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不平等，還是壞的不平等：以中國勞動力市場化改革為視角_風聞

來源：澎湃新聞

馮帥章/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

2014年12月05日，廣東省東莞市，無塵潔淨室車間， 工人在工廠生產電腦硬盤。 視覺中國 圖

不平等也有好壞之分。按照諾獎得主James

Heckman的説法，凡是提高勞動技能報酬，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帶來的不平等，應歸於“好的”不平等。因為技能溢價的提高可以讓勞動者有更強的動機去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從而增加整個社會的產出。反之，凡是因為出生、外部環境、制度等原因而限制人們獲取技能，以及限制技能在勞動力市場上獲得相應回報而產生的不平等，應該被歸於“壞的”不平等。

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與國企改革同步的城鎮勞動力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很快。然而，不平等上升的原因為何，究竟是好是壞，卻是值得我們認真審視的一件事情。在我與我的博士生唐高潔最新發表於《Economic

Inquiry》的文章中，我們對中國1992年以來的家庭收入不平等發展趨勢以及其背後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系統全面的梳理。我們的研究結果有助於辨析不平等上升的“好壞”之分。

數據與研究方法

我們的研究使用國家統計局城鎮住户調查1992到2009的年度數據。該數據是唯一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反映城鎮住户各方面情況的大型調查。由於該調查由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繼續到現在，調查情況可以讓我們看到城鎮住户在一個非常長的時間範圍內的變遷。由於該數據獨特的價值，基於該調查的學術研究也非常之多。

與許多其他研究中國收入不平等的文獻有所區別的是，我們關注的焦點是家庭收入的不平等，而不是個人收入不平等。由於家庭內部的資源共享及規模效應，家庭收入比個人收入更能準確度量****福利。

研究方法方面，我們採用國際最新的收入分佈的分解方法，將影響家庭收入的因素分為三類。其一是受教育程度。因為不同教育程度的個人在勞動力市場參與，工資，婚姻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區別。因此，一國的教育程度分佈是收入分佈的基礎。其二是勞動力市場因素，包括勞動參與，教育工資溢價，以及同等教育水平者內部的工資不平等。這些因素都與勞動力市場的發展程度高度相關。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改革通常會提高教育溢價及增加同等教育程度者的內部不平等。其三是家庭因素。家庭因素又分為兩類。一是單身率。二是已婚者夫妻之間的區配程度。家庭因素使得個人收入分佈轉化為家庭收入分佈。

我們的分解方法可以將收入分佈表示為一系列的條件分佈。這樣，通過控制某一個因素（條件分佈）不變，而讓其他因素隨時間而變化，我們就可以得到在假設條件下的收入分佈及相應的不平等指數。如果將假設條件下的不平等指數與真實的不平等指數進行比較，我們就可以看到該因素對於不平等變化的貢獻。舉例來説，如果我們讓中國的教育分佈保持在1992年的水平，而讓其他所有因素都變化到2009年的水平，我們就能算出假設教育程度不變的2009年收入不平等程度。這一指標與2009年實際不平等指數的差別，就是教育水平分佈變化對於1992-2009年間收入不平等變化的貢獻。

不平等變化的趨勢

關於中國家庭收入不平等的變化趨勢，我們的發現與大多數研究類似。總體來説，1992年以來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非常之快。根據我們的測算，1992-2009年間，中國城鎮家庭收入的總體不平等基尼係數從0.266上升到0.407，上升比例為53%。如果用P90/P10，也就是九十分位數和十分位數的比例來衡量，收入不平等增加幅度更大，從3.2增加到8.6，增加了169%。此外，基於P50/P10衡量的收入分佈下部的不平等程度比上部(P90/P50)增加更多。從各個地區來看，雖然各地區的收入不平等增加程度有所不同，特別是東北地區不平等程度增加較快，但各地區不平等上升趨勢基本一致。

不平等變化的原因

我們接下來具體分析收入不平等變化的具體原因。首先，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大約可以解釋家庭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四分之三。這些都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勞動力市場的巨大變化所帶來的。這裏面又有三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就業比率的下降。其二是教育回報的上升，也就是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羣平均收入的差別上升。其三是教育程度相同者的組內勞動回報差異的上升。我們發現這三方面的影響都非常重要，特別是教育組內不平等的上升對於總體不平等上升貢獻更大。

其次，中國勞動力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對於收入不平等基本沒有影響。

這一發現看似與許多以前研究的發現不一樣。但一些研究常常把教育水平的本身與教育的回報混在一起。我們的研究將這兩者分開，我們發現教育回報上升確實對不平等上升貢獻很大，但是教育本身的分佈變化卻沒有影響到不平等。雖然過去二三十年間，教育程度平均上升明顯，但是教育的不平等狀況卻沒有特別大的變化，只不過是整個分佈向右移動。

最後，婚姻市場對於家庭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大約貢獻了四分之一。這主要是由於結婚率下降（單身率上升）引起的。家庭是共享收入和資源的單位，因此，單身率上升，特別是較低收入者的單身比例增加，無疑將對於收入不平等產生影響。另一方面，儘管中國基於教育的婚姻正向匹配的程度有所增強，這一因素對於家庭收入不平等卻基本上沒有影響。這一發現也基本與美國一致。

好的不平等，還是壞的不平等？

從我們的發現可以看到，勞動力市場化以來的不平等增長，既有好的不平等，又有壞的不平等。考慮到改革初期教育回報的極度低下，教育回報以及教育組內不平等的上升，應該主要被歸結於好的不平等。勞動參與率下降，以及單身率的上升背後的原因比較複雜，既有經濟的因素，又有社會習俗文化變遷的因素。我個人認為相當部分還是因為人們擁有更多自由後，在約束條件下自主選擇的結果。當然，低教育水平者因為缺乏工作機會而退出勞動力市場，或者中低收入者因非自願的原因保持單身，這些都應該屬於“壞的”不平等範疇。

綜上，**過去幾十年不平等的上升，總體而言屬於市場化改革帶來的“好的”不平等。**也因此，我們應該歡迎這樣的不平等增加。當然，目前的不平等程度已經很高，諸多“壞”的因素蠢蠢欲動。例如，因為户籍限制和不合理的教育政策導致的流動兒童、留守兒童問題，未來必將導致壞的不平等增加。為預防這樣的情況出現，政府應該一方面在基礎教育等方面更有作為，切實消除或至少減輕因為出生帶來的地域，户口等因素帶來的不平等，保證所有人享有公平的接受教育，獲得技能的機會。另一方面，政府應該減少人口流動等方面的限制，進一步提高技能回報，增強勞動者獲取技能的動機。

參考文獻：Feng, Shuaizhang, Gaojie Tang, “Accounting for Urban China’s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The Roles of Labor Market, Human Capital, and Marriage Market Factors”. Economic Inquiry, https://doi.org/10.1111/ecin.12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