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警惕西方勢力借金融手段對我國實施意識形態滲透_風聞

高度警惕西方勢力借金融手段對我國實施意識形態滲透

分享到：    時間：2018-12-24 18:57•來源： 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作者：  鍾瑛 •瀏覽：28評論：0字號： 大 中 小意識形態安全關係國家的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是影響國家利益的靈魂要素。我國的國家利益與政治安全面臨的最大外部威脅是西方意識形態滲透，金融手段是西方勢力干涉別國內政的重要伎倆，金融領域已成為新時代中國維護核心價值安全、保障國家安全的新戰場。我們必須增強政治敏鋭力和政治鑑別力，高度警惕西方勢力借金融手段實施意識形態滲透，以習近平“總體國家安全觀”系統思想為引領，樹立總體金融安全觀，積極防禦，主動出擊，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

意識形態是價值觀的知識與觀念基礎，維繫着國家和民族的靈魂，統率着全體社會民眾整體行為的一致性，是實現國家利益重要的精神凝聚力。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能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頁。當今世界並不缺乏因意識形態失守最終導致亡黨亡國的典型案例，如蘇聯；再如，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西方勢力結合金融手段在中東歐一些國家策動的“顏色革命”，這些法治無力、政府治理能力明顯不足的國家，被強行推行所謂的“西式民主”，最終導致核心價值觀混亂、政權倒台。金融已然成為西方勢力干涉別國內政的一項重要手段。由此可見，金融與國家安全休慼相關。在當前，中國正處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時期，面臨複雜多變的安全和發展環境，發揮金融的安全效應，以金融維護意識形態和文化安全，以金融促進文明交融，造福民族、國家乃至全人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項關鍵命題，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金融是西方國家維護自身國家安全與干涉別國內政的重要手段國家安全是以國家利益為核心、以核心價值為靈魂的複雜系統。一國的核心價值與軍事國防、政治社會、經濟金融、科學技術、生態資源共同構成了國家安全系統的重要內容。縱觀國際社會，金融已然突破單純經濟工具的角色，成為現代國家治理和國際競爭的重要手段，以金融手段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一直廣泛存在。以美國為例，金融手段作為西方勢力維護自身國家安全與干涉別國內政的重要伎倆，從以下幾方面可窺見一斑。

第一，金融是西方國家實現自身國家安全利益最大化的關鍵手段。美國就是以金融手段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最典型的案例。長期以來，美國憑藉其金融市場的避風港地位和美元的霸權地位，向全球兜售了大量的美國國債，使很多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國家陷入了對美國輸出廉價商品、在美國投資回報卻很低的“斯蒂格利茨怪圈”“斯蒂格利茨怪圈”是由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提出的關於亞洲國家和美國之間資本流動的奇特現象。這種現象主要表現為：亞洲國家將本國企業的貿易盈餘轉變成官方外匯儲備，並通過購買收益率很低的美國國債投資到美國資本市場；美國在貿易逆差的情況下大規模接受這些“亞洲美元”，然後又以證券組合投資、對沖基金等形式將這些亞洲美元投資在以亞洲為代表的高成長新興市場獲取高額回報。也就是説，亞洲國家資金流入美國獲得低收益，美國資金流入亞洲國家獲得高收益，這是亞洲國家和美國雙方投資收益的不對稱現象。，從而最大化美國自身利益。與此同時，美國利用全球金融清算系統、互聯網企業以及“稜鏡計劃”等項目全面監控全球金融數據與相關信息，其目的就是為了維護美國自身利益和壟斷掌控全球金融信息資源。美國利用多維度金融數據，不僅為維護美國國家安全提供關鍵信息，而且已然成為世界各國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

