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的”時間?or “民族的”時間?_風聞
大忍怀里的垃圾君-书读越多越反动2018-12-30 12:14
這些年每到了12月24號的時候,總是會看到一些呼籲抵制聖誕節的言論,大概的論點無非是強調聖誕節強烈的宗教色彩,而基督教在近代中國又扮演了“侵略急先鋒”的作用,所以把慶祝聖誕節當作數典忘祖的行為而加以抨擊,最後拉起“弘揚傳統文化”的大旗昇華一把,漲中國人志氣,挫洋鬼子威風,真是雙倍的快樂。
可是假如突然被問到今年是几几年,我估計一百個人裏有九十九個人都會不假思索的回答2018年,至少能聽到“今年是戊戌年”的機會大概是極為罕見的吧。那如果繼續追問的話,那所謂2018年中的“2018”是指什麼呢?
那當然是“公元”2018啦,顯然如果稍有常識的人,就會意識到這個追問背後隱藏的信息,因為2018所代表的,無疑是耶穌出生後的第兩千零一十八年。那如果慶祝耶穌出生的聖誕節應該受到抵制的話,為什麼同樣和耶穌誕生有關的紀年方式卻可以逃過一劫呢?那接着再問,今天是星期幾?被問者大概馬上會反應説這大概又是要拿“上帝七日創造世界”因此有七日為一週的説法來説事吧。但是事實上中國古代亦有七曜之紀日法,而在西方,首先使用七日一週的也是古巴比倫人,猶太人在書寫《聖經》時會想到七日的用法,大概也是文化借用中的無意識而已。沒有接受基督教以前的羅馬人同樣也有自己的,用羅馬神話命名七日系統。
不過話説回來,儘管有七曜的概念,但中國人更常用的是十日一旬,三旬一月的紀日法而非七日一週,所以在明末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們就面臨着將“基督徒的時間”和“中國人”的時間之間取捨的問題。利瑪竇在1605年的一封信中就指出了,即是製作了和陰曆相配合的基督教紀日方式,但是要公開印行卻是無法想象的,因為對於中國人來説,發行新的歷法絕對是令人懷疑之舉[1]。利瑪竇確實很敏鋭地發現了紀念背後所藴含的主權觀點,即對於時間的掌握和命名絕對是天子的職權。
晚清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很自覺地保護着這種時間的主權,斌椿是最早的幾批訪問歐洲的清朝官員之一,他留下的《乘槎筆記》中對法國曆史的簡述如下:
佛朗西(即法蘭西)地方縱約兩千兩百五十里,橫約兩千六百里。古名高盧,為野番部落。漢時隸羅馬。齊梁間始建國,號曰佛朗西。唐德宗時,嗣主有文武才,創制顯庸,威冠西土。數世後,國又衰亂。宋時,王路易嗣位,任賢使能,號中興。元時,為英吉利所滅。有幼女年十六,召餘燼,擊退英軍,恢復境土。嗣後,治亂不一。嘉慶八年,攝政官拿破崙即王位,恃其武略,吞併諸國,所向無敵,各國畏之如虎。後與英人戰敗被擒,英人流之荒島,死。道光九年,國人擇支賢者路易非立嗣位,寬仁納諫,有賢聲。後二十年,國人廢之,立路易拿破崙[2]。
簡要地介紹一下這裏述及的史實。今天法蘭西地區在羅馬征服以前的原住民是高盧人,凱撒征服高盧是在公元前58-52年(不好意思,我還是不得不用公元紀年,否則要用羅馬建成紀年AUC. 695-701年,AUC指Ab urbecondita,即“建城以來”),中國此時是漢宣帝在位,年號是五鳳和甘露。齊梁應指南朝齊和南朝梁,時間是公元479-557,這裏的立國應指克洛維一世建立法蘭克王國,並開創墨洛温王朝。唐德宗在位是公元779-805年,這時的法蘭西乃是查理曼的時代,查理曼大體統一的今天的西歐並於公元800年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但是他死後三個孫子各自為王,統一的西歐一分為三。到中國宋朝時(960-1279),休·卡佩建立了卡佩王朝,斌椿提到的路易應該是被稱為“聖路易”的路易九世,他在位43年,文治武功均有建樹,斌椿稱之為“中興”。英法百年戰爭時法國幾乎被滅國(阿金庫爾戰役後英王亨利五世與查理六世簽訂特魯瓦和約),但是這是1420年的事,中國已經到明朝,斌椿的記錄出現了偏差。幼女的是聖女貞德,自不必多説。之後的歷史就是拿破崙稱帝(1804),也就是嘉慶八年,七月革命後菲利普一世成為國王,以及1852年拿破崙三世稱帝。
