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赴美留學50人，他們把什麼帶回了祖國？_風聞

優秀的中國青年，留學去！

為了中國的未來和你們自身的未來，留學去！

1978年12月26日，新中國派出的首批50名留美人員抵達巴黎機場，轉機去紐約。出國前夕，他們去做了統一的西裝，甚至是帽子和包，都是一樣的。

有人笑着回憶説，“巴黎可是時髦之都，我們到了那，彷彿成了‘外星來客’。”

這些“外星來客”是抓住改革開放先機的一批人，也是見證中美關係重大歷史的一批人。

“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美國人民也是偉大的人民。我們不僅為學習美國先進的科學技術而來，也是促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而來”。

自此，中國的赴美留學熱潮掀開大幕。

一錘定音

1978年5月20日華盛頓時間凌晨3時許，美國前總統卡特被叫醒接聽電話。除了遇到危機，很少會出現這種情況。電話是從北京打來的，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助手向他報告説，此時正和鄧小平在一起。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回答，不是壞消息，是因為鄧小平問你能否接受5000名中國學生到美國大學留學。

卡特回答：你就對鄧小平説，我們可以接受10萬中國學生。

由於早年留學法國，鄧小平對留學生和現代化建設的關係有切身感受。1978年，“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不久，鄧小平就對留學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現在我們邁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我們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學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學習，這樣可以有一個比較，看看我們自己的大學究竟辦得如何。”

鄧小平強調：“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錢，值得。”

兩位領導人的智慧和魄力，讓首批50人赴美留學生的行程一錘定音。

50人名單中：北京大學11人，清華大學9人，中國科學院、國務院各部委15人，北京其他大學5人，北京工廠2人，上海4人，天津兩所大學4人。

在學科分佈上，50人全部集中在理工農醫學科，其中理科29人（58%），工科18人（36%），醫科2人（4%），農科1人（2%）。理工科共計94%，佔絕對多數。

1979年2月23日，8名美國留學生抵達北京，中美互派留學人員的大幕正式拉開。中國相應地對不少希望研究中國、與中國交流的美國學者敞開了大門。

大開眼界

那時候的中國和美國，在科技水平和科研條件上的差距，不是一點半點。

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柳百成，是首批留學生之一兼50人的領隊。他回憶説：

“我那時剛到麥迪遜，住在一個普通美國人家裏，看到房東太太七八歲的兒子正在玩蘋果電腦。我感到十分驚訝，因為出國前自己從未見過電腦，但在美國，連兒童都能自如操作。” “我感覺到，或許有一天計算機會改變人類的生活。就一杯咖啡到凌晨三點，和本科生一起學習計算機高級語言。”

除了電腦等“新興事物”，美國頂尖的科研設備，也給這批留學生的學習和科研注入了強心劑。柳百成説，“出國前，我用光學顯微鏡只能將材料微觀結構放大1000倍；在威斯康星大學的實驗室裏，通過掃描電子顯微鏡可以放大20萬倍，對材料微觀結構研究的深度有了質的跨越。”

既然“大開眼界”，那就也要“打開眼界”。這批留學生當時最大限度地融入了校園，吸收了不少前沿科學知識和思維，為以後的科研工作打下基礎。

環境寬鬆

來到美國幾天後的1979年1月1日，這批中國留學生在華盛頓見證了中美正式建交、中國駐美大使館掛牌的歷史性時刻。

由於中美長期敵對，兩國學者已經相互隔絕了近30年，以至於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曾感慨道，“從1950年到1971年，華盛頓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國的人還多，雖然後者離我們更近，旅途也更為安全、省錢。”

所以不僅僅只有中國留學生懷揣着對外面世界的好奇和驚歎，美國人看到他們，也是一樣的激動。從紐約一下飛機，他們就被成羣的記者和鎂光燈包圍。

柳百成回憶説，“我們到美國後，立刻就成了新聞人物。走到哪兒，都有記者跟着，他們對中國人的吃穿住行樣樣感興趣。”

雖然是改革開放初期，但這50個留學生已經開始享受寬鬆的環境和國家的支持。

鄧小平直接指示説：“留學生的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能那麼死。現在規定每晚一定要回大使館，怕同社會接觸，這樣不利於學好外文，也不利於瞭解社會。跟人家搞到一塊，才能學到東西。”

