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勳：紅日照亮了陝甘高原_風聞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領中國工農紅軍勝利完成戰略轉移，長征到達陝北。從這時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一共十三個年頭，黨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領導着陝甘寧邊區。毛主席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指導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為我黨制定了奪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勝利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經濟建設、文化建設、黨的建設等一整套方針和政策。毛主席在陝甘寧邊區，直接領導廣大黨政軍民建設模範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成為光明的中國的雛型，為我黨我軍奪取全國勝利和建設新中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準備了幹部。當時，我作為陝甘邊區的負責人之一，有幸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多次聆聽他的教誨。這是一段令人難忘的歲月。今天，我們紀念毛主席誕生八十五週年，回憶毛主席在陝甘寧邊區的偉大革命實踐，如在目前，倍感親切。

挽救了革命

陝甘革命根據地是在王明路線失敗後保留下的最後一個根據地。毛主席到達陝北前，陝北的革命鬥爭幾經起伏。早在大革命時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陝西各地就曾經出現過蓬蓬勃勃的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士兵運動和學生運動。大革命失敗後，劉志丹、謝子長等同志堅持武裝鬥爭，先後組織了反帝同盟軍和陝甘工農紅軍游擊隊，並在陝、甘兩省交界的照金創立了小塊的革命根據地。我於一九三二年春在甘肅兩當發動兵變，失敗後轉到照金。一九三二年冬，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正式成立，由於軍政治委員杜衡（後來叛變革命）推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誣衊劉志丹同志所堅持的正確路線是什麼“梢山主義”、“土匪路線”，硬要紅二十六軍離開根據地，南下終南山，使這支隊伍受到嚴重損失。一九三三年八月，我們在陳家坡開會，克服了存在於一些同志中的失敗主義思想，恢復了紅二十六軍。我們吸取過去的教訓，決定分三路建立游擊區：第一路陝北，以安定為中心；第二路隴東，以南梁為中心；第三路關中，以照金為中心。到一九三四年冬一九三五年春，我們分別建立和發展了陝甘邊根據地和陝北根據地。陝甘邊根據地把二、三路連接起來，北起定邊、鹽池，南抵三原，東至延東，西達隴東的慶陽、曲子、環縣一帶，建立了人民政權。陝北根據地在陝北特委領導下也建立了一大片人民政權。這時，在陝北地區活動的紅二十七軍也建立起來了。兩個根據地分別召開了工農兵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陝甘邊區工農民主政府和陝北省工農民主政府。為了統一黨和紅軍的領導，一九三四年底，陝甘邊特委派劉志丹等同志去延安地區和陝北特委開聯席會議，成立了以劉志丹、馬明方等同志為核心的黨的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劉志丹同志任軍委主席。劉志丹同志以軍委名義發佈了粉碎敵人二次“圍剿”的動員令，命令紅二十六軍主力北上陝北作戰。一九三五年五月，劉志丹同志兼任前敵總指揮，徹底粉碎了蔣介石的第二次“圍剿”，根據地進一步擴大到二十幾個縣，陝甘邊與陝北連成一片。後來紅二十五軍轉戰千里來到陝北。這一段，是革命根據地和人民武裝力量大發展的時期。

不幸，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也影響到陝北。他們不作調查研究，不瞭解陝甘革命歷史，不瞭解敵情、我情，全憑主觀臆斷，強調對外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對內凡不同意他們錯誤觀點的就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們指責劉志丹同志等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陝甘邊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幾畝、幾十畝，羣眾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沒收富農的東西，不在游擊區分配土地，是“不實行土地革命”；指責我們糾正一些人違犯紀律的土匪行為是“鎮壓羣眾”；還説我們同楊虎城有聯繫，是“勾結軍閥”。他們無中生有，無限上綱，先説我們“右傾”，繼而説我們“右傾取消主義”，更進而説我們是“右派”，誣陷我是“右派前線委員會書記”，誣衊劉志丹同志“和楊虎城有勾結”，是“白軍軍官”。當時，蔣介石正在對陝甘邊區進行第三次“圍剿”。於是出現了這樣的一種怪現象：紅軍在前方打仗，抵抗蔣介石的進攻，不斷地取得勝利，“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執行者卻在後方先奪權，後抓人，把劉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幹部扣押起來，紅二十六軍營以上的主要幹部，陝甘邊縣以上的主要幹部，幾乎無一倖免。白匪軍乘機大舉進攻，邊區日益縮小。“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執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羣眾的極大疑慮；地主、富農乘機挑撥煽動，以致保安、安塞、定邊、靖邊等幾個縣都“反水”了。根據地陷入嚴重的危機。

