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記商鞅的秦始皇 (下）_風聞

五

綜合整個“毋憂案”的所有相關信息，我們可以發現，“為屯”、“發屯”，是秦漢之際軍事體系裏非常重要的概念，這個“屯”字，或許正是我們解開一系列謎題的“鑰匙”。

見《漢書·百官公卿表》：

衞尉，秦官，掌宮門衞屯兵，有丞。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

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

看起來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職責，但卻能看出一些端倪，簡言之，中尉在京師的軍事任務是巡守類，而非屯守類，衞尉則是“掌宮門衞屯兵”，而郡尉則説的很清楚“典武職甲卒”。

實際上，中尉和郡尉本就是對稱“中外”的類似崗位，而商鞅變法時代**“中卒”的真正得名原因，應與“中都官”的“中”有關，即中都之卒，以區別於普通的“卒”**，其“已復”，也就不需要給縣裏的“卒更”之徭，而是給“中都”軍役，他的管理主官，就是邦尉—邦司馬—邦候系統，換言之，即進入中都系統的軍事編制。

只不過，隨着秦國的擴張，原本的“邦—縣”管理，擴充為“中都+郡—縣”管理，原本的“舉國中卒”，實際上變成了“內史中卒”，而郡的“中卒”則複製為郡的軍事力量，這時候，就需要進行區分和管理，雖然名稱仍為“中卒”，來源卻不僅限於“中都”。

這個過程的例證，即在於秦的“內史”地位的下降，根據前人學者基於兵器銘文的研究，秦國在商鞅變法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史”都是作為“副丞相”的角色而存在**（主管公家錢穀、主管內史地區的軍政、主管文書轉遞）**，這個角色，逐步下沉，剝離、分拆其的權力，直到西漢時代，內史變為京兆尹等完全的地方官員角色。

而最先剝離出來的，**應該就是“中卒”的統帥權，**即設置“中尉”。

中卒，即漢代的“正卒”****，包括材官引強、材官赾張和輕車士（輕車按照史料説法，也是車軾上架強弩，戰鬥技巧都一樣是“射”，只多了一個“御”），他們在商鞅變法之後，是秦軍出征的戰鬥力中堅，在平時，則迴歸本縣、道。

《漢官儀》**（李賢注《漢書》引用）**中記載：

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

也就是説，漢高祖“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裏的“材官”，實際上是有標準的，即武力值高的才能被選為“輕車、材官、騎士、樓船”，也就意味着秦國當年也可能是使用這個標準選拔的“中卒”，當然，最初還不包括騎士和樓船。

最重要的是：“各有員數”，也就是有編制定額，靠的是立秋後的課試分出的殿最。

再看《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雜抄》中的一條律文：

除士吏、發弩嗇夫不如律，及發弩射不中，尉貲二甲。發弩嗇夫射不中，貲二甲，免，嗇夫任之。

發弩，即材官，即引強、赾張，在《二年律令·秩律》中又有縣發弩，則説明，發弩的業務培訓和日常管理，是由“縣發弩（嗇夫）”負責，他的任命上級是“縣尉”。

此處“士吏”與“發弩嗇夫”並論，按照一般説法，士吏為秦漢低級武官，在《居延漢簡》中，士吏地位在候長之上，尉之下，在上述律文中，肯定看不到候長，但是有發弩嗇夫和發弩，而且分別有“射不中”的懲罰，説明，發弩嗇夫不等於發弩，也就意味着，發弩嗇夫管理“發弩”，而士吏則是和發弩嗇夫並列的縣“武職官”。

縣一級是固定的，上面的政區，卻有內史和郡兩種，但《二年律令·秩律》中，兵種管理的“令”，內史和郡又基本一樣，只是內史多了“枸（勾）指發弩令”，為什麼區分，我們不得而知，但它們有“令丞”，則説明屬於日常管理職位，而非戰場臨時職位，是可以確定的。

