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難飽：舊知識 新世界（一）_風聞

“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徵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

——卡爾.馬克思

我們需要弄明白這個時代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到底是什麼，要從未來，而不是過去或現在考慮問題，我們需要弄明白，這個世界究竟需要怎樣的新秩序。只有弄明白這一點，我們才能理解“中美貿易戰”的荒謬性、美國通過操縱石油價格打擊俄羅斯的荒謬性，才能將我們的思維和行動調整到正確的方向上。

人類只能儲備關於歷史的知識，歷史知識不足以解決未來的問題，因為生活場景已經發生巨大變化。我們只有依據當前社會已經顯現出的諸多蛛絲馬跡，粗略勾畫出未來社會、經濟形態，再根據未來形態判斷當前爭端的性質並提出解決方案。

一、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歷史知識不足以解決未來的問題

1、一戰後對戰敗國的處理框架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志得意滿的協約國決定狠狠懲戒德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要它永世不得翻身。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法國總理喬治.克里孟梭、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實際控制巴黎和會，主導制定《凡爾賽和約》。1919年6月，德國外長赫爾曼·穆勒顧不上國內民眾反對，在和約上無奈簽字——類似中國“五四”運動時的章宗祥、曹汝霖。

根據《條約》規定，德國損失了13.5%的領土，12．5%的人口，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包括德屬東非、德屬西南非、喀麥隆、多哥以及德屬新幾內亞），16%的煤產地及半數的鋼鐵工業。

戰爭賠款。1921年，專門委員會商量出需要賠償的總數目，合計2260億德國馬克，42年內賠償完畢。這幾乎是當時德國財政的幾十倍，德國強烈憤怒，賠不起。

當年4月，經美國斡旋，將賠償削減到1320億馬克，66年還清，以德國全部財富作為擔保。德國沒辦法，接受了這個數目。可是數額實在是太大，德國經濟墮入崩潰邊緣。從1919年到1932年，德國通過發行國債，告貸的方法歸還了360億馬克。

希特勒上台，間斷賠償。二戰後，1952年舉辦一戰賠款會議，英法要求德國繼續歸還一戰賠款。1953年到1983年，德國歸還了140億馬克。其後，法國、英國適當削減了德國賠款。直到2010年10月，德國向法國付出一筆6670萬歐元賠款，德國一戰賠款才悉數完畢。

《凡爾賽和約》一味壓榨德國,德國經濟無法承受其重,國家喪失眾多權利並失去安全感；《和約》傷害了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和榮譽,全國從上到下對這個和約充滿憤怒和怨恨；《和約》成為魏瑪共和國的一劑危險毒藥,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可能性和必然性。

經濟學家凱恩斯當時作為英國財政部官員參加“巴黎和會”，對《凡爾賽和約》深感沮喪。從巴黎回到倫敦後，僅用2個月時間著書《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後果》，認為《凡爾賽和約》是“迦太基式的和平”,“它是一個殘忍的勝利者在文明史上所幹出最兇暴的行為之一”。因為協約國鼠目寸光的敲詐勒索,“和約將給德國、歐洲經濟帶來毀滅性的後果,這是一個死亡之約。”

凱恩斯敏鋭地意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歐洲，已經是一個新歐洲。“1870年以前，歐洲可以自給自足，人口壓力也沒有那麼大。然而，“1870年之後，形勢發生了大規模的、空前的變化”。德國、奧匈帝國、俄國的人口都在迅速增長，“馬爾薩斯幽靈”在歐洲遊蕩，歐洲依靠自身的食品供應不穩定，完全依靠“新世界”。

另一方面，1815年建立起來的維也納體系即歐洲大國協調機制，曾在很長一段時期保證了歐洲內部的和平，然而，1854年克里米亞戰爭，已將維也納體系的缺陷暴露無遺，那就是，它只是一個政治協調機制，無法協調歐洲各大國間的經濟糾紛，尤其是海外經濟糾紛。隨着德國、美國興起，世界已經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迫切需要對全球性的貿易、金融做出規範，這也是維也納體系不能提供的。

凡爾賽會議主導者並沒有觀察到這些顯而易見的變化，關注點仍然是傳統的領土、主權、邊界、賠款等問題；而歐洲、全球真正需要解決的是財政、經濟、食物、煤炭、交通、大國合作、全球貿易金融規範化問題，這些問題在凡爾賽會議上幾乎沒有提及。