第二，金融是西方國家調整資源配置和保障國家安全系統穩定運行的關鍵環節。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制定過程中，如何運用好經濟與金融手段協調資源配置，通過金融支持國家安全系統的資金供給、人才供給、產品供給乃至文化供給等，增強國家安全的“硬實力”與“軟實力”，正是其戰略佈局的關鍵環節。作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始作俑者的美國，通過國家安全戰略與金融手段的密切配合，成功地向全世界輸出價值判斷，集全球之力助其渡過危機難關，同時綜合運用金融、外交、國防、情報、科技和其他方面的優勢，極力維護美國國家安全，最大化國家利益。在全球其他經濟體仍處於錯綜複雜的復甦環境、下行風險相對嚴峻之際，美國憑藉其強大的國家安全戰略體系，在錯綜複雜的金融後危機時代率先回到強勢復甦通道。

第三，多元化融資體系是西方國家為維護自身國家安全輸送資金支持的關鍵要素。美國在建構國家安全體系的過程中均充分運用了包括銀行信貸、財政資金、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等多元化的融資渠道，打造了在國防軍工產業、高新科技產業以及文化產業等方面的世界領先優勢。可以窺見，作為全球軍事強國，美國除了通過高居全球榜首的國防預算支持軍事力量建設外，其華爾街財團以及風險投資基金同樣也是國防軍工業的重要資金來源，尤其是為美國國防科技實力的不斷鞏固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金融資本支持下，以好萊塢為代表的文化產業融入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運行軌道，在提升美國文化軟實力的同時，還為其對外文化擴張與滲透提供平台。其中，美林銀行、普羅維登斯資本、得克薩斯太平洋集團、帝傑商業銀行等就是最早一批金融資本支持者。高盛集團等著名華爾街金融機構也緊隨其後加入支持美國文化產業的行列。

第四，多層次金融創新是西方國家提升自身國家安全系統運行效率的關鍵途徑。在盈利動機的驅使下，美國可謂是當前全球金融創新的引領者。美國金融創新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既包括信息技術主導下的金融技術創新、多元化的金融產品創新，同時也包括金融市場、金融企業的創新。多層次、多領域的金融創新不僅是優化資源配置效率的關鍵，更是提升國家安全各項子系統運行效率的重要途徑。雖然當初的國際金融風險在很大程度上源於美國的金融創新脱離實體經濟以及衍生工具的過度使用，但金融創新的風險分散功能也讓美國國內的次貸危機在全球範圍內得到稀釋，從而為美國在短短的幾年之內走出危機、實現有效復甦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五，金融手段成為西方勢力干涉別國內政的重要伎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站在所謂的“普世民主”高度，結合各種金融手段開展價值觀滲透，干涉別國政權。一是通過金融手段營造“內憂外患”，策動“顏色革命”。在21世紀初中東歐的案例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一方面借力金融非政府組織對目標國家的知識分子、媒體等進行思想滲透和改造；另一方面以金融威脅、資金控制等技術手段扼住目標國家的經濟命脈，倒逼其接受意識形態滲透。在格魯吉亞“玫瑰革命”、烏克蘭“橙色革命”、吉爾吉斯斯坦“鬱金香革命”爆發前後，均能看到西方金融基金會的身影。二是憑藉金融控制力脅迫軍政“反水”，加速目標國家政權倒台。在2010年“阿拉伯之春”和烏克蘭“二次革命”的關鍵時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利用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霸權地位和領先科技優勢形成較強的控制力，壟斷金融信息資源，詳細掌握他國關鍵人員的情報，通過“凍結官員海外資產”等手段，脅迫目標國家專政機器“倒戈”，不費一兵一卒顛覆政權，從而扶持親美親西方勢力上台。

綜上所述，在當今的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金融的力量無處不在，金融並非無色地帶，而是天生就有價值取向，從來都是為政治目的服務的。當代世界發展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碳排放、“顏色革命”、伊朗核問題、科技革命等背後，都可以看到金融的影子。由此，我們應從更高維度來認識鄧小平關於“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盤皆活”《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頁。這一重要論斷。也就是説，金融如果搞好了，經濟社會發展全局都將被激活，國家安全全局都將有保障。反之，金融如果搞不好，可能一招不慎，滿盤皆輸。金融能夠以其功能助力國家發展，也能夠以其風險危害國家安全。當今時代，金融對於國家安全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金融安全本身，還事關國家安全全局。

