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飈:中國人就算“認命”,也不能“認輸”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18-12-31 10:37
✪ 項飈 / 牛津大學人類學院研究員
✪ 任其然(採寫)/ 自由撰稿人
[導讀]人口流動對中國社會到底意味着什麼?在本文中,人類學者項飈圍繞“流動”這一普遍現象,通過分析中國東北勞動力流動的原因、促成流動的管理秩序以及流動在外的生存狀態等問題,揭示了人口流動的深層機理:當代社會的人們不認命,希望通過流動衝破牢籠,但卻在陷入新的牢籠時認輸了。作者認為,“我們應該認命,但不能認輸”,不要把命運看作是要逃避、要超越的東西,而要擁抱它。文章原載“端文化”,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項飈出生於浙江温州,平日往返於英國、中國與日本之間,研究、教學,陪伴家人。近些年,他研究世界各地打工的中國東北移民。隨着 90 年代的市場化轉型與產業工人的“下崗”,大量來自東北城鄉的勞動力,通過中介到外國打工,再回到東北生活。項飈想知道,這些流動對他們和對中國社會意味着什麼。
****************************▍****************************流動:為了更好的生活
問:你從九十年代初開始關注“浙江村”,讀博的時候又轉向了印度,研究程序員的全球流動,之後又研究東北移民。你的研究一直是“全球”的,這裏面有沒有一條連貫的主線?
項飈(下稱“項”):有,那就是流動,我研究的都是跨區域或者跨國界的人的流動。
我想我對流動感興趣,可能是因為它後頭有這樣一個矛盾:一方面大家對“為什麼要流動”的回答是非常清楚的:為了生活更好。這個“好”,是按照常規的主流意識來定義的,大家説怎麼好,就是好。所以你可以説流動在政治意義上是一種保守的生活策略,因為他沒有想到去改變大的社會結構,更不用説革命。很多情況下可以説流動是一種逃避,因為眼前的問題太困難了,要通過流動來解決。
但是在社會意義上,流動又是很不保守的。人在流動過程中能夠做什麼,流動過程當中會發生什麼,這些在一開始顯然是不明確的。按照我們常規的話講,思想比較開放、比較超前的一些人,才會流動。他要面對很多風險,而且要在流動中創造出許多新的做法,這些新的做法可能在中觀和宏觀上形成新的制度安排。
所以流動有意思,在於它同時有保守性和非保守性。它一方面會形成新的規則、新的制度,會挑戰、改變舊的一些做法。但這些新的做法,不一定形成質的突破變化,它往往又會很快形成新的等級關係,新的不合理的東西。原來人們想通過流動衝破牢籠,但是又會發現有一個新的牢籠出現。
問:在浙江村和東北移民的研究中,你都發現了這種結構嗎?
項:浙江村原來有兩個特色,一是它和總體的社會體制格格不入,具有很強的創新性;二是在其內部高度平等。這兩個特色現在都在消失。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資產變得空前重要,掌握資產的和不掌握資產的,彼此形成了很大的區隔。這倒不是完全因為流動本身再造了不平等的關係,這也和國家政策的干預分不開。我現在關注的東北移民,可能是更加明確的例子。
問:可不可以舉例介紹一下呢?
項:我 2000 年初開始關注東北。那時候我還在歐洲做博士論文,在國際移民組織做短期工作。當時去參加歐盟的一些會,不少人説東北成為了中國新的非法移民的輸出地。特別是在法國,這個説法流傳得很廣。
我當時覺得這個説法有點道理,因為東北從九十年代的後期開始國有企業改革,九十年代末期的時候徹底地私有化,大面積地“下崗”,下崗的工人拿了一定的買斷費,可以拿來出國。所以我覺得把國內的國有企業體制改革,和跨國移民聯繫起來,可能有點意思。
結果等我研究之後,發現情況完全不一樣。我 2004 年去遼寧調查,發現這個流動過程是被高度組織化的,不是説是有什麼蛇頭、非法移民這種組織,而是完全是由合法的中介在操作。而且 2002 年以後,國家允許私有企業進入“境外就業服務”,開闢了這麼一個新的中介產業。中介組織是一層一層的,最高的叫“窗口公司”,意思就是説你通過這個窗口才能走到世界上去,最下層在街道或者在鎮社區裏,叫“基地”,下面還有聯絡員。中間當然有不少所謂黑中介,也就是沒有政府特許資質的中介,但是這些中介經常都在正規中介的旗下,作為它們的代理而活動。因為這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所以出國的費用也非常高,要六七萬。所以東北的移民跟我們在歐洲的想像——失業工人非法、無序湧向國外——是完全不一樣的。
問:在這種流動裏,如何觀察到了新的結構產生?
