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採寫鄧公小平在中國開股市_風聞

改革開放偉大進程，引領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使發展中的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在一步步走進世界舞台中心，朝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前進。40年風雲際會、波瀾壯闊的歷史演進中，曾發生一系列激動人心、難以忘懷的歷史性大事件，其中鄧公小平當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美國華爾街大佬握手，毅然決然在中國開股市，使股票在黃浦江上空飛舞，無疑是改變中國經濟單一所有制模式、培育並影響億萬股民命運情感的歷史性大事件。

筆者作為30年前深入系統採訪研究這一歷史性重大事件、作為“中國潮”報告文學徵文在中國工人出版社《開拓》雜誌上發表《上海：股票衝擊波》的見證者，時至今日翻閲略略泛黃的筆記本，啓沉重歷史之窗，讓時光穿越閃回，當年情景歷歷浮現眼前，心中不免激動湧動一片不盡情思： 股票這個“怪物”在中國經濟改革偉大歷史進程中恰如原子核裂變，驀然間升騰起一朵耀眼炫目的蘑菇雲，全球凝視着這朵神秘莫測、絢麗多彩的金融雲狀，瞪大眼睛關注中國發生的變化：鄧公小平為什麼在中國開股市？股票，什麼是你的中國命運？

鄧公向華爾街大亨伸出歡迎之手

那是1986年11月14日，一條新聞從北京發出迅速傳播全球：“中國改革進程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寬敞而富有東方情調的會客廳裏，向來自大洋彼岸的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代表團的華爾街大亨們伸出了歡迎之手。

老資格中國領導人帶着濃重四川口音，向“世界金元帝國”鉅子們娓娓而談“開放政策是中國的希望”，敦促在投資方面有足夠知識且精明強幹的美國朋友放大膽子，鼓足勇氣，來中國投資。這些不容易被打動的華爾街金融鉅子顯然被鄧小平迷住了，對他所説的話感到高興，並且“對他的權力和眼光有幾分敬畏”。雄踞於華爾街金字塔頂端的董事長約翰﹒範而霖先生將一枚紐約證券交易所證章送給鄧小平，佩戴這枚別緻證章可以在戒備森嚴的紐交所通行無阻。範而霖先生的美好願望是十億人的領袖有機會到華爾街那座大理石城堡去看看。作為回贈，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陳慕華把一張面值50元飛樂股票送給範而霖先生。

鄧小平送小飛樂音響股票給紐約證交所董事長

一枚流光溢彩的精美絕倫證章，一張印有象形文字的淡綠色飄香股票，各自代表不同象徵、擁有獨立概念，卻承擔起歷史性神聖使命，成為溝通與連接北京與紐約華爾街的媒介。這張誕生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股票，成了華爾街大亨東方之行最珍貴的禮品！

範而霖先生在北京與鄧小平會晤後來到他東方之行第二站、“有着紐約的空氣”的上海，他對這座城市感情上的最大依戀是“看看中國第一家股票市場”。轎車沿繁華南京路駛向靜安寺，戛然而止在一間不足3米狹小門面前。範而霖先生在時任上海市人民銀行行長、後任交通銀行行長李祥瑞陪同下走下車來，他眯起眼睛細細打量面前這間敞開着門、顯得過於簡陋的小屋子，就像高明鑑賞家在仔細玩賞一件精緻藝術品。

這就是有着1200多萬人口的遠東大都市股票市場？一間不足12平方米營業廳，齊胸高櫃枱，牆壁上一塊一米見方的電子屏上顯示着標價，只要數十人就能將這裏可憐的空間給全部擠滿。如果把這個股票市場搬到紐約證交所那擁有相當於一個足球場大小主要交易廳去的話，它還沒有廳中一個U型交易台十分之一大。一個巨人，一個侏儒；天平無法衡量，標尺失去公用。這就是東方的現實、東方的特色！

“你是世界上最大交易所主席，到世界最小交易所來訪問。”中方陪同在外交辭令字典裏搜尋着準確而幽默的詞句，想在“最大”與“最小”之間染上點人情色彩。

範而霖先生含蓄地笑了：“你們比我們開始時的露天交易要好得多，我相信你們的市場會早日發展擴大的。”他問市場經理黃貴顯：“我能不能在這裏辦一下過户手續？”

