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一眼40年_風聞

1978-2018，“改革開放”這件事，已經持續了40個年頭。

文革結束撥亂反正，八零年代文藝復興，一九九四年迎來了市場化，新世紀開啓了大片模式。四十年風雲變幻間，中國電影從來都是社會變遷的晴雨表。

一個時代的回望，既有青春歲月的感懷，又有集體記憶的痕跡。撫今追昔四十載，我們從哪裏來，我們又將到哪裏去，中國電影依然在路上。

01

請回答1980：反思、尋根與實驗

十年浩劫，無人倖免，反映民眾心聲的“傷痕電影”，成了後文革時代的第一股風潮，它們就像是親歷者飽含血淚的回憶錄，無限逼近於歷史的真相。

1979年，老牌勁旅上影廠推出**《苦惱人的笑》，後起之秀西影廠奉上《生活的顫音》**，同為導演處女作，它們的批判力度，如今看來仍有初生牛犢的鋒芒。

不過，所謂“哭哭啼啼，沒有出息”，總設計師的隔空影評，改變了傷痕風潮的調性。褪去悲苦氣質之後，八零年代的反思電影，從驚世一吻開始。

1980年，電影**《廬山戀》**上映，不僅讓女主角張瑜成了一代人的夢中情人，也讓廬山成了最為浪漫的旅遊地，雖然它此後慘遭翻拍，但IP的價值依然馳名景區。

有人看過之後無法接受，有人則是看一遍還是不過癮，誕生於山水之間的“新中國銀幕初吻”，就像一個決定性瞬間，定格了中國人的思想解放史。

真正將反思電影推上頂峯的人，當屬第三代導演謝晉。

他的“文革三部曲”《天雲山傳奇》《牧馬人》《芙蓉鎮》，從那時便奠定了他“改革先鋒100人”的歷史地位。

比起以往的傷痕電影，謝晉的戲往往觀賞性更強，每個人物都被演繹得有血有肉，賦予了更多的性格內涵，而故事的發展，更接近節奏緊湊的情節劇。

特別是1986年的《芙蓉鎮》，塑造了著名右派秦書田同志，面對層出不窮的運動鬥爭，他的名言“活下去，像個牲口一樣活下去”，發出了混亂年代的人性最強音。

對於如今的社畜而言，秦書田就像是他們的精神偶像。每當他們在工位上氣餒時，耳邊總會傳來老秦頭鏗鏘的激勵，讓人不得不集中注意，為社會主義建設做貢獻。

扮演秦書田的姜文，當時正忙着和女主角劉曉慶談戀愛。若干年後，當劉曉慶已經下海從商，因為偷税面臨牢獄之災時，前男友姜文還曾仗義地伸出援手。

“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同樣來自姜文的一聲秦腔，為我們帶來了第五代的輝煌。

張藝謀的**《紅高粱》**奪得柏林金熊獎，實現了中國電影又一個零的突破。

在西影廠廠長吳天明的支持下，以張藝謀為首的第五代導演，紛紛丟掉了戲劇的枴杖，玩起了歷史的寓言，從此走上了與謝晉截然不同的道路。

從反思到尋根，靠着一批優秀作家的故事，使着學來的實驗技法，第五代緊跟當時的尋根熱潮，想要用電影去呈現中國的文化基因，好好地啓蒙吃瓜羣眾一下。

只可惜，小時候的我還愚昧不堪，一看見CCTV6放第五代，就會下意識地轉枱。總覺得它們都像是陳凱歌的**《黃土地》**，又悶又藝術，堅持不了多久就會看睡着。

當然，第五代也並非都像我小時候想的那麼悶。

譬如黃建新的“先鋒三部曲”，就以劍走偏鋒的詭異畫風取勝。當同代人都在挖故紙堆時，他卻在關注現實生活。

《黑炮事件》，講的是“一枚象棋造成的官場混亂”，本質是政治驚悚片，難以信任下屬的領導，因為一系列誤會而陷入困境，呈現出了一種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