我被扣押了。起初關在王家坪，後又押到瓦窯堡，和劉志丹等同志一起被關在一箇舊當鋪裏。“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執行者搞法西斯審訊方式，天氣很冷，不給我們被子蓋，晚上睡覺綁着手腳，繩子上都長滿蝨子；一天只放兩次風，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到誰不順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在莫須有的罪名下，許多人被迫害致死。

千里雷聲萬里閃。在這十分危急的關頭，黨中央派的先遣聯絡員帶來了令人無比高興的喜訊：毛主席來了！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領中央紅軍進入陝甘邊的吳旗。他立即向羣眾和地方幹部進行調查。當時陝甘邊特委的龔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彙報了陝北蘇區和紅軍勝利發展的情況，又彙報了當時亂搞“肅反”，把劉志丹等紅二十六軍的幹部抓起來的問題。毛主席馬上下達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幹部全部交給中央處理，並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窯堡辦理此事。我們這一百多個倖存者被釋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陝北的黨，挽救了陝北革命，出現了團結戰鬥的新局面。在毛主席親自指揮下，中央紅軍和西北紅軍在直羅鎮殲敵一○九師和一○六師一個團，粉碎了蔣介石的第三次“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會上，毛主席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和任務，完整地闡述了我黨的政治策略，批判了黨內過去長期存在的“左”的傾向。我凝神諦聽毛主席的報告，覺得他講的完全合乎實際，路線完全正確。我感到迷霧頓散，信心倍增。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毛主席講話，心裏高興極了。

抗日民主模範根據地的締造者

陝甘寧根據地的危機克服後，毛主席立即着手把陝甘根據地建成爭取北上抗日的出發地。當時，蔣介石仍然堅持反共反人民的內戰政策，陝甘一帶，東有晉軍和國民黨中央軍，北有地方軍閥井嶽秀、高桂滋，西有甘、寧白軍，南有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我們四面被包圍。敵人侵佔了根據地的許多縣，地主反攻倒算，羣眾遭到殘酷殺戮。國民黨又在這些地方復辟了反動統治，建立保甲制度，實行連環保。為了穩定陝甘寧根據地，毛主席命令紅軍打退了西面和北面的敵人。我也隨軍西征，在李富春同志為首的陝甘寧省委領導下，在隴東的環縣、曲子一帶做羣眾工作。不久，毛主席又指令紅軍於粉碎敵人“圍剿”後，東渡黃河，以模範的抗日行動推動全國抗日。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那些日子裏動員部隊，發動羣眾，仔細地研究敵情，夜以繼日地組織東征的情景令人難忘。

隨着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華、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形勢的發展，一九三六年九月，毛主席在保安（現在的志丹縣）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吸收了兩個地方幹部參加，我是其中之一。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中央的會議。毛主席一見到我，便親切地叫着名字，同我握手。這次會議，主要討論《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討論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反對黨內“左”的關門主義傾向。會上，毛主席還總結了根據地建設的經驗，指出，在中心區和邊沿區、游擊區，因情況不同，工作方針和任務也應有所不同。他還批判了王明路線的宗派主義，指出不應當把項英等留在南方，因為他們同當地羣眾沒有聯繫，留下他們，勢必害了他們。參加這次會議，我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線教育，進一步懂得了：任何革命理論、原則的實行，都必須同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教條主義之所以錯誤，就因為它不問實際情況，完全從本本出發，生搬硬套；政治路線錯了，組織路線也必然是錯的，政治上搞“左”傾機會主義，必然在組織上搞宗派主義。同時，思想上也明確了：必須根據形勢的發展，積極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會後，張聞天同志同我談工作，説對民團、保甲，都可以搞統一戰線，可以先試試。

