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前卒工作室講淮海戰役（上）——最典型的中國革命戰爭_風聞

一. 決戰和決戰不一樣

大多數近代史書籍會把三大戰役作為一個整體來描述，對於戰略決戰的勝利原因，往往籠統談三大戰役的共性：説到我軍，就是黨中央正確指揮，土改帶來的動員力量；説到國民黨是內部矛盾，依賴美國。很少有人分析三大戰役各自的戰略條件區別。實際上，三大戰役，尤其是遼瀋戰役與淮海戰役，在地理上相對隔絕，戰役指揮區別巨大，很難用同一套經濟-社會模型來概括。現在大多數文章只會談談戰區司令的指揮風格，掉在英雄主義史觀的泥坑裏出不來，本文首先要踩在類似文字的頭頂上立論。

無論從經濟結構還是社會結構來看，東北解放區作為剛剛從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新區，並不是典型的中國傳統社會。在產業結構方面，東北是當時中國大陸唯一工礦產值超過農業的地區（上海不能單獨稱地區），國共雙方各自佔據幾個大城市，作為控制區的核心。整個戰爭過程中，大多數戰役都是圍繞幾條骨幹鐵路上的城市進行。

 東北野戰軍指揮專列：解放304號車頭

在社會結構方面，東北整體開發較晚，加上日本帝國主義十餘年的控制與壓迫，東北——尤其是後來共產黨穩定控制的北滿地區——形成了以一小撮擁有幾千上萬畝土地的大地主/富佃農和大量無地佃農/僱農並存的狀態，史上從未有人針對這一矛盾進行動員。所以林彪的土改動員非常有力，既促進了經濟增長，也提升了動員效率。在一個總人口只有4000多萬的地區（很多人口還在國民黨管理下）動員出百萬大軍和相應的糧食。這支軍隊與大城市所提供的武器，工業品相結合，由關內派出的精華幹部管理，迅速成長為前所未有的革命軍，以完全的主動權控制了決戰節奏。

東北野戰軍的膠輪大車

東北的國民黨政權也和關內不同。抗戰前國民黨從未進入過東北，和東北地主集團的結合很弱，也也沒有因為抗戰勝利所形成的“正統性”。之所以前期擁有主動權，全靠美國援助和蘇聯的配合。但美援部隊回國後迅速軍閥化，在東北搶地盤、瓜分財富、盤剝士兵，戰鬥力迅速下降，所以一旦形成對峙，就只能躲在幾個大城市裏固守，靜待林彪發起決戰。簡而言之，東北的決戰，是地廣人稀條件下的土改壓倒了失去美援的遠征軍。

然而，中國關內農業地區的特色是地狹人稠，關內國民黨政權尤其是江南地區的國民黨政權有比較牢固的地方士紳基礎。在人口稠密區發起革命動員，去打倒地主士紳支持的軍閥力量，這才是中國革命的主色調。三大戰役中最能體現這一特徵的，無疑要數淮海戰役。

從地理空間看，淮海戰役發生在中原大地；從經濟基礎看，對抗雙方是山東老革命根據地和江南國民黨核心統治區；從戰爭模式看，在數年戰略內線作戰後，以“老八路”為主體的革命軍主動出擊，圍攻最強大的國民黨軍事集團。理解了淮海戰役，就能理解中國大多數土地上的革命戰爭。反過來説，要理解淮海戰役，也要在時間與空間上超越戰役本身，從更加廣泛的角度去觀察。

二. 將土改進行到底

淮海戰役中，解放軍的後勤依託晉冀魯豫，山東和蘇北三大解放區。其中蘇北大多數地區已經被國民黨主力軍“篩”過，是半游擊區；晉冀魯豫能夠到淮海戰役的地方要麼剛剛解放（豫皖蘇），要麼冀南那樣已經歷過好幾輪動員，還要供給華北軍區部隊，很難抽調大量人力物力來支援華東戰場。最後，整場戰役的後勤被指定給華東局負責，實際上就是依託山東的人力物力來打這一仗。

