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法院大法官之女倪乃先追憶外交家厲聲教_風聞

【倪乃先   作者為新中國首任聯合國國際法院大法官之女、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長】

厲聲教（1935—2017年）為我國資深外交官。我與厲聲教大哥相識相知已有61年，加上眾多工作、親屬、愛好等關係，彼此瞭解、信任、互助，是無話不談的知音。

聲教大哥與先父1956年同年進入外交部條約委員會。一聊，發現大家竟曾是上海的鄰居，左鄰右舍的，彼此都很熟。且他的表弟和我是清華大學同班同學，表弟的夫人又和我是上海培進女中的同學。另外，我初中的班主任是聲教大哥市西中學的同班同學。我們上海的老熟人湯興伯與他的關係也很好。所以我們十分投緣。

圖 | 1956年初入外交部時的厲聲教

先母每週日都會請聲教大哥到我們家裏一起吃飯，那時他還很年輕，還沒成家。他青年時温文儒雅，風度翩翩，先母給他介紹了不少對象。經常一有什麼消息，他就會和我們彙報一下，然後先母就請他們來家裏一起吃飯。我們那時住在蘇州衚衕，旁邊就是他師傅劉澤榮家，我們都住在一個院裏。那時候是有界限的，是有階級路線的，所以在部裏，聲教大哥稱呼先父倪委員，而回到我們家就叫倪伯伯、倪伯母。

聲教大哥退休後，幾乎每年都要回南方，一住都是三個月以上，這一趟就要回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杭州是他的籍貫所在地，南京是他的出生地，而上海則是他度過一生中最重要時光的地方。他從2歲直至高中畢業這段都是在上海度過的。他對上海感情很深。每次回南方，在上海都要走親訪友，住上一個多月。他每次也都會去探望我們的老鄰居龐伯母。龐伯母與我們兩家都很親，也是看着聲教大哥長大的。現在她已近百歲了。

聲教大哥的嘴非常緊，講話十分謹慎，很多話他都只和我説。在聲教大哥一病不起前，最後打電話的一個人就是我。

聲教大哥非常喜歡吃西餐，總是老一套：炸豬排或是雞排，土豆沙拉，紅菜湯，最後是冰淇淋，與先父的口味也很相投。記得有一次，他去委內瑞拉參加聯合國海洋法會議。那時中國和委內瑞拉還沒有建交，到那兒後沒有使館，對方也不招待安排住賓館，弄了一些剛建好的公寓，沒有交付使用就安排他們先住下來了。結果先父和聲教大哥就住在了一套房間裏，他們都很高興，很有照應。他們要自己做飯，聲教大哥還能做一點，先父是根本就不會做，在家裏都是飯來張口的人，他倆就一起七扯八扯地做了個西紅柿炒雞蛋，很有意思。

有時，他們也出去吃。有一次點菜，聲教大哥點的牛排，先父點的也是牛排。聲教大哥點的是五分熟的，而先父點的是七分的。牛排一上來，聲教大哥就傻了，看到五分熟的牛排上還帶着血。先父就説，我來吃你的，你吃我的吧。後來派了一個廚師來幫他們做飯，才解決了吃飯問題。那時開國際會議還是很忙的，時間很緊張的。那時還是比較艱苦，被一些瑣事分散精力，生活上也沒有保障。老一輩的外交官是比較清苦的，待遇條件和現在的沒法比，他們這一代人算是奉獻了。

聲教大哥的一個特點就是，人緣特別好，先父也是，他們兩個人在這一點上也很相似，都是不求名利，為人謙遜，平易近人，踏踏實實做實事兒。

聲教大哥興趣很廣泛。年輕時足球、籃球、田徑都很好。從小他父親就培養他的興趣愛好，還給他在弄堂裏的牆上做了一個籃板和一個球筐，所以從小他的球感就很好。他籃球打得非常好，後來到外交部，年紀大了，打乒乓球也打得很好，曾獲得過外交部乒乓球冠軍。我在籃球方面也有特長，曾是清華大學校女子籃球隊和北京高校女籃的隊長。他大學時代是南京市男子籃球隊隊員和南京大學校籃球隊的主力隊員。所以我們在這點上也很投緣。每逢我在城裏體育場館比賽時，聲教大哥總會陪同先父作為“親友團”成員，一起來觀戰助威。此外，他在音樂、文藝方面的素養也不錯。