這次會議後，我被調到關中地區擔任特委書記。關中地區包括甘肅的新寧（寧縣）、新正（正寧）和陝西的赤水（旬邑）、淳耀（淳化和耀縣）等縣，象一把利劍插入國民黨統治區，直逼它的戰略重鎮西安。我們的游擊隊只能廕庇在深山裏，活動很困難，生活很艱苦。我們一面恢復各種秘密組織，一面建立和發展各方面的統一戰線關係。根據中央九月會議決議的精神，對於每一個人、每一個派別、每一個社會團體、每一個武裝隊伍，都根據它們不同的情況，在抗日救國的總方針下，同他們接洽、協商、談判，以訂立各種地方的、局部的、暫時的或長久的、成文的或口頭的協議，同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一些單位，建立起各種不同程度的統一戰線關係。有個國民黨的縣長同我們有老關係，我們也同他建立了聯繫。在四個縣的保安團中，除了一股頑固的地主武裝反對我們以外，其餘的都和我們建立了統一戰線關係，他們向我們提供了許多情報和槍枝彈藥。這樣，到“雙十二”西安事變時，關中根據地就全部恢復了，我們的游擊隊又壯大了。雖然國民黨的政權仍存在，但我們的政權組織也秘密地建立起來了，公開的名義叫做“抗日救國會”。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共合作後，黨中央、毛主席十分注意陝甘寧根據地的鞏固和建設。首先糾正了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把領導權拱手讓給蔣介石的錯誤，克服了當時邊區黨委的某些領導人在統一戰線中採取的機會主義立場。有一段時間，國民黨頑固派乘機滲入根據地，進行破壞民主政權等陰謀活動；有的地主乘機反攻倒算，向農民追索分配了的土地、房屋和廢除了的債務。針對這種情況，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五月親自寫了邊區政府和八路軍留守處佈告，制止了頑固派和地主的破壞。同時，改組了邊區黨委。一九三八年十月，毛主席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強調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糾正了右的傾向。以後，針對國民黨頑固派對我搞磨擦、蠶食我邊區的反動政策，毛主席制訂了“有理、有利、有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一系列方針和政策，指導邊區軍民反磨擦，反蠶食，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粉碎了蔣介石的搗亂和破壞。

​整個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在毛主席的領導下，開始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等建設，逐步成為全國的模範抗日民主根據地。國內和海外的進步青年，不顧敵人的封鎖攔截，紛紛投奔到這裏來。陝甘寧根據地的每前進一步，都是同毛主席的親切關懷和直接指導分不開的。

一九四二年，在毛主席領導下，開始了延安整風運動。延安整風期間，在黨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導下，從一九四二年十月到次年二月，召開了邊區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會議運用整風精神，發揚黨內民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全面研究了邊區的歷史和現狀，肯定了以劉志丹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批判了一些同志過去執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正確地解決了邊區歷史上的是非問題。這樣，從一九四一年毛主席親自擬定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開始，邊區進行民主建政，建立統一戰線的民主政權和民主議會，制訂抗戰時期的經濟建設方針，開展大規模的生產建設運動和文化教育運動，邊區黨政軍民生活日益改善，真正作到了組織起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耕三餘一”。文化教育也發展了。那時的邊區，真是穀穗長又長，牛羊滿山川，有吃又有穿，人民喜洋洋。一些中外人士來參觀，不能不承認，邊區真正是模範的抗日根據地。

是嚴師又是同志

在陝甘寧邊區的建設中，毛主席十分注意在鬥爭中培養幹部，特別是注意培養地方幹部。他常説：地方幹部熟悉情況，與當地羣眾有血肉聯繫。只有本地幹部大批地成長並且提拔起來了，根據地才能鞏固，我黨在根據地才能生根。毛主席對陝甘寧根據地的創始人劉志丹同志十分關懷、非常愛護。毛主席把他從監獄裏解放出來後，安排他擔任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西北辦事處副主任、北路軍總指揮和紅二十八軍軍長。一九三六年春，劉志丹同志渡黃河東征，不幸犧牲于山西中陽縣的三交鎮。毛主席題了輓詞，稱讚劉志丹同志是“羣眾的領袖，民族的英雄”。周恩來副主席也題了輓詞：“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毛主席、周副主席給予劉志丹同志高度評價，使那些同劉志丹同志一起工作的幹部也受到很大的鼓舞。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以後，我們黨各個時期的大批優秀幹部集中到陝北來了，為培養地方幹部提供了有利條件。毛主席一方面派外來幹部到地方工作，以熟悉情況，幫助地方幹部；另一方面，讓地方幹部到中央辦的各種幹部學校學習提高。我長期在地方工作，毛主席就讓我到中央黨校學習，以後相繼在地方、黨校、部隊和領導機關工作。十餘年間，我多次同毛主席接觸，受到他的關懷、愛護。他有時吸收我參加中央有關會議，有時找我談話，有時寫信給我，以至題詞勉勵我，使我不斷受到教育。毛主席在我們這些人身上傾注了許多心血，這鮮明地體現了他為黨制定的愛護地方幹部和廣大幹部的政策。