山東是關內人口最多，建制最完整，而且控制時間相當長的解放區。1945年日本投降時，山東一百二十幾個縣，四千萬人中有已有接近90%被解放。哪怕在1947年，膠東戰役最危急的時期，國民黨號稱收復八十個縣城，依然有解放區政權依然控制2000萬人口。正如本公號在《遼瀋1》中所説：“給共產黨一個完整的省就足以爭奪天下”。在“逐鹿中原”的天下之爭中，共產黨真正的後方就是大半個山東。

但山東根據地情況又與東北有很大不同：

首先，中共長期沒有拿到山東最大的兩個工業城市：濟南與青島，從解放濟南到發起淮海戰役只有30多天。所以山東解放區基本上是傳統農業區。根據1948年7月統計（不含濟南與青島），整個山東解放區只有不到5萬工人，其中絕大多數是淄博棗莊兩地礦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基本空白。

即便是農村，山東和東北也有很大不同。東北地廣人稀，未經歷過土改，階級矛盾異常尖鋭，稍微發動一下，就能同時提高經濟效率和動員水平，山東卻正好相反。早在韓復榘統治時代，為了推行所謂鄉村建設計劃，山東就對本省大地主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1937年，山東省地主以5%的人口占有20%的土地，八年抗戰期間，戰亂和抗日根據地的減租減息政策不斷打壓地主，地主土地佔有面積已經降低到10%左右。大地主受損尤其嚴重，比如康生出身的諸城張氏三個堂號佔有土地面積從7000畝下降到不足千畝，户均土地不到60畝。同時，中農佔地大幅上升，比例上超過60%，1946年年初中共山東省委宣稱，已經“基本建立起一箇中農為主的農業社會”。

這個“中農社會”還面臨普遍貧困化的問題：人均土地面積不到三畝，平均每户一年糧食產量不到800斤，養五個人都很勉強。而此時的動員力度已經相當不低。截止1946年4月，山東根據地已經動員了四十餘萬人參軍參政，其中山東省(不含晉冀魯豫解放區）軍隊與脱產幹部共計二十三萬人，支援東北解放區十萬人，明顯超過了普通農業社會的1%動員率上限。所以在全面內戰爆發時，山東解放區雖然看上去人口眾多，面積亦大，但在現有的政策下可供進一步動員的剩餘資源很少。

時任山東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王耀武

解放戰爭前兩年時間，山東解放區一直是國民黨進攻的重點目標，1946年七八月間王耀武率領20萬大軍打通膠濟路，將山東解放區沿東西方向切開。之後國民黨軍50萬人南北對進，準備以沂蒙山為目標，再次切一刀。雖然74師因此倒在孟良崮，但解放區的確大幅收縮。最後範漢傑進攻膠東，幾乎在海邊聚殲渤海區解放軍。幾次圍剿過後，過半的解放區淪為不穩固區域。

面對這樣的局面，中共為了保證二十餘萬野戰軍與十餘萬地方軍隊供問題，不得不將在抗戰中已經開始的“土改”進行到底，

山東土改在大方向上與全國同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46年五四指示後，從46年下半年到47年年初，以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目標，通過清算，調解等相對温和的手段土改，將地主的出租地轉移給無地與少地的貧僱農。第二階段從1947年三月到1948年年初，以《中國土地法大綱》要求“全面平分土地”為目標，以發動貧農，組建農會“鬥地主”為手段進行“土改核查”，到1948年3月結束。

山東作為一個人多地少，經濟普遍“均貧”，而且已經經歷過動員的地區，土改側重點自然與東北有所不同

在土改第一階段，黎玉等“老山東”幹部按照五四指示進行土改。當時解放戰爭剛剛爆發，中共尚未認清“你死我活”的態勢。為了爭取“絕大數農民”的支持，只是以政府發動的清算運動來“調整”土地。結果雖然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但一方面被分田的地主只是“中立”，絕不會積極支持解放區政權；而獲得田的貧僱農也因為主動參與度低，並不明顯支持解放區基層政府。很多貧僱農甚至將獲得土地視為地主“贈與”，認為自己從交地租的地主僱農，變成交公糧的政府僱農。加上占人口比例最大的幾乎全部中農與大部分富農並沒有被捲入該階段土改，自然也無從動員。

