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40年前鄧小平與大平正芳重大決策_風聞

【編者按】2018年12月18日，在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大平正芳等10名國際友人頒授中國改革友誼獎章，以感謝國際社會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支持和幫助。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1910-1980）長期致力於中日兩國友好事業，積極支持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大平正芳長孫女渡邊滿子代為領獎。

12月20日下午，渡邊滿子應邀參加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舉辦的“回顧中日邦交正常化與中日關係”研討會並作主旨講演。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鬍鞍鋼教授，清華大學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孟健軍出席研討會併發言。研討會由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院黨委副書記周紹傑主持。

下文為胡鞍鋼教授在研討會上的發言稿。

197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元年，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188個國家和地區中僅排位第175，國內生產總值居世界第11位。40年後，“彈指一揮間”，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2017年中國的人均GDP（匯率法現價美元）在世界217個國家和地區中排位上升至95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GDP總量則位居世界第一。

40年前，沒有人能夠預見到中國的巨大變遷，過程中還一直伴隨着各種中國經濟崩潰論，當然這一崩潰論本身就崩潰了，歷史是最好的見證人。

40年前，鄧小平是如何發動改革開放的？有什麼樣的戰略機遇窗口？他又是怎樣做出中國現代化戰略目標和戰略部署的？作為日本知名政治家大平正芳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為什麼説政治家做出的重大決策會產生長期發展紅利？

**首先，毛澤東為鄧小平改革開放創造了戰略機遇窗口。**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訪問中國，中美同時公佈雙方達成的《公告》。同年10月，聯合國大會正式恢復中國席位。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中美達成第一個《聯合公報》。9月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訪問中國，大平正芳作為外務大臣陪同訪問，雙方發表《中日聯合聲明》，才標誌着中日邦交正常化。1974年1月，大平正芳作為外相，再次訪問中國，簽訂《中日貿易協定》。

其次，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鄧小平在外交上作出了兩個重要決策：一是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二是實現中美建交。[1]處理這兩個世界經濟大國關係直接關係到中國對外開放的大局。後來鄧小平告訴亨利·基辛格：

我出來工作乾的第一件事就是努力推動中美關係發展。[2]

這是鄧小平打開國門、對外開放的戰略性、關鍵性之舉。

**再有鄧小平帶頭“走出去”，主動利用改革開放創造“天時地利”。**俗話説，“百聞不如一見”。為了對外開放，鄧小平決定出國訪問，到東亞國家調查研究。1978年鄧小平先後4次出訪8個國家。[3]

鄧小平優先解決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問題。此前中日雙方已經有過3年半艱苦談判。日方一直不願意在條約中寫入“反霸條款”，怕得罪前蘇聯，最後日方同意寫入

“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或其他任何地區謀求霸權，並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8月10日，鄧小平會見日本外相園田直。園田直提出，因為雙方有不同主張，希望以後不再發生像上一次的釣魚島事件。鄧小平説明，那次是偶然發生的事件，漁民們一追起魚來眼前就沒有別的東西了。[4]他説，

釣魚島問題、大陸架問題，現在不要牽進去，可以擺在一邊，以後從容地討論，慢慢地商量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辦法。我們這一代找不到辦法，下一代、再下一代會找到辦法的。[5]

**大平正芳作為日本自民黨幹事長，積極支持這一條約的簽訂，發揮了重要作用。**最後日本方面接受鄧小平的意見。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簽訂。[6]

**10月，鄧小平為參加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兩國批准書互換儀式，作為中國領導人首次訪問日本，就是親自了解日本的工業化現代化。**他在訪日期間先後參觀了日本的各類現代化企業，如日產汽車公司裝配線，新日本鋼鐵公司自動控制軋鋼生產線，日本松下電器公司彩色電視線組裝生產線；乘坐日本自主開發的高速氣墊船，乘坐新幹線超特快列車，乘坐特快電車參觀，日本的現代化成就使他感到十分震驚。他坦言：

“我懂得了什麼是（真正的）現代化。”

不久之後他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是準現代化，即經濟總量翻兩番和小康目標，大大不同於毛澤東、周恩來所宣佈的“四個現代化”。鄧小平在乘坐東京-京都新幹線列車時感慨道，