一九三九年，毛主席親筆在一幅約一尺長、五寸寬的漂白布上寫了“黨的利益在第一位”八個大字，上款寫“贈給習仲勳同志”，下署“毛澤東”。這個題詞，我長期帶在身邊，成了鼓勵我努力改造世界觀的一面鏡子。一九四三年春，黨調我到綏德分區工作。這是邊區最大的一個分區，政治情況比較複雜。毛主席找我談話，鼓勵我説：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呆久了，就沒有那麼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鍛鍊嘛！一九四五年冬，黨為了適應抗戰勝利後開拓新解放區的形勢，從陝北調出一批幹部，我被調到西北局機關工作。我對毛主席説：我長期在地方工作，沒有在領導機關工作過，怕難於勝任。毛主席熱情地鼓勵説：正是因為你長期在下面，沒有在上面，所以才調你到上面來工作。把你調動一下，放在新的崗位上，你就得動腦筋了，就得調查研究，想辦法把工作做好。毛主席的話，給了我無窮的力量，鞭策着我努力做好工作。

毛主席既放手讓幹部工作，又注意具體指導。一九四六年夏，國民黨蔣介石撕掉和平偽裝，發動全面內戰，集中重兵向我各解放區大舉進攻。我中原解放軍，在李先念、王震等同志率領下，於六月底勝利突破國民黨三十萬軍隊的包圍。王震同志率領一支隊伍，向陝甘寧邊區轉移。毛主席把我叫去，問我路該怎麼走，從哪裏過渭河，並要我派人接應。這期間，毛主席不幾天就來一封信，有時隔一天一封，一個多月的時間，共寫了七封。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體，既談到要派熟悉情況的得力幹部去策應，又要我收集沿途敵人駐防和分佈情形，還指示我如何配合開創新遊擊根據地，甚至連部隊到達後要開羣眾歡迎會都想到了。這些都具體地反映了毛主席對革命高度負責、對下級關懷備至的革命精神和優良作風。

毛主席幫助我們在實踐中總結提高。一九四六年八月底的一天，毛主席找我和王世泰同志去談話，向我們介紹了粟裕、譚震林同志率華東解放軍十八個團，在蘇中七戰七捷的事例，教育我們學會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一九四七年春野戰軍出擊隴東，事前提出了一個方案，毛主席覆信加以肯定，並作了具體指示。後來，我們在西華池附近同胡宗南部隊打了一仗，因情況摸得不夠準，沒有打好，打成了消耗戰。這使我內心十分不安。事後，在一次談話中，毛主席提起了這一仗，然後説：一個人難免要失敗，失敗一次就有了經驗。又説：別人的經驗，不通過自己的實踐，還不會變成自己的。

​最使我難忘的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在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那次會議期間，毛主席同我的一次談話。我到楊家溝的當天晚上，毛主席找我到他住處，他讓我彙報了邊區戰爭、生產和羣眾情緒等情況，詢問我對土改政策和形勢發展的看法，最後勉勵我要認真學習理論。他説：你們長期做實際工作，沒時間學習。這不要緊，沒時間可以擠。我們現在鑽山溝，將來要管城市。你一年讀這麼薄薄的一本，兩年不就兩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這樣，十幾年就可以讀十幾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馬列主義了嗎？！又説：一個人的經驗是狹隘的，它受時間、地點、條件的限制，要使經驗上升到理論，就得學習。只憑老經驗辦事，不能適應新形勢。他的教誨，象一團火，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心裏亮堂了。

毛主席對下級幹部，總是那樣關懷愛護，態度謙和，十分親切。我每次見到毛主席，總要約束自己少説，但接觸到他那平易近人的態度，話也就多了；談完後，我又總是怨自己説多了，有些話説錯了。可是，毛主席從未責怪過。我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既是我們的偉大導師，又是我們的最親愛的同志。

領袖和羣眾心連心

毛主席在陝北期間，一貫注意傾聽羣眾呼聲，關心羣眾疾苦，這給幹部以深刻的教育。毛主席一再強調要尊重羣眾，依靠羣眾。地方的同志對中央的同志，下級對上級，羣眾對幹部，都能夠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形成了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使革命隊伍步調一致，做好工作。

