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唯一開放了兩千年的城市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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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改革開放拉開序幕。

那一年有件鮮為人知的事，當年5月，中國與阿曼正式建交。

阿曼這個國家，似乎毫無存在感，大多數人可能一時也想不起它到底在何方。

其實，這個位於阿拉伯半島東南沿海的國家，與中國已經有一千多年的交情。

宋時，阿曼商人辛押陀羅，在廣州經商成為富豪，據蘇轍《龍川略志》記載，他家中財產多達數百萬緡。此人極具國際主義精神，在發家致富後曾提出要捐錢幫廣州修城，還經常回國鼓勵老鄉們來大宋創業。

宋神宗為表彰辛押陀羅為大宋海外貿易做出的傑出貢獻，賜白馬一匹，鞍轡一副，宋哲宗時，又封其為歸德將軍，並由蘇軾草擬《辛押陀羅歸德將軍敕》。

辛押陀羅僅是中國與阿曼千年友誼的一個縮影，也是廣州在海上絲綢之路輝煌歷程中的一個印記。

歷史選擇了廣州，也成就了廣州，這裏見證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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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是海上絲路的起點之一。自秦統一嶺南，設南海郡，廣東就是中國的海上門户，廣州也是兩千多年來中國開放時間最長的口岸。

漢武帝時，朝廷所派譯使從廣東浮海而出，沿着海岸先後到達中南半島、印度東南海岸、斯里蘭卡等地，開啓海上絲路的南海航線。

漢代，東南沿海能夠造出十槳一櫓的樓船，但這些船難以抵抗狂風巨浪，無法遠航，航海家們白天通過沿岸標誌來定方向，夜裏則在天上星宿的指引下繼續前行。

我們的祖先就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探索未知海域，直至南海之內，大漢的船舶“無遠弗屆”，並由此與各國進行貿易往來。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粵地……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磯、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

番禺（即廣州）作為嶺南一大都會，地處三江交匯之處，瀕臨南海，可由此出海可以抵達南海沿岸各地，也可藉由珠江水系疏散貨物，地理優勢自來天成。

建安十五年（210年），孫吳交州刺史步騭來到番禺，登高望遠，只見海上浩茫，田野殷阜，不禁感嘆：“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為都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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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魏晉南北朝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六朝以廣州為海上絲路的交通樞紐，開闢新航路，使廣州在唐宋時終於成為舉世矚目的東方大港。

這一時期，通往西方的海上商路，從廣州出發，高掛雲帆，穿過馬六甲海峽，橫渡孟加拉灣、阿拉伯海進入波斯灣，到達今伊拉克等地，或沿阿拉伯半島沿岸進入紅海，前往地中海。

一條當時世界上的最長航線由此形成，並永載史冊。

唐宋時，廣州的海港桅檣林立，千帆競渡，商人、使者熙來攘往，奇珍異寶琳琅滿目。

誠如劉禹錫在詩中所云：“連天浪靜長鯨息，映日帆多寶舶來。”

唐代，留居廣州的外國商人多達十餘萬，來自大食、波斯、天竺、獅子國、真臘等地。這些國際友人可能一來就數十年未歸。為此，唐朝在當地設置**“蕃坊”**，作為外商的在華聚居區。

唐朝末年，阿拉伯史學家的一部**《中國印度見聞錄》**記載，黃巢起義軍攻佔廣州後，在城中屠殺百姓，有十二萬外國商人被殺。另外，由於黃巢將城外的桑樹砍伐殆盡，使阿拉伯各國一時斷了絲綢的貨源。

這則海外文獻，從側面表現出廣州作為海上絲路貿易中心的特殊地位。

正因如此，宋太祖趙匡胤在建國11年後，還沒等平定江南，就先派名將潘美帶兵滅掉了盤踞嶺南的南漢，恢復廣州的貿易功能，並讓潘美就地擔任廣州知州兼市舶使。

一手市政，一手貿易，不可偏廢。

元代至治二年（1322年），傳教士鄂多立克來到廣州，如此寫道：“該城有數量極龐大的船隻，有人視為不足信。確實，整個意大利都沒有這一個城市的船隻多。”鄂多立克還説，在他看來，廣州之大，三倍於歐洲名城威尼斯。