二、西方勢力借金融手段對我國實施意識形態滲透在國家安全系統中，核心價值的安全涉及意識形態層面，關注文化傳承與社會“最大公約數”是國家安全的靈魂精髓。意識形態作為國家政治穩定、社會安定的重要影響因素，其在國家安全中的關鍵地位毋庸置疑。正因為認識到意識形態安全的重要性，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在這一領域進行了曠日持久的尖鋭鬥爭。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鬥爭不僅沒有結束反而變得更加複雜、激烈。21世紀初，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相繼發生的“顏色革命”，就是在西方勢力支持下進行的一種更為隱蔽的意識形態鬥爭，鬥爭的激烈程度、複雜性與冷戰時期相比猶有過之。

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中國經濟迅速崛起、實力不斷壯大，引起西方勢力的憂慮。近年來，個別西方國家如美國更是將中國視作其霸權地位的最大挑戰者，藉助金融手段在中國實施價值觀滲透，使我國的國家安全面臨着嚴峻的挑戰。

第一，西方勢力作為幕後金主資助國內個別非政府組織（NGO），以潛移默化的“和平手段”進行西方意識形態滲透，企圖策動民粹主義抬頭，動搖國內民眾的思想觀念和價值信仰。西方意識形態滲透主要通過西方國家本國政府機構、國際非政府組織、受援國本土非政府組織三類組織進行運作，其中，西方國家本國政府機構或具有官方背景的本國非政府組織充當幕後總指揮。例如，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是承擔美國大部分對外非軍事援助的聯邦政府機構，其觸角遍佈全球的各個角落，世界190多個國家和地區幾乎都有它們的身影。改革開放以來，國際非政府組織大量進入中國，在我國國內長期活動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和開展短期合作項目的組織多達數千個。雖然這些組織對於我國的科技、民生、公益事業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同時也不能忽視，在我國活動的數千家境外非政府組織中，有西方勢力政治滲透背景的多達數百家。一些組織以慈善、公益、學術等面目出現，暗地裏卻從事各種滲透活動。某些國際金融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以及互聯網金融平台以“金融自由化”的名義，培植所謂的“金融民主”，企圖打造從內部衝擊我國意識形態的力量。例如，某著名國際金融基金會曾於20世紀80年代籌建中國分部，複製匈牙利搞基金會的模式，成立“改革開放基金會”，每年出資百萬美元，以資助中國改革開放學習研究和赴美學術交流人員，培養所謂的自由金融專家，為其“金融民主化”代言。唐勇、常喆等：《推動“顏色革命”索羅斯基金會滲透全球》，《環球時報》2005年4月18日。在中國採取限制措施後，近年來改以更為隱蔽的方式，以“扶持醫療、教育和改革研究”等為幌子變相資助“金融自由派”。同時，還通過小額貸款、金融資助等方式對普通民眾進行滲透、教化甚至組織利用，激發底層民眾的反政府和反社會情緒。以金錢利益手段拉攏扶持各種違法勢力，並企圖借用個別宗教力量培植戰略內應，誘導不明真相的學生、羣眾製造羣體性事件。此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還通過建立龐大的研究中心如“蘭德公司”，利用各種學術機構、組織等召開學術研討會、國際會議以及交流活動，極力推銷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美國國內的眾多研究機構，參與有關民主滲透戰略和手段的研究及教學工作，如美國的一些大學研究中心、智庫等由美國政府提供專項資金的科研機構，對美國對外民主滲透政策和執行方式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可以説，西方敵對勢力從未停止過對中國實施“西化”和“分化”等滲透行徑，打着“自由”、“民主”、“人權”的旗號干涉我國內政。