而在確認了“中發弩、枸（勾）指發弩，中司空、輕車、郡發弩、司空、輕車”都是兵種管理職位之後，則，中尉、車騎尉、衞尉、郡尉，其中上層的職位是整齊劃一的：

尉—司馬—候（騎兵稱曲長官為“千人”）。

也就是《商君書·境內篇》中，軍事指揮序列的上半部分，這個編制名稱與《大通漢簡》對照看：

[以官]幹行，五百將斬；以曲幹行，侯斬；以部幹行，司馬斬；以校幹行，軍尉斬

尉，是校的主官，司馬是部的主官，候是曲的主官。

這裏，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漢晚期軍事組織對秦國、秦朝軍事制度的繼承。

但是，這是否意味着秦漢軍事制度完全一致，以漢代軍事制度的記載追述秦朝即為合理？又是否意味着中尉、車騎尉、衞尉系統完全相同？

答案是否定的。

在衞尉系統中，存在一個官職——衞尉士吏，為其他系統所無，又在上文中的《秦律雜抄》簡文中出現，有意思的是，《二年律令·秩律》裏特意提到了衞將軍士吏和衞尉士吏為百二十石級，而沒有提到“縣士吏”。

但是在《二年律令·捕律》中，又提到“士吏”：

盜賊發，士吏、求盜部者，及令、丞、尉弗覺智（知），士吏、求盜皆以卒戍邊二歲，令、丞、尉罰金各四兩。

士吏是縣尉的屬官，並無疑問，按照與“捕盜賊”有關的職責，則士吏應該負責地方的守禦和卒的管理，而這個職務，為衞尉、衞將軍所有，卻未記錄中尉有設，原因何在？

因為衞尉管理的是常態的“屯軍”，而中尉卻沒有常態的“屯軍”，只有少量“中卒”構成的“治安軍”，所以，轄下有兵種主管，卻不存在基層軍吏的配置，也就是所謂的“有頭沒腳”。

由於簡文聯綴的問題，孫聞博在《秦漢軍制演變研究》一文中對《二年律令·秩律》中一部分內容進行了重排**（文中數字為簡號）**，三解經過推演後表示認可：

櫟陽、長安、頻陽、臨晉、成都、□雒、雒陽、酆、雲中、□□□□□、新豐、槐裏、睢、好畤、沛、郃陽，郎中443**□君（？），長信□卿（？）、□傅，長信謁者令，□大僕，秩各千石。有丞、尉者，半之。442田、鄉部二百石，司空二百五十石。中司馬，郡司馬，騎司馬，中輕車****司馬，備盜賊，關中司馬□□關司□468司馬，衞尉司馬，秩各千石，丞四百石。·丞相長史正、監，衞將軍長史，秩各八百石。二千石□丞六百石。444******

那麼，《二年律令·秩律》所見的軍事職官可以編列如下：

……廷尉……中尉，車騎尉……備塞都尉，郡尉……******（衞）尉……******秩各二千石。

中司馬，郡司馬，騎司馬，中輕車司馬，備盜賊，關中司馬□□關司□468司馬，衞尉司馬，秩各千石，丞四百石。********

中發弩、枸（勾）指發弩，中司空、輕車、郡發弩、司空、輕車，秩各八百石，有丞者三百石。·卒長五百石。

中候，郡候，騎千人，*（衞）將軍候，*（衞）尉候，秩各六百石，有丞者二百石。上林騎，秩六百石。

縣、道尉（情況特殊，層級多，下文詳述）

縣、道傳馬、候、廄有乘車者，秩各百六十石；毋乘車者，及倉、庫、少內、校長、髳長、發弩、*（衞）將軍、*（衞）尉士吏……秩各百廿石。

簡化一下，即：

諸尉，二千石級；

諸司馬，千石級；

諸發弩令、司空令、輕車令，八百石級，因有丞，故官稱全名應為令或長；

諸候、騎千人、上林騎，六百石級；

卒長，五百石級；

縣尉，五百石級、四百石級、三百石級，道尉為三百石級、二百石級；

縣、道有乘車“候”，百六十石級；

縣、道有毋乘車“候”，有校長、髳長、發弩，中央有衞將軍、衞尉士吏。百二十石級。

我們知道，秦漢都以“六百石”作為坎兒，以上為“顯大夫”，先説上半部分，中央諸尉與郡尉，對照關係尚不明顯，而司馬一級，發弩、司空、輕車一級，候一級，明顯形成了“中—郡”的職務對照。