元代人陳大震於大德年間撰寫的**《南海志》**，是現存最早的廣州地誌刻本，其中記載，宋末元初，來廣州貿易的國家和地區已達140個以上。

宋元兩代重商，泉州、杭州、明州、温州、揚州、登州等各大港口與廣州遙相呼應，中華珍寶集結至此，東流入海，各國商品彙聚於此，流通華夏。

這些城市見證中國古代海上絲路的燦爛輝煌，彼時的中華民族，自信而開放。

廣州的商業氣息更是千年不變，可以在這裏清晰地看到一脈相承的痕跡。

現在，漫步熱鬧的北京路，走過繁華的中山路，行人所走的其實就是當年漢唐百姓逛過的古道、宋明古人經營的商業中心。南越水渠、南越宮署遺址，距地表不過4米多深，宋、明時期的街道遺址距地表也不過一兩米。這一奇特現象，在國內外城市建設中實屬罕見。

歷經十多個朝代的變遷，廣州人始終在這一片區域活動，在一個同心圓裏構建一個商業帝國的中心，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見證世界的滄海桑田。

我們離古人走過的道路不過幾尺，一眼望過去，竟是兩千年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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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的繁榮在此後的數百年裏依舊驚豔世界，但是，放眼世界，海上絲路卻在悄然發生變化。

明清兩代，中國猶如一個開朗活潑的孩子得了自閉症，一改唐宋以來的開放政策，轉而閉關禁海。

與此同時，遙遠的歐洲正從黑暗的中世紀向近代社會邁進，中國卻無海納百川的胸襟，在小農意識的禁錮下，逐漸變得孤陋寡聞。

在封閉的環境中，廣州始終以開放的姿態面對大海，何等幸運。

由明嘉靖年間**“爭貢之役”**引發的海禁，讓廣州取得一家獨大的貿易地位，更是清代一口通商的預演。

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名細川氏與大內氏兩大商貿集團來明進行貿易。這兩路日本人到了寧波，接受市舶司檢驗，由於雙方的“勘合”（明廷所頒發的憑證）有新舊之之分，都覺得自己的靠譜，因此大吵一架。

細川氏旗下的浙江人宋素卿深知官場門道，通過賄賂明朝官員取得信任。

在之後的宴會上，細川氏商團居於首席，大內氏退居次席。受到冷落的大內氏商團不甘人後，竟然因此大打出手，搶出之前被收繳的武器，與細川氏商團在寧波展開械鬥，沿路燒殺搶掠，與倭寇無異。

這一事件平息後，明廷在震驚之餘，決定廢除福建、浙江市舶司，僅留廣州市舶司一處。

▲廣州懷遠驛是明代和清初朝廷接待外使的地方。

在政治環境的重重阻礙中，廣州商人繼往開來，與歐洲各國將海上絲路擴展到連接三大洋，環繞全球，開闢出一條新的太平洋海上絲路。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西班牙佔領菲律賓後，以墨西哥為基地，每年派多艘帆船橫渡太平洋，來往美洲與東南亞之間，以換取中國生產的絲綢、瓷器，美洲的貿易市場循着這條新航路煥發蓬勃生機。

葡萄牙、荷蘭人先後到來，參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新航路開闢。

萬曆至崇禎年間，廣州每年夏冬兩季都會定期舉行集市，有時開市長達數月，各地商人紛至沓來，帶來自己引以為豪的商品供洋人選購。

**萬曆年間，**葡萄牙人每年收購併運往印度的生絲約為三千餘擔，到崇禎年間，每年多至6000擔，每擔白絲在澳門售價80兩，在印度售價飆升至200兩，利潤達100%以上。

這一明代的“廣交會”，成為海上絲路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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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再次成為“一口通商”之地，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那一年，乾隆皇帝南巡至蘇州，看到洋人商船絡繹不絕。