如何避免戰爭，為歐洲贏得未來？凱恩斯提出一套巴黎和會主導者們從未想過的方案：建立自由貿易聯盟、提供國際貸款和改革國際幣制。可惜，人微言輕，當時沒有人聽他的。直到二戰，人類再一次經受血的教訓之後，凱恩斯的設想才得到重視和落實。

不出所料，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距離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僅僅隔了21年。人類註定要為自己的認知買單。

2、二戰後的處理框架保證了世界74年總體和平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雅爾塔會議上，主要戰勝國達成“分區賠償”原則，美、英、蘇三國（後加入法國）從各自在德國的佔領區獲得戰爭賠償。包括希臘在內的18個西方盟國依照在戰爭中的損失，確定了在西佔區獲得物資賠償的比例，他們總共從西佔區獲得價值5.023億美元物資。1950年5月，蘇聯宣佈已獲得36.58億美元賠償，同時將100億美元的賠償總額減少到68.29億，要求東德以後每年償還2.11億美元。

1952年5月，聯邦德國與西方盟國簽訂《波恩條約》，結束美、英、法三國的軍事佔領（柏林除外），免除聯邦德國的所有賠償義務；蘇聯在1953年也宣佈放棄對民主德國的一切賠償要求。

同時，戰勝國積極幫助戰敗國發展經濟。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又稱為歐洲復興計劃（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是美國對被戰爭破壞的西歐各國，進行經濟援助、協助重建的計劃。該計劃1947年7月啓動，整整持續了4個財政年度。在這段時期內，西歐各國通過參加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ED），總共接受了美國包括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的援助合計131.5億美元，其中90%是贈予，10%為貸款。馬歇爾計劃增加了聯邦德國的工業發展資金，西德擴大了就業，增加了税收，引進了新技術和新設備，加速經濟發展。

1944年，聯合國創設“佈雷頓森林貨幣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第一，美元與黃金掛鈎，第二，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鈎，第三，實行可調整的固定匯率，第四，各國貨幣兑換性與國際支付結算原則，第五，確定國際儲備資產，第六，國際收支的調節，其後又補充“關税總協定”作為佈雷頓森林體系的一部分。佈雷頓森林體系是以外匯自由化、資本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為主要內容的多邊經濟安排，構成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交往方式的核心內容。

1945年，依據佈雷頓森林體系精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正式成立，並作為聯合國的常設機構。

法德兩國通過談判走出冤冤相報的怪圈。1951年4月，以法國、聯邦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六國正式簽訂《煤鋼聯營集團條約》。至此，引發法德百年衝突的兩國邊境的煤鋼資源將被置於兩國共同參與管理的聯合機構之下，結束了兩國爭端的根源，使法德之間的關係得到了根本的糾正。

二戰後，主要國家終於認識到，世界已經是一個彼此緊密聯繫的共同體，傷害別國最終會加倍傷害自己。只有協調、共同發展，而非一方一味追求壓倒另一方，這個世界才可能和諧共生，因而，處置方案作出戰略性調整——幾乎就是凱恩斯在一戰後提出的思路和方案。當代，全球局部地區戰火依舊頻仍，德國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人類在血與火的教訓中提高認識能力，儲備瞭解決國與國之間爭端的新知識。然而，隨着生產力提升，人類的生活場景又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新的衝突依舊無法用已有的知識儲備去解決。

二、中美貿易戰：向追趕者下絆子

當代，中國迅速崛起，有直追美國之勢。美國發動“貿易戰”、不斷“退羣”，懟中國、懟俄羅斯、懟歐洲、懟日本，逐步滑向“孤立主義”，是看到在現有全球合作框架下，對它的不利因素正在累積並蠶食其利益，美國希望維護既得利益；中國大談“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全球經濟一體化、全球貿易自由化，是因為在一體化框架下，中國還可以繼續獲得更多利益。

怎麼看這個問題？我們説，決定基本生活水平的主要有三個指標：糧食、礦產（包括石油）和電力，其中，衡量人類生活品質最重要指標之一是人均電力消耗量。

從21世紀開始，全球人均電力消耗年增長只有1.1%，中國是7.3%，發達國家幾乎沒有增長。2009年——2015年，6年時間全球電力消耗量增長了17%，中國增長了52%，美國只增長了6%，全球電力消耗量增長的57%來自中國。