如果我們考慮到商鞅變法時，僅見邦（國）尉，可能集合了諸尉的職務和權力的話，這種對照關係，就自然形成了，即自上而下的“中—郡”對照。

這種關係，孫聞博在《秦漢軍制演變研究》一文中已有闡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閲。正如上文所述，商鞅變法時，秦國的中都官軍事職官，就是整個秦國所有的軍事職官，則《二年律令·秩律》中體現的完備的中尉系統、衞尉系統、衞將軍系統、車騎尉系統，應該即自其基礎上衍生發展而成。

**拆解開來，**看中（尉）—司馬和郡尉—司馬系統，帶“中”和“郡”字的，我們可以理解為“複製”的設置，為：

中尉、郡尉，各二千石

中司馬、郡司馬，各千石。

**中發弩令、****枸（勾）指發弩、**中司空令；郡發弩令、郡司空令，各八百石。

中候、郡候，各六百石。

衞尉（衞將軍）—司馬系統是這個樣子：

衞尉，二千石。

衞尉司馬，千石。

衞尉候，六百石。

衞尉士吏，百二十石。

二者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衞尉—司馬系統之下，沒有中、郡尉—司馬系統下，兵種管理的主官，而多了百二十石的士吏。

再看車騎尉—司馬系統則應該是這個樣子：

車騎尉，二千石

中輕車司馬、騎司馬，千石。

中輕車令、郡輕車令，八百石。

騎千人，六百石；卒長，五百石。

《漢書·張馮汲鄭傳》記載：

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漢景帝時，曾改郡尉為郡都尉，可見，加“都”字，在漢初的武職更名上，屬於常例，**也可能是史書記載時不知有車騎尉，所以加了“都”字，這種情況在史書編撰上偶有發生，比如《新唐書》提及唐代兵種“兵募”時就有去掉“募”字，而誤解為“兵”或“府兵”的情況。

言歸正傳，馮唐的這段記載，實際上指明瞭，車騎尉的執掌範圍，包括中尉和郡國車士，注意，是“車士”而非“車卒”。

六

稱“士”不稱“卒”的，還有“衞士令”的“衞士”，琅琊刻石上，就有這麼一句：

東撫東土，以省卒士。

“卒”和“士”並稱，到底是不是一個概念？

按照《史記》三家注和《漢書》的説法，“衞士”是一個普遍概念，尤其是在西漢、東漢，讓人很難理解“士”與“卒”的區別，但是在《秦始皇本紀》中嫪毐叛亂的記載中有：

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衞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為亂。

此處，縣卒、衞卒，都是“卒”，尤其是“衞卒”，並未使用漢代常用的“衞士”稱呼，同篇文字還有秦二世被殺的政變記載：

衞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

上篇文章我們已經解釋過：

（4）閻樂帶着1000多縣卒殺奔望夷宮，此時，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即為什麼望夷宮外圍的“衞士”沒有抵抗，讓閻樂直接捕縛了“衞令、僕射”，這實際上是兩個角色，一個是“衞令”，也就是衞尉管轄下的“衞士令”，職責即防守宮門，此處，不歸郎中令管。

（5）閻樂實際上是以“失職放進了盜賊進入宮門”為理由，控制了“衞士令”和他的部下，而這個理由，按照《李斯列傳》的記載，應該是趙高“矯詔”創造的，即命令望夷宮牆外的“衞士”，全部“素服持兵內鄉”，也就是穿着白衣服拿着武器指着宮內的方向，看着就像要進攻宮內。

