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步青先生三赴江南造船廠_風聞

【​華宣積   復旦大學數學學院教授】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蘇步青先生曾三度到江南造船廠。他第一次到江南廠是接受批判的，第二次是接受勞動教育和進行調查的，第三次則是搞船體數學放樣研究。蘇先生第三次去時，我曾跟隨他。為弄清蘇先生到江南造船廠的整個過程，我拜訪了多位同事和學生，查閲了有關檔案材料，並得到了蘇先生的兒子蘇德洋教授的幫助，寫成本文，為研究蘇步青留下一點史料。

被安排到江南造船廠受“批判”

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1968年10月31日閉幕。在閉幕式上，毛澤東主席講到：對於一些學者，所謂學術權威，不要做過分了。馮友蘭、翦伯贊，還有吳晗，也還有某種用處。你如果要問唯心主義，要問帝王將相，還得請教他。毛澤東還提到北京的華羅庚、趙紀彬、任繼愈，上海的周谷城、劉大傑、談家楨、蘇步青，廣州的楊榮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第153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已經進行了兩年多的“文化大革命”還在繼續，當時要否定是不可能的，但毛澤東知道對這些“大”知識分子的做法過頭了。他們被接連不斷的掛牌批鬥和長年累月的強迫勞動搞得奄奄一息。他們還是有用的，要改變以往的做法。但毛澤東的這一指示，並沒有被雷厲風行地貫徹，甚至還有干擾。

蘇步青先生隨623班（復旦大學數學系1964級第3班）學生在上海郊區羅店參加秋收勞動時，一名報刊記者來找過他，然後慢慢地傳出“毛主席保了他”的消息，但正式宣佈這一消息是回學校以後。11月26日晚，復旦大學工宣隊、軍訓團、校革會負責人分別到生物、數學、歷史、中文等系向談家楨、蘇步青、周谷城、劉大傑4位當面傳達毛澤東“給出路”的講話。然後各系分別召開針對4人的批判會，要肅清他們的“流毒”（ 《復旦大學百年紀事》編纂委員會編《復旦大學百年紀事》，第298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969年2月25日“復旦”校報的第一版，報道了當天下午召開全校大會，名曰“批字當頭給予出路”大會。按照“給出路”政策處理學術權威，宣佈對蘇步青、周谷城、談家楨、劉大傑、周予同、譚其驤、蔣學模等7位要“批字當頭，給予出路”。同一張校報上還發表數學系（軍宣隊、工宣隊、革委會）三結合政宣組文章《我們是怎樣發揮蘇步青反面教員作用的？》一文。文中寫道：“我們對於蘇步青本人是批字當頭，同時還給以出路。給他安排了一天勞動，三天學習，一週還有兩天，除了參加大會外，讓他在理科教改方向調查組擔任一定的工作，研究理科教改問題。

在生活上，我們適當提高他的薪水，使他自己真正感到還有奔頭，主動交待自己的問題。”文中還説到“把蘇步青當作反面教員，通過蘇步青上課來肅清流毒和影響。

有一次蘇步青一上台，我們就要他講以前自鳴得意的‘十三點幾何’，結果在黑板上他自己連13個點也找不全……”《譚其驤日記》（葛劍雄編《譚其驤日記》，第111-112頁，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對當時的情況，有更詳細的記述： “（1969年）2月22日下午，團部座談會，二週（谷城、予同）、蘇（步青）、談（家楨）、劉大傑、蔣學模、譚，25日下午大禮堂召開批字當頭給予出路大會，二週、蘇、談、劉、蔣及餘七人坐批判席。

張扣發團長講話，宣佈給出路。3月4日第二次批字當頭給予出路大會下午舉行，批蘇步青‘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雖然座談會上也要遭到訓斥，也要挨批，但畢竟是有座位的，不是低頭彎腰掛牌，批判會上也坐在批判席上，這些都使蘇先生感到了明顯的變化。