2016年中國拿走全球石油的15%，全球鐵礦石的50%，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國出口量的70%。然而現在中國人均肉類消耗量只是美國的50%，人均汽車保有量是美國的20%，人均電力消耗是美國的30%，如果中國這幾項指標達到美國標準是個什麼概念？是不是中國要拿走全球絕大多數資源？正如奧巴馬所説，如果中國人達到美國的整體生活水平，對世界是一場災難。

為什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包括美國，人均用電量指標增長如此緩慢？因為科學發展停滯。基礎科學理論已經停滯了近70年。我們現在所有的科技成果都是應用科技的發展，基礎理論還停留在上個世紀愛因斯坦時代。基礎理論不突破，應用科技發展是有極限的。

上個世紀初，美國就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國家，20世紀初——40年代人類基礎科學理論有了重大突破——代表成果就是量子力學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這兩項成就重建了現代物理學，讓人類對自然和宇宙的認識上了一個台階。基礎理論的突破帶來了二戰後應用科技的爆炸式繁榮。

上世紀70－80年代，美國基於對未來科技發展的樂觀前景主動將自己的中低端製造業轉移出去（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中低端製造業相對於發展中國家沒有競爭優勢是一方面，但是對科技發展前景樂觀的態度絕對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美國的戰略很明確，只做戰略性的高端產業，依靠自己最強大的科技力量不斷推動科技發展、產業升級來領跑全世界。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70年過去了，基礎理論始終沒有新突破，應用技術逐步走到極限，發展遇到難以突破的瓶頸，而中國又在後面飛速追趕上來。美國怎麼能不着急？既然自己不能跑得更快，只好向追趕者下絆子。

因此，中美貿易戰，解決貿易逆差只是表象問題——中國同意通過採購美國產品以逐步縮減貿易逆差，這個問題並非無法解決的實質性衝突。實質衝突是，中國提出“中國製造2025”，發展高端製造業。

在現存國際分工體系中，美國、歐洲、日本，處於產業鏈高端，通過研發、製造高端產品，實現壟斷高利潤；中國處於產業鏈中低端，主要提供廉價勞動力，生產、製造一般生產性工具和一般消費品，低利潤。雙方開展貿易，歐、美、日賺到了高利潤，又獲得廉價低附加值產品，保證了發達國家資本家的利潤和普通老百姓富裕生活。

中國要搞“中國製造2025”，在基礎理論沒有突破、應用科技逼近極限情況下，就會與歐、美、日高端產業鏈直接競爭，會使他們賺不到高利潤或者虧損、倒閉，所以美國堅決反對中國搞。

問題是，中國軍事完全獨立——與日本不一樣，國內產業鏈完整，還有14億人口，無論美國怎麼反對，中國還是會堅定不移地推進“中國製造2025”。如果美國貿然發動對中國的戰爭，“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不見得能討到便宜——美國現在連阿富汗、敍利亞都搞不定，哪有那麼容易搞定中國呢。

中國提出中美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只是在貿易逆差方面願意做出一些妥協、讓步，“中國製造2025”是不可談判的條款。

當今世界的合作框架仍舊沿用二戰後的模式。事實證明，這個產生於冷戰時期的模式在協調當今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政治、經濟利益時，已經顯得捉襟見肘——只要看看美國與德國、法國和日本不斷加深的矛盾就很容易理解這一點。

在協調與中國、俄羅斯政治、經濟利益時，採用“和平演變”手段、分化瓦解手段、局部戰爭手段，通過操縱石油打擊俄羅斯、通過貿易戰打擊中國，通過操縱美元剝削全世界，損人利己的理念，敵對而不是共贏的理念，使它的缺陷暴露無遺。繼續在這樣的框架下走下去，美國要麼回到“光榮孤立”，要麼最終用戰爭的方式解決問題——後一種可能性更大。

從兩次世界大戰戰後處置方案導致的不同後果，我們憑直覺認識到，處理國與國的關係，一方壓倒另一方、一方阻礙另一方發展的思路不可取，分享、共同發展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尤其是中美兩國科技發展水平不斷接近、各有所長，中國一般製造業佔優態勢下，合作更有可能帶來應用技術的新突破，促進人類共同發展。

怎樣解決上述爭端，人類沒有以往經驗可以借鑑，解決爭端的知識儲備不足。問題僵在這裏。關鍵在於，要建立怎樣的合作、分享機制？（文章首發公眾號：高難飽，敬請關注）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