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三大里程碑如何展現中國模式的歷史邏輯？

【在12月18日舉行的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五四運動以來我國發生的三大歷史性事件，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里程碑”。不僅肯定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地位，也從歷史的角度，闡述了中國發展的內在邏輯。

2011年清華大學成立100週年之際，寒竹老師就曾發表題為《百年中國，模式初成》的演講，提到中國模式有着自身內在歷史邏輯，這個內在邏輯由三個歷史階段有機組成：以民族解放戰爭和平民革命實現政治獨立；以戰時經濟體制實現經濟獨立和國防工業的獨立；以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互補的形式解決民生問題。今日重讀此文，或許可以更好地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提到的“三大里程碑”。】

今天，大家坐在這裏一起討論清華大學成立一百週年和中國模式。百年清華、百年中國。清華大學一百年的歷史可以説是百年中國的一個縮影。如何在強大的西方現代文明衝擊下自強不息，通過向西方學習而使五千年的文明不斷更新，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是中國一百年來的主題。所以，在清華成立百年之際討論中國模式具有特別的意義。

201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正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中國速度正在震撼世界，正在成為世界關注的中心。根據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全球語言監測”(The Global Language Monitor)的媒體分析機構在2009年的報告，在報告公佈時間的過去的十年裏，中國崛起為一個經濟大國，成為全球閲讀量最大的新聞，遠遠超過了伊拉克戰爭、9-11恐怖襲擊等熱門新聞。中國正在成為一個經濟巨人，這是一個比較有共識的客觀事實。但是，如何解讀中國的發展，則是眾説紛紜。這種理論落後於現實的現象説明，中國的發展是一種全方位的創新，僅僅沿用現有理論體系，無論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都很難理解和詮釋中國的現實發展。如何科學地、實事求是地總結中國社會的高速發展與轉型是中國學界未來的一個重要課題。

在有關中國發展的討論中，中國模式又是一個聚焦的熱點，究竟有沒有中國模式？如果有，中國模式到底所指為何？中國模式對世界究竟具不具備普遍意義？相當多的專家和學者從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在眾多的討論中，人們對中國模式的討論常常傾向於把西方模式作為一個基本參照物，大家的分歧也基本由此展開。

但是，筆者以為，把西方發展模式作為討論中國模式的參照物並不妥當。由於歷史條件的巨大差別，中國的發展與西方的發展經歷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道路。西方國家的現代化轉型是基於歷史發展的自然要求和全球擴張這兩個最重要的歷史條件和優勢，這兩個歷史條件和優勢把西方國家作為現代化進程的先發國家與西方以外的後發國家區分開來。對於佔全球80%人口以上的後發國家來説，西方國家發端於殖民地開拓的現代化模式是沒有條件模仿的。所以，談到發展模式，一定要做一個最基本的區分，這就是先發國家的發展模式和後發國家的發展模式。西方先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説，是踩在非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背上實現的，這種發展模式對於所有的後發國家來説，很難有借鑑意義。而後發國家的發展首要的任務就是要擺脱西方發達國家踩在自己上的雙腳，在獲得自己獨立自主性的基礎上尋求發展。這是所有發展中國家不得不走的道路。

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國家，其現代化進程更是在世界列強的槍炮下被迫捲入的，所以僅用西方的歷史經驗根本無法解釋中國的發展模式。把中國看作一個被迫捲入現代化進程的後發國家，這是我們討論中國模式最基本的前提。

討論中國模式的另一個基本要求是遵循歷史主義的原則。中外學界的主流常把中國模式理解為一個當下的概念，傾向於把中國模式等同於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發展模式，所以常常把今天中國的現實發展作為中國模式的同義語而進行橫斷面的解剖。這種靜態分析有其合理之處。畢竟，中國近三十年來的發展確為五千年未有之歷史鉅變。對改革以來三十年發展進行精細的分析解剖不僅必須，而且重要。但是，從宏觀歷史看，近三十年的發展實為百年中國發展的一個結果，而不能涵蓋中國模式的整體。