第二，西方勢力通過培植利益代言人，在我國金融改革關鍵領域大肆宣揚“西方自由化”思想，鼓吹金融自由化、利率自由化、資本自由化，企圖混亂我國金融改革的頂層設計思維。新自由主義是當代西方經濟理論中主張市場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潮，它極力宣揚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鼓吹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新自由主義掌門人、美國經濟學家弗裏德曼的“貨幣主義”，其宗旨就是反對國家干預經濟，反對政府對金融市場的管制，主張金融自由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之所以主張金融自由化，是因為金融自由化會給美元霸權帶來巨大的利益，由此主張自由市場原則。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在我國較大規模地傳播和討論，始於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一些自由派學者甚至成為“西方自由化”思想的理論代言人。他們在理論層面推行以西方中心主義為基礎的人文、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宣揚西方社會制度和價值觀。新自由主義的傳播已經在我國經濟領域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這種西方自由化錯誤思想的長期潛移默化，給我國金融發展帶來的影響就是金融漸失有效監管。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我國自2010年以來，金融投資年均增速高達30%以上，遠超GDP增速。而與此同時，我國實體經濟嚴重失血，發展困難重重。大量資金為股市、樓市和債市提高“配資”充當槓桿資金，金融投資和實業投資此消彼長，造成資金脱實向虛。其原因就在於：一是近年來金融投資門檻越來越低，越來越“自由”，導致我國金融投資不斷趨向短期化與投機化，越來越不適應實體經濟發展的需求；二是近年來金融投資者在監管真空下對暴利的貪慾日益惡性膨脹，引發了我國金融市場極度的浮躁，“槓桿股市”和“槓桿債市”更是加重了對實體經濟的破壞。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恣意蔓延中，我們看到的是“拉美陷阱”的前車之鑑“拉美陷阱”，也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20世紀70年代，拉美一些國家，如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等國，在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之前曾出現過一段發展較快時期。但是，當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後，收入分配差距兩極分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弱勢羣體增多，城鄉差距擴大，失業率居高不下，大多數人享受不到現代化發展的成果，社會陷入動盪，政局不穩，經濟增長持續低迷。“拉美陷阱”的典型表現是城市化畸形發展。由於缺乏規劃，當農村人口短時間內快速流入城市時，城市沒有足夠的能力為迅速增加的外來人口解決住房和基本服務問題（如醫療衞生、文化教育、電力供應、給排水等），造成城市化過程的混亂。來到城市的大批農民，由於不能得到充分就業，收入水平低，逐漸成為城市的邊緣羣體，通常被迫在環境較差的地方建立住所，形成城市貧民窟。隨之而來的是犯罪活動、暴力活動和各種騷亂事件時常出現，治安狀況差，社會環境惡化。如今，幾十年過去，拉美大部分國家人均GDP還在1000~3000美元間徘徊，如同掉進陷阱中爬不出來，故稱這種經濟現象為“拉美陷阱”。，是拉美國家的貧困加劇、環境惡化、犯罪率不斷升高。可見，新自由主義並不是西方民主、自由的體現，更不是西方發達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一劑良藥，而是其意識形態的擴張與滲透，是其企圖壓制發展中國家的工具。

