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的”時間？or “民族的”時間？_風聞

這些年每到了12月24號的時候，總是會看到一些呼籲抵制聖誕節的言論，大概的論點無非是強調聖誕節強烈的宗教色彩，而基督教在近代中國又扮演了“侵略急先鋒”的作用，所以把慶祝聖誕節當作數典忘祖的行為而加以抨擊，最後拉起“弘揚傳統文化”的大旗昇華一把，漲中國人志氣，挫洋鬼子威風，真是雙倍的快樂。

可是假如突然被問到今年是几几年，我估計一百個人裏有九十九個人都會不假思索的回答2018年，至少能聽到“今年是戊戌年”的機會大概是極為罕見的吧。那如果繼續追問的話，那所謂2018年中的“2018”是指什麼呢？

那當然是“公元”2018啦，顯然如果稍有常識的人，就會意識到這個追問背後隱藏的信息，因為2018所代表的，無疑是耶穌出生後的第兩千零一十八年。那如果慶祝耶穌出生的聖誕節應該受到抵制的話，為什麼同樣和耶穌誕生有關的紀年方式卻可以逃過一劫呢？那接着再問，今天是星期幾？被問者大概馬上會反應説這大概又是要拿“上帝七日創造世界”因此有七日為一週的説法來説事吧。但是事實上中國古代亦有七曜之紀日法，而在西方，首先使用七日一週的也是古巴比倫人，猶太人在書寫《聖經》時會想到七日的用法，大概也是文化借用中的無意識而已。沒有接受基督教以前的羅馬人同樣也有自己的，用羅馬神話命名七日系統。

不過話説回來，儘管有七曜的概念，但中國人更常用的是十日一旬，三旬一月的紀日法而非七日一週，所以在明末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們就面臨着將“基督徒的時間”和“中國人”的時間之間取捨的問題。利瑪竇在1605年的一封信中就指出了，即是製作了和陰曆相配合的基督教紀日方式，但是要公開印行卻是無法想象的，因為對於中國人來説，發行新的歷法絕對是令人懷疑之舉[1]。利瑪竇確實很敏鋭地發現了紀念背後所藴含的主權觀點，即對於時間的掌握和命名絕對是天子的職權。

晚清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很自覺地保護着這種時間的主權，斌椿是最早的幾批訪問歐洲的清朝官員之一，他留下的《乘槎筆記》中對法國曆史的簡述如下：

佛朗西（即法蘭西）地方縱約兩千兩百五十里，橫約兩千六百里。古名高盧，為野番部落。漢時隸羅馬。齊梁間始建國，號曰佛朗西。唐德宗時，嗣主有文武才，創制顯庸，威冠西土。數世後，國又衰亂。宋時，王路易嗣位，任賢使能，號中興。元時，為英吉利所滅。有幼女年十六，召餘燼，擊退英軍，恢復境土。嗣後，治亂不一。嘉慶八年，攝政官拿破崙即王位，恃其武略，吞併諸國，所向無敵，各國畏之如虎。後與英人戰敗被擒，英人流之荒島，死。道光九年，國人擇支賢者路易非立嗣位，寬仁納諫，有賢聲。後二十年，國人廢之，立路易拿破崙[2]。

簡要地介紹一下這裏述及的史實。今天法蘭西地區在羅馬征服以前的原住民是高盧人，凱撒征服高盧是在公元前58-52年（不好意思，我還是不得不用公元紀年，否則要用羅馬建成紀年AUC. 695-701年，AUC指Ab urbecondita，即“建城以來”），中國此時是漢宣帝在位，年號是五鳳和甘露。齊梁應指南朝齊和南朝梁，時間是公元479-557，這裏的立國應指克洛維一世建立法蘭克王國，並開創墨洛温王朝。唐德宗在位是公元779-805年，這時的法蘭西乃是查理曼的時代，查理曼大體統一的今天的西歐並於公元800年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但是他死後三個孫子各自為王，統一的西歐一分為三。到中國宋朝時（960-1279），休·卡佩建立了卡佩王朝，斌椿提到的路易應該是被稱為“聖路易”的路易九世，他在位43年，文治武功均有建樹，斌椿稱之為“中興”。英法百年戰爭時法國幾乎被滅國（阿金庫爾戰役後英王亨利五世與查理六世簽訂特魯瓦和約），但是這是1420年的事，中國已經到明朝，斌椿的記錄出現了偏差。幼女的是聖女貞德，自不必多説。之後的歷史就是拿破崙稱帝（1804），也就是嘉慶八年，七月革命後菲利普一世成為國王，以及1852年拿破崙三世稱帝。

