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成熟：1941年毛澤東戰勝斯大林_風聞

****摘要：1941年的毛澤東已經不是1934年血氣方剛的紅軍指戰員，而是冷靜老練的政治領袖，面對斯大林在中共黨內根深蒂固的影響，毛澤東以等待和迂迴的大智略成功應對。事實上，直到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斯大林東顧不暇，毛澤東才真正開始清除蘇俄在中共內部的影響；而且這種清除行動，是打着尊重斯大林思想的旗號予以推進的，這既避免了黨內的思想混亂和分裂，又成功地達到了目的，更杜絕了蘇俄方面干涉的藉口——堪稱政治成功的典範。

據上文《毛澤東的謀略：釜底抽薪擊敗最強政治對手》所言，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之後，毛澤東成為中共確定無疑的領袖。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毛澤東政治地位的徹底鞏固。

一方面，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意識形態領域缺乏權威，這對其政治權威構成不可低估的潛在威脅。由於毛澤東缺乏馬列主義經典教育的薰陶，再加上當時中共的意識形態偏向於在馬列恩斯經典的架構下進行解讀，這就使得中共的意識形態領域長期被王明、張聞天、博古等精通俄語的留蘇學生所支配，而毛則長期被排斥其外。

1938年，中共黨媒《新華日報》拒絕刊登毛澤東文章的《論持久戰》；1940年，中共宣傳部也僅僅把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當做“臨時的策略教育和時事教育，列入政策文件看待”；由於缺乏意識形態權威，據1944年的《康生在中央黨校的報告》記載，康生曾表示毛澤東甚至不敢到中央黨校做報告。對於中共這種意識形態極為重要的政黨來説，在意識形態上缺乏主導地位，無疑將給毛澤東帶來一個確定無疑的現實政治挑戰，即：在中共各個重大事務中，是留蘇學生，而不是毛澤東決定着評判對錯是非的標準，這個缺憾本質上是一種無法迴避的政治風險。1932年，在江西蘇區，博古等留蘇學生即是以馬列主義權威的身份對毛澤東進行打壓，最終剝奪其權力。這樣的經歷，使得毛始終感受到樹立自身黨內理論權威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按照中共過去的政治架構，毛澤東之前的中共不過是斯大林控制下共產國際的一個分支，服從共產國際的指揮寫在了此前中共的黨章之中。王明在《中國革命危機的加深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中就曾指出中共的政治性質——“中國共產黨有以斯大林為領導的列寧主義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這就使得毛澤東的決策始終受到了來自蘇聯和共產國際方面難以抗拒的管束。1941年1月，皖南事變（知識點），毛澤東力主立即對國民黨展開軍事報復，但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在徵得斯大林同意之後，於2月6發出的一封命令電報迫使毛選擇了與國民黨妥協。

在缺乏意識形態權威，以及共產國際強力制約的情況下，毛澤東對黨的領導能力隨時面臨着潛在的挑戰。1941年10月，王明挾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的電報挑戰毛澤東的權威，即證明了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打破中共黨員對所謂“教條化”馬克思主義的迷信和共產國際的盲從，毛澤東才能真正徹底實現中共的中國化，同時鞏固自身的政治基礎。不過，要想達成這一目標，毛澤東就必須儘可能地避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干預。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大舉入侵蘇聯，蘇軍一敗塗地，斯大林自顧不暇，無力經營中國革命事務，毛澤東終於等來了絕佳的政治機遇。7月1日，毛澤東主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標誌着毛開始有資格對其他中共高級幹部進行嚴格的管束；緊接着，中共中央又通過《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要求中共幹部“瞭解中國社會情況，解決中國革命相互脱節的惡劣情況”，此舉在破除對共產國際指導迷信的同時，也為樹立毛澤東意識形態上的權威地位做出鋪墊；1942年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上宣佈整風，開始在中共全黨肅清“教條主義”的政治影響。與此同時，為了防止來自共產國際特別是斯大林的干預，毛澤東採取了策略性的政治措施，在整風的過程中，儘可能地尊重斯大林的權威，消弭其干預的籍口和動機。比如毛澤東親自圈定的整風學習文件，主要都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共產國際領袖）等的著作；在談到整風目的和對領導幹部的要求時，毛澤東也以每每以斯大林的話作為標準；與此同時，毛還謹慎對待蘇俄的反應，力避兩黨關係出現不必要的惡化——據《弗拉基諾夫轉毛澤東與季米特洛夫的電報》記載，當1944年季米特洛夫提醒毛澤東注意中共黨內對蘇聯的不健康情緒時，毛對此專門去蘇聯聯絡員住處做解釋工作，並“擔保兩黨關係不變”。

對於這種整風運動期間謹慎現實的迂迴策略，毛澤東後來就解釋説：“整風實際上是整蘇聯的風，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錯誤。但是關於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我們是一字未提”（《毛澤東接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代表團的談話》）很顯然，毛澤東達到了自己的目的，斯大林並未真正干預毛澤東的整風運動。1943年5月，共產國際宣佈解散，這標誌着斯大林管束中共的合法基礎已經消失，毛澤東的政治上級不再存在，中共開始逐步走向獨立。對此，中共親蘇領袖王明嘆息道，“毛和他的擁護者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他的雙手被解放了，道德責任感也不會有了”（[RCPSMH，495/74/333）；《解放日報》對此發表社論《論共產國際的解散》，稱“（中共）能夠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獨立地創造性地……決定自己的方針、政策和行動”；7月5日，王稼祥更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將其與馬列恩斯並列，全面確立了毛澤東的意識形態統治地位。從此，毛澤東的權力終於擺脱了斯大林的陰影，其領袖地位再未被動搖過。

總結

面對曾經讓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張國燾、王明等中共領袖身名俱滅的斯大林，是當時的毛澤東難以力敵的強勁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毛唯有藉助時間的力量和迂迴的技巧方能化解。

“若杜鵑不啼，待之莫須急”，時運不成，奈何？等之可也。此乃德川家康奪取天下的中軸之策。同樣，自1938年以來，斯大林多次粗暴干預中共事務（如皖南事變），但毛唯等到1941年蘇德大戰時方才真正致力於肅清其影響，其隱忍之耐心着實令人欽佩，蔣中正所言之“毛澤東善忍令人恐懼”，果如其言乎？斯大林固然粗暴，但鑑於當時其對中共的影響無處不在，毛唯有采取表面尊重的迂迴策略，方能杜絕其干預的可能。這才是真正大政治家才能具備之洞穿全局的大智慧啊，那些孤芳自賞的小聰明是不可能做到的。

從這個角度看，1941年的整風運動，不僅僅奠定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更意味着一位歷史巨人的真正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