紐約證交所董事長約翰·範而霖於上海工商銀行上海信託投資工資靜安證券業務部辦理股票過户，並與時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行長李祥瑞（左二）、靜安業務部經理黃貴顯（左一）合影

“過户？”在人們驚詫中，範而霖先生掏出一張飛樂股票。原來，這張人民大會堂的禮物票面記名是周芝石，範而霖先生不具備所有權。站在一旁的李祥瑞下意識地盯着這位同行，心裏直讚歎他的精明勁。

“來，用我的名義過。”李祥瑞邊説邊讓黃貴顯把那張股票從周芝石名下過給自己，再過給範而霖先生。李祥瑞在股票上籤下具有個性風格名字後，範而霖先生舉起這張業已生效的股票，風趣地説：“我現在是飛樂公司持股人，公司明年開股東大會時別忘了通知我，我來參加股東大會！”

當時的轉讓記錄

鄧小平會見範而霖先生一行，是極平常的外事活動。然而，善於捕捉新聞背景材料的外國記者卻發掘到這樣的事實：中國上海、瀋陽、深圳等地正在發生一場“靜悄悄的金融革命”，絕跡30多年的股票再度降生，以其不可抗拒神奇魅力撩撥着億萬中國民眾的投資心絃。他們在傳播信息時巧妙作出評價：外交官們説，鄧小平對華爾街代表團的講話等於發出一個明確信號，即儘管遇到許多困難，但是中國政府決心推進經濟和金融改革，包括銀行改革。

股票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

以上這段文字，是我採訪了李祥瑞、黃貴顯等10多位上海相關人士、查閲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外事接待檔案形成的。回望這段歷史，並不是像講故事那樣輕鬆，因為這是在當時背景下東西方金融界尋求合作發展的一次禁區突破，備受國內外關注。如果將時間節點再朝前推移10年乃至20年，華爾街老闆——那是徹頭徹尾資產階級代名詞，屬於“徹底砸爛”、“遺臭萬年”之列。

現在回憶，30年前採訪記錄鄧公小平在上海開股市，正是在國家轉型發展、思想觀念劇烈衝突中進行的。這次採訪的緣起事出有因，實屬偶然。記得1986年歲末，復旦校友高曉巖回到母校，通過當時在新聞學院任教的張力奮老師找到我，讓我一定要推薦上海作家採寫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的上海股票大事件。他與我敍述了事情的原委：時任工人出版社總編輯南雲瑞等領導向全國總工會彙報工作，全總領導明確指示他們要關注中國工人階級的命運，並指出上海正在大力推進的企業股份制改革就事關工人階級命運，要求組織文章予以反映。

什麼是企業股份制改革？又怎樣牽動中國工人階級的命運？南雲瑞一頭霧水回到社裏，一進門就看到從復旦中文系畢業分配到社裏工作不久的高曉巖，叫住他下達了任務，要求“小夥子立即去上海組稿”。我當時在上海青年報當記者，滬上寫作圈還算比較熟悉。弄清來龍去脈，憑着人脈資源，我先後聯絡了不下10位滬上作家，沒有一人願意接下這一採訪寫作稿約，有朋友還好心善意提醒：股票是個什麼玩意兒，那怎麼能碰去寫呢？實在是沒法子可想，面對高曉巖完成約稿任務的懇切，我説“兄弟我來採寫吧”。

一諾千金。答應並付諸實施採訪，我一下子陷入了迷茫與痛苦之中，因為自己的股市知識幾乎是零，上海企業股份制改革與股票這個怪物引發大量仁智互見爭論，涉及的人與事錯綜複雜等。我只能咬咬牙，收集相關書籍閲讀進行知識補課，並一頭扎進金融界、股改企業和第一批股民的紛繁世界，開始了艱辛的採訪寫作。

當時面對的必須説服自己、也必須回應社會各界的第一個問題是：股票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當時所能閲讀到的書籍裏關於股市基本上持批判立場，學界也沒有太多關注與研究，我只能通過與奮鬥在第一線所謂“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進行深入交流，發掘走訪解放前上海股市老經紀人等，獲得關於這個問題的思考與認知。