本文要討論的是，中國作為一個被迫捲入現代化進程的後發國家，如何憑藉自身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藴走向現代國家？中國社會經歷了什麼樣的發展階段而使今天的中國模式初步成型？與此相關聯，中國在特殊的發展道路上形成的模式究竟有何特點？這些特點對世界究竟有無普遍意義？

（一）中國模式的歷史邏輯

許多中外學者在談到中國模式的時候，常常不由自主地把中國模式看成是一個否定改革前三十年的一種發展模式。基於這麼一種靜態的看法，難免會得出一種非歷史的結論：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既然今日大力發展民營企業和市場經濟，當初為何要扼殺民營企業和市場？但是，作為一個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傳統的國家，僅僅用靜態的方式是無法解釋其發展模式的。事實上，中國模式有着自身內在歷史邏輯，這個內在邏輯由三個歷史階段有機組成：**這就是以民族解放戰爭和平民革命實現政治獨立；以戰時經濟體制實現經濟獨立和國防工業的獨立；以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互補的形式解決民生問題。**這三個階段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有機統一的中國模式。

一，以民族解放戰爭和平民革命實現政治獨立。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三千年前創立了封建制度，兩千多年前告別封建主義、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帝國。但是，儘管中國作為一個古老國家，有着從未中斷的漫長文明，作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卻是很晚的事，一直到1949年才算真正確立。發生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社會革命，並不僅僅是指國家政權的更替，並不僅僅是指國際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更不能僅僅理解為共產黨通過武裝鬥爭建立了共產黨自己的政權。從宏觀歷史看，中國共產黨通過幾十年鬥爭，完成的是中國由近代國家向現代國家的歷史過渡，完成的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建國大業。

中國的現代民族建國之路發端於辛亥革命前後，挫敗於民國初年，再次興起於五四運動和北伐戰爭，在抗日戰爭中達到民族建國的高潮。抗戰後，國共兩黨都試圖完成這個民族建國最後階段的任務：對外，擺脱所有世界列強對中國國家主權的欺壓和控制，對內，把國家政權的力量深入到全國所有的疆域和農村村落。在國共兩黨的角逐中，共產黨最後依靠平民大眾的力量完成了這個歷史性的建國大業。1949年建立的現代民族國家，對外實現了獨立自主的主權，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的中國無法實現的；對內，中央政府的政權一直深入到了所有的邊疆和農村村落，這是幾千年來中國政府無法實現的。毛澤東在1949年宣稱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在實質上就是宣告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

在中國的現代建國過程，中央集權制度居於核心位置。透視中國現代建國的歷史軌跡，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過程的本質實際上是以重建中央集權制度的形式來實現現代建國。所以，中國的現代建國過程同時也是以共和的形式重建中央集權國家形式的過程。

中國知識界對中央集權制度一直存在很多誤區，一些人常常把中央集權制度等同於中央專制制度。實際上，這是對中央集權這個概念的誤解。中央集權主要是指一種國家結構形式，即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隸屬關係。這種被稱為中央集權的國家結構形式主要是相對於封建和聯邦這兩種制度而言。一個國家，只要不是封建制度和聯邦制度，大多屬於中央集權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央集權和單一制基本上是同一個含義。所以中央集權跟自由與專制、民主與獨裁併無必然聯繫。

幾乎所有現代民族國家，除了美國這個特例，在一開始都是通過中央集權形式建立起來的。在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封建制度的瓦解，中央集權政府的建立，資本主義的興起是一個三位一體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強大的中央政府是所有這些先發國家得以完成現代建國的關鍵。與歐洲和日本等國相比，中國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道路上走了很長時間的彎路。

