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什麼？_風聞

2018年是我國全面放開二胎的第3年，曾經預測的新生兒呈井噴式上漲的景象並未如期而至。據《華夏時報》報道，通過部分地方公佈的數據來看，2018年的出生人口很可能比去年減少100多萬到200多萬【1】。在放開全面二胎政策的2015年，曾有專家預測“嬰兒潮”現象，甚至建議要做好抑制人口增長過快的準備。然而現實情況是，生育率不但沒有出現“呈井噴式的上漲”，反而出現了逐年下降的趨勢。

社科領域的許多所謂“專家”，其預測水平和已經墮落到了巫婆神漢的檔次。之所以預測完全不靠譜，是因為他們長期只看紙面信息、不接觸人民羣眾，以致滿腦子“何不食肉糜”的想法。年輕人生育率下降這個問題，在歐美髮達國家普遍存在，而對日本和韓國這兩個發達經濟體的影響尤為嚴重。毫不誇張的説，如果不努力扭轉生育率下降，日本和韓國的今天就可能是中國的明天。然而時至今日，許多所謂“專家”仍然抱着掩耳盜鈴的心態，甚至不願意正視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我們今天不妨就説的直白一些：非貨幣性福利的缺位導致普通羣眾撫養子女的實際成本急劇增加。許多家庭沒有時間、也缺乏財力撫養更多的子女。

至少從數字上看，我國人均收入在迅速增長。在世界經濟增長放緩的大環境下，取得這樣的成績尤為難得。然而許多城市工薪族的感觸卻是：收入明明增高了，但是總覺得錢不夠花。為了解釋這種狀況，我們需要深入探討一個重要的經濟學概念——非貨幣性福利。

非貨幣性福利應當這樣定義：採取國家間接補貼而非直接發放貨幣的普惠性福利，使得人民羣眾能夠以低於實際成本的價格獲得許多生活必需的支持性服務。在計劃經濟時期，最典型的非貨幣性福利，當屬早教服務，基礎教育服務，以及職工醫療服務。

非貨幣性福利的意義極為巨大，它一度造就了這樣的現象：從紙面上看，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人均收入低於印度、印尼等亞非發展中國家，但是中國人民的實際生活水平和人類發展指數卻超過了那些國家。最能直觀體現這一點的，就是中學入學率和人均預期壽命這兩個關鍵指標在20世紀70年代的激增。農村有赤腳醫生，城市職工報銷絕大多數醫療費用，使得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在1976年已達63歲，反超印度近10歲。

由於非貨幣性福利的普遍存在，在20世紀80年代，絕大多數城鎮家庭絕不擔心養不起孩子，所以有相當強的生育願望。當時中國城市裏幾乎所有的早教機構都是非營利性的：稍有規模的企事業單位都有自己的早教機構，收費非常低廉，一般在每月15元以下。而且由於早教機構的服務對象都是本單位的職工，幼教老師平時的工作也很盡職盡責。

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着國有企事業單位的改革，“單位辦社會”的模式被瓦解。大量非營利性早教機構灰飛煙滅，只有少量黨政機關的早教機構倖存下來。此後城市裏呈現這樣一種尷尬局面：公立早教機構質量雖高，卻供不應求，以致許多父母只能求諸私營早教機構。然而，私營早教機構聘用幼教老師，大多不設定學歷要求，也不需要提供教師資格證。近年來爆出虐童醜聞的攜程親子園和紅黃藍幼兒園都是私營早教機構，後者的收費甚至不低。當非貨幣性福利瓦解、人情被冷冰冰的利益關係所取代時，很多齷齪的東西就開始發酵。

西方經濟學理論否認非貨幣性福利的合理性，但是非貨幣性福利恰恰是對普通羣眾極為重要的東西。對比今昔，就會發現這樣的差距：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許多企事業單位的女職工雖然享有很長的帶薪產假，但很多人不等休滿產假就回來上班；而現在的女性職員，就算有6個月的產假都覺得不夠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從前的女職工具有主人翁意識、工作積極性高，另一方面則得益於非貨幣性福利的有力支持——幾個月的幼兒就可以放在單位的託兒所，再大一些可以上單位的幼兒園，女職工下班後直接把孩子接回家就行了。設置這種非貨幣性福利的初衷，就是支持職業女性在工作崗位上創造更多的價值。反倒是現在，許多有工作意願的女性，不得不在家做一陣全職媽媽，甚至淪為“孩奴”。

儘管非貨幣性福利是客觀存在的事物，但西方經濟學教材卻對此閉口不提。社會科學帶有鮮明的階級性。被西方經濟學洗腦的學者鼓吹“市場萬能”，把一切社會服務交給市場便萬事大吉。然而，非貨幣性福利消亡帶來的社會影響，在普通羣眾看來是非常負面的。

雖然近年來中國人均收入不斷增加，但是城市工薪族卻並不覺得手頭寬裕。稍有些閲歷的人都知道，在20世紀80年代，城市裏的雙職工家庭往往出手闊綽，就算把每個月的工資花掉90%，照樣開開心心——不用還房貸，養孩子成本很低，收入大可用於個人消費。而現在的情況恰恰相反，城市工薪族的貨幣性收入遠遠超過30年前，但是很容易感到“錢不夠花”——用4000元/月的價格，尚且不能保證從私營早教機構購買到相當於當年15元/月的服務，工薪族還敢隨便用錢嗎？