第三，西方勢力利用金融資本借網絡手段鼓吹各種極端價值觀念，企圖影響人們的價值判斷和行為選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憑藉其強大的經濟、科技優勢，在電腦硬軟件以及互聯網技術上處於絕對霸主地位。西方發達國家的這種“信息強勢”和“網絡霸主”地位，造成了全世界信息傳播與管理的極大不平等，這使得西方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在全球無孔不入，給人們尤其是青年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帶來了巨大的衝擊。隨着全球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近些年來，美國政府高度重視運用現代信息網絡技術加強對外意識形態滲透。西方勢力以互聯網絡為媒介頻頻向我國境內發送垃圾政治郵件、“翻牆”軟件、散佈虛假信息蠱惑人心和煽動鬧事，等等。某些西方勢力還將自己的主流價值觀念、對華意識形態偏見刻意滲透進網絡遊戲中。在網絡虛擬空間裏，極端個人主義、功利主義、享樂主義等思想的傳播十分迅猛，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的價值判斷和行為選擇，集體主義和理想主義變得淡薄脆弱，社會主義民族傳統文化、價值觀念受到嚴重衝擊。在金融資本的支持下，國外敵對勢力與國內違法組織利用信息網絡作為思想文化集散地和社會輿論放大器功能，極力鼓吹各種極端價值觀念，直接衝擊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質疑中國的社會主義方向，將之歪曲為“國家資本主義”、“新官僚資本主義”等。在輿論上刻意惡化國有經濟、國有金融機構與普通民眾的關係，醜化甚至惡意攻擊黨的領導。開展新媒體意識形態入侵，與我國主流媒體爭奪虛擬空間話語權，衝擊我國思想文化陣地。尤其是利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轉型期出現的一些問題和迷茫情緒，大肆宣傳所謂的“普世民主”、自由、人權價值觀等，在經濟尤其是金融領域推動民粹主義抬頭，鼓動“劫富濟窮”仇富思想。以歷史虛無主義形式否定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的偉大功績，抹黑中國共產黨執政現狀，企圖瓦解黨的執政基礎，引發社會羣體性事件，妄圖以所謂的“民主”倒逼政府、以所謂的“民意”綁架國家。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當今世界網絡信息技術高速發展對中國傳統意識形態的維護方式帶來巨大挑戰，互聯網絡已成為西方敵對勢力向我國進行思想滲透的重要渠道。

第四，西方勢力利用金融資本對我國強勢開展文化輸出與價值觀滲透，推行文化霸權主義，並鼓吹“中國威脅論”，企圖惡化我國文化安全外部環境。長期以來，西方勢力以“大眾文化”消費為內容進行意識形態隱蔽滲透，在全球推銷西方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在審美情趣、消費心理和價值觀念等方面誘導我國人民尤其是青年人向西方看齊，侵蝕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社會教化功能。西方勢力還利用新自由主義論、文明衝突論、新帝國主義論、中國威脅論、消費主義論等西方思潮，對我國意識形態進行文化滲透，從而削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力。主要滲透方式表現為，一是藉助網絡及電影電視等其他傳播媒介，通過文化交流、高層論壇、學術研討等方式實行文化滲透；二是以新式的宗教滲透作為對華文化滲透的有效手段。這些滲透手段嚴重威脅我國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和民族傳統文化，我們對此必須高度警惕。楊露露、湯先萍：《近年來國內關於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研究綜述》，《大慶社會科學》2016年第2期。同時我們也要看到，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霸權主義主要針對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好萊塢就是美國金融資本支持文化價值觀輸出的典型例子，在美國政府的有意引導下，2004年來自華爾街的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正式進入好萊塢。在華爾街資本的大力支持下，好萊塢文化產業吸引了全球電影精英人才，同時也融入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運行軌道，為文化擴張與滲透提供平台，企圖藉此進行文化價值觀輸出。在亞洲區域，日本構建了以財政資金、民間資金、銀行低息貸款為核心的多元化投融資體系，支持動漫等文化產業發展，試圖以所謂的“酷文化”輸出為捷徑加入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霸權”體系，威脅中國的文化安全。在通過各種方式進行文化侵蝕與價值觀滲透的同時，西方勢力大肆宣揚所謂的“文明衝突論”“文明衝突論”的提出者是美國哈佛大學亨廷頓，他認為：“在後冷戰時代的新世界中，衝突的根源主要將是文化而不是意識形態和經濟”。他甚至認為，作為儒教文明發源地的中國，未來將成為美國文明、西方文明所面臨的最大威脅之一。見Samuel 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d Order，Simon & Schuster Press，1996。和“中國威脅論”，企圖通過國際輿論的外部壓力衝擊中國文化安全。近年來，眾多宣揚“中國威脅論”的書籍在西方勢力的支持下大肆流傳，離間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友好關係，製造地區緊張氣氛，惡化中國文化安全外部環境，遏制中國的發展勢頭。

