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苦難是苦難，許多人的苦難只是數字_風聞

轉自神經現實

世界上許多最大、最難解決的問題都牽繫萬千民眾。全球難民危機中，目前有6800萬人流離失所，創歷史新高。每年仍有100萬人死於瘧疾。目前，在也門，一場饑荒已經導致1400萬人瀕臨餓死。我們總是希望如此規模的悲劇能得到與之相匹配的洶湧蔓延的同情和善意的行動。不幸的是，人類的心理並非如此。**大規模的苦難不會放大我們的擔憂或同情。它們只會麻痹我們。**想想這些數字。你能想象100萬人嗎？説真的，設想一下。當我們看到一個生命，我們可以想象它的希望和痛苦。我們可以理解這個生命的生活經歷中有無數的複雜性。但100萬人呢？6800萬人呢？你無法想象。這些數字感覺像是一個抽象概念。當數字大到超過了人類能夠關愛和關注的災難人數極限時，就會出現一種狡黠得令人憤怒的悖論。這就是精神麻木，它是指隨着苦難中受害者人數的增加，我們的同情心以及我們幫助他人的意願，必然會下降。即使受害者人數從一人增加到兩人，這種情況也會發生。**精神麻木意味着人類同情心的回報在遞減。**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尤其是在像週二回饋日這樣的日子裏，許多慈善機構會為陷入困境的數百萬人做募捐宣傳。研究表明，慈善機構需要突出個人的故事，引起人們的關心。雖然精神麻木似乎是人類心理的一個穩定組成部分，但要知道，總有辦法克服它，總有辦法讓我們與數百萬需要幫助的人建立聯繫。

精神麻木及其解釋

我們對精神麻木的瞭解大多來自美國俄勒岡大學心理學家保羅·斯洛維奇（Paul Slovic），他幾十年來一直在研究情緒與決策之間的交集。我經常報道政治心理學。在與科學家的交談中，我經常問：“什麼樣的研究能幫助你理解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答案往往涉及斯洛維奇關於為什麼我們對大規模苦難視而不見的研究——無論是世界難民危機，還是國內的醫療衞生難題。斯洛維奇的研究經常被許多試圖理解決策的心理學家引用。這是赤裸裸的真理。“個人的人生沒有永恆的價值。” 斯洛維奇2017年年告訴我，“在更大的苦難背景下，單個人的生命價值只會被削弱。” 斯洛維奇最近的一項研究非常簡單地證明了這一點。在實驗中，斯洛維奇和他的同事詢問參與者他們是否願意為困境兒童捐款。當實驗中的受害者人數從一人上升到兩人時，研究人員記錄到，參與者對孩子的同情減少了，對孩子的捐款也減少了。

在更大的苦難背景下，

單個人的生命價值只會被削弱

舉個例子。如果有人告訴你，你可以採取行動拯救難民營裏的4500人，你會怎麼想？聽起來不錯，對吧？你會成為英雄的。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拯救這麼多人並不會讓你感覺太好，你也不太可能這樣做。斯洛維奇説，在一項實驗中，“如果難民營裏有25萬人，人們不太可能去做能拯救4500條生命的事情，而如果難民營裏有1.1萬人，人們就更有可能去拯救那4500人”。被拯救的人數是一樣的。**但是在一個更大的苦難背景下，幫助那羣受害者給人的感覺反而沒有那麼好。**原因之一是：隨着苦難中受害者人數的增加，我們感到越來越無力提供幫助，所以我們關閉掉同情的開關。但這種無助是一種謊言。斯洛維奇提醒我們：“即使是部分領域的改善也能挽救生命。”槍支管制法律方面的微小改變可以救人一命，捐贈不值多少錢的蚊帳也可以拯救生命。即使你不能把一個人從困境中拯救出來，做點什麼來減輕他們的痛苦也會有所幫助。在麻木中掙扎是艱難的；這有悖於我們的直覺。