（6）這個藉口，加上宮門內的警衞負責人郎中令的內應，很容易繞過外圍防禦，即“周廬設卒甚緊”的衞尉部隊轄區，“周廬”即宮牆外衞士的居所和警戒點，他們環繞望夷宮形成外圈警戒線，而斬殺了“衞士令”後，宮門即被突破。****

在上篇文章中，三解已經指明，此處的解釋是基於文本的解釋，糅合了《秦始皇本紀》和《李斯列傳》中的兩段記載，而《李斯列傳》中的這一段記載，與《秦始皇本紀》差距很大，除了部分過程之外，可能均為《本紀》是，而《列傳》非。

那麼，《列傳》中出現的“衞士素服持兵內向”，很可能就並非秦朝的故事，而是漢人口中的描述，因為依照三解的判斷，“周廬設卒甚緊”中的“屯卒”，應該屬於衞尉所屬的“尉—司馬—候”系統管理，而非“衞士令”管理的“衞士”，這在秦國，實際上是兩種兵員。

**即雷同於戰陣之上的“中卒”或稱“士”（如騎士、材士、輕車士）與“卒”的區別，在宮殿防衞上，秦國也一樣分為“衞士”與“衞卒”，**衞士數量較少，歸屬於“衞士令”管理，而衞卒的數量較多，歸屬於“衞尉—衞司馬—衞候”管理，以“屯”為單位，駐軍設宮牆外，形成以“宮名”冠名的“屯軍”，這種制度被西漢繼承，卻因為漢代兵員身份的混同，“衞卒”和“衞士”最終合一，不再區分。

但是，由於秦國、秦朝兵制的記載，主要為在漢代制度基礎上的“回溯”，所以，儘管有上述《秦始皇本紀》中的“衞卒”、“設卒”，以及“卒士”並稱的記錄，仍以漢代人的認識視野，將之混為一談，乃至於今天的諸多研究者仍困於其中。

事實上，正卒，即“中卒”，是一種特定的兵役身份，以區別於普通的“卒”，這種“卒”，史料可見的，有“乘城卒”、“亭卒”、“更卒”、“戍卒”、“轉卒”、“屯卒”等等，一個字説明其任務區別，後一個字説明其卒的身份。

結合上文中“毋憂案”可知，“發弩”負責遞送“致書”給“屯卒”，那麼，縣中的“發弩”也就在執行着“動員屯卒”的行政職責，士吏，同樣執行着治安警備相關的行政職責，“卒”和“士”的區別， 可謂一目瞭然，一個是被管理者、被動員者，一個是管理者。

漢代人衞宏在《漢官舊儀》中記載：

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而以為衞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為樓船，亦習戰射行船。

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置長史一人，掌兵馬。丞一人，治民。當兵行，長史領。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農都尉，皆不治民，不給衞士。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為民，就田裏。民應令選為亭長。

亭長課射，遊徼徼循。尉、遊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五兵：弓弩，戟，盾，刀劍，甲鎧。

王彥輝在《論秦漢時期的正卒與材官騎士》一文中，已經發現了“材官、輕車、騎士”與普通“卒”的絕對不同，並指出亭長即校長，其屬下為求盜亭父，均為“發弩”，也就是材官中選拔產生，而非退役的材官中產生。

衞宏記錄的漢代制度，實為漢代中晚期的軍事體系，但是其中的一些説法，很有參考價值，比如“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明顯仍保留着對“材官”、“騎士”選拔的遺風，儘管這個時代，只要是個“民”到23歲就已經是“正卒”，而不再像漢高帝時代“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才能做材官、輕車。

這個變遷，已經足稱巨大，這是漢朝統治下的變遷。

另外，看“邊郡”的設置，實際上是“特殊軍事區”，即“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農都尉，皆不治民，不給衞士”，也就是説，這套“尉—司馬—候”以及“尉—司馬—千人”的“野戰軍事組織”，不管理“民”，只管理“屯卒”，也就不需要“給衞士”，輪番衞戍京師。