項:我調查的中心問題是,這麼一箇中介秩序是怎麼形成的,怎麼把個體那種非常急切的,不成型的慾望,要出去求生存的那種慾望,換為這樣一個多層級、系統化的管理對象。這裏的管理並不是政府行為,而是私有的商業中介成為了事實上的管理者,它對勞務人員進行控制。
一般來説,普通人想出國,其意願經常是很模糊的,他們怎麼下定決心呢?經常是中介在最基層的“腿”,也就是聯絡員,在底下看誰可能會有出國意願。比方説,離婚的婦女,覺得生活沒有意思,時不時受到非議,就會是一個好的潛在出國者。她有慾望要改變生活,會比較願意在這方面花錢。
“腿”會跟她暗示,把有關信息告訴她。然後可能會陪着她到“基地”,也就是在縣城或者鎮上有門臉的中介,去報名。報名後,就形成了一個“材料”,這個材料就往上一級中介報,最後到“窗口”。
這幾個層級,不僅是招聘的層級,還是控制的層級。比方説她去了日本,如果在日本違反了工廠的規定,工廠是不直接跟這個工人談的,他們會跟窗口公司聯繫。然後窗口公司找到下面的基地。
這時候,基地和聯絡員會找她家裏,跟(她的)父母或者愛人説,你的家人在日本做這樣那樣的事情,如果不懸崖勒馬的話,那可能就要被遣送回國,以前交的費用那就全部要泡湯,回國之後中介可能還要採取法律行動。這個一層一層的中介不僅把人招到,讓他們交錢,而且還要熟悉出國人員的家庭環境,能夠直接給出國人員造成道德和社會壓力,從而去規範(出國人員)在海外的行為。
問:這聽起來很像你在《全球“獵身”》裏面講到的,印度程序員的求職中介?
項:對,但比印度人的中介要精細多了。印度人的“勞力行”相當於勞務派遣公司,靠把員工派到大型公司做項目而賺錢。他們要控制員工,但是沒有像東北的中介那樣形成這一系列的社會,甚至是法律關係,把勞工“鎖住”。比如有的中介要出國人員找當地的公務員擔保。如果在國外跑了,當地的公務員有法律義務給中介賠錢。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新的相當嚴密的秩序在形成。你出國前的計劃、意願、去哪裏的選擇、怎麼交錢,出國後的行為,三年合同期滿後怎麼辦,都變成管理對象。在表面上,這種新的秩序完全是以市場規則運行的。商業性的中介機構為什麼要管你?為了賺錢。但是當你看他怎麼去賺錢的時候,他是要製造出一種支配關係,一種社會上和法律的支配關係,甚至是道德上的支配關係的。在這樣一個支配關係下面,他才能夠拿到錢。
出國打工對中國社會整體來説,那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個現象,但是對越來越多新生代就業人口——70後,80後的這些人——來説,他們的生活就是越來越由這些微不足道的細瑣現象構成的。他們這些人有很強的自我發展的慾望,但是沒有共同的階級意識,不和公共機構形成穩定的關係,甚至沒有穩定的工作,也不知道一輩子將來會怎麼樣。他們和社會的關係,不是一個羣體和社會的關係。而是看他們在幹什麼。當他們在某一件事情的時候,他們成為某個系統的管理對象,但是當他們做另一件事情時,那又進入了另外一個系統。像出國這樣的個體行動是怎麼樣被組織起來,被管理起來的,可能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社會總體上的變化。
問:這些移民勞工最後會定居在海外嗎?