總之，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鬥爭更加隱蔽、更為複雜，意識形態較量正在從高政治領域向低政治空間延伸。對於一國而言，意識形態是國家制度體系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具有強烈價值傾向的信仰體系，能夠成為凝聚社會資源、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動力。而相應地，一旦意識形態崩潰，可能會帶來比經濟、政治方面的崩潰更為嚴重的後果，甚至導致亡黨亡國。在此背景下，金融已經成為新時代中國維護核心價值安全、保障國家安全的新戰場。

三、樹立總體金融安全觀積極應對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在當前中國經濟社會正在進行全方位轉型之際，隨着利益格局不斷調整，新興科技進步飛速，社會環境的日趨複雜性使得意識形態領域鬥爭更加多變。尤為重要的是，防範外部意識形態滲透是維護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安全和政權安全的關鍵，是保持我國社會主義江山不變色的根本前提。近些年來，西方勢力策動“顏色革命”的手法不斷更新，同時，借金融之力將意識形態滲透引向我國經濟社會各個領域。因此，積極應對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帶來的挑戰是保障我國國家安全的首要任務。

2013年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系統思想，對我國國家安全進行了明確詳盡的解讀，提出了集政治、國土、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科技、信息、生態、資源、核安全等於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體現了當前我國的國家核心利益訴求。2015年頒佈的《國家安全法》進一步明確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構建國家安全體系，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2017年中共十九大將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納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並寫入黨章。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系統思想，準確把握了當前國家安全形勢變化的新特點和新趨勢，構建了國家安全的豐富內涵，既涉及相對於外部主體的主權利益、保障國家領土不受侵犯、意識形態不被顛覆、經濟發展不受制約、社會文化不受侵蝕，同時也關注內部最廣大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需要，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實現經濟社會穩定、和諧、可持續發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十講》，學習出版社2018年版，第252～260頁。

由此，圍繞國家利益這個核心，積極主動防禦西方意識形態滲透，需要在習近平“總體國家安全觀”系統思想的引領下，樹立總體金融安全觀。金融，不僅僅是國家安全的一個子系統，更是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核心命題。

——樹立張弛有度的戰略思維，有效規範和管理金融非政府組織。鑑於金融非政府組織在社會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合理性，尤其是在服務貧困羣體、致力社會公益等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因此，不能一刀切，全部否定，而應因勢利導、嚴格監管，特別是對境外金融非政府組織應以張弛有度的戰略思維有效規範和管理。一要嚴格限制，堅決盯住境外違法或別有用心的金融非政府組織。認清一些國際金融基金會等西方意識形態滲透老手打着合作交流、資助科研、獨立媒體等幌子進行思想滲透的實質，嚴格限制落地我國境內。二要嚴定禁區，在放行合法金融非政府組織的同時，嚴格劃定相應活動禁區。對金融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活動範圍和行為設立負面清單，嚴禁竊取金融核心數據、煽動民意、支持“街頭革命”等各類危害我國國家安全的行為。三要嚴密監控，密切監督金融非政府組織資金流動，有的放矢，切實強化對一切境外金融非政府組織的監管，隨時掌握其異常資金流向，及時切斷其資金非法流動。

