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充當“世界警察”？特朗普既無心，更無力！_風聞

美國仍是全世界尋求領導以在一個不確定的時代幫助找到危機感、加強聯盟並扮演前路上的設計師的目標國家。

美國試圖通過使用包括外交、軍事行動、經濟政策以及人道主義援助與開發在內的國家權力工具向盟友提供保證並威懾敵人以支撐國際秩序。

最近幾屆政府期間，美國在全世界的參與和支出水準已被證明是不可持續的。

從安全的角度來看，在過去10餘年間，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實施了投入成千上萬美軍的作戰行動，投資了數十億美元以建設一些東道國軍隊的合作能力，同時還對“阿拉伯之春”的挑戰與機遇作出了反應。加上與復仇的俄羅斯在烏克蘭和其他地方的新的競爭，與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日益緊張的局勢，以及猖獗的網絡戰，美國幾乎完全沒有犯錯的餘地。

在同一時期，美國經歷了歷史性的財政調整。

戰略的“目標-方法-手段”（ends-ways-and-means）中的“手段”所面臨的這種下行壓力，使得美國在危機發生之前就積極介入並緩解之的努力，以及對由於危機的持續而不能後退的責任分擔同盟的積極領導，都變得更為困難。

然而，在廣泛的全球不確定與變化中，無論從戰略還是道德來看，領導的必要性仍然存在。

歷屆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都堅持了美國在世界上領導地位的重要性。這些論述似乎表明了歷屆美國政府對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的認知的連續性，這可能也為美國的盟友與敵人提供了一種可預測性。

事實上，正如斯蒂芬**·謝斯塔諾維奇（Stephen Sestanovich）在《最高綱領派：從杜魯門到奧巴馬的美國》一書中所指出的，美國在世界上的參與傾向於在兩種風格――最高綱領（maximalism）與緊縮主義（retrenchment）****――**的總統領導之間波動。

除了美國在世界上領導的這種週期性波動，美國已經喪失了一些確定危機感與設定前路議程的清晰與自信。

一個非常可以理解的原因是全球危機的絕對數量。部分地，掠奪性治理（predatory governance）是一些地區的規則，在這些地區被排除出社會契約的公民變得日益邊緣化，並日益遭受迫害，最終導致了不穩定。

另一個原因是當前危機的絕對複雜性。這些危機不僅僅是非線性的，在性質上也可以被認為是千變萬化的，在許多危機中善意的投入常常會產生意想不到的、適得其反的結果。例如，**雖然已進行了多年的大量的財政、人力和政治投資，但美國在對抗當前全球性的暴力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威脅上，卻幾乎沒有什麼持久的收穫。**無論是中東的難民危機，中東以外的“移民危機”，或者巴黎等地的恐怖襲擊，暴力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影響範圍正日益全球化。

地區大國和地區之外的大國在危機中立場分化，使得現有的對抗加劇，也使得這些國家更接近可能導致傳統衝突的失誤或挑釁。

由於人類的身份和價值的基本問題危如累卵，這些問題需要開明的領導和美國的參與。

然而，解決一些複雜的問題，特別是那些具有突出的宗教維度的問題，要求整合政府與公民社會，國內與國際利益相關者，硬實力與軟實力，以及宗教事務、世俗政治進程甚至技術平台。

太多的時候，這些努力仍然是分開的。

當前，在華盛頓和其他地方的機構與智庫舉行的無數的安全與政策對話，通常不包括宗教領袖與文化專家等。

這種缺乏跨部門的整合，威脅或者甚至阻止在一個正在逐漸威脅全球穩定的緊迫議題上取得持久的進展。

當然，與治理、公民權和安全有關的問題，在中東與北非之外都是存在的。

不可避免的是，特朗普總統將在所有這些國家和地區面臨無數的挑戰和機遇。

美國的領導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我們理解並參與這一過程中的身份與宗教的關鍵因素的能力。

當然，在這一點上，美國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

總的來説，持續的美國領導要求特朗普總統對美國如何確定其利益的優先次序、如何與傳統和非傳統的盟友合作以及如何在世界各地展示其外交、國防與開發能力等進行認真的審查。

十分有限的資源與交叉重疊的全球不穩定之源，使得消息靈通的、關照全局的美國領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雖然美國曆屆政府的全球參與水準可能週期性波動，但特朗普總統有機會和義務去吸取過去的教訓。

全球環境中的不確定與動盪固然是一個值得憂慮的理由，但美國在複雜與危機中的領導可以是一個希望之源。

**本文為譯文，供參考借鑑，不代表戰略學人觀點。原文摘譯自全球參與研究所（Institute for Global Engagement，簡稱IGE。網址https://globalengage.org/）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終身成員、曾在美軍中服役20多年的約翰•加拉赫（John Gallagher）的《複雜與危機中的美國領導》文章。**摘自陳瑜編著《全球智庫軍事戰略研究動態》，新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