項:不會。有一些去歐洲的,做護理工人、屠宰工人,做廚師的,可以移民,但是數量很小。大部分是三年以後一定要回來。
問:所以這些人想去日本或者想去歐洲的時候,他們對生活的想像是什麼樣的?他們去日本幾年,最後是會回來,那他們好像就並沒有完成真正的流動,不是説真正逃離了什麼東西,是這樣嗎?
項:是的。其實傳統上中國人出國的目的,都是為了回來。衣錦還鄉,這是最高的目的。在外面落地生根其實是比較新的一種想像。
東北農村的這些人出國,他要想的是什麼呢?不是一個法國夢或者説日本夢,他做的還是一個“中國夢”。
但問題是,在中國,你看房價天天在往上漲,以他在中國打工、務農,就不要再想了, 2016 年,玉米的價格下降 50%,這種情況下,你的目標——有房有車,結上婚,現在要不止三十萬——這個夢想太遙遠。
那你為了實現這個夢想要怎麼辦呢?你要採取超常規的、超高速的、躍進式的積累辦法。出國就是一個辦法。
其實出國的工資並不一定比國內的工資高好多——以前是高出五六倍,現在也就是兩三倍。這個工資從常規來講,吸引力是不大的。大家知道,出國的社會成本還是很高的,你自己還得事先交那麼多錢,然後那麼多不確定性,舍家撇口出去。大家也都知道,出國乾的肯定是所謂“三低”工作,好的工作輪不到你。
那你為什麼還要去?一個重要原因倒不是説他掙到的絕對數目大,而是他掙到的都是“幹錢”。在國內你打零工,像幹建築,現在一天也有三百塊錢,但是在東北你一年幹不了幾個月,也就幹個五六個月;第二,你幹完活之後,工資不一定能拿到;第三,你工資剛拿到,就得跟朋友出去喝酒消費,每天娛樂,省不下多少錢。
在國外,正因為你完全沒有社會生活,沒有娛樂,天天工作,而且工資基本能夠保證支付,所以你能夠月月看到很高額的積蓄。
你其實是把自己作為一個社會人的交友、消費需求壓到最低,然後把自己積蓄的能量強迫性地放到最大。出國就是把自己扁平化為一個純粹的勞動者和積蓄者,從而能夠達到躍進式的積累。所以出國是為了躍進式地追求中國夢,完全不是在追求生活意義上的日本夢、法國夢或者美國夢。
問:這種很艱苦的生活,是如何支撐下來的?沒有娛樂,沒有社交,難道不會讓一個人覺得自己過着極端受壓迫的生活嗎?