這就是蘇步青先生當時的處境。他還是“反動學術權威”，還是要被批判的，只是温和了一些，但也更難堪一些。射影微分幾何的權威連起碼的“十三點幾何”的13個點都找不出，這不是吹牛嗎？批判者是挖空心思要在公眾面前出他的洋相。其實，真正的專業人士都知道，要他背出這13個點和13條線是在故意刁難他。

蘇先生只好“忍”了。從紅衞兵開始就無理地停發他原有的工資，只給他每月70元生活費。現在還繼續停發他的原有工資，發給他每月120元生活費，這就是所謂提高他的薪水！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蘇先生第一次來到江南造船廠，是被批判的。江南造船廠設計所船體室船體放樣組趙關洪師傅，於2002年6月30日給我寫來了一封信。信裏附着他寫的一篇文章《“批判”中猶顯學者風範》。文章是寫蘇步青先生在江南造船廠受批判的實況。現抄錄如下：

“批判”中猶顯學者風範

“文革”動亂年間，“批判”成風。一天上午九點餘，傳來“批判”蘇步青的消息。時間在1969年底，地點是江南造船廠船體放樣樓下的大門左角處，懷着想見見著名數學家的好奇心，我來到了“批判”場地。

“批判”尚未開始，卻看見了蘇教授蹲着身體，用拔釘器拆廢舊木樣板，他身材不高，挺有精神，是一位和善的長者。過了一會，一位放樣師傅主持了“批判”會。蘇教授被叫到臨時掛着的黑板旁，圍觀者有四十餘人，主要是放樣工人以及幾位復旦的老師與學生。

黑板上有兩道題，一道是畫着正圓錐與正圓柱相貫的投影圖，要求作出相貫口線的投影。另一道是鉛桶的投影圖，並標有鉛桶的高度及二個半徑的數值，要求展開鉛桶。

對於作相貫口線的問題，蘇教授回答説：“我作不出，但我年輕時研究過，這個相貫口線為四次曲線。”主持人説：“作不出，就是作不出，不要裝懂！”接着指指鉛桶展開題，“這個，你做得來嗎？”

蘇教授思考了一下，正確地畫出了鉛桶的展開圖，並標出展開圖上的直線段長及二圓弧的圍長。給人印象最深的是，蘇教授把底圓放置在桶體展開圖的底圓弧角上，使二展開零件渾為一體。主持人指着直線段與大圓弧的夾角問蘇教授：“這個角幾度？”答：“九十度。”再指着問該線段與小圓弧的夾角問：“這個角幾度？”答：“也是九十度。”這時，主持人有些發怒地問：“你再看看，這二個角看上去就不同，怎麼會都是九十度？”

蘇教授再次回答：“確實是九十度。”此時，人羣中傳來“是九十度”的聲音，主持人也就停止了質問。

最後，按照文革“批判”的慣例，要蘇教授接受工人階級的“教育”與“改造”。 “批判”也隨之結束。

整個“批判”過程是温和的，不足一個小時，蘇教授始終很坦然，只對“批判詞語”之類，保持沉默，而對與數學相關的放樣問題，並沒有不屑一顧的姿態，而是有問必答，堅持正確的答案。蘇教授的才華給工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還會談起“鉛桶展開”之事。在“批判”中，顯出蘇教授務實的學者風範。

趙師傅與我是在1972年9月認識的。我們到江南造船廠搞“船體數學放樣”項目，在“船體數學放樣”小組裏經常碰到他。他不愛説話，當時經常眼睛痛。一段時間後他就不來了。時隔30年，他給我寫信使我很感動，按現在的話來説，他是蘇先生的忠實的“粉絲”，他的文章記錄着一段很少有人知道的史實。

因為他的文章中寫到有幾位復旦的師生在場，我就設法找到他們，哪怕是找到一個人也好。功夫不負有心人，我終於找到計算機科學系的一位教授，他當時在江南造船廠搞“教育改革”，當時他還是學生，由於“文革”的緣故推遲畢業的。看了趙師傅的文章，他説基本屬實。如果需要補充一點的話，他説：“蘇先生的基本功絕對是一流的，計算既快又準，是我們不能比擬的。”