儘管沒有對應的記載來説明“輕車士”的安排，但是我們根據“輕車”的組成，即御手、弩手和格鬥兵的設置，參考《二年律令·秩律》中縣道的官職安排，可以猜測：

縣、道傳馬、候、廄有乘車者，尤其是“廄”，極有可能是“輕車士”的御手管理主官，毋乘車者中的髳長，極有可能是格鬥兵的安置部門，也正因為“輕車”作為兵種消失，髳長的職能也因此失傳。

這些是“居縣”的“中卒”的平時狀態，“居中都”的“中卒”我們下文會詳解，而他們的“被管理”，比如縣級的發弩嗇夫、郡級的發弩令，序列齊整，卻再不見於“衞尉屯軍系統”和“衞將軍屯軍系統”，史書中的戰爭記載更是不見其名，甚至在軍事相關的漢簡記載中，也不見其存在，都説明，“發弩令”、“輕車令”之類的“兵種諸令”已經不再統兵參加“屯軍”，到《漢書·百官公卿表》和“尹灣漢簡”《東海郡吏員簿》的時代，這些官職更是乾脆消失不見，更印證了三解的判斷。

綜合以上信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非常有趣的結論，即在《二年律令》時代的漢軍，與《商君書》時代的秦軍，《大通漢簡》、《漢官舊儀》時代的漢軍，根本是三種完全不同的形態，而由於《二年律令》的時代上接亡秦，本身就是秦國變法之後150年軍事體系變遷的集大成者，既是商鞅變法時代軍事體制演變的結果，也是後世兩漢軍事體制變革的開端和底板。

而其具體的形態，則迥異於《商君書·境內篇》中將軍統邦尉，邦尉之下為“諸令”+“二五百主”+“邦司空”各自統屬不同兵員的“四軍”：

（1）“宮官諸令”（如郎中令、中大夫令）地位上升，不再以“編制單位”參戰，與衞士令、公車司馬令等以“士”為身份要求的單位，構成宮殿門衞戍的多層防線；

（2）“兵種諸令”（如發弩令、輕車令）變成軍政管理崗位，而不再是戰場指揮崗位，也不再以“編制單位”參戰；

（3）形成了****沒有戰事時，以中尉（含車騎尉）、郡尉二系統維持京師和郡縣的治安管理，並設置全套的軍事職務以“儲將”，“正卒”中有限數量的“在咸陽者”進入秦王、皇帝私屬，“散居各縣的”則擔任基層“吏卒”負責行政、治安，節約國家的平時養兵成本的“平時軍事體制”，京師的衞尉系統，則成為平時“衞卒”輪值的唯一屯軍（即野戰軍編制的防守部隊）；

（4）形成了****有戰事時，抽調“中卒”載傳入軍，快速搭起軍隊的骨幹架子，輔以中尉和郡尉的普遍性動員“發屯”，在本轄區拉起起足額的百姓“屯卒”，填入“屯軍”，成為戰爭主力炮灰的“戰時軍事體制”。

總而言之，此時的“秦軍”，仍保留了“中卒”和“屯卒”的區別，在野戰和屯衞編制中，戰鬥力中堅已經轉化成“普遍徭役”，但仍只有“常備武職”而沒有“常備軍”。

帶有“常備軍”色彩的，只有衞尉—衞尉司馬系統管理的“衞卒”，以及在北方上郡的屯兵以及南方的五嶺之戍，但本質上都屬於“臨時”性質。

七

這種“臨時性”，一個關鍵性的證據，即在於秦及漢初“低級武職官”的“缺失”。

考諸《二年律令·秩律》，唯一一個“低級武職官”即上文中與“發弩”並列的“士吏”，其實是“屯卒”的基層管理崗，説得現代點，就是“軍法官”或“軍政官”，所以，無論是邊境的屯戍，還是京師的屯衞，還是出征的屯軍，只要是“屯”，都會有“士吏”的設置，他們用“法律”為大秦服務。