僅從統計數字來看，早教機構4000元/月的收費拉動了GDP的增長，而非貨幣性福利並未直接創造多少GDP。然而，非貨幣性福利卻與普通羣眾的安全感和實際生活質量息息相關。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單位辦社會”確實有不合理的因素，給國有企業造成了經濟負擔。將一些社會保障和福利職能從國企剝離出來，促使國企輕裝上陣、獲得重生，對於發展公有制經濟是好事。然而，計劃經濟時代的非貨幣性福利瓦解之後，卻並未出現理想的替代品。難道把社會服務完全放給市場，就能完全取代非貨幣性福利嗎？實踐給出的答案恰恰是否定的。

非貨幣性福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強調平等，例如，從前由單位開辦的早教機構為本單位所有職工及家屬平等服務。而市場機制講究的不是平等， 而是“價高者得”——出價最高者吃肉，次者喝湯，其他人能不能見到骨頭渣都難説。於是，在公共物品供給不足的背景下，私營早教機構、私立學校紛紛成為瘋狂斂財的機構。學費一漲再漲，讓廣大城市工薪家庭不堪重負。

説句不好聽的實話——**假如完全沒有國家建設的非貨幣性福利，只要你的主要收入來源仍是勞動收入、而不是資本利得等財產性收入，你就不可能購買到高質量的社會服務。**在美國，較好的早教機構的費用在1500美元/月以上，較好的私立中學的學費大多高於2萬美元/年，名牌大學學費普遍超過4萬美元/年，而美國户均收入（税前）僅為5.6萬美元。掰指頭數一數，全家的税後收入夠支付幾個孩子的學費嗎？把社會服務完全放給市場，就意味着幾乎所有機會都要用錢來購買。這樣的社會，是13億中國人民想要的嗎？

社科領域的許多所謂“專家”長期受到西方價值觀侵蝕，總以為組成社會的基本單位是原子化的個人。然而，個人的事情完全由個人自主，從另一個角度來説就是“各家自掃門前雪”。在現實社會中，絕大多數個人所佔有的資源是極為渺小的，把家人顧周全都費勁。遼寧省近日公佈的貧困人口數據顯示，因病致貧的佔46%，個別地區高達60-70%。“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在現實生活中不時上演。由於人口老齡化、醫療技術和設備的進步更新等多方面的原因，居民所承擔的醫療費用正在逐年上漲。在一些家庭，往往病倒一個，就塌下一個家【2】。由此可見，極端的個人主義都是反人性的——人類本來就是社會化的動物，人類文明的發展正得益於社會提供的支持體系；脱離了社會提供的支持體系，個人連維持自身生存都困難，“原子化的個人”不過是一種主觀臆想。

如前所述，非貨幣性福利的缺位造成的撫養成本增加，不僅是我國生育率持續下降的根本原因，也同樣可以解釋發達經濟體出現的生育率下降。日本和韓國的政府，甚至台灣當局，近年來都在鼓勵生育，但是毫無成效。可以負責任的説，只要不改變“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社會政策，生育率下跌的問題絕對無解。解決低生育率問題唯一的破局之道，就是把撫養下一代看作全社會的事情，而不僅僅是個人的事情，由社會來承擔年輕人口的撫養成本、並且提供撫養資源。這一思路可以簡明總結為“撫養社會化”。

真理都有特定的適用範圍。“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指的是在非公共物品的領域內按市場規律辦事。智能手機和衞生紙的生產、流通和消費，不需要政府參與也能運作得很好。但是，國家應當從戰略的高度明確界定市場配置資源的範圍。因為市場機制並不是萬能的，更不值得當作宗教來崇拜。按照市場機制，我國東南海島和西藏的許多村莊就應該永遠沒有電、沒有手機信號，但這顯然違背“以人為本”的科學社會主義理念。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關係到人民羣眾基本福祉的公共物品，就不應該通過市場來配置資源。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消除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靠的可不是什麼市場機制，因為市場機制會自發產生兩極分化。高度重視並大力建設社會主義性質的非貨幣性福利，正是消除消除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重要手段。要把建設非貨幣性福利提升到“解放生產力”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高度來認識。

為什麼説非貨幣性福利有利於解放生產力？道理顯而易見——每個人的時間都有限，顧得了東就顧不了西。如果早教機構和養老服務機構都不發達，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勞動者就不得不將大量時間用於照顧家人，這不僅給家庭內部造成沉重的負擔，而且還會降低社會的勞動參與率。2011年以後，中國勞動人口呈現出連續下降的趨勢，而且人口結構正在快速老齡化。**如果不及時解決建設撫養和供養社會化的問題，家庭負擔造成的勞動參與率下降將對生產力發展產生嚴重負面影響，許多獨生子女家庭甚至可能走向崩潰。**如果國家和社會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到位，將來必將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

為什麼説建設非貨幣性福利是重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要求減少低端供給和無效供給，另一方面則要求增加新的有效供給，這當然涉及大量勞動力的轉移。建設非貨幣性福利恰恰有助於吸納大量勞動力，並且創造人民羣眾亟需的公共物品供給。人工智能正在快速消滅許多傳統就業崗位，例如翻譯員、快遞員、銀行櫃員等等，這麼多勞動力總得有地方去吧？設想一下，如果保障全國6歲以下兒童都有幼兒園可以上，75歲以上老人都能夠享有養老服務，這足以創造出數以百萬計的就業崗位，消滅非自願失業。另一方面，以專業化的撫養和供養服務解放出中青年勞動力的寶貴時間，將增加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

因此，國家應當高瞻遠矚，依託完善的轉移支付，建立起新的、符合時代需求的非貨幣性福利體系。非貨幣性福利體系本質上是均等化的公共服務，不僅有助於增加人民羣眾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對維持社會穩定更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華夏時報：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0808430106826056𝔴=spider&for=pc&isFailFlag=1

【2】搜狐財經：https://m.sohu.com/a/209015149_379902/?pvid=000115_3w_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