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虞紀：從引路人到“掉隊者”，虞紀的電影營銷之路_風聞

作者 / 魏建梅

提到虞紀，如今行業裏的大部分人，尤其是年輕新人，可能都是陌生的，但對於深處行業多年的人來説，當年的他可是一個風雲人物。

虞紀，是21世紀初娛樂圈公認的四大娛記之一，他所成立的神話東方實際上也是國內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電影營銷公司。作為電影營銷行業的先驅者，虞紀不僅拉開了從媒體人轉向營銷人的序幕，而且也將全國發稿、制定營銷結案報告等如今依然在營銷行業沿用的慣例一手打造了出來。

雖然現在的神話東方早已不復存在，虞紀也離開電影行業多年，但回望十多年前的那個年代，虞紀及其神話東方又是我們最不容忽視的一點。也就在去年，虞紀再度回到北京，意欲再次迴歸電影行業，但時隔八年之久，電影營銷，甚至是整個電影行業都早已不是當初的模樣，對於虞紀來説，未來的路要從哪兒開始，要去往哪裏，都是一個難題，需要他重新出發和思考。

記者的營銷之路

虞紀是浙江人，大學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讀的中文系，畢業後便直接去西安《華商報》做了記者，這一做就是四年。後來，虞紀又去《都市快報》待了一年，在《南京晨報》也做了一段時間。雖然當時虞紀是憑藉兩百分之一的概率進入了《南京晨報》，但最終由於箇中緣由虞紀還是離開了。

當時的虞紀已經在媒體圈混跡多年，名聲也早已在外，也就是在他從《南京晨報》辭職的這個空檔，彼時還是保利博納電影公司董事長的於冬向他伸出了橄欖枝，邀請虞紀來北京同他一起做經紀公司。思索良久，本就一直對經紀這一行當頗感興趣的虞紀應允前往，決定從媒體轉型。這一年，是2004年。

雖然是經紀的名頭，但虞紀在博納任職的時間裏，做的其實是宣傳總監的工作，像《韓城攻略》《神話》《頭文字D》《孔雀》等都是他經手的項目。拿《孔雀》來説，當年這部由顧長衞首次執導的電影不僅在第55屆柏林電影節上拿下銀熊獎，而且在虞紀的帶領下，樹立了文藝片的品牌，也將顧長衞從幕後推到了台前，充分被大眾所熟知。

“那一段宣傳過後我們也能明顯地感覺到顧長衞這個品牌立起來了，就比如我們跟顧導去坐飛機，都會有人認出來，像我們之前做記者的時候可能都知道顧長衞，知道他在行業裏很牛，但是都不認識他，但那次宣傳過後，他的這個品牌也起來了。”

同時，在做宣傳總監的這一段時間裏，虞紀也開始慢慢接觸和了解電影營銷的種種，在此基礎上，由於多年從事記者工作的緣由，他也開始從媒體角度反向給電影營銷輸送了很多新的思路。比如，建立全國發稿模式。

在十多年前電影營銷概念尚未成形的那個年代，給電影發宣傳稿這一宣傳方式其實是很侷限的，一般只發10-20家報社，報社等媒體也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大城市為主，而且稿件的撰寫者也非專業人士。但在虞紀看來，電影是要銷往全國的，宣傳營銷也應該從全國專業性地推開。

當然，也正是由於原來在媒體圈的人脈和資源，“全國發稿”模式的開展對虞紀來説也並不是一件難事。“當時紙媒還是很有影響力的，我跟各個報社也都很熟悉，所以第一個項目《韓城攻略》我就將發稿媒體的範圍擴大到了100多家，那些地方報社其實也很高興，平時他們哪有機會採訪到像顧長衞這樣的電影名人，這其實也有點資源置換的意思。”

除此之外，像制定營銷結案報告，甚至是稿費結算這樣的當下電影營銷的慣例都是虞紀開的先河。但對於“發稿給錢”這樣的模式，作為開創者的虞紀現在也表示出了些許悔意。“現在全是稿酬，給錢才發稿，給多少錢出多少力，這樣新聞也不是原來的新聞了，已經走樣了，這點上我有時候會覺得自己是個罪人。”

然而，即使如此，虞紀對整個電影營銷行業做出的貢獻我們仍無法忽略。但由於種種原因，在博納任職的第二年，虞紀就離職了。彼時，電影宣傳還都是以“部門”的形式依附在各電影公司中，尚未有獨立的第三方公司。“為何不能成立一家獨立的電影營銷公司呢？”虞紀想。神話東方也便是由此醖釀而來。

先驅者的撤退

2005年，也就是從博納離職的那年，虞紀便註冊了國內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電影營銷公司——神話東方。這一年，虞紀31歲。

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當時的虞紀完全是摸着石頭過河，不知道未來的路該如何走，迷茫、無助，是他對當時心態的總結。“那個時候真不知道宣傳能幹出來什麼，當時我就只僱了一個實習大學生，一個月500塊錢，在三元橋的時間國際租了一個一室一廳的房子做辦公室，房價三四千一個月，她睡外面，我睡裏面，那時候壓力真的很大。”

後來，到2016年，虞紀逐漸覺得只憑借自己和那個僅有的實習生是不夠的，他要擴充團隊。如今龍傳媒的創始人，彼時還是寧波《現代今報》的記者王仁奎便是虞紀“忽悠”到北京的第一個對象。

“從寧波到北京，對於一個剛畢業三年的南方人來説是有很大想象空間的，當時我們在北京見過一面，説實話（公司）印象不太好，而且當時虞老闆給出的待遇也比較低，我當時在寧波最多一個月是能拿到小兩萬工資的，後來我回寧波思考了有兩週，最終發現我對電影行業其實還是存有好奇心的，所以最後我就辭職，帶着老婆孩子一起來了北京。”王仁奎説道。

