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無選擇，中國的大學要大事改革_風聞

一位朋友傳來一篇英語文章，作者Chi Wang，內容是説他曾經在美國華盛頓兩家政府機構工作了五十年，認識好些政要，知道他們一向支持及同情中國，但近十年的情況改變了，對中國的友善不再。我沒有理由懷疑此君説的。好些報道從其他角度説的也是類同的話。

今天，不少報道説，中國學生去美國求學，簽證往往被拒，有些暑期回家探親後再去美國時不獲簽證，有些每年的例行續簽也遭否決。看來是跟某些科目有關，但也不一定。這樣看，要申請到美國求學的中國學生人數將暴跌，因為讀到中途不獲續簽對學生是災難！

美國的大學本身當然歡迎中國的學生。這些學生一般好學，而收取外來學生的學費，以公立的大學來説，通常遠比美國本土的學生高。我大約地估計，是三個外來學生的學費可以養起一個助理教授，而一個助理教授通常教約十個full- time equivalent的學生，所以校方是賺了七個學生的學費。當然，大學還有好些其他費用，但在邊際上多教一個學生的成本低，外籍學生對校方的財政是有助的。

昔日美國的求學氣氛

回顧歷史，美國對中國是友善的。雖然百多年前的八國聯軍美國有份，但庚子賠款協助不少中國的學子到美國讀書，培養出錢學森、楊振寧、陳省身等高人。美國本土有一個大麻煩是種族歧視，政府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也驅之不去。然而，我在美國生活了二十五年，受到的種族歧視不嚴重。另一方面，在美國我受到多位經濟學大師的指導與關懷，使我終身感激。當年美國的師友對我思想的重視，遠超我一九八二年回港後遇到的。是的，當年在西雅圖華大講課時，系主任諾斯坐着旁聽，不是監管，而是做筆記。其他同事和我天天研討，誰對誰錯沒有誰管，真理的追求就是那麼愉快的事。楊懷康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到過西雅圖華大，見過當時那裏的熱鬧。

早年我在香港讀書失敗，但美國那邊卻欣賞我那想得快想得怪的本領。考什麼公開試我無法過關，但在洛杉磯加大考四科博士筆試，其中一科的教授多年後對我説，他不知道我的答案是在説什麼，考慮良久還是給我個第一算了。環境適當，求學是一種享受。

同樣，一九六六年春天我提交的十一頁紙的《佃農理論》的初稿，在加大研討時在座的數十位教授與研究生一律説我錯，吵了幾個小時。該晚十一時多，我掛個電話給老師赫舒拉發，問他我的論文建議是否要放棄。他説：“你説什麼？那是我平生見過最好的論文。”過了一天，另一位老師阿爾欽給我電話，説要在他的研究班上討論我那十一頁紙，一個月後他叫我動筆。要是在今天的中國，我的《佃農理論》不可能寫出來。當年老師教的真理追求的意識對我有深遠的影響。

一九六七年到了芝加哥大學，後來科斯的回憶寫下，我吸收了八位大師的思考方法。他説我不是仿效，而是吸收了然後發揮自己的。今天，我怎可以説美國對中國人不好呢？種族上的歧視當然有，在學術界不嚴重，大可置之不理。

一家兩代的故事

我的外甥及自己的兒子在美國求學的運情也差不多。這個外甥當年雖然在香港的中學成績不錯，但沒有大學收容，我帶他到美國去跟我求學。我給他定下來的規則簡單：週末不準讀書，要陪我去釣魚。教他的主要是一項：寫博士論文時一定要跟一位世界級的大師。從本科一年級起，只六年此子獲博士，今天他屬一掌之數的生物細胞大師了。要是獲得諾貝爾獎我會敲榨他分我一半。

我兒子的故事雷同。我教他不要管中學成績，不要管那些進入大學的公開試，因為他在美國出生，入大學容易。從來不管他的讀書成績，只是知道本科畢業時他在整級考個第一。他自己不知道，而我懶得告訴他。教兒子，我又是説寫博士論文時要跟一個世界級的。他當然受教，可惜在研究院他修的是兩個博士一起讀的課程，難度大，害得兒子吃得太多，變得太胖了。今天，兒子從事西藥的研究，是商業的那種，獲諾獎的機會小很多，但不是零。我的女兒在美國的讀書成績跟她哥哥差不多，但本科畢業後她不要再讀下去，是她的選擇，我尊重。

上述是我家的兩代人在美國求學的經歷。説美國人善待炎黃子孫是對的——撇開一些無聊又瑣碎的種族歧視，實在好。説實話，從求學這方面看，中國人不會對我們那麼好。可惜今天無端端地，美國對中國人不好了。我恐怕此“不好”也，會持續下去。政治多麼可怕！

盜竊科技談何容易

我曾經寫過，開放改革前中國對外間的科技知識的所知是零，但在開放改革後，憑中外合資與以市場換技術這兩個法門，中國學得快學得好。不久前北京取消合資的規限，做得對；但源自市場換技術的必須外銷的來料加工還在，也應該取消，因為今天要多引進外資。

今天美國再不歡迎中國的學子到那裏求學。這些學子可以轉到加拿大或歐洲的大學去，只是有些重要的科目，美國還是最高明。我不相信美國當局説的，中國頻頻盜竊美國的科技。當然不可以説完全沒有，但industrial espionage這回事，四十年前我得到美國國家研究基金的資助，作過深入的研究，認為今天的中國人沒有本領從事。偶爾的小偷當然存在，但專業性的工業盜竊談何容易！一九八二年我發表Property Rights in Trade Secrets（Economic Inquiry, January 1982, P40-53），讀者可以參考。

