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局成員比利時前首相居伊·伏思達：“黃背心”是場鬧劇，歐洲需要真正的革命_風聞

**作者：**居伊·伏思達

（Guy Verhofstadt）

比利時前首相

近期，巴黎爆發了自發的街頭抗議活動，正好發生在1968年5月大規模抗議活動50年後。但這兩個事件沒有可比性。1968年的抗議活動是一場由學生和工人發起的無政府主義起義，他們反對戴高樂總統的傳統主義和明顯的獨裁主義。相比之下，今天的“黃背心”則避開了知識分子和政治辯論，迅速墮落為一羣騷亂的暴徒。

反對柴油新税的體面的中產階級抗議活動剛開始便迅速被職業暴徒和極端分子劫持，他們怒斥移民、歐盟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巴黎正在燃燒，”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民粹主義前顧問史蒂夫·班農與馬琳·勒龐一起出席極右派國家集會時幸災樂禍地表示。班農説:“這些黃色背心……和那些投票支持特朗普、投票支持英國脱歐的人完全是一類人。”

更糟糕的是，極端主義活動已經蔓延到鄰國比利時和荷蘭，這兩個國家現在也有了自己的“黃背心”運動。在意大利，仇外的內政部長馬泰奧·薩爾維尼利用騷亂對馬克龍的政策進行了猛烈抨擊。然而事實是意大利比法國更迫切地需要一個馬克龍式的改革議程。

另類右翼煽動者利用“黃背心”運動作為平台，散佈仇恨和謊言，這一事實讓所有歐洲人感到擔憂。

另類右翼勢力一直非常成功地利用人們的恐懼，破壞應對移民和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的全球解決方案。對於那些勉強維持生計的人來説，右翼人士關於難民和移民搶走工作、破壞歐洲文化的言論能夠引起強烈共鳴。對於面臨略高燃油税的農村家庭來説，很容易相信氣候變化只是政治精英和“媒體”傳播的騙局。

反對這種虛假信息的行動早已不合時宜。遏制民粹主義、歐洲懷疑論浪潮的第一步，是説出真相，指出謊言。但這樣還遠遠不夠，應對我們社會面臨的另類右翼威脅，也需要深化改革。

對歐盟的一種常見的批評是，它的運作不透明，而且往往難以理解。歐盟在面對全球挑戰時往往相當軟弱。與民粹主義者的言過其實相反，歐洲機構幾乎總是“做得太少、太晚”。這種情況必須改變，而且必須從根本上改變。我們需要使歐盟比今天更加民主、透明和有效。

我們回顧一下歐洲開國元勳們的思想，比如，讓·莫奈、保羅·亨利·斯帕克、羅伯特·舒曼、阿爾西德·德·加斯佩裏等人。這些領導人對一個更簡單但更強大的聯盟有着清晰的願景，這個聯盟不是由一個28人的委員會領導，而是由一個由12位部長組成的真正政府領導。它們本可以讓歐洲人直接投票選舉一個擁有充分職權和立法權的議會。

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把自由民主等同於現狀，這會導致緩慢而艱難的決策。如果歐盟突然以簡單多數做出集體決定，它所面臨的問題將不再顯得棘手。歐洲最終將能夠獨立自主，解決本國公民的擔憂。

例如，由於歐洲軍隊在北約內部扮演着支柱的角色，歐盟將不再需要在安全決策上服從美國。有了一個單一的歐洲數字市場，谷歌、Facebook、亞馬遜、三星和華為的歐洲替代品可能最終會出現。有了歐洲邊境巡邏隊和海岸警衞隊，歐洲人在管理移民流動方面將大大減少對土耳其、俄羅斯和其他國家的依賴。

當然，控制我們的邊界並不意味着封閉我們自己與外部世界。歐洲將始終需要與其他大國接觸。但它必須站在強大的立場上這樣做。

如果歐盟能夠重新發現其民主潛力，另類右翼將不再有理由對國際合作和多邊主義發起攻擊。在一個更加民主的歐洲，街頭的公民們不會把移民和記者當作替罪羊，而是會要求解決我們面臨的真正挑戰。

“黃背心”運動是基於對經濟安全的真正擔憂。所有歐盟成員國得到的教訓是，我們必須在推進歐盟層面改革的同時，支撐本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有了一個成熟的銀行業聯盟，公民的儲蓄將得到保障，納税人最終也不會因私營部門的揮霍而陷入困境。有了一個完整的貨幣聯盟和獨立的聯合預算，歐元區在遭遇另一場金融危機時將更具彈性。

在歐洲認真對待經濟改革之前，我們的經濟在結構上將繼續落後於世界其他地區。自2010年以來，歐元區的年平均增長率為1.3%，而美國為2.3%。2010-2018年，這一差距為1.2萬億美元，即税收損失約5000億美元。僅對法國而言，這就相當於每年100億美元的預算成本。

歐洲需要的起義不應發生在巴黎或布魯塞爾的街頭，而應發生在歐盟陷入癱瘓的機構內部。50多年來，歐洲內部的權力一直被保守派和社會主義者瓜分，他們未能共同應對當今的挑戰。

是時候把歐洲的清談會拋在腦後了。當前時代需要採取行動。期望在2019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歐洲一代”可以打破舊的政治秩序，將革命帶出街頭，進入歐洲民主的走廊。

（注：本文所有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不代表演講局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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