蘇先生到江南廠挨批，應該是學校或市裏的安排。如果這次批判會是數學系安排的，不可能沒有教師或學生髮言批判，而且蘇先生這時已不在數學系，在理科大批判組。據《復旦百年紀事》第301頁記載，1969年上旬，根據姚文元指示，朱永嘉組織批判愛因斯坦，批判相對論、控制論。市委寫作組在復旦成立理科大批判組。

我從《盧鶴紱傳》（蔡沐禪、劉忠坤著，第100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一書中看到：“1969年夏天，上海市委在復旦大學組織理科大批判組，盧鶴紱與蘇步青、談家楨、王福山、全增嘏、周同慶、於同隱等多人被吸收進入。

他們每日全天到校，主要任務是對西方學術權威論著進行調查研究和初步批判，倒也成果頗豐……”可見，1969年底蘇先生在理科大批判組，這裏面的人員除了復旦以外，還有其他學校的。蘇先生到江南廠挨批是1969年底，這説明此事可能與市裏有關。主持會議的是一位放樣師傅，屬於船體車間。我查閲江南廠的資料後得知當時車間的革委會頭頭是張國權。

此人於1971年被派到復旦大學擔任工宣隊的團長，也成為復旦大學的黨委副書記，中共十大時還被選進中央委員會，是候補委員。這是不是巧合？

從批判會上主持人提的問題來看，與半年前在校內的批判是一致的——想出出蘇先生的“洋相”。讓主持人意想不到的是蘇先生這次敢於正面回應，對答如流。旁邊觀看的工人多數是善良的。這使得主持人領着呼幾句口號草草收場。

蘇先生第一次下江南只有一天時間。他在理科大批判組翻譯了許多資料，正式刊印出版的只有《馬克思數學手稿》，其他如笛卡兒的幾何學，牛頓的流數論，萊布尼茨的微積分，柯西的導數與微分等數學史中名家名著片段都沒有正式出版，現存在復旦大學檔案館裏。

圖 | 蘇步青1972年5月-6月在江南造船廠勞動和調研時用的筆記本

和工農兵學員一起到船廠邊勞動邊調查研究

1972年5月，蘇先生回到了數學系。在得知將回數學系的時候，蘇先生寫下三首七律詩，現將其中第三首《老馬》抄錄如下：

黑尾紅鬃歲月侵， 神州異域幾登臨。

四蹄想象霜晨月， 雙耳悠揚雲外音。

伏櫪未忘千里志， 識途猶抱百年心。

穆王逝矣瑤池遠， 莫對秋風起暮吟。

翻一下《蘇步青業餘詩詞鈔》（羣言出版社1994年版），便可知從“文革”開始到1970年，蘇先生沒寫過詩詞。從1971年開始，他又有了詩興，陸續寫下不少詩句。回到數學系，他感慨萬分，老驥伏櫪，壯心不已。

當時數學系已經招收了一屆計算數學專業的工農兵學員。按當時的説法，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不少教師又重新走上講台，但許多教學上的事情還要與工農兵學員討論商量後才能定下來。

蘇先生在1972年5月25日給他兒子德洋的信（該信的原件今存浙江平陽蘇步青勵志教育館）中，説他是11日回到數學系的。數學系黨總支決定，讓他下江南造船廠和數學系的工農兵學員一起勞動，向工人老師傅學習，做些調查工作，為將來設立數學專業做準備。

他準備好重新振作起來，不忘初心完成原來的志向，把數學專業的教學和科研恢復起來。5月27日他隨計算數學專業的工農兵學員到了江南造船廠，和他們住在一起，為時一個月。這是他第二次到江南廠。復旦大學檔案館保存的蘇步青手稿中，有幾本當時他用的本子，裏面寫着他調查的內容。