《錯位》，講的是“文山會海引發的科幻噩夢”，疲於應付行政事務的技術官僚，為了專心搞研究，特地搞了個克隆人去代替自己，沒想自己卻漸漸失去了控制。

整部電影採用了一種表現主義的風格，無論是聲音還是畫面，都是要多陰森有多陰森，配合土法拍攝的機器人偶，堪稱童年陰影級別的cult片。

《輪迴》，講的是“反叛青年經歷的前衞愛情”，通過一種舞台化的設置，將主人公作天作地的內心獨白直接説出來，讓你恨不得上去就是一巴掌。

黃建新的這些作品，即使放在今天也顯得另類，難以想象若是堅持這個路子，中國電影會出現什麼新鮮東西。只可惜啊，歷史無法假設，他也不是從前的他了。

除了反思與尋根的時代主題，八十年代的中國電影，就像一個瘋狂實驗的研究所，以前所未有的開放態度，吸收各種思潮與技法，產生了許多相當特別的電影。

當今天的女德班還在橫行，1989年**《哈羅！比基尼》**在認真討論健康與美；

當今天的案件動不動反轉時，1986年**《T省的八四、八五年》**在認真討論法制。

2018年，中國科幻的未來在哪依舊是個話題。

八十年代卻產生了一批奇絕的幻想電影，從讓畢贛念念不忘的**《霹靂貝貝》，到關注臭氧層空洞的《大氣層消失》**。

2018年，虛假的青春打胎片依舊死心不改。八十年代卻產生了一部名叫**《少年犯》**的電影，每當你去參加軍訓時，總會看見有人在片中的歌聲裏悄悄抹眼淚。

就像是**《頑主》**裏“羣魔亂舞”的T台秀，八十年代，對於中國電影而言，就像是一場短暫的文藝復興，雖然難免混亂與莽撞，但始終充滿着生氣與活力。

02

你好哇，1990：個人英雄主義

理想主義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市場化與產業化，成了中國電影在九十年代的關鍵詞。第五代與第六代，香港與內地，商業片與藝術片，都在尋找自己的出路。

1992年，有一位老人在南海邊畫了一個圈，小漁村深圳成了改革開放的橋頭堡。這座城市的對面，一位年輕人正大紅大紫，這一年後來被人稱為“周星馳年”。

此前的一年，“演藝圈忘我大電影”**《豪門盛宴》**上映，講着廣東話的明星們，個個為了內地的華東水災盡力演出，陸港兩地的年輕人還沒有拿起鍵盤對噴。

此後的一年，四大天王火到內地，小品**《追星族》表現了當時飯圈女孩的生活；哈里森·福特的《亡命天涯》**即將被命運欽定，成為中國第一部進口分賬大片。

1994年，神作誕生之年。

雖然這個年份並不準確，許多“神作”的上映時間都不在這年。但是，它就像個象徵性的幸運號碼，被影迷和公眾號強行膜拜。

這一年，陳凱歌拍出了個人生涯最高峯的**《霸王別姬》**，贏得了華人世界唯一的戛納金棕櫚。若干年後，這部傑作卻被質疑是他爸爸代拍的。

同樣是在這年，張藝謀邀餘華坐鎮，拍出了著名的**《活着》**。若干年後，關於這部戲，最著名的一句話是，《活着》還在，拍《活着》的導演卻死了。

與此同時，姜文演而優則導，拍了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主角是和他很像的夏雨。若干年後，這個模子再次顯靈，人們認識了一個叫張一山的演員。

