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與改革開放動力析_風聞
文磬-为文如磬的思索者——按人会怎样来创设社会怎办……2018-12-25 23:26
——寫在毛澤東誕辰日之時的回顧與展望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調動民眾積極參與的重要、主要動力性核心環節,是給人民“看得見的利益”。改革開放帶來中國社會建設巨大發展的主要動力,也是“包產到户”、責任承包制以及國家相關的一系列政策,將“民企”、個體企業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成分,使“利益激勵”發揮解放生產力的作用,用“包產到户”、責任到人,收益與付出計量、到人,讓民眾獲得“看得見的利益”,調動了生產積極性。同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也創設和施用了中央對各級政府及其管理機構的發展成果排序激勵機制,這也調動了各級政府主動推動建設發展的積極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巨大發展,是調動了領導和羣眾兩個積極性的結果。今後,中國的繼續發展,仍需與時俱進,繼續“調動領導和羣眾兩個積極性”。】
12月26日,是近現代以來對中國的變革發展做出不可磨滅貢獻的卓越領袖毛澤東誕辰紀念日,同時中國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的巨大成功與經驗。此時乃作如下“中國革命與改革開放動力析”,以饗讀者:
一、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調動民眾積極參與的重要、主要動力性核心環節,是給人民“看得見的利益”
回顧中國近現代歷史,在近代以來積貧積弱的困苦條件下,中國共產黨能夠經歷艱苦卓絕的努力,調動團結億萬民眾,成功實現革命目標,建設新中國,這與毛澤東高度重視給人民“看得見的利益”的思想密不可分。
可以説,中國革命能夠得到民眾的積極支持,較快的獲得發展和成功,給人民“看得見的利益”,調動民眾積極參與,是重要、主要的動力性核心環節。
從相關資料可以查見,自“三灣改編”始,毛澤東就強調開展土地革命,要給農民看得見的實際利益,吸引他們參加革命。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毛澤東反覆強調,要使人民羣眾真心實意地支持和參加革命戰爭,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把革命推向全國,必須關心和改善羣眾生活,給他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1942年12月,他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文中説:“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毛澤東還曾多次指出:“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力向上發展的問題。我們搞了多少年政治和軍事就是為了這件事。”“政治、軍事的力量,是為着推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推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目的是為着解放生產力,發展經濟。”(《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109頁。)
二、改革開放帶來中國社會建設巨大發展的主要動力,也是“包產到户”、責任承包制以及國家相關的一系列政策,充分調動了民眾的積極性
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若干重大改革,人們可見——
中國圍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根本任務,進行所有制領域改革和產權制度改革,摒棄了單一公有制模式,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此基礎上,積極探索基本經濟制度的實現形式,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和混合所有制經濟,從而極大地調動了各類所有制經濟的積極性。
我們認知到:市場經濟發揮價格機制、供求機制和競爭機制的共同作用,雖然有其相當的自發性、盲目性,但若處置管理適當、到位,可以有利於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資產階級曾經利用市場經濟這種形式,“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恩:《共產黨宣言》)。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標,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實現了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的有效結合,從而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體制機制保證,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建立起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完善按生產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兼顧效率和公平,極大調動了經營者和勞動者積極性。
應該説,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奇蹟,是億萬人民辛勤勞動創造的。而調動社會各界、億萬民眾以高昂的積極性建起萬丈高樓……,正是給人民“看得見的利益”所帶來的。
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也實際上產生和實施了中央對各級政府及其管理機構的激勵機制,這也調動了各級政府大力推動建設發展的主動性、積極性;而這一激勵機制正面臨“與時俱進”的發展變革改進需要
應該説,民眾的積極性要調動,各級政府負責人及管理機構的積極性,也要調動。各級政府及其管理機構,是社會發展建設的具體規劃、管理方。沒有適當的激勵機制,各級政府及管理機構也未必能自動的戮力同心、真抓實幹,主動展開改革和建設。
任何建設、改革、創新,都需要上下級共同的努力。而對下級來説,努力工作是他的成本,上級只能觀察下級的業績,無法萬無一失的觀察其努力程度。因此,如何把獎懲(如升遷、貶斥)與業績掛鈎是激勵機制的核心。
在中國的現實領導體制中,改革開放以來,有專家研究認為,我們是用地區排序競爭方式,解決各級政府追求經濟增長、推動改革的動力問題,激勵地方政府大膽地進行地方試驗,發揮各自優勢,自主、主動的搞好改革開放、建設發展。從實際效果看,這應該説是相當有成效的激勵機制。
不過,隨着社會建設發展的狀態、水平和需要,曾經行之有效的地區競爭機制,和在這個機制下改革開放早期取得的奇蹟般的成就,還是面臨“與時俱進”的需要的。例如:在政府或者制度層面,地區競爭已經不能只是一個目標:即GDP。更為理所當然的是:在社會公義和反腐重拳打擊之下,調動政府機構人員積極性,更不能讓官員在建設發展的同時,能夠假公濟私、從中非法牟利。……
因此,對各級政府及其管理機構的激勵機制,也正在面臨“與時俱進”的發展、變革、改進的需要。
讀到這裏,讀者或許能夠察覺到:近代以來,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中國民眾主動參與的偉大變革、發展,多是以“看得見的利益”調動各方、各界、各級積極性的結果。而今後,中國的繼續發展、繼續改革開放,應該仍然“與時俱進”,繼續以“看得見的利益”,用科學正確適當的方式,“調動領導和羣眾兩個積極性”。
陶文慶(文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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