隨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轉型，英國等歐洲列強開闢中國市場的慾望愈發強烈。清代的税則中，粵海關的附加税要多於江浙，洋船為避税，常“舍粵就浙”，在江、浙一帶停泊。

這引起乾隆警覺，他頒佈諭旨，撤銷其他海關，僅留廣州一口通商。廣州，成為朝廷唯一特許的中西貿易特區。

**“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從1700年到1830年，輸入廣州的白銀多達4億兩，粵海關的關税收人佔全國關税總額的30%，被稱為“天子南庫”。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廣州眾行商盟誓，訂立行規，早期的十三行就此形成。他們依靠政府給予的特權，壟斷整個廣州的對外貿易。

以潘振承為首領，伍秉鑑的怡和行、盧繼光的廣利行、潘紹光的同孚行等牙行，成為對外貿易的代理人，大到貨物買賣，小到日常起居，洋商都要與十三行打交道。

▲19世紀，廣州十三行港口。

十三行表面上紅紅火火，實際上卻要面臨朝廷的壓榨。為了滿清皇室對奢侈品的要求，他們時常要自掏腰包，一旦欠下外債，朝廷為維護天朝上國的臉面，還將對他們進行抄家。

相反，外商欠債，清廷卻不聞不問。1814年，麗泉行的老闆潘長耀為了追回美國人欠他的30萬兩白銀，親自向美國政府討債。

潘長耀給時任美國總統麥迪遜寫了一封中、英、葡三語的信，陳述美國商人欠債事實，然而此信石沉大海。

潘長耀堅持與美國人打了8年官司，苦苦等到麗泉行破產，也只收到零星的賠償，根本解決不了問題。

潘長耀心裏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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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口通商的背景下，廣州十三行成為海上絲路的一曲絕唱。

從此，前來中國的世界各地船隻紛紛駛向廣州，中國與美國的交往正是在這裏開始。

18世紀末，美國商人莫里斯聯合紐約商界，購置一艘重達360噸的商船，取名**“中國皇后號”**。

1784年，在漫長的獨立戰爭之後，這艘商船起航前往中國，於當年8月抵達廣州的黃埔港。

格林船長在這裏升起中國人前所未見的美國國旗，一個新生國家與一個古老帝國的邂逅就這樣開始，並由此有了此後一百多年的恩恩怨怨，到現在，中美貿易仍是一個聊不盡的話題。

第二年，“中國皇后號”重返美國，其花費12萬美元採購的中國貨被搶購一空，“中國熱”席捲全美。

作為當時中國唯一的對外貿易窗口，廣州的繁華讓很多美國人嚮往不已，他們甚至以當時廣州的英文名Canton為一些新建的城鎮命名，其中最早的“廣州鎮”於1789年出現在馬薩諸塞州東部。

直到今日，Canton仍是公認的廣州英譯名之一，比如廣州塔的英文名正是Canton Tower。

然而，與之相反的是，愚昧的清廷甚至都不知這個新朋友來自何方。嘉慶年間，名儒阮元任兩廣總督，編《廣州通志》，還將美國寫成是在非洲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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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貿易權高度壟斷，腐敗充斥於清朝官場，官商勾結、走私貿易等問題難以避免。

19世紀後，英國人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成果機織細布到印度換取鴉片，再用鴉片到廣州換取白銀，中國逐漸步入近代危機。

由於內外勾結，大批鴉片湧入中國市場。為逃避清政府的檢查，運送鴉片的外國商船會先將鴉片轉移到停泊於伶仃洋的躉船上，商船開往黃埔接受驗貨，鴉片販子則在躉船上進行交易。