項:這個就牽扯到另外一個問題,當你把自己單面化為一個經濟人,其他很多社會行為、倫理道德,以及中國語境下的“人情”這些東西,都簡化了。這其實是現在新秩序裏面一個很重要的特色——把那些東西給抽乾,然後一切都以利益計算作主導。
勞務人員作為最底層的人,他顯然不是這個系統的受益者,他是管理對象。羊毛出於羊身上,他就是這頭羊,所有的人都從他這裏拔毛,那他這頭羊為什麼還要跳進這個系統,這個火坑呢?他其實是這麼想的,這是一種比較普遍的心理狀態:我今天做的東西確實是沒什麼價值,也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但是我以後會做那個那個。先把手頭這個咬牙忍過去,今後回來我就好好過生活。既然眼前這個火坑離我最近,也許能撈到第一桶金,跳進去再説。
這個“以後好好過”,當然是個自欺欺人的謊言。我問一個出國人員身體怎麼樣。他説“哎呀,身體那是以後的事。有病了,能治,治;不能治,拖着。”他能不知道如果現在不注意身體,以後就來不及了嗎?但是他的生活狀態強迫他去這麼自欺。這種看似自願地,把自己作為人的多種需求擱置起來,其實是個深刻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凝望“**工作洞”的深淵
問:這聽起來像很多城市中產的考慮。比如説,在大公司工作的人,會説這幾年就拿命換錢,過了幾年我就辭職去周遊世界實現夢想,好像很類似。
項:是的,所以我這裏有一個概念,叫做“工作洞”。
他們去工作,就像跳到一個洞裏面,發瘋地工作,咬牙積蓄。幾年後從洞裏爬出來,歇一口氣。相對清閒地晃盪幾年,搞搞直銷、炒股、開個燒烤店再關掉。然後再跳進工作洞。人們跳進工作洞,帶一點英雄氣概。洞裏很苦,但是為了未來,你要忍。這是一種積累策略,甚至是投資策略,就把自己的生命、時間、精力,金錢進行投資。
現在討論很多的一個問題是,民工是不是新的無產階級或者説工人階級。我覺得這背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一方面你要看他的經濟行動的話,他確實是無產階級。他們作為無產階級的勞動,是中國經濟模式的基礎。而且你看他們在工作洞裏一天勞動十幾小時的情況,他們還不僅是一般的無產階級,可以説是超級無產者。但另一方面,從他們的主觀意識上講,從他自己的社會定位上講,他們不認為自己是產業工人。他們一心想要逃離產業工人這個身份,想着自己做個小生意,開個小店。民工也是這個想法——要回到自己的鎮上買房子——在社會和政治行為上非常堅定地模仿小資產階級。小有產者怎麼讓自己去做無產者的工作呢?就是靠把工作看作“工作洞”。
倒過來,“工作洞”也解釋了,為什麼無產者的勞動和工作經歷,沒有轉換成無產階級的社會意識和行動。傳統的無產階級成為無產階級,也是因為他們不得不入火坑,除了到工廠受剝削外沒有別的選擇。但是他們以洞為家,在這裏發展出朋友、戰友。工廠也就成為一個持久戰的戰場。洞裏開出新洞天。但是我們現在,人們不斷從一個洞跳到另外一個洞,所以很難有組織。洞裏一片黑。大家用於界定自己的,似乎更是從一個洞跳到另外一個洞之間的那種“自由人”的感覺。
80後民工的罷工行動,引起了不少關注。這背後是反映了他們的勞工和階級意識的成長,還是他們厭惡自己的勞動身份、個人意識張揚的一種反抗?可能兩種成分都有。但是如果説現在我們有一個已經成為社會主體的新工人階級,我覺得為時過早。
問:其實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的工作就是不平等的,存在着剝削和壓迫的,是嗎?
項:對,當然是。老闆跟他掙得不一樣,這是明擺着的。而且他對這個不平等更敏感,因為他心裏想的,就是要過上老闆的生活。但這裏的剝削的意思就不一樣了——他不覺得剝削是要反抗的、對他本質性價值的一種侵犯。他把它合理化、自然化了。
第一,他會覺得剝削是工作的一個前提。第二,他希望今後能夠轉化成老闆,能剝削別人。所以,如果你對自己在這個社會里面的位置沒有清醒認識的話,那別人對你做的很多事情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樣了,你對你跟別人關係的理解,也就會完全不一樣。
我跟很多年輕的出國人員聊天的時候,發現有一個普遍態度,叫做“不認命,但是認輸”。很多人都不認命,這是説,他出生在農村,或者父母是下崗工人,但他不認命,他想着“我一定要通過自己的努力達到一個新的人生境界”。然後折騰來折騰去,沒折騰出東西來,就認輸了,這時候他説:“哎呀現在我成熟了,認識到社會就是這個樣子,不認不行”。
我覺得,現在要提倡的可能是相反,要認命不認輸。要認命,就是你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做這樣一個工作,不要把這個東西看作是要逃避、要超越的東西,而是要把這個東西充分擁抱住,看清楚,為什麼你出生的家庭會是這樣?你究竟為什麼是做這樣的東西?然後,你不要超越它而去,而是把住它、改善它。不認輸,就是不要放棄自己的努力。
你不是想通過變得和別人一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永遠解決不了的。某幾個人運氣好,也許可以這樣改變命運,但是其他很多人還是這樣一個命。認了命,也就意識到,出生不是一個個體層面上的隨機事件,所謂上蒼和你開的一個玩笑。這個命是結構性地擺在那裏的。你要把自己的命想清楚,也就能夠從裏到外地對社會形成新的理解。這樣認了命,兩隻腳踏在實地上,也很自然的不容易認輸。
問:那是不是可以説,這些人出國就是為了所謂的向上流動的中國夢,這個中國夢,是不是就是一個不認命的夢?