在曹操《孫子略解·作戰篇》中的説法是：

陳車之法：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官，卒長一人；車滿十乘，將吏二人。

也就是説，打車戰，5乘戰車即為1隊，隊官為僕射，10乘戰車則為1官，官長為卒長，每10乘戰車，還要配備2名將吏**，實際上就是“士吏”，因為卒長級別就安排上“將”，有點太高了。**

這個編制名稱與《大通漢簡》對照看：

[以官]幹行，五百將斬；以曲幹行，侯斬；以部幹行，司馬斬；以校幹行，軍尉斬

其官吏卒長五百將當百以下及同……

也就是説，步兵中的“官”一級編制，主官叫“五百將”，身份上與“卒長”略同，甚至“卒長”還要高一些，而《二年律令·秩律》中，“卒長”的秩級為五百石，“候”為六百石，可見，西周、春秋時代遺留下來的乘車者高貴的觀念，仍有所延續，只不過，隨着車兵在兩漢之際的衰微和消亡，“卒長”這個職務到《後漢書》、《續漢書》記載的東漢兵制中已經看不到了。

只不過，這個編制再往下，就難以確認了，參見《秦律雜抄》中規定：

徒卒不上宿，署君子、敦（屯）長、僕射不告，貲各一盾。宿者已上守除，擅下，人貲二甲。

不當稟軍中而稟者，皆貲二甲，法（廢）；非吏（也），戍二歲；徒食、敦（屯）長、僕射弗告，貲戍一歲；令、尉、士吏弗得，貲一甲。 軍人買（賣）稟稟所及過縣，貲戍二歲；同車食、敦（屯）長、僕射弗告，戍一歲；縣司空、司空佐史、士吏將者弗得，貲一甲；邦司空一盾。

徒卒上值，署君子是管理者，屯長、僕射是管理者，不告，就要負連帶責任；而不當在軍中取食的，徒食、屯長、僕射，作為管理者，也要被罰；賣軍糧，則同車食，也就是1車的10個人，與屯長、僕射不告，要一同被罰，“士吏”沒抓到，也要受罰。

到底屯長、僕射是同級別的步兵、車兵管理者，還是屯長低於僕射，均為步兵的管理者，這是兩種可能性，從“徒卒不上宿”一句來看，這段簡文，實際上説的是步兵，也就是屯長為五十人首領，僕射為一百人首領，也就是《商君書·境內篇》中的“百將”。

再往下，《説文·金部》“鐸”字引《軍法》：

五人為伍，五伍為兩。

《後漢書·宣秉傳》注引《軍法》：

五人為伍，二伍為什。

兩伍制和什伍制並存的原因，即前者為車兵編制，後者為步兵編制，一個是“五五編制”，一個是“五二編制”，而《商君書·境內篇》裏實際上只記載了“五二編制”的步兵，而沒有特別強調車兵的特殊編組，當然，還有一個可能就是，當時本就是“五二編制”，“五五編制”反而是漢朝用兵規模暴增之後，自行發展的產物。

事實上，《大通漢簡》、《居延漢簡》中的漢代中後期軍制都顯示出，哪怕步兵，也主要在使用“五五編制”，從而讓“校”級編制，也就是“尉”指揮的部隊，能夠具備單獨成軍的規模，而非商鞅變法時代的附屬單位。

“百將、屯長、什長、伍長”，這四個基層職務沒有秩祿，則只能屬於臨時軍職，事後以爵位酬賞，戰時或也以爵位定職，他們也不存在於平時狀態下的“養兵”序列，可以説是軍功爵制與軍事體系少有的交接點，更是“屯”的臨時性質的最大表現。

但是，作為個人，這些“士和卒”，終究要與國家產生聯繫，最直接的秦國制度的例子，就是嫪毐之亂中的記載。

《史記·秦始皇本紀》明確寫道：

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衞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為亂。

