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80萬的現金 ： 女婿和丈母孃結婚了！_風聞

這幾天有一個圖片很熱刷，一位女婿曬他是如何繼承丈母孃財產的。丈母孃有價值千萬的房產，如果按照正常程序繼承轉讓，必須繳納80萬的税款，女婿如果和丈母孃結婚的方式過户房產，只需要工本費80元。在80元和80萬的權衡下，女婿堅決選擇了與女兒離婚之後，與丈母孃結婚過户房產，之後再與丈母孃離婚，再與女兒結婚。

女婿在曬自己的得意之作時，振振有詞拋出了一句雷人之語，“這人倫我違了”。當然，這一筆亂倫的房產轉移方式一定是得到了女婿、女兒和丈母孃的三方認可，否則，只要一方不認可，這筆買賣都很難順利走完程序。換句話説，女婿、女兒和丈母孃在這場亂倫婚姻秩序中，一家人為了80萬肥水不流外人田，都選擇了亂倫的共同意志。

當我看見這張女婿曬圖時，我並沒有驚詫，而是迅速記起了十年前一個大學閨蜜講的故事，這個故事就是發生在她自家。她的父親是一位高工，他父親的弟弟，也就是她的親叔叔是一位智障患者，她叔叔就是與她父親丈母孃結了婚，也就是與她外婆結了婚。原因也是為了房產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弟弟是智障，最終財產還是歸她家。當時我聽着，不敢笑不敢吃驚不敢有任何異樣的表情，因為她在講這個故事時，面不改色心不跳，似乎在講一個祖傳秘方的家庭軼事。其實我很快就忘了，如果不是看見這張圖片，我都記不起十年前這件事了。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魂，無處話淒涼。這是蘇軾的《悼亡妻》，今日讀來百感交集。如果把蘇軾的亡妻換成我們心中的人性人倫人道，那我們就不是10年兩茫茫了，而是20年、30年、40年無處話淒涼。

80元的工本費損失與80萬的現金損失，該如何選擇？這是擺在每一個人面前的理性，又叫實事求是。但是，要實現這一筆理性務實的交易，就得解放思想，如果連人倫束縛都不敢解放，又如何應對實事求是的挑戰？別説與丈母孃走形式結婚，就是真的與丈母孃睡一覺，那又何妨？進一步，即便是親兒與親母結婚又何妨？如果不解放人倫束縛，就意味着損失80萬，不但沒有貫徹實事求是精神，而且是完全違背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政治正確。

這個問題究竟出在哪裏？

我突然想起了美加兩國對假結婚騙移民的零容忍，只要一旦發現你是為了騙取移民資格才將結婚作為工具的話，必將面臨鉅額罰款和驅除出境，叫你賠了夫人又折兵，那真的叫一個慘字。也許真正的問題就出在這裏，一個社會的公序良俗不能靠自覺，必須得靠永不缺席的法治護航。

如果要問我們這40年的巨大成就是什麼？也許千人千智，説GDP可以，説高樓林立可以，説教育產業化可以，説天黑地毒可以，等等，説什麼都對，但我認為最大的成就是法治缺席下的普遍性人性喪失、人倫喪失和人道喪失。

普遍性，這個定義也許很多人不服。十年前的一個高工就可以讓弟弟與丈母孃結婚，這十年究竟有多少類似女婿或弟弟與丈母孃結婚的？我想是一個不可小覷的數字。其實數字並不重要，而是人們對這種亂倫秩序的井然並不覺得恐怖，人們內心的普遍諒解意味着整個社會達成了共識。這才是最可怕的。換句話説，將前面的女婿和高工換成任何一箇中國人，暫不説換成民工，因為這等人倫不是誰都有機會違的，不妨換成教授、公務員和白領，你説哪一個會放棄80萬而不違揹人倫？我想都會像那個女婿做出堅定的選擇：“這人倫我違了”。

這人倫我違了。表面上僅僅是一種對社會契約的不遵守，內在裏是對人和人格的極大不尊重。女婿不尊重妻子和丈母孃，女兒不尊重丈夫和母親，丈母孃不尊重女婿和女兒，為了一筆實事求是的務實交易，他們共同選擇了不尊重自己。這在歷史上有嗎？在域外國有嗎？這獨一無二的人倫大解放成就刷新了唐宋元明清和歐洲中世紀。喜乎，悲乎？

當同牀共枕的一家人都不相互尊重時，還會尊重家外的陌生人？昨晚我看了一篇文章，是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寫的《我為什麼成為基督徒》。他説，信仰是為了培養超越世俗的非理性，也就是靈性，科學是為了培養工於算計的理性，也就是實事求是。靈性是一種博愛情懷，給人以温暖，沒有靈性的理性是一種冷冰冰的利益爭奪，會將人帶向非人的深淵。

在白花花的銀子和人倫面前，該如何選擇？一個有信仰的人和一個無信仰的人會有天壤之別。這就是產生女婿與丈母孃結婚的亂倫原因之二：信仰的缺席。法治是人性的外在約束，信仰是人性的內在約束，兩者只要有其一，人倫底線的底盤都會堅若磐石。但不幸的是，我們這40年來，法治和信仰都被硬道理給扼殺了，硬道理變成了信仰和法治本身。於是，在人和錢之間發生了乾坤大翻轉，人性的崩潰如洪荒氾濫。

同樣是昨天，我看見和氣貓姐姐的一篇文章，《中日接受教育的平等權利之比較》。我一直都喜歡看她的文章，資料翔實，敍述温婉，很有日本範兒。她非常震驚大鄰國的精英們，對弱勢羣體的蔑視，對社會責任的漠視，對自己使命的忽視，對國家義務的輕視。她這一認知與我長期以來的思想不謀而合，這也是人性崩潰的原因之三：精英責任的缺席。

無論是十年前的高工家庭，還是十年後的女婿家庭，他們都是社會精英階層，正常交税本就是他們的法定義務。即便沒有這項法定義務，作為精英階層來説，也應該有奉獻於社會的主動責任。尤其在法治和信仰雙缺的環境裏，精英階層就成為整個社會倫理維護的最後一道防線。但他們不，他們寧願自己踐踏人倫也要逃避自己的國家義務。精英階層都如此惡劣而不自尊不自重，這就給中下層和整個社會樹立了惡劣榜樣，人性豈有不普遍崩潰之理？

蘇格拉底説：“快樂在於獲得，幸福在於付出”。我們的精英階層無疑是快樂的，但他們卻從未嘗到幸福的滋味。寫文章快兩年了，我所有文章幾乎都是在問責精英，不少讀友產生疑惑，“怎麼你老是抓住精英不放？"。其實我何嘗不想放過他們，抓住他們不放就是我的付出，也是我的幸福。

法治也罷，信仰也罷，它們的有和無，最終都是通過社會精英在發揮作用。一個精英守法遠比百萬小民守法更能彰顯法治精神，一個有信仰的精英遠比有信仰的百萬小民具有文明的傳遞性。與之相反，一個精英違法或鑽法律空子，那意味着百萬小民守法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同理，一個精英堅守信仰會給百萬小民點燃希望，一個精英喪失信仰會給百萬小民開啓通幽的暗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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