構築“法理台獨”的基礎。

藉由在政治制度和政治實踐上全面推行投票選舉，不斷建構和確認選民的“國家”意識、國民意識。這一系列舉措，在極大程度上重塑了台灣人的身份認同。

因此，佔島內人口絕大多數，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或是“文化上的中國人”而不是“政治上的中國人”的人，絕不拒絕從大陸獲得經濟利益，但不會因此改變身份的認同。

吳啓訥先生是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文章由胡一刀改編。

（文章圖片來源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