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緝思：亨廷頓挑起的論戰將超越時空_風聞

2008年聖誕節前夜，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與世長辭。從1957年發表第一部專著《士兵及國家》到2004年的最後一本書《我們是誰》，亨廷頓的學術影響已經超過了半個世紀，而他的政治思想影響不僅跨越了國家、民族、宗教、文化的界限，而且也將跨越冷戰和後冷戰時代，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上永遠佔有牢牢的一席之地。著名社會學家、亨廷頓的哈佛同事羅伯特?帕特南稱他為“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知識界的巨匠之一”。另一位哈佛教授斯蒂芬?羅森則説，亨廷頓“既極為忠實於自己的原則和朋友，又欣然面對同他觀點截然相反的對手”。

對於思想家，是不能做到蓋棺論定的。圍繞亨廷頓的種種政治見解和學術觀點，尤其是他在1993年力排眾議首次提出的“文明衝突論”，人們還會繼續爭論下去。重要的是，涉及民族宗教問題的衝突層出不窮，此起彼伏，證明“文明衝突論”擊中了當代世界矛盾的要害，觸動了人們在宗教認同、種族意識、民族文化歸屬方面的敏感神經。

論敵向亨廷頓認錯

2008年1月，亨廷頓的論敵之一——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教授法烏阿德.阿賈米在當月的《紐約時報》書評版上發表文章，公開向他認錯。事情是這樣的：在1993年發表亨廷頓文章的同一期《外交》雜誌上，還刊登了一組回應文明衝突論的文章，而阿賈米就是其中帶頭用重炮抨擊亨廷頓的學者。阿賈米在當年的文章中説，國家而不是所謂“文明”，才是人們忠誠的對象；不管非西方世界的人們口頭上如何抵制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世界各國現代化之路，就是西方化之路，別無他途。所謂“文明衝突”，其實是現代化和抵制現代化的國家之間的衝突。這位阿拉伯血統的教授當初還認為，主張推進現代化的領導人將在土耳其、埃及、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掌權，崇尚基馬爾主義的土耳其力爭加入歐盟即為一例。但是，15年之後的阿賈米承認，亨廷頓的觀點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而“我們後悔沒有聽取他的相對悲觀、但也許更為正確的遠見卓識”。阿賈米指出，正如亨廷頓所預言的，激進的穆斯林現在當選為土耳其領導人，這個國家已經不再乞求加入歐盟，而是開始覬覦塔什干（烏茲別克斯坦首都），推進泛土耳其主張；伊斯蘭世界在“使其現代性伊斯蘭化”，反倒是西方世界開始走向自我懷疑和多樣化。因此，現在看來“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比我對他的批評更有説服力”。

亨廷頓謝世後，阿賈米立即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題為《亨廷頓的警告》的專文，表示哀悼和反思。文章披露，亨廷頓夫人給躺在病榻上的亨廷頓讀了阿賈米公開發表的自我反省，使老先生甚感欣慰，並委託夫人向阿賈米致意。

不過，阿賈米這次所説的“亨廷頓的警告”，沒有更多地涉及文明衝突論，而是轉述了亨廷頓在近著《我們是誰》中所表達的對於美國的深深憂慮。亨廷頓告誡美國精英：17－18世紀美國早期移民所留下的盎格魯?撒克遜特色文化是立國之本，其精髓是英語、基督教、宗教義務、英格蘭法治精神、掌權者的責任，以及個人權利。這些是“美國信條”的幾大要素，是美國的成功之道，要世世代代繼承下去，萬萬不可丟棄。亨廷頓提醒人們警惕的是，當代美國人被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義所迷惑，有忘本的危險。尤其是從拉美等地湧入美國的新移民，還沒有紮下美國的民族認同之根，連英語都説不清楚，卻在人口中比例越來越高，文化影響越來越大。亨廷頓頗為傷感地描繪道：“星條旗已經下了半旗，而在美國特色的旗杆上，別的旗幟卻飄揚得更高”。

亨廷頓是英格蘭人的後代，對家族“尋根”極感興趣；人越老越保守，恐怕也是難以改變的自然規律。因此，他發出這樣的忠告自然不足為奇。耐人尋味的是，生為什葉派穆斯林的阿賈米，為什麼也同亨廷頓一起，唱起了美國信條的輓歌？

年過花甲的阿賈米年輕時從黎巴嫩移民到美國，從名校畢業後，成為中東問題研究的一位權威。他不但不認同伊斯蘭激進思想，而且同策動伊拉克戰爭的“新保守派”過從甚密，為布什政府的中東戰略出謀劃策。阿賈米同亨廷頓有一個相似之處，就是對自己的政治見解十分執着。他甚至比亨廷頓還要高傲，在舌戰羣儒時從不畏縮。然而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阿賈米同亨廷頓的立場恰恰相反。他時時處處為布什政府的中東政策辯護，對任何“非美”、“貶美”的言論，都要找機會反唇相譏（連我這樣一個不愛爭論的人，在一次會議上居然也忍不住同他激辯起來）。一位從種族到宗教文化都屬於“非主流”的美國知識分子，卻如此忠實於美國價值觀，真實地體現了美國社會中一種獨特的二律背反。