所以，這一輪土改的意義主要是讓貧僱農獲取土地，解放這些家庭的低效勞動力，動員17萬人參軍。但這個動員力度無法適應國民黨大規模進攻。1947年春，國民黨調集60個旅約四十五萬人對山東解放進行大規模進攻，魯中南區全部淪為戰場，膠東穩定區的動員也難以為繼。糧食徵不上來，貨幣大規模貶值，前方民工逃亡嚴重，後方民工家屬因為缺乏勞動力吃不飽飯，社會接近崩潰。

中共頒佈土地法大綱前，山東已經開始平分土地了

面對危急情況，主管全國土改工作的劉少奇發出指示，要求山東解放區以羣眾路線作為土改的唯一工作方法：“貧農説了算，一切歸農會”，要求按人口平分一切土地，不但地主與富農土地和農村財產要全部平分，中農土地也要以抽多補少，抽肥補瘦，進行一定程度的再分配。到1947年10月，中共中央發佈《中國土地法大綱》，以土改複查為名的山東第二階段土改進入高潮。

 “如果黨的規定與絕大多數農民要求不符合時，應修改黨的規定”。在這一指令下，黨成了農民自發性的追隨者。當時康生在山東主持土改，用反對黎玉“富農路線”的名義進行同步整黨，以土改工作組替代黨政機關，把幾乎所有山東農民都捲入了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1948年4月山東宣佈老解放區土改基本完成，90%的農民土地經歷過重新分配。

訴苦大會

可想而知，如此激烈的土改過程中必然充滿了左傾激進行為——大量地主富農被打被抓被殺，許多中農被定為地主富農，土地被剝奪；貧農分到土地但擔心再被分走，當年很多土地未進行秋耕，造成第二年春荒等等。但在激烈的土改中，農民廣泛自我動員，堅決支持新成立的農會，重建了農村基層政權。通過申冤會，批鬥會，人民法庭建起來了穩定的威信與廣泛動員力。接下來，面對各種原因造成的荒災，在“不餓死一個人，不荒廢一畝地”的口號下，山東政權積極開荒，修道，運糧，證明自己是超越歷史最高水平的新型政權，為即將來到的決戰動員做了準備。

依靠這套在1年多時間裏重塑過的農村動員體制，到1948年11月淮海戰役前，山東省又動員出接近三十萬人蔘軍。此時山東前後提供了90萬人參加解放軍，算上二十萬脱產民工，動員率超過3%，已經接近農業社會的理論極限，是國民黨統治區的三倍以上。

華東地區的二線民工們

前所未有的人力被分配到完善的三級（隨軍，二線，臨時）民工動員體系（對該體系介紹與對淮海戰役的巨大作用筆者會在後面詳述）。這套體系的最大特點就是脱產隨軍常備民工比例極小，僅佔民工總數4%。這當然是為了避免破壞脆弱的山東農業經濟。但不脱產意味着很難精確控制，要靠在鄉農民接力，將五億斤糧食與無數軍需物資準時無誤的運往前線，這必須依賴史無前例的地方政府。幾場中型戰役（和三大戰役相比）檢驗了這套體系的有效性。所以，早在在濟南戰役尚在進行，粟裕剛開始考慮下一步戰役考慮時，華東軍區就可以自豪的宣稱“為更大的戰役做好了準備”。

三. 不怕折騰的蔣介石

共產黨全力進行為最終決戰做準備，整個1948年，國民黨及南京政府又在幹嘛呢？——他們正在毀滅自己最後一點動員力量。在當時，國民黨當局主要能夠依靠的社會力量分為兩部分：

最重要的基礎是國統區各省地主官僚，在反共與維護封建土地制度的共同目標下，他們和國民黨軍隊共同構成了“維穩”的基本力量。

其次是東部沿海與內地大城市中的職員，商人，資本家等城市羣體，他們雖然説不上擁護蔣介石政府，但由於抗戰所造成的“民族正統性”，以及美國人看上去強大的支持，他們暫時是國民黨政府統治體系的經濟支柱與各種政策的實際執行者。