中國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員、最初赴美留學50人之一的李祝霞回憶，在前往美國前，國家組織了對這批人的培訓，主要內容是去國外的注意事項和外交禮儀。

“當時的領導説，到了國外要注意身體，要多喝牛奶，要知道當時在國內很少人有喝牛奶的習慣。”“提醒我們最多的是，到了國外要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如果接到外國朋友的邀請，即使一個人也可前往參加活動，這令我們感到很寬鬆。”

據柳百成回憶，“學校的師生對我們也很友好。有一次，一位教師主動跟我們説，他能買到很搶手的NBA門票，4美元一張，需要的請舉手。雖然我們很想去，但沒有一個人舉手，因為沒錢。”

幾天後，柳百成不經意間和大使館的一位領導説起這事。那位領導立刻説，“這怎麼行，不能讓美國人覺得中國人對什麼都不感興趣，以後再有這種情況，你們就去，回來我給報銷。”

艱苦學習

“失去的時間我們要拼命搶回來。”這是當時很多留學生的心聲，“經歷了‘文革’的停頓，國內的許多研究與國外差距實在是太大了”。

李祝霞回憶説，當時的學習非常刻苦，不論白天、晚上還是休息日，不是在做研究就是去聽一些相關的研究生課程和前沿講座。

圖書館、實驗室、計算機房是留學生的常住地。當時的留學生張楚漢説，我們日以繼夜，每天晚上搭午夜末班校車返回住地，為的是返國後可以向全國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考卷。

和張楚漢同窗的趙南華稱留學兩年，是自己工作強度最大的兩年：12點從實驗室離開，沒有周末節假日。

而當時的生活條件也是艱苦的。這批留學生在美國的生活學習費用，國家給實報實銷，但當時中國也沒有多少外匯，這些人就能省就省，中午通常只吃食堂裏最便宜的雞肉。“後來有人問我，中國人都愛吃雞肉嗎？我哭笑不得。”

“我們當時經濟落後，外匯奇缺。我們50個人只有50個美元，在領隊兜裏揣着。”趙南明説，“我們當時聽説國外到處要小費，上廁所也要給小費，就特別緊張，害怕拿不出美元來。我們當時先從中國到巴黎，飛機要降落的時候，互相使眼神，排隊一個個上廁所。”

學成歸來

肯定有人擔心，這些人學成之後，會不會“賴在美國不回來了”？事實上，這一批50人，除一人延期歸國外，均在兩年後按時歸國。

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談及留學問題時，非常有魄力地直接説：“不要怕出一點問題，中國留學生絕大多數是好的，個別人出一點問題也沒什麼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個，也只佔十分之一，還剩九百個。”

老人家是對的。這些留學生研究的領域雖各有不同，但都成績斐然，僅當選院士的就有7人。

這批歸國學者獲得了為數眾多的中國科技進步一等獎、二等獎和三等獎。凡在大學任教和在科研單位從事研究者，全部成為各自領域的教授、知名專家或學術領軍人物。

從第一批的50名留學生，到2017出國留學生數量達60.84萬，一批又一批的留學生成為了中國開放富強的親歷者。

結語

轉眼就是中美建交40週年，上一輩的故事，在今天看來是那麼久遠。在這個期間，中國，還有中美關係都發生了鉅變。中國和美國的差距在縮小，美國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卻還有很多。但華盛頓對中美人文交流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身邊不止一個朋友告訴我，現在赴美留學越來越難了。

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這是通過改革和開放，抓住了機會，釋放了中國社會壓抑多年的巨大潛力的結果。外部環境是重要外因，但根本還是靠中國人自己艱苦奮鬥，一磚一瓦壘起來的。

中國的快速發展，也帶動了整個世界，包括美國在內的發展。可以説，中國崛起，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體現。它絕不是美國的施恩。現在一些美國人以恩主自居，這實在是可笑的。

就像第一批的50名赴美留學生。他們代表的是一種奮鬥、開放、愛國的精神，只要這種精神生生不息，中國的崛起就是誰也不能阻擋的。

（文章圖片和資料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