他支持奧巴馬嗎

另一位發表悼念亨廷頓文章的思想家，是四十歲出頭的《新聞週刊》主編法裏德.扎卡里亞。他在哈佛大學攻讀政治學時，師叢亨廷頓和另一位政治學大師斯坦利·霍夫曼。扎卡里亞對亨廷頓尊崇有加，稱這位誨人不倦的導師為“曠世奇才”。他回憶道，當他還在讀研究生時，亨廷頓就把那篇論及文明衝突的論文初稿拿給他徵求意見，而此文在《外交》雜誌上發表的時候，他已經是該刊的執行主編了。

扎卡里亞指出，亨廷頓因發表強調宗教認同的文明衝突論而舉世聞名，其實他的早期觀點含有更為深刻的創見。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1968）等著作中早就觀察到，一些試圖走美國式道路的國家，在缺乏法治、成熟的政黨和公民社會的情況下，把加快經濟增長和擴大政治參與作為奮鬥目標，其結果是秩序喪失和政治混亂。或許是受其影響，扎卡里亞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對“非自由的民主”大加鞭撻，認為在發展中國家裏建設沒有充分個人自由的“民主”，只會導致民粹主義的弊端。

無獨有偶，同阿賈米一樣，扎卡里亞也是一位有穆斯林上層家庭背景的移民學者（但他同阿賈米的關係是文人相輕，相互競爭解釋伊斯蘭世界的話語權）。他出生於印度孟買，至今對印度有某種文化歸屬感，操印度口音的英語，卻強烈地認同美國價值觀。在2008年大選中，扎卡里亞成為奧巴馬在媒體中的主要吹鼓手之一。

阿賈米和扎卡里亞分屬保守派和自由派，都是來自穆斯林世界的新移民，又都忠誠於美國理想。作為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他們“比美國人還美國人”的立場驗證了亨廷頓的一個重要觀點，即一個人之所以能夠“歸化”成為美國人，不在於他的膚色和宗教、文化、原國籍背景，而在於他是否認同美國的主流文化和政治信仰。

我曾經當面同亨廷頓半開玩笑地説：“聽説你的夫人是亞美尼亞人，那你們家裏有‘文明的衝突’嗎？”他認真地回答：“沒有，我們倆的思想和習慣都是一樣的。”最近我才在報章上讀到，亨廷頓先生同亞美尼亞血統的妻子相濡以沫共51年，以她和岳父母都成功地同化到美國社會而感到自豪。正是通過這樣一位少數族裔的妻子，亨廷頓證明了自己不是一個排斥移民的狹隘的“本土文化保護主義者”。

由此，我更想了解亨廷頓對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的反應，可惜現在已不得而知了。根據他一貫的觀點立場來推測，亨廷頓對奧巴馬競選應當存有某種矛盾心態。一方面，他是鐵桿民主黨人，曾在約翰遜政府和卡特政府中擔任過外交參謀的角色。奧巴馬同他一樣，都曾堅定地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奧巴馬是信奉基督教的非洲裔，很好地融入了美國主流社會，完全認同並且生動體現了“美國信條”。從這點上看，亨廷頓似乎應當支持奧巴馬。另一方面，在《我們是誰》等著述中，亨廷頓對克林頓當政時期大力鼓吹的全球化，幾乎説得上是深惡痛絕，而奧巴馬很難同克林頓時代劃清思想界線和組織界線。同時，那些亨廷頓所反感的“文化多元主義者”、尚未融入主流社會的新移民，多是奧巴馬的強烈擁護者，而主流社會中的白人、持保守傾向的選民，仍然大多支持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由此看來，奧巴馬當選對美國傳統價值觀的傳承是福還是禍，對亨廷頓式的保守思想是兇還是吉，一時還很難説。

亨廷頓學説繼續受到考驗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亨廷頓曾撰文批駁“美國衰落論”，但晚年亨廷頓對美國文化多元化的前景越來越憂心忡忡。新移民大批湧入美國，少數族裔的生育率高於歐洲白人後裔，是亨廷頓擔心美國“變質”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來美國因在國際事務中一意孤行而形象受損，最近的金融危機又進一步損害了美國的實力和自信心。在陣陣“唱衰”聲中，美國還能恢復亨廷頓所經歷過的那個輝煌時代嗎？