1947年年底到1948年11月這短短一年時間裏，蔣介石政權做了兩件“大事”，一件讓自己失去了對封建地主官僚集團的控制，另外一件則讓城市羣體與之完全決裂。

第一件是某些民國遺老（少）至今津津樂道的“民主盛舉”：民國三十七年度“行憲國代”與“第一屆立法院立法委員選舉”。對於這兩次幾乎同時舉行的選舉，過去的批判往往泛泛而談，説選舉過程混亂，賄選，指選層出不窮，讓人民看清了蔣介石假民主真獨裁的本質。但從解放戰爭的視角來看，道德批判畢竟是次要因素，真正立竿見影的效果是國民黨統治集團因此暴露了全部內部矛盾。派系，地方，階層之間全然顧不得迅速發展的解放軍，一心爭奪小團體利益。1948年年底，淮海戰役前，國民政府基層行政機構基本要服從於擁有“法統正義”的國大代表與立委，別説全力剿共，不內戰已經不錯了。

蔣介石在南京參與國大代表投票

從蔣介石的初衷看，行憲國代無非是“請”3000個縣長級（國大代表基本每縣一位）士紳將自己捧上“民選總統”寶座。畢竟“民選總統”遠比“國府主席”更“權威”，對內有更大的動員號召力，對外則更理直氣壯地壟斷美國援助。至於立委選舉，則是拿出800個部長級職位（立委將自己薪俸定為和常務副部長相同）給閒散官僚分肥，免得他們擾亂動員。

蔣介石指定選舉方略的1947年年中，正是國民黨“形勢一片大好”之時，2月佔領臨沂（山東解放區首府），3月佔領延安，6月在四平擊退林彪。雖然有萊蕪和孟良崮這樣損兵折將的慘敗，但總的來説關內國軍不斷“收服失地”。1947年8月，國軍總結一年戰績，宣稱收復縣城四百個，“六個月消滅關內共軍主力”似乎成為可能，南京政府口袋裏的自信都快多到裝不下了。

所以，國民黨並未設立中央控制的選舉辦理機構，而是以地方政府（國大是縣，立委是省/專區）為主要辦理方。這其實是蔣介石一貫以大小相制的手法，畢竟老蔣看來，所謂民主不過是走個收買程序，地方士紳能出糧出人，放手去做，削弱一下讓國民黨中央黨棍（尤其是C.C系）也不錯。國大選舉因此“自由”地在各地自行開花。

四. 經不起折騰的國民黨

可到了真正開始選舉的1948年春，解放戰爭局勢發生了逆轉。1947年至1948年秋冬兩季，解放軍開始戰略反攻，劉鄧躍進大別山，陳謝進入豫南，陳粟進入豫皖蘇，形成所謂南線三軍，將戰爭全面引入國統區。而東北經過秋冬兩次攻勢，已經將國民黨軍隊完全壓回幾個大城市，華北與西北也發起內線反攻，攻克縣城五百餘座，開封，石家莊，吉林等中等城市相繼失守，極大刺激了以這些中小城市為基地的國民黨地方勢力。

而蔣介石為了對付轉入進攻的解放軍，宣稱將單純的軍事勘亂上升為“政治，經濟，思想，軍事總體發動”的“總體戰”，除了加緊徵兵徵糧外，還要實行“軍政一體化”，這讓把持地方政權的土豪士紳更加不滿。

所以“國大代表”與“立法委員”開始選舉時，這些心懷不滿的地方勢力意識到，這兩場“選舉”不僅可以在地方上排擠國民黨黨棍，到了中央還能再找老蔣討價還價。所以在解放軍南線部隊相繼轉回內線，國統區局勢相對緩和的1948年春，國統區各地區反而氣氛緊張。先是地方勢力陷於糾紛與消耗，然後在首都大會上製造了國民黨中央大分裂。

在前半場的選舉過程中，凡是地方政治被省城操控的省份——無論是國民黨中央牢固控制的江浙，還是地方軍閥控制的廣西，雲南、山西——相對而言都還比較順利，畢竟大多數土豪惹不起省級正規軍。但也恰恰因為上述原因，這些省份派出的國大代表與立委會團結起來提倡省籍利益，所以在後半場掀起了很大波瀾，下文有詳述。

上海某個國民大會選舉投票站

而那些在一些表面上被某方控制，但並沒真正控制到基層——比如幾個從抗戰到解放戰爭都地處“前線”的省份如河南，湖北，陝西，安徽，再加上大到無法統一的四川，地方勢力之間及省區縣之間爆發了激烈衝突。