遠赴寧夏銀川拍攝的《西遊記》，由劉鎮偉執導，周星馳主演，分為上下部在香港上映，結果票房慘敗，口碑被噴，賠得連媽貴姓都不知道了。

若干年後，這部被稱為**《大話西遊》**的電影，在北京大學獲得熱烈追捧，周星馳被學生們戴上了後現代主義大師的帽子；

若干年後，小朋友向六小齡童提問，“叔叔，為什麼孫悟空會和白骨精談戀愛啊？”；六小齡童扛起棍子就開始表演，“戲説不是胡説，改編不是亂編”。

關於好萊塢大片，改革派與保守派在這一年吵得不可開交。躲着文化部門，悄悄放片的院線經理，在海報上寫上了**“改革年代，激烈爭論，電影市場，風險上映。”**

個人的行為，倒逼了官方的行動，在高層的首肯下，中國電影公司終於開啓了與好萊塢的進口談判，正式開啓了進口分賬片的合作模式。

1997年，賈樟柯拍出了**《小武》，張藝謀拍出了《有話好好説》**，第六代與第五代的兩位代表人物，還沒有因為廣電總局的“舉報門”而結上樑子。

一向不如意的馮小剛，今年終於靠着**《甲方乙方》**走了大運，從此成了內地賀歲片的扛把子。

“1997年過去了，我很懷念它”，成了一代人的新年口頭禪。

整個九十年代，我都好像活在千里之外的香港。我每天守在電視機前，等待一個叫做“電影夢工廠”的欄目，與“雙週一成”虛度時光，還不知道誰叫王家衞。

一個個的偶像，都不過如此，沉迷過的偶像，一個個消失。九十年代，中國電影最後的個人英雄主義，在資本大潮來臨之前，每個人都在憧憬着未來。

03

我去2000：大片為王

千年蟲的病毒，嚇壞了世紀之交的計算機；全球化的號角，宣佈了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的死刑。新世紀的中國電影，開始緊緊團結在“大片”兩個字的周圍。

新世紀的第一年，華語電影在歐洲大放異彩。戛納電影節上，台灣的楊德昌收穫最佳導演，內地的姜文拿到了評審團大獎，香港的梁朝偉得了影帝。

新世紀的第二年，Ang Lee這個名字徹底征服了好萊塢，**《卧虎藏龍》**不僅刷新了華語片的北美票房紀錄，還獲得了最佳外語片在內的四個奧斯卡。

關於華語電影的發展態勢，賈樟柯曾如此點評：

“楊德昌、王家衞、李安的電影正好代表了三種創作方向：楊德昌描繪生命經驗，王家衞製造時尚流行，李安生產大眾消費。這三種不同的創作方向，顯現了華語電影在不同模式生產中都藴藏着巨大的創作能量，呈現了良好的電影生態和結構。”

寫下這段話時，賈樟柯曾感嘆內地導演在這個創作格局中的缺位。他在盼望新時代的時候，會希望掌握未來主導權的是內地人嗎？會想到張藝謀的商業片戰略嗎？

2001年，在製片人江志強的攛掇下，張藝謀拿出早就收到的劇本，不顧“跟風”的誤解，毅然找了一堆明星來拍武俠，一邊潑顏料一邊學黑澤明，片名起為**《英雄》**。

2002年，《英雄》開啓了內地的商業大片時代，而拍《英雄》的張藝謀，卻長久陷入口碑爭議的泥潭，成了被誤解與被損害的“狗熊”。

同樣是在2002年，當內地影市高歌猛進時，電影**《無間道》**橫空出世，這部羣英薈萃的集體救市作，就像是一次迴光返照的表演，送給了我們最愛的港片。

2003年，非典襲港，張國榮自殺離世，四大天王在金像獎上合唱哥哥名曲**《當年情》**。香港電影進入了至暗時刻，我們這些港片狗也到了該告別的時候。

2006年，賈樟柯的**《三峽好人》獲得了威尼斯金獅獎，該片在國內上映時，賈樟柯固執地選擇與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同一檔期。

