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杭州到成都，“幹掉”一線城市_風聞

文丨西部君

在區域經濟領域，即將過去的2018年，發生了不少值得討論的事：

二線城市開啓搶人大戰，鄭州、西安、杭州、青島即將邁入千萬人口行列，地鐵大基建時代來臨，國家中心城市擴容（西安），強省會戰略加強，中西部人口迴流……

可能很多人不認同新一線城市的説法，但如果梳理這一年來的變化不難發現，在區域經濟領域最亮眼的城市，恰恰是這些新一線城市。

比如成都，前三季度經濟總量首破萬億，世界城市排名僅次於北上廣深，基於互聯網的城市營銷賺足了流量；

再如杭州，數字經濟的高地，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全國首屈一指，2015年到2017年，杭州新增常住人口分別增漲了12.6萬、17萬、28萬。

不在新一線之列的二線城市貴陽，大數據產業也如火如荼。它們的風頭，甚至蓋過了一線城市。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值得一提的是，哪怕是上海，今年喜提進博會、科創板等多項政策禮包，但11月的規模以上工業增速也都是負增長，同樣負增長的還有北京。

此外，傳統的外貿城市廣州，前三季度出口降幅達到10.8%。

一線城市低迷，二三線城市亮眼，另一個觀測緯度是“逃回北上廣”結束。之所以出現這種倒掛局面，是因為數字時代到來後城市競爭的邏輯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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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競爭邏輯的歷史流變

決定城市競爭和發展的要素，無非政策、資本、技術、人口、區位等等。

工業革命前的城市，大多數都是商貿之都，商賈往來，絡繹不絕。比如唐代的長安，它是都城，也是全國性的商業中心，商品集散地。

另外像揚州，雖然不是政治中心，但處在京杭大運河與長江水道的交點。“堆金積玉地、温柔富貴鄉”，説的就是江南富庶的商業文化。

古代江南，來源網絡

工業革命之後，城市競爭的格局發生了根本變化，中心城市功能不再侷限於商貿，所謂“無工不富”，工業不僅是經濟的基礎，也是城市發展的地基。

這個時期湧現出了一批工業城市，美國的汽車城底特律，中國的重慶、天津等，都可以算作代表。

當然隨着技術的發展，城市類型還可以繼續細分，影響城市發展的因素也逐漸擴大。

比如採礦技術的升級，催生出一批資源型城市，像大慶、攀枝花等，都屬於先有礦產再形成城市。山西大同等“先城後礦式”城市，礦產資源的開發，促進了城市大發展。

煤炭城市，來源網絡

交通層面，全球貿易加速了諸多沿海港口城市的發展；火車和高鐵對城市的拉動作用，更是不言而喻。

俗話説，“火車一響，黃金萬兩”，典型如河北石家莊、河南鄭州，包括湖南株洲都算得上是“火車拉來的城市”。

政策的影響力也不可不提。

北京，政治中心角色，戰略地位擺在那裏，下限不會低；雄安新區，疏解首都職能的政治功能型城市。另外，東北老工業基地，同樣曾擔綱邊防任務。

在《中國城市競爭激盪四十年：誰在崛起？誰在沒落？》中，西部君曾梳理了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強弱格局的變化，不管是經濟重心南移，還是資源型城市衰落，從中也能看出競爭邏輯的變化。

最直觀的表現是，隨着東南沿海向中西部內陸進行產業遷移，各重點城市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

關於這點，“元淦恭説”曾提到，2008年，中國主要城市的首要經濟支柱大多是製造業，全國GDP二十強城市，第三產業高於第二產業的，只有京滬穗深和武漢；等到2017年，二產高於三產的，只剩下寧波和佛山兩個。

千禧年之前的北上廣深，是名副其實的工業重鎮，但目前它們的定位都發生了變化，更具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的新產業、新經濟成為主導。

比如今天提到上海，首先想到的，不會再是已經外遷的工業或者製造業，而是金融中心，或者時尚之都。標籤的變化，對應着競爭邏輯的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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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線城市被數字科技重新定義

不同城市等級的劃分，過去更多是按照經濟體量和人口總量來，但總的來説，劃分和評價的維度在不斷拓寬。

如果説前幾十年的城市競爭，遵循的更多是工業邏輯，製造業主導；那麼，隨着互聯網浪潮的全面來臨，城市競爭將轉向數字和科技的邏輯。

與傳統的工業製造業不同，數字經濟本身是很“輕”的產業，相關資源要素的流動，不會嚴格遵循從一線到二線、從東南沿海到內陸的差序格局。

舉個例子，阿里開啓電商模式後，優質商品的配給不再根據城市等級來，這給二三線城市提供了生活品質升級的機會。而消費是又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為城市發展提供動力。