我手頭有兩篇即將在《外交》雜誌2009年1－2月號發表的文章，其中透射出新一代美國政治學家對美國與世界前途的一種思考，也反映了他們對亨廷頓學説的間接回應。第一篇文章的標題是《美國的優勢——網絡世紀的實力》，作者是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的院長安—瑪麗?斯勞特。她認為，當今世界衡量實力的標準是網絡聯繫。擁有最大最多聯繫網絡的國家——美國，將握有全球議程，激發創新能力，推進可持續發展，在21世紀繼續稱雄。與亨廷頓不同的是，斯勞特不認為人口多寡是國家發展潛力的衡量標準，因為“大有大的難處”，人口越多，問題就越大。美國人口只有中國和印度的四分之一，但其先進的教育體系和網絡體系能夠將中印等國最優秀的人才吸引到美國去。美國社會的開放性和人口的多樣性恰恰是其優勢之所在，因為創新產生於激烈的競爭。斯勞特建議，美國人應當努力學習外語，大批吸納人才，而思想文化上的抱殘守缺會導致美國衰落。

另一篇文章題為《專制復興的迷思——為何自由民主會繼續佔先》，作者是國際政治學家丹尼爾.杜德尼和約翰.艾肯伯裏。如果説斯特勞的文章強調的是美國的思想、文化、社會優勢，這篇文章則突出地論述了俄羅斯、中國等所謂“專制國家”復興進程中的困難和障礙。文章認為，美國為代表的“自由國家”的外交戰略應建立在一個基點之上，即“通向現代性的道路最終只有一條，這條道路的基本特徵是自由”。所以美國不應當試圖孤立、遏制中俄等國，而應以包容之勢，促進這些國家的內部變化，將它們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

顯然，如果亨廷頓還活着，是不會贊同上述兩篇文章的自由化傾向的。亨廷頓要的美國，既不是阿賈米所支持的“張牙舞爪”的美國，也不是斯勞特、杜德尼、艾肯伯裏所希冀的“有容乃大”的美國，而是“獨善其身、孤芳自賞”的美國。那麼，奧巴馬要建設什麼樣的美國呢？從奧巴馬的政治宣言和諸多美國選民對奧巴馬的狂熱支持看，美國的政治風向標正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偏轉。至於偏轉多少度，沒有人能夠預知。有消息説，斯勞特女士將出任奧巴馬政府的國務院政策計劃司司長。果真如此，上述文章就更有政策導向了。無論如何，亨廷頓提倡的白人盎格魯.撒克遜基督教文明的“獨善其身”，前景絕不是樂觀的。

一代人的學風

阿賈米在悼念亨廷頓的文章中不無傷心地感嘆道：“我們今天的學術界裏沒有人能同他比肩。他為之貢獻終生的領域——政治學，已經基本上被一代新人巧取豪奪了。他們是相信‘理性選擇’的人，靠模型、數字而工作，用瘠薄枯燥的行話來寫作。”

的確，在美國政治學與國際關係領域，思想家和理論家似乎不再是同一批人。沒有範式、模型、圖表、統計，不能發明或皈依“後現代主義”、“結構主義”、“建構主義”等框架，好像就沒有理論了。因此，亨廷頓儘管有舉世注目的觀點和影響，卻不常被歸入理論家的行列。他也從來不相信“理性選擇”，因為宗教信仰、文化認同，都不是建立在理性之上，而是感性的，與生俱來的。亨廷頓的著作橫跨政治思想史、比較政治學和國際政治領域，帶着厚重的滄桑感，凝聚着人文素養，也滲透着豐富的個人閲歷，包括環球旅行的觀感。他的學風屬於那一代人，正統、保守，卻包藏着尖鋭甚或偏頗的風骨。

不過，阿賈米對美國政治學界一代新人學風的概括，也許過於尖刻了。上文提到的三位新一代政治學者，還有亨廷頓的門徒扎卡里亞，都是思維敏捷、文風清新、觀點鮮明，語言也絕無貧瘠之感。當今美國政治學界還是有出類拔萃之輩的，其中一些人正聚集在奧巴馬麾下摩拳擦掌，準備為復興美國而效力。

阿賈米所批評的學術傾向，前些年在中國部分學者和青年學生中頗有蔓延之勢。在國際政治領域，一些人熱衷於引進美國的時髦理論和自己也未必理解的生疏概念，或者把為人熟知的事實放到美國學者設定的分析框架中，不知所云。(歡迎關注微信公眾號“曉偉看世界”）

因此，研究亨廷頓不僅有思想意義、政治意義，而且有學術導向意義。對於亨廷頓的理論和觀點，永遠會有不同解讀和不同評價。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淵博的學識和簡潔的文風造就了這位勤于思考的學者，讓他照射出超越時空的思想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