這一處記載，也恰恰是三解細究嫪毐之亂的核心原因，就是這幾個名詞，包含了秦國“平時軍事體制”的幾乎全部。

因為嫪毐謀反行為的特殊性，他不可能採取“正常”的經過“相國府”的公文程序，進行耗時過長的“興發”，那不是叛亂，是打內戰，所以，他最優的選擇，即調動“常備武裝”進攻秦王政，這樣才能避免夜長夢多，而且，各部主官只要發動，也就很難下船。

也就是説，縣卒、衞卒、官騎、戎狄君公舍人**（不應斷句，嫪毐本人舍人用不着矯璽，只能是這些有私臣的外族君長）**，這四支力量，就是內史地區除了秦王政身邊的郎宦者之外的幾乎所有常備武裝。

請注意，縣卒、衞卒、官騎，這三個“官軍”，其實歸屬於三個系統，所以在政治清算時，衞尉、內史、中大夫令都被車裂，按照《漢書·公卿百官表》，衞尉領衞卒，內史涉及到發縣卒的偽造公文下達，官騎則可能歸屬於中大夫令統帥。

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尉”並未名列其中，要麼，就是“中尉”明智，沒有捲入這場叛亂，要麼，就是“中尉”根本沒有“常備軍”部下來參與這場反叛。

三解，其實傾向於後者，理由**，即在於“縣卒”和“佐弋”這兩個名詞**，“縣卒”，只能理解為內史屬地下的各縣“卒”，否則，就應統稱為“發中尉卒”，這個詞組，在漢高帝時代和漢文帝時代，都有使用。

也就是説，嫪毐並沒有“發中尉卒”，卻“發縣卒”，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中尉”在秦王政初年根本就沒有“中卒”在手，而這部分“中卒”的去向，恰恰要看“佐弋”。

秦始皇的好兒子秦二世，“盡徵天下材士五萬人”到咸陽“屯衞”，主要任務就是“教射狗馬禽獸”，也就説明，在秦二世之前，“天下材士”是不需要“盡徵”，也就是全部到咸陽“屯衞”的，這支新屯兵，是秦二世創造的。

而他們的任務，就是“涉獵”，在功能上，恰與“佐弋”重合， 那麼，在這之前，宿衞京師的屯卒，或稱衞卒，是從郡縣徵發的普通的“卒”，那麼，“中卒”們除了擔任基層治安官吏的部分，在咸陽的任務是什麼？

恐怕就是在“佐弋”的管理下，作為秦王的“私人”，侍奉射獵並維持技藝水平，這種安排，與“官騎”歸屬於“中大夫令”這樣的私屬重臣邏輯類似，即在和平狀態下，由君王控制軍中精鋭，而非置於丞相為首的官僚系統之下，從而成為君權的軍事保障。

也正因為如此，“佐弋”才有資格和衞尉、內史、中大夫令這樣的二千石高官相提並論，排名第三的被腰斬，否則，僅僅是少府的屬官之一，根本沒資格列這個名字。

而戎狄君公舍人，其實是最特殊的一羣人，不過研究也比較多，結論是屬於秦的“屬邦（典屬國）”管理，《漢書·百官公卿表》也顯示，漢代的“典屬國”屬官有“千人”，正是秦漢騎兵的“曲”級長官，説明秦的“屬邦”很可能以居住在咸陽的臣服的“戎狄君公”部下的舍人，組成了一支“胡騎”。

作為定居文明並不熟悉的“特種兵”，“胡騎”和“官騎”，都是遠遠有別於商鞅變法時代制度底本的新事物，**而本文中敍述的重點，實際上是以《商君書·境內篇》為起點，以《二年律令·秩律》為終點，自秦國變法之後至秦朝滅亡的軍事制度變遷的一個還原嘗試，**對於“騎士”、“常備軍”等問題，將在下期重點講述漢代軍事制度變遷的文章中有所體現，敬請期待。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