2009年第一個天貓雙11時，新一線城市成都消費能力勉強躋身十強，但2012年就升到第四，直逼一線城市。

現在提到成都，可能想到的是消費之城，新零售之城。數字春熙消費節上的科技感和潮流感，這是它的新標籤，也是新的經濟增長點。

可以這樣説，一二三線城市正在被數字科技重新定義。

最典型的是杭州，阿里的總部所在地，數字經濟第一城。163家上市企業中，數字經濟領域企業佔據了半壁江山，經濟貢獻率超過50%，稱得上這個領域絕對的一線城市。

貴州數博會，來源網絡

沒能入圍新一線的貴陽，哪怕工業底子相當差，在二線城市中經濟體量近乎擺尾，“大數據中心”、“中國數谷”，這種爭做全國第一的野心，在過去四大一線城市打天下、包攬全國各類“中心”的體系下，完全不敢想象。

但這兩年的貴陽，已經成了大數據產業的高地，彙集了中國移動、聯通、電信三大運營商的南方數據中心。

另外一個有趣的例子是，2016年螞蟻金服發佈2015年支付寶用户的全民賬單，結果貴州的移動支付筆數佔比，在全國排名第二，達到79.7%，比北上廣深都要高。

科技巨頭也樂於將陣地下沉，比如阿里、騰訊將西南總部安在重慶；阿里的自由貿易港總部落户海南，和福州開展戰略合作，打造“數字中國”樣本，等等。

互聯網+政務更不用説，以杭州為代表的新一線城市，幾乎將北京甩開了一個身位。與此同時，100多個城市進入刷臉辦事時代，一二三線城市公共服務水平逐漸拉平。

如果你去各式各樣的城市類榜單，一定會發現，北上廣深壟斷排行榜榜首的格局，早就不復存在。

這意味着什麼呢？一二三線城市被數字科技重新定義，二三線城市彎道超車，“幹掉”一線城市的機會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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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線城市迎來最好的時代

二三線城市彎道超車，人口流動趨勢是最直接的證據。

京滬人口出現罕見的負增長。與此同時，那些曾經佔領全國的四川人、安徽人，逐漸回到户籍所在省省會尋找就業機會，人口迴流成為大勢所趨。

來源城市戰爭

這種迴流有產業轉移的因素，但又不全是產業轉移的結果。可以説，正是數字和科技填平了不同等級城市間的溝壑。

四通八達的高鐵網絡之下，出行半徑不斷擴大，形成大都市圈體系，一線城市部分功能向周邊二三線城市轉移，城市羣內部開始一體化，互動成本降低。

比如在此前的《這是我不留在小城市的全部理由》中，西部君曾提到，藉助支付寶首創的技術，長三角地鐵一體化，互認二維碼，城市之間的行政壁壘被科技打通。

享受一線城市的基礎設施，付出的可能只是二三線城市的消費成本，數字經濟帶來的是全新的生活體驗。蘇州買房安家、上海工作的職住分離羣體，越來越多。

有科技賦能，簡政放權也得到了解決——現在很多地方都在提智慧城市建設，或者打造數字政府。短短半年內，渝快辦、閩政通、贛服通、江蘇政務、粵省事等集納各類政務服務於一體的小程序，接連上線。

數字政府的模型，既是為了提高管理效能，也是基於便民考慮。如此前北京、成都、廣州、杭州、合肥、南京、上海、深圳、武漢、西安，入選了支付寶首批“十大不跑腿城市”。

來源網絡

大城市更公平、小城市關係網盤根錯節的分野被打破。至少在數據化管理方面，成都、杭州、西安等二線城市，完全有跟一線城市抗衡的能力。

高房價、物價，冰冷的人際關係，就生活品質而言，資源更集中的一線城市，失去了絕對的競爭優勢。

點線面，單點城市到省域聯通到區域一體化，不僅是政務，還有出行。我們不妨暢想下，未來的長三角和粵港澳城市羣，可以像乘地鐵一樣刷乘車碼乘坐城際高鐵輕鬆穿行。

電商、物流、大數據，二三線城市舉着“智慧型城市”、“移動支付之城”、“碼商之城”的嶄新招牌，將天南海北的客人吸引到大門前。

用西部君此前的論斷，從成都到杭州到貴陽，二三線城市正在迎來最好的時代。

當然新經濟的產業週期更短，不需要工業時代那樣漫長的產業準備期，這既提供了彎道超車的可能，也意味着城市間的競爭將更加慘烈。

物流更加便利，市場要素的遷移成本，前所未有的低。在“幹掉”一線城市的同時，被“幹掉”的概率也大大增加。

二三線城市要佔領高地，還要守住優勢。將發展資源牢牢據為己有，不會是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