清政府對這一危機渾然不覺，在廣州的洋人則日益傲慢。

嘉慶十二年（1807年），英國**“海王星號”**水手與廣州民眾在十三行鬥毆，導致一名中國百姓重傷死去。

“海王星號”的船長布坎南拒絕交出兇手。廣東衙門與英商僵持數日，只好同意對方要求，在十三行英國商館的大廳佈置公堂對船員進行審問。

一連幾天的審問，“海王星號”的52名水手沒有一人承認參與鬥毆。廣州政府無可奈何，又怕引發外交風波，拖累廣州貿易税收。於是，由行商從中周旋，向英方提出只要“海王星號”找一個人出來抵罪，將稟呈刑部，從輕發落。

在事件發生一個月後，“海王星號”上一個向來喜歡湊熱鬧的船員希思被認定為兇手，暫時監禁在商館內，其餘船員先行回國。

之後，廣東按察使發佈命令，稱希思打傷本地人，應依法處理，判其罰款抵罪。本來是一個證據確鑿的兇殺案，經過衙門的審理，反而變成了意外事件，最後以罰款12.42兩白銀支付死者喪葬費了事。

清朝官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讓英國人極為蔑視，也讓中國人心寒。在審理此案期間，他們還收了“海王星號”擔保商、十三行商人盧觀恆的一大筆賄賂。

無獨有偶，三年後，廣州發生黃亞勝案，洋人再度行兇。廣州百姓黃亞勝因與外國商人產生生意糾紛，被對方活活刺死。

案發後，廣東政府要求英國交出兇手，並扣押英國商船。但是，英方表示，涉案洋人早已不知所蹤，也無法確定他是英國人還是美國人。

十三行的10家行商為他們的英國朋友做辯護，向朝廷表明，待英方查明真相後，“當據實稟明，不敢徇庇”。

此案亦不了了之。

為了利益，大清的官商可以不顧百姓死活，這正是海上絲路的陰暗面，從古至今，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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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後，簽訂《南京條約》。五口通商，宣告廣州獨攬外國貿易的制度結束，海上絲路也在瀰漫的硝煙之中成為列強對華的殖民之路。

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駐紮於廣州的英軍為了防止中國軍民對外國商館的襲擊，將十三行周邊的大片民房拆毀，築起防禦工事。

12月14日深夜，憤怒的廣州民眾點燃被拆毀的房屋，火勢迅速蔓延，直至吞沒整個十三行。到第二天下午，除一棟房子倖存外，其餘全部化成灰燼。

英國人失去據點，暫時撤回停泊於珠江的軍艦上。

▲十三行的大火。

廣州十三行商館最終在大火中成為歷史。改革開放後，這裏因服裝批發而再度廣為人知，但其在海上絲路最後歲月裏的故事已被人漸漸淡忘。

戰後，英國人掌握中國海關，促使鴉片貿易合法，各國軍艦駛入通商口岸。

為尋求新的商館區，英法兩國將廣州城外白鵝潭邊的沙面劃為租借地，拆毀炮台，並遷走居住於此的居民。

除了操控貿易，洋商還在廣州瘋狂拐騙人口出海，名為**“賣豬仔”**。

1860年10月，英法等國在廣州城太平門外設“招工公所”，招攬中國人到荷屬印度、巴拿馬、古巴等地工作，並聲稱5年內能回原籍。

當年，英國招華工720人，法國招200餘人。這些華工沿着先人開闢的海上絲路，忍受洋人的勞役和被剝削的屈辱，他們大都沒能重回故土，遠在大洋彼岸的太平洋鐵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華工的屍骨”。

兩千年來，始終開門面向世界的廣州，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也是終點。

曾經，一個自信開放的民族，從這裏揚帆起航，擁抱海洋，譜寫一曲文明的讚歌。但是，閉關鎖國後，也是在這裏，這個民族迎來落後捱打的命運，讓波瀾壯闊的古代海上絲路畫上一個休止符。

參考文獻：

黃啓臣：《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廣東經濟出版社2003年版

章文欽：《廣東十三行與早期中西關係》，廣東經濟出版社2009年版

李國榮：《清代廣州十三行紀略》，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張難生、葉顯恩：《海上絲綢之路與廣州》，《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01期

章深：《廣州：漢代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第一大港》，《學術研究》2015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