這些省的地方勢力已經在抗戰時期的民族主義驅動下經歷了部分動員，組建了（省，市，縣）臨時參議會之類“民意機關”，控制了各縣聯防隊，保安團。而隨着抗戰勝利，國民黨中央集中精力去爭奪東部日佔區，在這些省力量大大削弱。1948年搞國大選舉，地方勢力自然要羣起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比如安徽某縣，當時在陳粟大軍威脅下依然進行選舉。當時安徽省政府被桂系控制，該縣所在專區由C.C系把持，縣長則由地方土豪推舉。選舉時有三人出面競爭：

該縣聯保主任（本縣大地主，青幫頭目，代表本地勢力）

籍貫在該縣而長期在外帶兵的旅長（陳調元舊部，北伐後加入桂系，代表省方）

長期在江蘇做地方官的老官僚（桐城派後人，與安徽CC大佬方治合作，代表黨方）

選舉正式開鑼後，縣長作為本地勢力代表，暗中讓鄉鎮長控制基本羣眾支持聯保主任。省政府直接發文要求該縣“確保”旅長當選。最後江蘇老官僚則包下該縣唯一旅館，掛出“競選總部”牌號，天天請縣中鄉紳吃喝。投票前，貌似三方勢均力敵，於是聯保主任開始動員：一方面讓聯保隊員下鄉威脅保甲長，另一方面讓動員青幫徒子徒孫，在縣城挨家挨户騷擾商鋪，要起簽訂“投票保證書”，最終結果自然是聯保主任“順利當選”。省方對此極其不滿，直接宣佈“選舉無效”，但國民黨中央考慮再三，為了避免桂系出頭，直接發出了“當選證明”

國大代表選票

桂系因此意識到，自己並不能完全掌握安徽基層。所以選立委時，桂係為了保證自己人能順利選上，打着“保證選舉順利進行”的旗號，直接將一部分前線“防共”軍隊抽調回來，每縣派一連“監選”。為了國大與立委選舉，該縣共耗費三億法幣，約合該縣年度支出一半。選舉期間，所有應徵人員都以“保衞本地選舉”為名，留在本地。選舉結束後，應徵人員三百人中最終只有不到100人前往兵站，剩下200人都編入聯防隊。整個行政專區，為兩次選舉共計支付法幣二十億，全部縣份兵役緩徵3個月。考慮到桂系和中央系軍隊的傾軋，可以説這幾個月國民黨從該縣得到的戰爭資源為0。

國大與立委選舉讓國民黨基層陷入混亂， 1948年春天召開的國民代表大會與立法院會議，則讓國民黨中央陷入了混亂與分裂。 

被戲稱為蔣總統和他的李副官就職照

國民大會的最高潮當然是桂系李宗仁與蔣介石推薦的孫科爭奪副總統，這在本公號《桂系》一文中有比較詳細的説明，在此從略。其次，絕食，抬棺，尸諫三部曲自然不會讓美國人有多大好感，對外宣傳作用完全為負。最後，當時所有高級軍官為了穩住自己的軍閥體系根基，都強行成為國大代表。國民大會開會33天，花費千億法幣，此期間前線近乎停擺。當時在外線作戰的解放軍中原三軍藉機收兵，撤回內線休整，準備豫東戰役捲土重來。 

南京國民大會堂

如果説國民大會代表了地方勢力向國民黨中央表達不滿，那麼立法院則是國民黨中央官僚集合起來向蔣介石個人獨裁進攻。

國民黨黨務系統長期為二陳（陳立夫陳果夫）把持，隨着國民黨確立中央名分，該系慢慢走出了會黨幫派形態，逐步形成有意識形態驅動的官僚羣體。1945年國民黨六大，二陳系統控制了超過60%的中央委員。這貌似是國民黨政權的進步，但卻不符合蔣介石一人獨裁的想法。相對來説，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反而更喜歡沒有任何意識形態的職業官僚集團：政學系。此外蔣介石讓長期處於二陳黨務系統對立面的三青團併入國民黨。在黨團合併之後的1947年9月，國民黨召開六屆四中全會，蔣介石以“圈選”方式指定56名中常委，CC系僅十二三人，所以很多中央委員聲稱“總裁反黨”。