思考一：到底是搞股票還是搞儲蓄？金融專家李祥瑞思辨認為，金融業民間遊資恰如深居蟄伏於深山老林的猛虎，一旦失去控制就會造成經濟社會生活巨大創傷。從民眾承受心理看，西方傾向於搞股票，東方傾向於搞儲蓄，這是東方人與西方人不同文化價值和心理素質在金錢投資上的差異，其帶來的結果截然不同。形象地説，儲蓄是“開門養虎”，老百姓將沉澱資金存在銀行裏，作為一種看不見的購買力，就像一隻伏在暗處的猛獸，只要一有風吹草動就會隨時隨地一躍而出衝擊市場。而大眾把錢投資於股票，需要兑現就必須到股票市場去出售，前提是要有人買。對國家和銀行來説，不需要對百姓投資的這些固定資金富有直接兑現責任而可長期使用，這就等於給猛虎罩上了一隻鐵籠。金融風潮無情殘忍的巨大摧毀力昭示人們，必須慎之又慎對待民間遊資，養虎必須有籠！

思考二：為什麼追求“跳黃浦”的誘惑？時任延中實業總經理周鑫榮的心理軌跡耐人尋味。他經營管理的公司原是陳舊街道簡陋破屋裏的小小服裝工場，工人大多是家庭婦女，一天辛苦工作8小時報酬7毛錢。面對貧困，解放前在上海當學徒的周鑫榮眼裏冒火，也捕捉到希望之光，發現市場上曬圖機供不應求就決定生產，帶領職工艱苦創業、開拓市場，使企業頑強走出峽谷地帶，一躍成為上海名聞遐邇最富集體企業之一。面對擴大再生產的資金缺口，發行股票集資的大膽嘗試繪入公司發展藍圖。他們能獲得國家銀行貸款且利息要比股東紅利低得多，但發行股票使公司與1.8萬名股東建立起血肉相連關係，獲得的是經營好企業回報股東的壓力與責任。“周老闆”説：“如果企業經濟管理不善，難見江東父老，我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跳黃浦去餵魚蝦。”

思考三：股票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老經紀人吳仕森翻開他珍藏的中國徵信所編的《華股手冊》，介紹舊上海證券交易所就有大量股票上市交易。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七月初，經濟財政兩部令準施行的《上海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暫行營業細則》計14章94條，對股票交易有較完整而嚴明規定。他與另幾位老先生認為股票市場並不是壞東西，主要是由於解放前中國股票市場大多由外國資本家和官僚資本家在幕後操縱投機，加上政局不穩等要素造成股市大起大落，把名聲搞壞了。現在國家應該運用股市籌集社會資金，廣開投資渠道，加強市場調節，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協調發展。

第一代股民的“老闆夢”

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經濟改革以神奇力量創造出一個個意味深長的新概念與社會角色，比如個體户、專業户、萬元户等，在上海股市的採訪與探索中，我自然而然面對又一個躍動着出現的新羣體：股東。由此我心中產生了一個謎，那就是什麼人買股票成為第一代股民？這些股民如此執着做着怎樣的夢？

我用文字留下了當時關於這個上海股民的宏觀敍事：它，現在只代表着一個微小得近乎可憐的羣體。在生息着1264.6萬人口的世界超級大都市中，組成這個羣體的3.5萬人，僅佔有0.27%的比例。然而，他們是社會主義中國的第一批私有投資者，單從這個意義上説，就足以令局外人睜大發亮的眼睛，用疑惑、猜測、羨慕與嫉妒的複雜心態窺視他們。據統計，上海目前擁有的3.5萬名持股人中，約70%的股東支持1~2股。據調查，77%入股職工時時感到自己是企業主人，認為入股可以提高對企業的關心，而且這種感覺的強弱與入股份額的多少成正比。

翻開採訪筆記本，當年追蹤訪談的第一代股民生龍活虎再現眼前。他們中，有的人就等着可以買股票這一天，通宵達旦在寒夜中排隊買股票；有的人整個家族計算發財帳，綁在一條船上互相打氣鼓勵做投資；有的人從牙縫裏寄託萬分之一的幻想，想着靠股票翻身改變生活境遇；有的人一生心血一場夢，大膽參與股票買賣；有的人無知無畏，未覺醒的風險意識導致他們盲目參與；有的人買一股兩股，為的是積極投身企業股改，體味主人翁意識的新覺醒，等等。可以説，股票這個新生事物攪動了上海灘，也激發了這些股市弄潮兒的恩怨情仇複雜人生。