據數學學院顧鳳南老師回憶，他們這個班與老師都住在江南廠北門外的技校宿舍裏。蘇先生睡在男生宿舍的一個雙人牀的下鋪，一位姓王的同學睡在上鋪。他們都在船體車間參加勞動，分成好幾個小組。有的在鋼板切割組，有的在放樣組。蘇先生在放樣組。

在放樣組的師生，跟工人師傅一起，蹲在放樣樓的地板上測量數據，畫點，用木樣條畫線，再搬壓鐵把樣條壓住。除了勞動，他們還聽工人師傅的介紹。他們都在廠裏的食堂吃飯。早飯在廠門外的食堂，中飯在廠內食堂吃。蘇先生曾記錄過他聽趙文祺師傅介紹船體數學放樣的內容。

從放樣師傅那裏聽到數學逼近論、插值問題等最熟悉的數學名詞，蘇先生感到驚奇和興奮。在放樣樓裏的勞動，又讓他切身體會到“人工船體放樣”既是建造大船的瓶頸，又是高強度的體力勞動，船體數學放樣的意義重大。他不顧勞累利用廠禮拜日（星期三），到數學系資料室翻閲國內外文獻，做了許多筆記。

當時復旦大學數學系與江南造船廠船體車間協作搞數學放樣有好幾年了，已經取得了不少成績，但碰到了更大的困難。原來參加協作的教師都離開了，只有兩名學生堅守着。廠方希望復旦數學系能加派人員，特別希望蘇先生去。

蘇先生有很大的興趣，想為船體數學放樣貢獻自己的力量。1972年7月26日，校黨委同意恢復他的黨組織生活（但由於人為阻擾，一直沒有得到批准，直至1977年9月，上海市委才正式批准他恢復組織生活），這給他增加了動力。

對於派蘇步青去江南造船廠這件事，有些“造反派”頭頭持反對、懷疑和觀望的態度，但也有人已經認識到應該發揮這位著名數學家的作用。這個人就是羅文化。他是數學系畢業生，留校當教師，當時擔任革委會副主任，後調計算機科學系，現已離休。蘇先生這次下江南造船廠就是他促成的。 

圖 | 1978年，蘇步青在復旦大學校長辦公室與作者（左）交談

  逆境中三赴江南造船廠參與攻克難關

1972年9月，由忻元龍和我陪同，蘇先生又一次來到百年老廠——江南造船廠，參加船體數學放樣的研究工作。我們3人是數學系派出的第三批人員。

在船體車間數學放樣小組，我們受到全體人員的真誠接待，他們是顧靈通、陸錫榮 、趙文祺、葛錦春等師傅和蔣峯飈、王俊榮、謝鳴章等3位大學畢業生，謝鳴章還是蘇先生的同鄉。他們都熱情地稱蘇先生為“蘇教授”。這極平常的稱呼是被1966年開始的那場浩劫打入冷宮的。

9月份，我們每週去廠一次，主要是參觀和熟悉環境。

顧靈通等師傅陪我們上了放樣樓。我們看到幾位放樣工正蹲在地板上用木樣條畫曲線，不時地跑來跑去，用眼睛觀察這些曲線好不好。這些蘇先生早已熟悉了，而忻元龍和我是第一次接觸。

在放樣樓裏，要把初步設計好的船體表面的三向剖線（橫剖線、水線和縱剖線）畫在地板上，進行光順處理。造多大的船就要有多大的樓，要幾個月才能把船體的三向剖線光順好。這種人工的放樣不僅少慢差費，而且工人耗費體力很大，蘇先生感嘆地説：“應該儘快用先進的科學技術為他們減輕勞動強度，提高工作效率。”他心中早已有所考慮。

第二次，我們參觀了計算機控制切割鋼板的過程，將放樣好的曲線數據輸入計算機，它就控制切割機自動地把鋼板切割成需要的形狀。據我們回憶，這台控制用的計算機是由南京工學院製造的。 