項:對,中國夢對很多人——對出生低的普通人來講,確實是一種不認命。是對自己的“命”的逃避。這種逃避,呈現出一副咬牙切齒的奮鬥精神。
問:“不認命”,像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感覺,這是不是和美國夢差不多了?
項:和所有人都可以當總統的美國夢有點像。美國夢當然是一個巨大的謊言,但是它對等級是沒有很強的、發自內心的尊重。但是中國夢呢,我們對既定的等級有一種敬畏。我們吹牛説看到哪個官怎麼擺譜,談得非常津津有味,都是仰視。夢裏想的是“取而代之”,而對怎麼奮鬥、創新,其實大家是不太關心的。比如説在美國夢的謊言下面,小孩子跟家長聊天,説我崇拜一個人,那要説是因為這個人做了什麼東西。但中國家庭,在同樣的話題下,我的感覺是很少有人會注意到“貢獻”這個問題。大家更多講那個人買了什麼車,買了什麼房子,家長也是這樣。在中國夢裏最牛的人是什麼人呢?是不付出努力而能夠得到很多的人,這是最高目標。
其實很多大學生、搞研究的也是這樣。都説這個大學、那個學者厲害,但是如果我們問他,這些大學、學者到底做了工作,有什麼貢獻,和你現在要做的事情有什麼實質關係,不一定能講清楚。都是抱着五顏六色的泡泡在飄,都想擠到大家認可的泡泡裏來。而不是去想這個系統是不是合理,該怎麼去改變。
當然,大家這麼想,首先是因為覺得改變系統太難了。做了貢獻不一定得到回報,又何必談貢獻。但是,這些泡泡在飄着,也是因為我們在抬舉它。我們至少可以在心理意識上把這些泡泡戳破,讓它們掉到地上來。至少可以開始學習怎麼從我今天做的事情出發,來看這個社會是怎麼構成的。未來總是從現實里長出來的。不先把現實是怎麼回事搞清楚,等未來真來了的時候,它可能就是一頭怪獸。
****************************▍****************************東北衰落:悲壯的喜劇
問: 現在的人希望工作是一個“洞”:跳進去是無產階級,跳出來是小資。而講到無產階級,尤其是東北的無產階級,最近看到很多討論。比如賈行家在《一席》的一篇演講,裏面提到原先工人階級的“主人”身份,那個年代顯得很美好。後來一切都一下子垮了。如果説社會主義是好的,單位制度是好的,工人是主人翁,那為什麼這一切迅速消失了?東北為什麼從發達的工業化變成了趙本山代表的滑稽的農村?