引進人才的法門

那所謂“人才政策”——即是出資或較高的薪酬外聘科技學問人才——在內地的多個地區出現了好些年了。近幾年從國外出高薪引進人才也明顯。這方面，一個要點是開放改革四十年來，從中國到美國求學的無數，其中不少學得好。人才政策當然是想着這羣人，但北京忽略了的，是這羣人中的佼佼者，不願意迴歸，一個原因是他們不能接受中國的大學制度與運作。他們不一定打算到大學工作，而是任何在知識上有成就的人，喜歡在有上佳大學的鄰近工作。物以類聚，人以類聚，知識也類聚。

大家知道北京當局是花着巨資支持大學教育的。然而，今天中國大學的運作，從美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準則衡量，實在太差勁了。無謂的約束太多，課程的規限太緊，創意不受重視，而政治上的思想教育，從外間迴歸的知識高士沒有興趣，且往往有反感。這些日子，網上的訊息是國際性的，什麼“翻牆”等玩意我這個老人家沒有學過，但我認識的內地學生沒有一個不懂。另一方面，美國的學術朋友指出，中國內地的大學要講人際關係他們不能接受。

這就帶到一個最難處理但必須處理的問題：言論的約束。我不是個信奉言論自由的人，我的老友科斯不是，我的老師阿爾欽也不是。四十年來，無論是講話或文章，我肯定北京上頭沒有干擾過我，但下面卻無數次！在今天內地的大學處理言論的約束下，世界級的教育是搞不起來的。需要怎樣處理我不知道。從樂觀的那一小角看，我可以指出北京的中信出版社出了我很多書，一個牽涉到內容的字他們沒有改過。所以在原則上，大學需要的言論自由是存在着一個可以接受的空間。我希望北京的朋友能把這空間放大一點。

​都是越戰惹來的禍

更為頭痛的是算文章數量與論文章發表的學報高下這種無聊玩意，無疑是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現了某知名學報撤回一百零七篇中國學者的論文，牽涉到五百多人的導火線。這些行為當然不是中國獨有，只是當年我在美國的追求真理的學術氣氛下，這些行為不可思議。中國的大學要大事改進才有忠於真理的學術氣氛。

算文章數量與論學報高下來衡量升職與薪酬這些愚蠢玩意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越戰搞起來的，我知得清楚。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我問後來是林毅夫老師的約翰遜，在芝大升為正教授文章要發表多少。他説沒有這種規定。我繼續追問，最後他説，在芝大升為正教授不一定要發表過一篇文章，但不能一句話也不説。

那時越戰開始了不久。一九六九年我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後，越戰引起的學生動亂就頻頻出現了。加州洛杉磯加大的經濟系出現了炸彈恐嚇事件，因為一些學生説該系沒有聘用黑人作教授。在西雅圖華大，校方要動用保護人員才讓教授上學生人數多的課。在經濟系內，一位年輕教授不僅在他的辦公室門上貼着胡志明的巨像，授課時他播放影片，不講課。

當時美國的私立大學好過一點，但公立的助理教授則對正教授説：“你們這些老頭子連數學方程式也不懂，為什麼薪酬比我們高？”是在這樣的大吵大鬧的情況下，算文章數量與論學報高下的準則就出現了。這些鬧劇公立的大學遠比私立的為甚，因為私立的要交不菲的學費，亂搞一通學生的家長不會出錢。

算文章數量與論學報高下這些無聊的衡量學問高下的準則，在美國源於越戰，八十年代後期引進香港的大學，再十年盛行於中國的內地。今天，中國內地比美國嚴重很多。學報的高下排列分明，英文發表勝於中文也分明。這種玩意導致多人聯名發表，也有埋堆互相引用文章等離奇行為。聽説在中國內地，一間大學的經濟系出獎金人民幣十萬，另一間出二十萬，給一篇發表在《美國經濟學報》的文章。學術世界真的是變了。

大學改革有前車可鑑

我不知其他學者怎麼樣，但我自己在不自願動筆的情況下寫不出好文章。一九六九年的秋天到了西雅圖華大，過了三個月他們要升我為正教授。這不重要。重要的是當年的系主任諾斯與社會科學院的院長分別告訴我，算文章多少這項玩意與我無干，我只做自己認為有趣的學問。在這樣的有利條件下，一個題材的思想成熟時，在半睡半醒中我會感到有點衝動，禁不住要在牀上起來，坐在書桌前動筆。這樣寫出來的文章今天一律成為經典。

三年多前我在《信報》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大學制度與學術爭取的文章，結集的書名為《科學與文化》，香港與內地皆出版。我對這本書滿意，而在該書內我推薦歷史學家何炳棣二〇〇五年出版的《讀史閲世六十年》那本書。炳棣是我知道唯一的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北京清華、六十年代在美國芝大的學者。那是清華與芝大的學術氣氛最好的兩個時期，難得炳棣能記錄下來。

北京的朋友對大學的資助是慷慨的。他們提供的研究金令美國的學者羨慕。香港的幾家大學收納的內地學子的成績，一般優於香港本土的，而香港本土的，以我所知為例，在美國一律讀得好。美國今天歧視中國內地的學子，北京的簡單應對，可按我三年多前出版的《科學與文化》的建議，或參考何炳棣的《讀史閲世六十年》，大事改革中國的大學制度。

                         （《中國經濟的內憂外患》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