斌椿相當扼要地勾勒出法國曆史發展的大致脈絡,我把這段記錄提出來的原因在於,斌椿在述及歷史時間的時候,一定採取的是中國的時間(比如“漢時”、“齊梁”或者“嘉慶八年”),來比照他者的歷史,這一方面當然是為了方便當時的讀者理解(畢竟公曆紀年在斌椿的時代尚未流行於中國),同時也是某種無意識的舉動,就好像現在我們回答年份一定是公元幾年一樣,清人談及歷史一定與某個皇帝掛鈎。另外,斌椿也常常用中國人的王朝之亂概念去評論法蘭西的歷史,例如稱路易九世的統治為“中興”,或者稱拿破崙“恃其武略,吞併諸國,所向無敵,各國畏之如虎”而路易·菲利普“寬仁納諫,有賢聲”。這都是用來評價中國君主的形容,法國大革命或者1830年革命的階級、社會要素基本上都被略去不談。
當然不能怪斌椿淺薄,事實上即便是熟悉中國的漢學家,在介紹中國歷史時也難免要用西方的時間和事件作為對照,借衞三畏的《中國總論》為例,書中第17章敍述中國歷史,我選取一些有意思的説法摘錄:
漢代是中國的政體和制度的創建時期,統治中國達400年,而同一時期的羅馬帝國從大西庇阿到黑利阿加巴盧斯,出現許多執政官、獨裁者和皇帝,和漢代皇帝的性格和作為,正是有意義的對比。
(梁武帝)到晚年成了非常虔誠的佛教徒,就像查理五世(神聖羅馬帝國皇帝,1519-1556在位)一樣,退隱到寺廟中,但接受勸告仍保留帝位。
(唐太宗)在世時享有高度榮譽,正是對他優點的公正讚頌。他可以恰當地和阿克巴(卧莫爾帝國皇帝)、馬克·奧勒留(羅馬安東尼王朝“五賢帝”之一)、康熙,或是和下一世紀在位的查理曼和哈倫·拉希德(阿巴斯王朝第五位哈里發)並提。[3]
衞三畏的比較範圍當然比斌椿要廣闊一些,但是本質卻是相似的。總之,不同民族對於時間的體驗當然是不同的,因此也會用不同的名字去命名所經歷的過去,無論是公元紀年,還是皇帝年號,還是“羅馬建城以來”。回答最初的話題上説,為什麼公元紀年就成為普遍的紀年方式呢?就本質上説,這個紀年方式的起源同樣具有強烈的宗教色彩(儘管現在大大的淡化了),而且也沒有任何區別於其他紀年方式的客觀性。所以“公立”的“公”字實在具有相當的迷惑性,彷彿一個“公正”而“公開”的標準,而自證其合法性。可是事實遠非如此。我並不是在此提倡廢除公元紀年,其背後的歷史並不影響我用實用主義的態度去使用他,正如我們對待“中國”這個學理上包含爭議的概念也不感到奇怪一樣。我只是想提醒説,那些抵制聖誕節的人所使用的理由同樣適用於抵制公曆紀年,乃至我們當下生活的方方面面(公制單位、時間的劃分等等),如果並不能完全地推翻現有的建制而單單抨擊一個聖誕節,又有多大的意義呢?當然也只有反思到這裏,西方對世界無法回頭的改變才浮現出來,就如同平常呼吸時毫無知覺,抽離的空氣才發覺自己已然窒息。
[1]利瑪竇致羅馬法貝(Fabiode Fabj)神父,1605年5月9日於北京,轉引自司徒琳,《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上卷):從明到清時間的重塑》,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頁249。
[2]鍾叔河 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一)》,長沙:嶽麓書社,2008,頁109-110。
[3]衞三畏,《中國總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694-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