我們面對百萬人的困境麻木不仁，

但很快就對個人境遇產生共鳴

我們為什麼會這樣？當更多人陷入困境時，我們為什麼不能擴大和累積我們的同情心？答案基本上是，我們的大腦抗拒這種思維。斯洛維奇解釋説：“感覺系統並不會疊加。感覺是不能成倍增加的，它並不能做算術題。”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的前景理論中也有類似的概念：0美元和100美元之間的差距感覺上大於100美元和200美元之間的差距。差值仍然是100美元，但是人們會變得麻木。當數字從0開始，這種從無到有的差距能帶給你更大的衝擊。

**是啊，大腦無法想象數百萬人，但它確實擅長思考和關心個人的問題。**我們可以理解個人：這就是為什麼一個患病兒童的故事往往會比大眾的危機更讓我們關心。還記得查理·加爾（Charlie Gard）嗎？2017年，他11個月大，來自英國，患有一種罕見的致命疾病。美國國會的一些共和黨人想讓加德成為美國居民，這樣他就可以得到實驗性的治療。同樣是這些共和黨人，他們許多人投票贊成醫療衞生立法，而這項立法將使美國數百萬人失去醫療保障。那個男孩是個急症患者。**而數百萬人呢？只是一個抽象數字。**這是精神麻木研究的關鍵洞見：我們的感覺系統不做數學運算。“放在第一位的是：保護自己。然後是保護在我面前的人，”斯洛維奇説，“保護那些和我們相似的人，就在我們附近的人，最近遇到困難的人，諸如此類——當這些人處於危險中時，我們會產生強烈的情緒反應。”不僅如此，同理心往往是有偏倚的：我們往往更容易自動地對與我們相似的人產生同理心。

對單個受害者產生的同情

有可能轉移到更多人身上

有一些方法可以對抗精神麻木。慈善機構早就理解“可識別的受害者效應”，即單個受害者的形象比統計數字或一大羣人的故事更容易引起同理心。2015年，一名溺水的敍利亞難民男孩艾倫·庫爾迪（Alan Kurdi，他的名字也被報道為Aylan）的照片成為公眾輿論中關注敍利亞內戰的一個強大而悲劇性的焦點。這場內戰迄今已造成數十萬人死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

斯洛維奇在引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的一篇論文時表示，看到這張照片，“人們突然開始關心敍利亞戰爭和難民，而之前數十萬人死亡的統計數據並沒有讓他們注意到這些。”根據谷歌的搜索結果，對敍利亞戰爭的關注持續了大約一個月。

不僅僅是搜索關注。照片發佈後，幫扶敍利亞難民的慈善捐款也大幅增加。

“這些個人或照片的戲劇性故事給我們提供了一扇機會之窗，讓我們突然清醒過來，不再麻木，我們想做點什麼。” 斯洛維奇説，“如果人們發現能做點什麼，比如向紅十字會捐款，人們就會去做。但如果他們除了捐錢以外無能為力，那麼久而久之，精神麻木就會再次發生。”我們還可以做些別的事情：無論何時，只要我們能在一場巨大的苦難中強調人的個人遭遇和獨特的人性，就能讓民眾開始關注這個羣體。心理學家早就知道，短語的簡單變化可以改變我們的思維。2017年，心理學家庫爾特·格雷（Kurt Gray）和同事們嘗試了一種措辭上的微調，以增加公眾對他人的同情。這非常簡單：如果我們不強調“一羣人”，而是突出“羣體中的個體”，會怎麼樣？強調個人的經歷和人性是否足以促使人們對這個人的所感、所思和所為感同身受？這樣做是有效的。**強調個人的故事會讓參與者看到更多的人性。**這裏有一個簡單的教訓：説“敍利亞難民中的100人”可能比“100名敍利亞難民”更能引起情感共鳴。然而，如何激發人們的同情心仍然是慈善機構面臨的巨大挑戰。這個世界面臨的大問題總是涉及芸芸眾生，但我們天生在情感上只有能力關愛與個人維繫緊密的小羣體。“看看我們這個世界上存在的問題，”斯洛維奇説，“各種難題牽涉的人數都是如此之多。”世界上的大問題需要更多的關注。因此我們必須與精神麻木的傾向作鬥爭。

本賬號系網易新聞·網易號“各有態度”簽約賬號

翻譯：孫閏松

審校：亦蘭

編輯：EON

https://www.vox.com/future-perfect/2018/11/27/18103071/psychic-numbing-mass-suffering-psych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