由於立法院中允許立委自組小團體，國民黨中過去若影若現的派系矛盾迅速浮出水面，在立法院中形成了十幾個大大小小的“俱樂部”“座談會”。其中以CC組建的“革新俱樂部“為最大，有接近40%的立法委員參加。所以，立法院的內部鬥爭和意識形態無關，純以派系利益為導向。這倒也符合蔣介石對立法院的預期。 

1948年立法院開會，中立者為院長孫科與副院長陳立夫

但是，派系鬥爭有自身的發展規律，派系稍微發展一點，就必然與蔣介石個人獨裁統治發生衝突。立法院開幕後第一件事是”通過”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名單。由於蔣介石完全失去了對立法院黨團的控制，不得不先以”假投票”的方式進行摸底。結果以CC為首的革新俱樂部和以三青團，黃埔生為首的”新政俱樂部”聯合起來，反對蔣介石準備任命為行政院院長的政學系頭目張羣。最後蔣介石被迫讓資歷與能力都比較弱的翁文灝上台，依然三天兩頭被立法院質詢，”騷擾閣揆“，蔣介石還得求陳果夫“注意約束同志”，甚至找來王寵惠，諮詢是否可以解散立法院。這些無謂的爭鬥，導致國民黨中央也沒法集中精力剿共，反而是傅作義等地方軍閥逐漸掌握了相當大的軍事權力。

五. 金圓券來得正好

經歷了前後兩個階段，地方與中央兩個層次的”鬧劇”，國民黨政府對國統區的控制力與動員力急劇下降。到1947年9月，國防部進行“戡亂總體戰檢討”時承認，自1947年2月至8月的半年間，兩徵（徵兵徵糧）僅完成年度計劃30%，其中徵兵僅完成年度120萬計劃的25%。這入伍的30萬新兵，又有一半被地方勢力要求”留省”，真正能補充前線的不到15萬人。這聊勝於無的“兩徵”卻花費了超過三萬億法幣，已經超過本年度全部軍費預算。可以説，此時國統區3億人口，在人力上給前線的貢獻，不如任何一個省級解放區。

最早發行的1元金圓券

1948年下半年，面對日益癱瘓的地方政府，與不可避免的經濟破產，蔣介石再次以”專斷”的方式進行“經濟改革”，這便有了第二件“大事”：金圓券。金圓券收集了中間階層最後的一點硬通貨，同時並未阻止通脹繼續爆發和經濟秩序的解體。這些事實各方面都有論證，本文不再詳述。但從直接的軍事效果説，馬前卒工作室還需要指出兩個常被忽略的影響：

首先，金圓券改法幣後，在金圓券尚未崩潰的48年9月10月兩個，正是淮海戰役前最緊張的時期，在南京領了金圓券的物資車輛全部要先去執行限價政策的上海採購，將金圓券拋出換成物資，再送往徐州剿總，運輸成本與運輸時間都比此前大幅增加。

金圓券崩潰後，靠吃空餉過日子的國民黨軍官因為缺乏快速變現手段，也遭受巨大損失，不得不在其他方面尋求補償，尤其是搶佔實物。各種淮海戰史都提到，徐州剿總司令劉峙把軍隊調動計劃提前通知自己的代理商，要求部屬帶着商業物資撤退。這裏的重要背景就是翁文灝內閣辭職，金圓券信心趨於崩盤。黃伯韜兵團因此耽擱了一天時間，未能在粟裕合圍之前靠攏徐州。

總之，淮海戰役前，關內解放區尤其是山東解放區完成了新一輪土改，有能力在農閒時期發動500萬民工，支持50萬人做前所未有的大行動。而國民黨卻政出多門，內鬥激烈，所有政策都在基層大幅變形。本來國民黨佔領區人口更多，經濟更發達，現在供應給前線的物資、人力都明顯少於解放軍，即便是最強的徐州集團也已外強中乾，喪失了連續作戰的能力。一旦解放軍也發現這一點，只針對黃伯韜兵團的“小淮海”勢必會變為全殲華東敵軍的“大淮海”。中原決勝的偶然性，可以説深深埋藏於此前數年的動員能力消長之中。

（作者：穆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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