只有老老實實承認落後，才有希望。

▲ 1978年10月，鄧小平在東京拜會大平正芳。（圖:人民網）

這次訪問日本對鄧小平震動很大，他沒有想到中國與日本的發展差距那麼大。[7]他對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土光敏夫、日本中國經濟協會會長稻山嘉寬提出的**“中國最好舉辦中外合資企業”**的建議給予肯定。他在日本經濟界舉行的歡迎會上表示，我們要學習外國的一切先進經驗和先進技術。在東京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辦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公開表示我們要向日本學習的地方很多，也會藉助日本的科學技術甚至於資金。我們之間已經簽訂了一個長期貿易協議。他與日方正式互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他在招待旅日華僑代表的茶會上指出，

中國和日本發展友好關係具有重要的意義，這對於我們爭取一個好的國際和平環境，實現四個現代化，很重要。[8]

（渡邊滿子供圖）

1979年2月6日-8日，鄧小平第二次訪問日本，為期兩天。2月7日上午鄧小平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舉行會談，就中日經濟關係、印度支那問題（指越南發生的反華、排華事件和對民主柬埔寨的大規模軍事入侵）和地區形勢問題交換了意見，並在許多問題上達成共識。同日晚，出席大平正芳舉行的歡迎宴會，特別説道

**我們共同完成了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任務——互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批准書，莊嚴地宣告這一條約的生效。**這一條約不僅受到中日兩國人民的熱烈擁護，而且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廣泛支持和歡迎。在新的一年開始之際，中美建立了外交關係。正如閣下所説，這一連串的外交上的展開，不僅對亞洲、太平洋地區，而且將對世界的和平和穩定做出重大貢獻。[9]

**正是在中日簽訂和平友好協定、中美建立外交關係的大背景下，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這為中國改革開放創造了難得的天時地利。

12月6日，**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首次提出了中國本世紀的基本目標是實現小康。**大平首相問鄧小平中國將來會是什麼樣的情況，整個現代化的藍圖是如何構思時，鄧小平指出：

我們要實現的是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1000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10]

**為此，鄧小平就放棄了原來所提出的到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後來將這一目標推遲至2050年。**這反映了中國領導人把追求現代化作為核心目標，但是什麼是現代化？何時實現現代化並不很清楚，直到鄧小平出國訪問美國日本之後才曉得原定的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就放低了這個目標，即小康目標，實際上是相當於下中等水平目標。

▲ 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會見來訪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圖:人民網）

大平正芳在談到1979年日本政府向中國提供500億日元貸款時，鄧小平指出，

就我們方面來説，希望項目更多一些，數目更大一些，這是我們的希望，但第一次政府間的貸款就實現這麼一個目標也不錯，而且你們的貸款都確定了具體項目，這就不一樣了。這反映了我們中日兩國之間的合作方式更實在一些。

鄧小平專門設便宴招待大平正芳和夫人。[11]

（渡邊滿子供圖）

12月8日，鄧小平為大平正芳送行，指出

中日兩國經常接觸，很有好處。中日兩國不僅要加強理解，還要加深依賴，你們面臨的威脅不是我們，我們面臨的威脅也不是你們。**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有很多條件可以互通有無，取長補短。**首相一行這次來中國訪問，不僅能夠發展中日兩國友好合作關係，而且對國際形勢將產生重大的積極影響。我希望首相閣下這次訪華的成果至少要管到80年代。[12]

實際上不僅只是管了80年代的十年，而是管了20多年。

正如中國政府對大平正芳的歷史評價：

1978年12月，他就任首相，任內推動日本對華髮展援助，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各項建設作出貢獻。[13]

40年前，中國和日本的貨物貿易額不足10億美元，後來日本曾是中國第一大、第二大貿易伙伴，到2017年已經達到了3000多億美元，相當於300多倍，中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日本成為中國第五大貿易伙伴。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

總之，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年之際，吃水不忘挖井人，**我們不僅要感謝鄧小平等一代政治家，也不要忘記感謝大平正芳等外國政治家，他們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偉大變革的見證者、參與者、貢獻者。**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政府決定授予國際友人中國改革友誼獎章，以感謝國際社會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支持和幫助。

[1]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史》，117頁，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8。

[2]亨利·基辛格：《論中國》，419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3]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國改革開放20年史》，29頁，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

[4]朱良：《試談胡耀邦為我國對外政策在新時期的調整》，2010年11月20日。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355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6]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史》，117-118頁，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8。

[7]鄧小平後來回憶説：“歷史在前進，我們卻停滯不前，就落後了。”“拿中國來説，五十年代在技術方面與日本差距也不是那麼大。但是我們封閉了二十年，沒有把國際市場競爭擺在議事日程上，而日本卻在這個期間變成了經濟大國。”鄧小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1988年9月5日），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7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410-412頁，415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486-487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582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583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582-583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13]新華社北京2018年12月18日電。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