第三次，我們還參觀了船體外板在自動切割成型之後的“火攻法”。一片凸曲面中間有個凹處，用火燒一下，再用水一澆，使凹處凸起來。10月14日，在數學放樣小組的辦公室裏，由顧靈通師傅介紹原來使用的數學放樣方法，包括本小組的及國內外的各種方法。

儘管蘇先生是第二次聽到介紹，但聽得十分仔細，不時提出一些問題，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原來的數學放樣方法已部分得到應用，但對於大船，特別是船艏或船尾較複雜的船型，就不能應付了，需要更多的人工干預，尋求更好的數學放樣的方法，這就是我們要攻克的難關。 

那時蘇先生雖然被“解放”了，但生活仍處在逆境中，一級教授的工資被扣掉2/3，上世紀50年代專為他建造的61號小樓，底樓全部被分給了別人，原來客廳中的傢俱都堆在從一樓到二樓的樓梯旁。日本友人——他的老朋友茅誠司先生要來拜訪他，他只好婉言謝絕。

可是，就是在這種艱難困苦的條件下，蘇先生感受到科技對生產的重要性，感受到理論與實際結合的重要性，決心把知識和才能獻給國家的科研事業。從10月份起，我們和工人一樣上班了。江南造船廠的上班族中增加了一名71歲高齡的蘇教授，數學放樣小組為我們3人買好6元錢一張的公交月票，蘇先生也過上了擠車上班的生活。

記得有一個雨天，我早晨5時15分到蘇先生家。他已經起牀準備出門，蘇師母幫他找到高統套鞋和長柄黑布傘，送他從二樓下來。等先生走到門口時，蘇師母彎腰鞠躬，雙手沿膝而下，行起大禮，蘇先生説：“都什麼年代了，還要這樣！你自己身體也不好，快上去吧！”看到他們相敬相愛的動人情景，我不禁羨慕不已。 

我們乘了3路軌電車到虹口公園，再轉18路無軌電車到江南造船廠正門口。在門外廠的食堂吃過早餐，進門沿着一條與江邊平行的道路由東向西走15分鐘，才到數學放樣小組的辦公室。路的兩旁堆滿了鋼板和鋼筋，兩旁排列着許多吊車，時時要小心它的懸臂鈎起重物轉動。

路上又有許多鋼鐵垃圾和未拆除的鐵軌，再加上來來往往的卡車和自行車，對70多歲的長者來説，行路也是很困難的。每天從市區東北角到西南角，去時總有座位，返回時就沒有座位，車內又極擠，也沒有人為七旬老人讓座。

蘇先生有一首詩記錄了當時的情景：“行年七十二，掛擠大洋城。鄉仗非所願，蝸居了我生？看花須走馬，下海為捕鯨（指去江南造船廠）。東望迢迢日，空誇腰腳輕（日友茅誠司先生春節函邀我夫婦出遊，被迫作罷）。”

圖 | 1997年9月10日，江南造船廠師傅到華東醫院看望蘇步青教授，照片由蘇先生秘書王增藩攝，左起王俊榮、華宣積、蘇步青、顧靈通、蔣峯飆

不僅生活艱苦，而且最重要的是“心”一直懸着，不知道哪天又要受批判，不知道大學會如何辦，不知道國家會如何發展。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報》在頭版發表了周培源先生的文章《對綜合性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對理科的內容、理工科的關係、理科的培養目標、理論聯繫實際等作了全面論述，最後提出綜合大學理科要對基本理論的研究給予足夠的重視。蘇先生很高興。

他也曾參加過幾次學校黨委或工宣隊團部召開的教育革命座談會，也發表過一些類似的看法。但不久這些意見就遭到批判。據《復旦百年紀事》第309頁記載，1972年10月，張春橋、姚文元利用復旦為“窗口”，借批判周培源文章，將矛頭指向周恩來總理。他們在校機關、理科各系、理科大批判組連續召開了十餘次座談會，對周先生組織批判。