項:東北的形象很有意思,從“共和國長子”——最高的科技水平,最典型的社會主義形象,一下子就變成了喜劇化的、帶一點黑色幽默式的調侃對象。
我們怎麼理解東北本身的衰落?首先一個問題是:東北企業的工人是不是我們原來理解的工人階級,是不是充滿了政治和社會的主動性,具有先進性,能夠自我組織、自我管理,帶領社會前進?我是存疑的。因為東北的工人羣體,是國家塑造出來的,是通過體制安排形成的職業性羣體。
在當時的生產過程中,確實發生了很多值得我們今天記住的實踐。比如説改革之前的很多企業,車間裏的各種事情都是直接民主評議的,評先進,你夠不夠格評上,大家會把夠的不夠的地方都當面説出來。不需要無記名投票。在當時那種情況下,一個幹部要腐敗,確實很難。但是,一旦體制環境開始變化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工人羣體是非常脆弱的。他沒有辦法形成一種體制的、集體性的抵制力量。
90年代初,國有企業開始改革,內部就比較亂了。如果你在 90 年代中後期去大型國有煤礦,你會發現大概有 10% 的工人根本不用上班,但是照樣拿工資。這是為什麼呢?只要你跟井長、段長搞好關係,就可以這麼幹!同時,井長、段長可以公開和某個工人講:這個月我從你這兒“貸” 100。他的意思就是在你的工分上做手腳,把你的工資扣給自己。
我再舉個例子。我們覺得礦工理應是最團結的。但礦工告訴我説,他們在井上都是哥們,抽煙喝酒,但是穿上井服下了井,就是六親不認的,你在下面幹不了活沒人幫你,因為別人幫你,別人就少幹了,就少掙工分了。
(所以)體制環境一變化,內部的腐敗、浪費就很難抵制了。等到一下崗,這麼大的工人羣體就一下子瓦解了。這個脆弱性,我覺得是值得反思的。
東北以一種悲壯的方式被喜劇化了。我覺得我們可以記住兩點,一是那種烏托邦式的人際生活和生產關係是真實存在過的,這是一種真實的可能性,也是我們的財富,這一點不能被忘掉,不能被喜劇化。第二是當時那個工人階級至少不是馬克思所説的工人階級,不是先鋒隊,而是體制下面構造出來的一個附屬性的羣體。
問:所以説下崗的時候,工人並沒有作為一個階級去行動?
項:對。在當時有不少遊行和社會不穩定因素,但以東北那麼大規模的下崗,過程是非常平穩的。
政府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我概括為“兜住—消化”。“兜住”是説以不出人命,不出大事為基線,給一些基本的保障。“消化”就是把社會問題在不給明確結論,不給明確説法的情況下給你消解掉。
對於下崗工人的消化方式是什麼呢?當時不是説一下崗就回家,中間有個過渡過程,你有幾年在再就業中心,接下來幾年到社區上拿低保,是一個逐漸的過程。然後鼓勵你去買房子,讓你中間一部分人變成小業主。這樣慢慢把下崗工人消融到普遍的社會底層羣體、弱勢羣體裏面,再慢慢地就消融到普遍的城市人口裏面了。原來的自我意識消解掉了,這樣社會矛盾也就沒了。
今天東北的下崗工人,可能會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面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憂鬱的幽靈”。它不是 “怒鬼”,因為它已經被消化了。但是它憂鬱,因為它的非正常死亡沒有一個“説法”。
下崗的時候,社會上的評論基本都是説下崗工人很“慘”。但我們很少去考慮,他們失去的究竟是什麼?他失去的其實不僅僅是一個穩定的物質生活來源保障,而且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生產方式,那種文化。有過那樣幾十年烏托邦經歷的人,一下子就變成了很慘的、需要幫助的人,歷史一下子給切斷了。
今天上樓買車,是補償不了那種社會關係的。當時你每天去工作,覺得自己在建設一個大的東西,朝氣蓬勃,那種感覺跟你作為個體消費者獲得的快感,是很不一樣的。我們今天的存在意義是看我們消費了多少資源,而不是説我們建設了多少東西。那種建設意識下的感覺,那種失去,當時很少有人去講。
失去不是一個簡單的從有到無。不能説一個離了婚的人,就和她從來沒有結過婚一樣。如果對失去了什麼講不清楚,我們也就講不清楚我們獲得的是什麼。我們獲得的東西可能會讓我們害怕。今天誰在討論二十年前的下崗?不是下崗工人自己,而是在這二十年裏發展得不錯的中產。他們想起下崗,是因為他們在房子、汽車、出國旅遊的奢華里看到這個憂鬱的幽靈。這個幽靈在今後可能會不斷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