“我到底想看看在這樣崇拜黃金的時代，誰還關心好人？”在北京大學的演講現場，針對雙方影片在宣發環節中發生的罵戰，賈樟柯語帶哽咽地説。

另一方的製片人張偉平，則在聲明中表示：“我們懶得裝斯文去搭理一個已裝不下去斯文的人。再重複一遍藝謀的話：他的失敗不是因為我們的存在。”

選擇好人還是黃金？選擇商業還是藝術？不管你怎麼選擇，在大片為王的市場體制中，賈樟柯這樣的“弱者”，無論怎麼硬碰硬似乎都是死路一條。

然而，就在同一年，一部叫做**《瘋狂的石頭》**的電影，卻完成了屌絲逆襲的好戲。無論是口碑還是票房，甯浩導演的這部處女作，都創造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奇蹟。

2009年，**《建國大業》**上映，黃建新執導，百餘明星零片酬客串演出。大片的運行法則，從商業片推廣到了主旋律的領域，彷彿成了一種萬靈藥。

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年，內地走入了以大片為核心的製作模式，整個華語電影的中心開始向北京靠攏，作為他山之石的港台電影，在市場中的話語權愈發薄弱。

藝術片被壓縮市場空間，小成本都得依靠奇蹟翻身，當大衞面對巨人歌利亞時，他會在想什麼呢？下一個**《我不是藥神》**，還能依靠口碑突圍嗎？

04

2010s：十億與十萬加

十億俱樂部、互聯網+、大數據、小鮮肉、流量為王、下跪門、阿里編編、偷票房、買票房、鎖場、幽靈場、票補、IP、陰陽合同、偷税漏税、一吻跨年，2010年以來，中國電影的票房數據與花邊新聞，已經超越了電影本身的精彩。

票房大躍進，張口就十億；自媒體吹爆，起碼十萬加。2010年代，無論是叫座還是叫好，中國電影的評價體系都面臨通貨膨脹的危險，越來越看不出個頭緒。

2010年，一句“站着把錢掙了”，姜文的**《讓子彈飛》**口碑高漲，片方號稱票房超7億，奪得年度冠軍。結果，一查它只有6.59億，以為口碑好就能順勢吹一波牛了。

2016年，**《葉問3》**爆出大規模票房造假醜聞，資本聯合多家影院，買票房，炒股票，把票房數字轉成了漂亮的賬面數據，把電影完全當成了金融工具。

片方的弄虛作假，第三方統計的疏忽，外加貨幣本身的通貨膨脹，這些年來，隨着熱錢湧入流出，保底發行等金融手段層出不窮，票房這個標準越來越不靠譜。

既然叫不叫座已經是個玄學了，那麼叫不叫好總有個譜吧？一部電影到底好不好看，總有人能值得相信吧？還真是不一定。

不管是微博上各種收錢的大V營銷號，還是號稱連豆瓣評分都能刷動的水軍公司，無論是營銷事件還是粉絲刷榜，口碑這東西，搞不好也是一咬一口水。

就算媒體並沒收錢，好話説多了也會效用下降，聽得人耳朵起繭。從刷爆到屌炸再到炸裂，從佳作到傑作再到神作，誇獎也會陷入通貨膨脹的陷阱。

每當你聽信自媒體讒言，親自掏腰包去影院時，難免總會遇見幾部片子，説是交口稱讚的水平，其實也就不過爾爾，弄不清自己是被騙了還是審美有問題。

2010年代的中國電影，左手拿着十億票房俱樂部的入場券，右邊拿着十萬加刷爆朋友圈的帖文，邊哄邊騙邊下跪，花式營銷不嫌累，直到把你搞定為止。

對於國產電影，眼界越來越開闊的我們，似乎已經越來越不耐煩。可就像是球迷對國足的感情一樣，再多的批評謾罵，也擋不住我們內心的期待。

回望改革開放的這四十年，我們曾經歡欣鼓舞，我們有時失落沮喪，關於下一個十年，中國電影又會發生什麼呢？業界的寒冬已成定局，春天又會什麼時候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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