這讓蘇先生感到憤慨與無奈。他清醒地看到極左的思潮不改變，基礎理論不能發展，戴在知識分子頭上的“臭老九”帽子不拿掉， 永遠沒有好日子過，天天得提心吊膽。

大約在1973年初，全國的船體數學放樣會議在上海浦江飯店舉行。當時沒有政府的官員出席，卻有兩位著名的學部委員（院士）蒞臨大會，他們就是大連工學院的錢令希教授和復旦大學的蘇步青教授。錢先生在會上報告的題目是“數學放樣的數值鬆弛法”，他形象地比喻為“紐扣太緊，把它鬆一下”。蘇先生高興地看到有幾位學生也在搞船體數學放樣。

浙江大學董光昌、梁友棟先生與上海求新船廠協作，提出了“回彈法”；山東大學謝力同先生與上海滬東造船廠協作提出“離散點列光順法”。蘇先生應邀在大會上講話，他談了船體數學放樣的重要性及他的一些看法。會議結束時，兩位學部委員、浙江大學的老同事緊緊地握手，一同走出浦江飯店，在黃浦江畔親切交談。

當錢先生知道蘇先生還要擠車子回家時，他就立刻決定先送蘇先生回去。當時他有小車接送，我曾冒昧地問錢先生，各種待遇都已經恢復了嗎？錢先生風趣地説：“我們這些人（指他與蘇先生）都是在裏面臭，到外面香的。”

蘇先生在逆境中奮起攻關，全身心地投入到課題的研究之中。不久，他找到了突破口，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案，即應該從參數曲線和參數曲面着手，才能解決大撓度曲線（切線變化很大的曲線）、空間曲線和曲面的問題。一方面，他讓忻元龍和顧師傅一起繼續研究曲線光順的方法，但要用參數曲線，讓我和蔣峯飈開始研究曲面光順方法；另一方面，蘇先生集中精力去研究國外文獻，從數學理論上提出指導意見。

蘇先生深感當時我國造船技術落後，特別是應用計算機的水平肯定比不過世界先進的國家。他相信國外的雜誌中肯定有可以借鑑的論文，面對聲勢浩大的批判“崇洋媚外”的浪潮，他埋頭認真地學習國外先進的東西，對那些強詞奪理的批判從心裏覺得好笑。他還不止一次講到有人從他家裏找到外國雜誌，就説他裏通外國，真是無知和愚昧！

他利用廠休日回學校查閲資料，發現了最新的關於參數曲線和雙三次曲面擬合的論文4篇，其中包括現在計算機輔助設計系統中流行的Ｂ樣條的德布爾—考克斯算法。蘇先生將它們全部翻譯出來，以復旦大學數學系和江南造船廠船體車間的名義編印出《樣條擬合譯文選》。

該書在前言中明確地寫着：“這些文章全部是由蘇步青教授翻譯的”，蘇先生的這一工作，不僅直接指導了我們的工作，還在全國的數學放樣工作中，起到了引導作用。

在蘇先生的指導下，我們用曲面和曲線相結合的方法，而不是僅用曲線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根據這一思想完成的算法程序（主要由忻元龍和顧靈通完成）成功地計算了幾條不同類型的船，效果良好。辛勤耕耘，終於迎來碩果累累。

後來蘇先生在《應用數學學報》和《復旦學報》上連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為計算機輔助幾何設計在我國的發展作出貢獻。在蘇先生的指導下，數學放樣小組完成了線型光順的課題，其中應用於船艏的一種光順方法——平行圓面法的名字還是蘇先生起的蘇先生在江南造船廠數學放樣小組的消息不脛而走。那間搭建在放樣樓旁的辦公室，中午休息時常常是很熱鬧的。工人和技術員前來向他請教問題的不少，雖然那間辦公室離其他廠房較遠，門前還有未拆除的小火車的軌道，但人們樂意前來向蘇先生請教外語和數學，還愛聽他講故事。這許多有趣的事，可惜大多數都未能記載下來。

1978年，復旦大學數學系“船體數學放樣”等項目獲得了全國科學大會獎。蘇先生在其中作出了主要的貢獻，而且是在逆境中作出的，不能不令人更加敬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