這支威武雄壯的持股人大軍，以極其複雜微妙的心態謎底籠罩着股票。我當時對這種現象的點評是：貧窮使人精明，使人貪婪，也使人膽怯。上海市民面對瞬間湧來的股票熱潮，在決定手中有限金錢的投資流向時，以令人費解的形式創造了這個謎。為儘可能撩開這層迷霧一般的紗幔，我記錄下當時只持有一股的股民的複雜心態，今天看來還是饒有興味。

一位打扮“海派”的年輕人：現在的人不是講實惠嗎？尤其是我們這代年輕人更講實惠了，不像老人們賺了錢省吃儉用存銀行，要麼壓在箱子底下數數也開心。我有了錢首先考慮的是怎樣花，只是覺得錢少不夠花。再説物價升得快，買股票即使股息加紅利比銀行高，可還是趕不上物價上漲，不如趁早花掉，置幾樣值錢的東西。幹嗎買一股？好玩唄！

飛樂股份公司一位門房老工人：我何嘗不想多買？看到別人一買一疊子，心裏也癢癢的，恨不得自己也捧上一捆。可沒法子，沒錢呀！買股票要有一筆錢，這筆錢是放着不用的，我拿不出。像我們企業總歸是越搞越好，不會像舊社會一眨眼就破產倒閉的，國家保也要保住。有人擔心有風險，這是沒必要的，可以把眼光放得遠一點。我真是沒辦法，小孩多、開銷大，不然，嗨！我也知道，股票買一股兩股的沒意思，要買就要買得多，那樣收益大、划得來。哎，只好看着人家神氣。

飛樂股份股票

一位中年人：凡事要慢着來，試試看。“一看二慢三通過”。急什麼呢？搞股份現在還是試驗階段，領導説的，試驗嘛，就會有成功，有失敗。我也要試驗試驗，先少買幾股，看行情怎樣，好的話再多買不遲，不好也不失掉什麼，幹嘛去湊那個熱鬧，去擔那個風險呢？

一位對外經濟高級律師：你不信？我確實只買了一股。目的？我只不過想參與股票的實際運行機制之中，以便作點觀察。據我看，大多數中國人缺的是投資心理和風險觀念，買股票也只是一種保值慾望。那種持股很少的人，一般具有的是這種遠比西方人遜色的心理素質。

日月如梭，白駒過隙。改革開放偉大歷史進程滾滾向前，迄今進入第40個年頭。股票，在絕跡30年後於1985年歲首重返上海灘，迄今也已33個年頭。今天的人們尤其是親歷參與者回望這段驚心動魄的歷史，也許會獲得不一樣的感悟。

事實上，鄧小平當時在上海開股市，還引發了一個更深刻的思考：東方需要華爾街嗎？上海自1843年在西方殖民者堅船利炮下開埠後，近現代金融業就成為這座城市的發展基因。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葉，一個由柳亞子先生鼓勵支持成立的學藝團體“上海通社”同仁們就鮮明地劃下了歷史性句號。他們從黃浦灘路（即今外灘）、九江路、北京路、寧波路、天津路、河南路作實地勘查，發現單是設立在6條路上的金融機構總數已有180餘家。於是，他們得出結論：這6條路“稱之曰上海的華爾街，誰曰不宜？”歷史似乎開了個大玩笑，半個世紀後人們面臨的是一個嚴峻課題：東方需要不需要華爾街？正是股市的培育發展，令社會各方人士達成共識：東方需要華爾街！

中國股市一路走來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資本市場。鄧公為什麼在中國開股市？穿越歷史風雲，今天回憶回味“小平同志”當年壯舉，也許可以令今天的人們獲得更多真知灼見：中國股市已發展成為由億萬投資者組成的龐大市場，對中國股市以及參與各方來説，應當不忘初心，不忘一路艱辛來歷，不能迷失前行方向，更不能成為金融大鱷翻雲覆雨放縱邪惡人性的一片藍海，進一步規範運作促進市場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讓股市的投資融資功能更好為實體經濟服務，在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中發揮應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