除了王仁奎，虞紀還招募到了現在星浩副總裁韓紅林、新原野宣傳總監宋平等當時6、7個記者前來加入到自己的團隊，如此，神話東方的營銷團隊雛形也便形成了。“我常打趣説是把他們忽悠來的，其實當時我心裏也看不清方向，但他們能那麼相信我，來投奔我，我真的也很感激。”

由於之前在博納做《孔雀》與顧長衞搭建起了深厚的情誼，因此成立神話東方後，虞紀做的第一個項目就是顧長衞的下一個項目《立春》，實際上，當時這一電影的不少投資公司也都有着自己的宣傳部門，但顧長衞還是拿出了5萬塊錢支持虞紀做這個項目。

而後，神話東方也相繼做了《梅蘭芳》《落葉歸根》等電影，此外，像電視劇，還有《第一次心動》等綜藝也都是神話東方營銷的業務範圍。雖然一直以來做的都是宣傳營銷的那些事，但對於虞紀來説，經紀才是他一直以來的夢想，包括現在。在虞紀看來，經紀是可以擺脱身為乙方的感覺的，但現實和理想卻總是很遙遠。

“作為一個服務公司，賺得永遠都是服務費，但去做一個成規模的經紀公司其實是很難的，對我來説尤其如此，因為我不懂得整合，只會幹活，就像我在做《梅蘭芳》的時候，只是寫稿，然後全國發，但黃斌他們就不一樣，他們會把覃宏的資源拿給陳凱歌，會把黃曉明介紹過來，這種平台資源整合的能力我做不了，也註定他們會比我走得長遠。”

▲《梅蘭芳》劇照

做乙方是虞紀接受不了的事實，這也是促使他最終解散神話東方，離開電影營銷行業的一個原因。虞紀表示：“之前做記者的時候，走到哪裏都會受人尊敬，但是當真正站到乙方的位置上時，所有的工作都是很瑣碎的，也是很辛苦的，而且會被甲方要求量化營銷效果，這種被壓制的感覺是我不喜歡的。”

其次，隨着神話東方的崛起，當時也有不少媒體人紛紛轉型營銷，競爭也在不斷加劇，而在虞紀看來，“從《立春》的5萬服務費到《梅蘭芳》的20萬，再到公司最後一次操盤的《80’後》的80萬，在電影營銷行當的收入其實是有天花板的，頂多也就是百萬級別，”再加上自己也到了接近40歲的不惑之年，所以，在2011年，想要再度挑戰自己的虞紀最終決定放下。

“但現在來看，我當時的這個判斷是錯誤的，我完全沒想到後來電影產業會發展到這樣的地步，也沒想到電影營銷的費用會水漲船高。”虞紀感嘆地説道。

兜兜轉轉的電影路

2011年，離開電影行業後，虞紀就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浙江義烏，與自己的姐姐合作，幫中國移動、中國聯通等公司做起了禮品生意。雖然在離開行業的第二年裏，電影行業就開始蓬勃發展起來，與虞紀來了個擦肩而過，但在禮品行業，虞紀做得也不錯。據虞紀説，自己當時一年便有2個億的收入。

“這個行業也算是發揮了之前做記者的優勢，比如公關，出去跟人談合作等等，這也是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因為我也不會具體實操，基本上就是總在外面出差，跟人打交道、交朋友之類的。”

但後來，受國家整體形勢，包括民營企業自身出現問題等的影響，虞紀最後也離開了禮品行業轉向了其它行當。直到去年，當年四大娛記的另一人——寧佐勤聯繫到虞紀，邀約一起回到北京，回到電影行業。就這樣，時隔八年後，虞紀再一次踏入了帝都。

來到北京後，虞紀參與的第一個項目是劉鎮偉導演的《十噸刺客》，也正是因為這個項目讓虞紀感受到電影行業的巨大變化。“做完這個項目後我覺得我對目前的市場模式已經不清楚了，我覺得我需要有一段時間來適應，另外在我看來，當下電影營銷市場已經趨於飽和、成熟了，不像原來誰都能進來分一杯羹，所以將來我可能也不會簡單地做營銷了。”

做完《十噸刺客》後，虞紀歇了一年多，將精力從事業暫時轉到了自己十多年前在望京買的房子的裝修上。前不久，虞紀也重新回到市場，像上個月剛剛上映的紀錄片《生活萬歲》也是虞紀負責宣發的一個項目。目前，虞紀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洞見文創，並考慮起自己接下來的人生道路。

“其實回來以後我一直有一個想法，我們原來那批人，像有的在快手做老闆，有的自身在電影行業也發展的不錯等等，所以能不能通過一個方式，把大家整合起來去做什麼事情，現在影視行業機會很多，不管走哪一條路，即使不是營銷，其它很多路都是可以去嘗試的。”

現在的虞紀計劃跟朋友依託武漢的某一個景區，將其打造為一個影視基地，也思索成立一個電影節，也打算跟貴州來的朋友合作做起經紀的工作，也考慮重新拾起新聞的老本行，“想法挺多的，七七八八的，反正重新回來了，也算從頭開始吧。”坐在對面的虞紀笑着説。

從引領行業的先驅者，到中途主動“歸隱”，再到現在重返江湖，八年的時間裏，電影行業本身也歷經着巨大的轉變，現在的行業環境也早已不可與過去同日而語了，而物是人非之下，未來的虞紀將會在這個本就飄忽不定的影視名利場中走向何處，又是否會重新站在翻雨覆雨的金字塔頂端，我們都不得而知，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電影行業會永遠歡迎所有前來施展拳腳的人，不管是初入行業的新人小白，還是兜兜轉轉回來的“老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