圖 | 1957年，外交部籃球隊合影，後排左一為隊長兼教練厲聲教

聲教大哥21歲南大畢業，一開始進入外交學院工作，外交部幾次派人去邀請他為外交部工作。除了一些民主黨派的老專家外，他也是極少的、以非黨團員身份進入外交部的工作人員。

他在外交部人面很廣，因為工作方面各個司都需要與他所在的條法司進行業務合作，同時他興趣愛好又很廣泛，所以結交了很多朋友，打乒乓球、下棋，無論是年長的還是年輕的幹部都願意和他一起。原駐德國大使盧秋田回來和我一説，提起厲聲教，馬上就説，很熟的，我們一起下棋的。當年條法司的那些青年幹部，聲教大哥下班後，還和他們一起下棋呢。他為人不功利，這也是他朋友多的原因之一吧。

圖 | 1960年，在勘察中緬邊界時的厲聲教（右二），其餘為解放軍護衞人員

聲教大哥1960年和中國首任駐緬甸大使姚仲明一起去勘察中緬邊界，很艱苦，隨時可能有危險。當時派了一隊解放軍給他護衞，帶着他一起騎着馬，跟着巡邏兵，在邊境上一點點地勘察。有水就喝，沒水就喝那些髒水，吃了很多苦。

一些報道里説他被下放“勞動改造”，我認為這是不對的，是進行“勞動鍛鍊”。那個時候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回來，回不回得來，因為當時外交部條法司散了，已經被撤併到國際條法司去了。先父留下了，後來居然還參加國際會議了，過去就是做二線工作。後來成立了國際條法司，部裏陸陸續續才把優秀的人才從幹校抽調回來。聲教大哥被抽調回來，後來在運動中又幾次被下放，吃了非常多的苦。從幹校回來後，他樣子整個都走形了。外交部是非常敏感的地方，一直在那裏保留公職，不容易，一次次都會不斷有人被淘汰，被調出去。

聲教大哥與先父一同參加了長達十年的聯合國海底委員會會議和隨後的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他開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的時候，非常忙，一年大概有三次，日內瓦、紐約，來來回回地跑。他那時零用錢很少，一天1美元，去開一次會，一個月也就30美元。劉澤榮、凌其翰、先父還有聲教大哥，他們是第一批搞國際海洋法的，算是先驅。條法司的人比較專業，不過硬就要被淘汰，對外語要求挺高的。外交部總的來説是人才濟濟，什麼事兒都要有根有據的。不過後來有很多人都流失了，還有覺得收入比較低，都去做律師了。

圖 | 1961年，厲聲教（左）與倪徵（右）

聲教大哥為人非常温和，從不教訓人，不管是對領導，還是對平級、下級，他都一碗水端平，一樣對待，都相處得很好。外交部有派系鬥爭，他是少有的十分温和的，不去批鬥別人的，所以和哪一派的人關係都還可以。不過，在周恩來遭受衝擊的時候，他是堅決擁護周恩來的。他比較瀟灑，活得很隨意，與人無爭，不功利，不玩弄權術，對名利看得比較淡。有報道上説他是“學者型外交官”，我覺得這個概括得非常準確。

聲教大哥晚年還應外交部之邀，承擔起為部裏撰寫條法司司史的重任。年近八旬的他每週四都要到部裏調用有關資料，並聯系一些當事人核實情況。為此他曾邀我相助，與一些當年外交部老專家的後人聯繫、會面。

幾十年風雨情緣，一朝痛失摯友，心情久難平復。聲教大哥逝世已有一段時間了，提筆回憶他生前的點滴，也算是我表達哀傷與思念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