斌椿相當扼要地勾勒出法國曆史發展的大致脈絡，我把這段記錄提出來的原因在於，斌椿在述及歷史時間的時候，一定採取的是中國的時間（比如“漢時”、“齊梁”或者“嘉慶八年”），來比照他者的歷史，這一方面當然是為了方便當時的讀者理解（畢竟公曆紀年在斌椿的時代尚未流行於中國），同時也是某種無意識的舉動，就好像現在我們回答年份一定是公元幾年一樣，清人談及歷史一定與某個皇帝掛鈎。另外，斌椿也常常用中國人的王朝之亂概念去評論法蘭西的歷史，例如稱路易九世的統治為“中興”，或者稱拿破崙“恃其武略，吞併諸國，所向無敵，各國畏之如虎”而路易·菲利普“寬仁納諫，有賢聲”。這都是用來評價中國君主的形容，法國大革命或者1830年革命的階級、社會要素基本上都被略去不談。

當然不能怪斌椿淺薄，事實上即便是熟悉中國的漢學家，在介紹中國歷史時也難免要用西方的時間和事件作為對照，借衞三畏的《中國總論》為例，書中第17章敍述中國歷史，我選取一些有意思的説法摘錄：

漢代是中國的政體和制度的創建時期，統治中國達400年，而同一時期的羅馬帝國從大西庇阿到黑利阿加巴盧斯，出現許多執政官、獨裁者和皇帝，和漢代皇帝的性格和作為，正是有意義的對比。

（梁武帝）到晚年成了非常虔誠的佛教徒，就像查理五世（神聖羅馬帝國皇帝，1519-1556在位）一樣，退隱到寺廟中，但接受勸告仍保留帝位。

（唐太宗）在世時享有高度榮譽，正是對他優點的公正讚頌。他可以恰當地和阿克巴（卧莫爾帝國皇帝）、馬克·奧勒留（羅馬安東尼王朝“五賢帝”之一）、康熙，或是和下一世紀在位的查理曼和哈倫·拉希德（阿巴斯王朝第五位哈里發）並提。[3]

衞三畏的比較範圍當然比斌椿要廣闊一些，但是本質卻是相似的。總之，不同民族對於時間的體驗當然是不同的，因此也會用不同的名字去命名所經歷的過去，無論是公元紀年，還是皇帝年號，還是“羅馬建城以來”。回答最初的話題上説，為什麼公元紀年就成為普遍的紀年方式呢？就本質上説，這個紀年方式的起源同樣具有強烈的宗教色彩（儘管現在大大的淡化了），而且也沒有任何區別於其他紀年方式的客觀性。所以“公立”的“公”字實在具有相當的迷惑性，彷彿一個“公正”而“公開”的標準，而自證其合法性。可是事實遠非如此。我並不是在此提倡廢除公元紀年，其背後的歷史並不影響我用實用主義的態度去使用他，正如我們對待“中國”這個學理上包含爭議的概念也不感到奇怪一樣。我只是想提醒説，那些抵制聖誕節的人所使用的理由同樣適用於抵制公曆紀年，乃至我們當下生活的方方面面（公制單位、時間的劃分等等），如果並不能完全地推翻現有的建制而單單抨擊一個聖誕節，又有多大的意義呢？當然也只有反思到這裏，西方對世界無法回頭的改變才浮現出來，就如同平常呼吸時毫無知覺，抽離的空氣才發覺自己已然窒息。

[1]利瑪竇致羅馬法貝（Fabiode Fabj）神父，1605年5月9日於北京，轉引自司徒琳，《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上卷）：從明到清時間的重塑》，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頁249。

[2]鍾叔河 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一）》，長沙：嶽麓書社，2008，頁109-110。

[3]衞三畏，《中國總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694-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