一九四二年八月的一天，邊區政府小禮堂正在開徵糧會議，各縣縣長參加，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主持會議。這時，天正下大雨，忽然一聲雷響，禮堂的一根木柱子被劈斷了，延川縣長劉彩雲同志不幸觸電而死。這件事傳出後，有的羣眾説：為什麼雷沒有劈毛主席！？這話傳到毛主席耳裏，毛主席並沒有叫人去追查罵自己的人，更沒有去抓什麼“反革命”，而是向幹部瞭解“罵”的原因。原來，邊區政府下達的徵糧任務重，羣眾有意見，便借“劈雷”一事，發泄不滿。毛主席知道原委後，指示有關部門將徵收公糧任務從二十萬擔（每擔三百斤）減至十六萬擔。這件事的處理，使黨羣關係更加親近，毛主席在羣眾中的威信更加提高。此後，毛主席還經常拿這件事教育幹部要關心羣眾生產。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邊區整風運動正在開展，毛主席在陝甘寧邊區高幹會議上，作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長篇報告，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號召開展全邊區的軍民大生產運動，把整風和生產兩件大事當作鞏固根據地的重要措施。毛主席要求邊區黨政工作人員，在財政問題上“應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幫助農民增加生產，然後以百分之十的精力從農民取得税收”。毛主席尖鋭地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產，不用主要精力幫助農民解決“救民私糧”，只顧向農民要“救國公糧”，這就是“沾染了國民黨的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就不是好領導者。凡“不注意生產反而好吃懶做的，不算好軍人、好公民”。

延安時期，毛澤東經常深入田間地頭與農民親切交談

在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下，邊區軍民大生產運動蓬勃開展。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也抽出時間參加生產勞動。經過軍民共同努力，邊區工農業生產有很大發展。到一九四五年，全邊區耕地面積比一九三八年擴大了七成多，工農業產品大幅度增長。部隊、機關、學校實現了糧食、副食、日用品等的自給或半自給。有的部隊還向民主政府交了公糧。全邊區的公糧任務，又由一九四二年的十六萬擔減至十二萬擔。羣眾增加了生產，又減輕了負擔，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真是“前囤子凸堆，後囤子滿”，為鞏固邊區，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以及後來在解放戰爭中支援前線，打下了可靠的物質基礎。

領袖愛人民，人民愛領袖。在保衞延安的戰鬥中，“領袖羣眾心相連”、“軍民團結齊奮戰”的情景，十分動人。一九四七年春，國民黨集中二十三萬軍隊，向邊區發動“重點進攻”，直逼延安。有的同志擔心毛主席的安危，勸他離開邊區。毛主席説：這裏的羣眾基礎好，迴旋餘地大，還是留在這裏好。羣眾堅持戰鬥，我們要同羣眾在一起。三月十八日，前委成立了，毛主席給彭德懷同志和我一封信，指出：只要你們一個月能消滅敵人一個團，保證三年後一定能回到延安。這時國民黨胡宗南的先頭部隊，在飛機的掩護下，已經進入延安郊區，毛主席還沒走。十九日傍晚，太陽下山了，前委的同志到王家坪毛主席住處，只見他在院子裏，來回踱着，彷彿在思考什麼。大家着急地催促道：主席，您走吧！毛主席連聲説：走呀！？現在就走！？我説：當然要走，您不走我們不放心，敵人已進到延安附近，再不走，路被截斷，就不好過去了。毛主席一直堅持到最後，才離開延安。敵人佔領延安後，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還有任弼時同志，採取蘑菇戰術，一直轉戰陝北，和羣眾同甘共苦，指揮保衞邊區和全國的解放戰爭，使羣眾受到極大的鼓舞。毛主席原來預見三年打回延安。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在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同志的組織指揮下，我們提前完成了任務。從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夜間撤出延安，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收復延安，只用了一年一個月零三天的時間。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主席要離開他生活、戰鬥了十三個年頭的陝甘寧邊區了。邊區羣眾怎能捨得毛主席離去？當天上午，晴空萬里，在黃河邊宋家川的歡送會上，毛主席深情地説：陝北小米子我吃了十三年，實在不願離開這個地方，但是為了全國的解放，我們又不得不離開。領袖和羣眾心心相印。羣眾説：主席呀，您在陝北是為了全國人民！您離開這裏，也是為了全國的解放事業！毛主席，您走吧！全國人民需要您離開這裏！人們懷着戀戀不捨的心情，向毛主席告別。黃河的滔滔激浪，傾訴着人民同領袖離別的衷情。

毛主席離開了陝北，心中仍裝着邊區一百八十萬羣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延安和邊區人民給毛主席發來賀函。毛主席及時覆電，指出：“延安和陝甘寧邊區，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經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經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總後方。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人民對於全國人民是有偉大貢獻的。我慶祝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人民繼續團結一致，迅速恢復戰爭的創傷，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我並且希望，全國一切革命工作人員永遠保持過去十餘年間在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工作人員中所具有的艱苦奮鬥的作風。”這個覆電，一直在激勵着延安和陝甘寧老根據地的人民。今天，在進行新的長征中，我們要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大力恢復和發揚毛主席親手培育的延安和陝甘寧邊區人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風，在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奪取新的更加偉大的勝利！

（這是習仲勳同志為紀念毛澤東八十五誕辰寫的文章。刊載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