——樹立適時應變的金融底線思維、危機思維，增強意識形態反滲透免疫力。雖然我國改革開放40年來積累的雄厚外匯儲備和持續穩健的經濟增長，為中國經濟進一步崛起和成為金融強國打下堅實的戰略基礎。然而，當前國際形勢也更趨複雜化，經濟金融博弈日漸激烈，需要以適時應變的底線思維和危機思維應對境外敵對勢力的西方意識形態滲透。一是應加強外匯儲備利用的頂層設計，改變央行一家獨管的長期局面，設立專業化機構，制定國家外匯多元化運用戰略，對外匯儲備的用途進行籌劃、管理、操作，實施不同的投資策略。二是將增持黃金作為國家金融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黃金儲備，不能根據黃金的一時漲跌放緩增持的節奏，而是要有戰略儲備的意識和規劃。三是大力建設以國家銀行為主體的現代化金融體系，用充足的信貸增長牢牢守住經濟增長底線，防止經濟過快下滑引發的社會不穩定。四是果斷有力加強金融海外反腐的配套措施，借鑑俄羅斯的海外反腐成功經驗俄羅斯為防範“顏色革命”，對政府官員的海外資產進行嚴格限制，通過立法禁止各級公務人員、軍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擁有海外賬户，禁止其在國外擁有或購置不動產，禁止其購買或持有外國公司的有價證券。此舉在俄羅斯應對烏克蘭問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防止政府部門關鍵人員在關鍵時刻出現不穩定，危害國家利益。，在政府官員海外賬户、親屬海外經商等方面嚴肅紀律，以反腐的雷霆之力夯實底氣，堅決維護國家利益。

——樹立正確財富觀的理性思維，遏制金融“民粹主義”蔓延。要在全社會倡導客觀公正的財富觀，即個人財富只要是合法獲得的，都是社會進步的強力支撐、社會福祉的強力支撐，是國家發展的基礎。一是要倡導社會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財富觀，在照顧廣大人民福利的同時，承認勞動創造價值的差別性，保護和鼓勵個人財富的合法積累，尊重個人財產的私有權。二是要明確實體經濟是國家經濟的基礎，是社會財富積累的根本，金融機構必須要堅定加大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大力支持企業發展壯大，提升核心競爭力。三是要推進金融與文化產業融合，運用金融資本大力支持符合時代特徵的新型主流媒體發展，特別是做大做強具有影響力的網絡新型主流媒體，通過金融為傳播理性聲音提供資本支持，打造應對“文化霸權”的文化軟實力。四是要優化財政金融政策組合，建立科學的財政金融風險隔離機制，切斷財政金融風險傳導路徑，維護財政金融穩定，同時強化財政金融體系穩定重大問題磋商機制，凸顯金融政策透明度，以開放的金融思維遏制狹隘的“民粹主義”恣意蔓延。

——樹立為政治大局服務的金融強國思維，獲得國際舞台戰略主動權。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我們應積極有為，確立為政治大局服務的金融強國思維，把握並利用國際規則，蹄疾步穩主動參與全球經濟秩序重建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只有這樣才能將國際格局演化和規則更新導向更有利於中國的方向。從當前看，充分發揮“一帶一路”倡議的建設推動作用，用好、用活金融手段，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更大範圍、更深層次的國際合作共贏，是我國在國際舞台獲得戰略主動的重大契機。一是在金融服務“一帶一路”的同時，更要積極發揮其經驗引領、專業引領、模式引領與戰略引領的作用，成為“中國夢”逐夢的急先鋒和圓夢的主心骨。二是在推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過程中，集中金融力量、運用金融產品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用金融機構的商業化運作將“一帶一路”倡議切實貫徹落實到位。三是以合作共贏為最終目標，通過金融手段實現國際合作各方利益與機會共享，促進我國經濟實力在國際舞台上轉化為政治影響力，參與甚至主導區域規則制定，通過亞洲基礎設施銀行（亞投行，AIIB）、絲路基金等加強多邊合作，謀求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共同發展。

總而言之，意識形態安全關係國家政治穩定、社會安定，是影響國家利益的靈魂要素。從當前國內外形勢看，我國的國家利益與政治安全面臨的最大外部威脅就是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因此，需要我們迅速提高政治敏鋭力和政治鑑別力，高度警惕西方勢力借金融手段實施意識形態滲透。以習近平“總體國家安全觀”系統思想為引領，樹立總體金融安全觀，積極防禦，主動出擊，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從我國現階段的發展看，以金融為核心，引領社會、經濟、政治、外交、文化全面發展，有利於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增強維護意識形態安全的綜合實力。充分發揮金融的安全效應，對於鞏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觀念基礎、防範外部意識形態滲透至關重要。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本文原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10期。授權察網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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