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亡國27年祭：出戈爾巴喬夫是必然的_風聞

摘要：近日是蘇共亡國27年整，深入吸取蘇聯滅亡的教訓，理解戈爾巴喬夫悲劇的真正內涵，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説，分外重要。即戈爾巴喬夫對於蘇聯不是憑空出現的，也不是偶然出現的，而是必然出現的。

很多人説蘇聯解體是一種偶然，比如説戈爾巴喬夫這種人的出現，在他們看來，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很難想象蘇聯會那麼快的垮掉。甚至連大名鼎鼎的《失敗帝國》之作者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都抱有這樣的看法。在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看來，蘇聯具有良好的官員培養體制，蘇聯幹部從基層到中央做了很多職務，歷練豐富，如果不是運氣糟糕到極致，理應能夠避免戈爾巴喬夫導致的悲劇。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斯大林官僚體制的本質是什麼？

是幹部完全服從於領袖，聽從領袖的命令行事。這種體制如果能夠有效，其基礎就在於消滅幹部隊伍中的桀驁分子，同時削弱幹部本身的自我擔當和任事的勇氣，他必須時刻謹守上面的指令，而非自己思考問題本身。那麼，這會培養幹部的什麼才能？

是工作能力嗎？是見識情商嗎？其實都不是。斯大林體制對官僚隊伍的最大培養效果，就是增強其服從和卸責的能力。在這種體制下，只有善於服從，才能獲得賞識，只能善於卸責，才能避免災難。所謂善於服從，就是避免自己做決定，一切唯上，所謂善於卸責，就是面對危險時，一定要離得遠遠的，避免惹禍上身。不具備這兩種本事的人，很難適應這樣的機制。

戈爾巴喬夫實際上就是這樣的合格幹部，翻開戈爾巴喬夫的履歷，你會看到，在擔任總書記和最高決策人之前，這位亡國統帥的工作經歷都是完美無缺的，他幾乎沒有犯過任何錯誤。問題是，作為一個需要時刻處理複雜事務的官員，如果戈爾巴喬夫沒有任何錯誤，那麼與其説他是一個天才，不如説他是一個善於服從領袖和推卸責任的官場高手。在這種體制下，戈爾巴喬夫式官僚的履歷是完美的，所以他這樣的人必然會成為構成蘇共高層的主要材料。

這也意味着，蘇聯體制最終培養、遴選出來的只能是戈爾巴喬夫這種圓滑善變、推卸責任的官場高手，這樣的官場高手作為領袖下面的廷臣時，無疑是合格的，但是他一旦作為必須承擔最終責任、必須做最終決策者的領袖時，就很可能成為災難。你不可能指望他去面對那些風險極大的問題，畢竟他的天才和本能只是推卸責任和避免做決策，而非扭轉乾坤，扶狂瀾於既倒。

在立陶宛事變中，在莫斯科聯邦議會選舉中，在阿塞拜疆事變中，戈爾巴喬夫都是任憑事件發展，而不敢做出那些可能被輿論抨擊，需要自己承擔責任的挽救措施，而且最後，他都把這些危機的處理者拋出去背鍋擔責，維護自己的完美形象。這實際上是戈爾巴喬夫以高明官僚的方式行事領袖的職責。

事實上，不僅僅是戈爾巴喬夫，當時的蘇共高層都是這樣的合格官員。1991年8月，亞納耶夫等蘇共高層組成的國家緊急委員會發動了挽救蘇聯的政變，然而，委員會的蘇共高官們無不恐懼承擔責任，平日冠冕堂皇的兗兗諸公互相推脱，都期望別人出手做危險的事，自己收攬功勞，結果這些怯懦精明的官僚隊伍空有強大的實力，卻最終在狂妄自大、殘酷無情的葉利欽街頭運動面前一敗塗地。

對於蘇共高層當時的特點，沒有誰比普京本人體會更深。普京説道，當柏林牆事變發生後，柏林人衝擊蘇聯駐柏林使館，蘇聯的機密檔案處在危險之中。在柏林任職的普京要求使館出面彈壓，使館高層卻説要等待莫斯科消息，但莫斯科高層也不想承擔彈壓的責任，最終保持了沉默。於是使館高層不敢單獨下決定。“領導人們陷入了令人難以想象的怯懦”，在這種情況下，普京，當時一個普通的使館幹部手持武器，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止住了柏林人的衝擊。但在其他地區，蘇聯地方機關和外交機構原沒有這麼幸運。

因此，當參加過十月革命或者衞國戰爭、殘酷卻敢於任事的老一代蘇聯高層謝世之後，新生代的蘇聯領袖只能是一個善於推卸責任、收攬功勞且力避風險的合格圓滑之官僚，像葉利欽那種敢於任大事、做大事的人，反而很快會被踢出蘇共高層隊伍。

最終，葉利欽這樣勇於任事、殘酷無情的梟雄加入蘇共的敵人隊伍，戈爾巴喬夫式的軟弱圓滑之官僚成為蘇共的領袖。這是蘇共體制遴選的必然結果，也預示着蘇聯的必然命運。

這就是蘇共留給我們的殘酷教訓啊，組建合格的幹部隊伍，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