當中國在西方列強的炮艦下被迫割地賠款的時候，中國激進知識分子大都把中央集權制度和腐朽的清王朝綁在一起，視為同一個要為失敗負責的東西。這種思想的內在邏輯很直接：中國應對這一場大變局的各種努力都失敗了，那麼，中國的當權者——清王朝，和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央集權的君主制度，都要承擔歷史的責任。中國要救亡圖存，要走上富國強兵的道路，必須要拋棄二者。由於拋棄了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文化傳統和多數西方先發國家的建國形式，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的中華民國事實上淪為了一個不具備國家主權的地理名稱。革命不僅沒有在中國建立起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反而把國家推向了崩潰的邊緣。二十世紀的中國先賢們在粉紅色的幻夢破滅後才開始醒悟到，中央集權制度是中國無法拋棄的政治傳統，更是現代建國唯一有效的國家構建形式。從北伐戰爭開始，中國開始走上了一條以武裝力量重建中央集權制度、以中央集權的國家結構形式來完成中國的現代建國的道路。所以，中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既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也是以共和形式重建中央集權制度的過程。

1919年的到1949年由中共領導的社會革命實質上類似於借殼上市，也就是説中國產黨人借用由蘇俄傳入的共產主義理論，發動下層民眾，由工農革命來實現現代民族建國，是中華民族復興進程中的一個特殊階段。中國人經過辛亥革命後的奮鬥發現，重複西方國家的道路最終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中國人要想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而融入西方世界。但是西方發達國家卻不允許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讓中國永遠停留在半殖民地狀態是最符合西方國家利益的。所以，由於中國特殊的國情，由於西方國家的態度，當時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所謂“救中國”，就是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起一個具有獨立主權的現代民族國家。

中華民族在1949年的現代建國奠定了中國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基石，這就是中國在世界上的獨立自主性，這也是孫中山當年所追求的“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從所有後發國家的發展路徑看，國家是否具有獨立自主性是一個最為根本的關鍵。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在現代化道路上步履蹣跚，在名義上擺脱殖民統治後並沒有真正建立起獨立的國家主權是一個根本原因。中國之所以能夠在非西方的後發國家中脱穎而出，最根本之點就在於成功地學習了源自於西方國家的民族主義，用社會革命的方式完成了現代民族建國。這是我們今天理解中國模式的一個關鍵之點。

二，以戰時經濟體制實現經濟獨立和國防體系工業的獨立。理解中國模式歷史邏輯的另一個關鍵之點是現代建國後的戰時經濟體制。相當多的一些學界和政界人士把中國今天的成就看成是三十年前走出前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結果。這種看法儘管普遍，但卻有失偏頗。

不錯，從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看，以競爭機制為動力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目前仍是全球經濟最強大的經濟發動機。中國在上個世紀五十和六十年代以政治動員為基本動力的戰時經濟發展體制確實無法持續地保持高速發展。但是，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並不能視為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階段，而這個階段之所以沒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根本原因並非是中共領導人的主觀抉擇，而是現實的客觀環境所導致。有兩個重要的事實常常被一些國外的中國問題專家和國內的學者所忽略。

首先，中國的國家主權雖然在1949年得以確立，但是，在國際範圍內，中國的國家主權並未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這對中國的國家主權構成了極大限制和威脅。上個世紀中葉，中國為了維護完整的國家主權而跟蘇聯交惡，中國在國際上受到最強大的兩個軍事、政治集團的擠壓，國際環境極為險惡。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前，中國基本上被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這對中國完成自身的現代化轉型構成了極大的障礙。

其次，中國在1949年後雖然基本上擺脱了戰爭狀態，但是，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中國社會事實上並沒有進入真正的和平年代。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中國社會實際上處於一種準戰爭狀態。從國際環境看，中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都面臨着世界兩大軍事超級強國的軍事壓力，蘇聯屯兵百萬於中國邊界和蘇美兩國的核威脅是懸在中國頭上的兩把利劍。從國內環境看，中國的內戰在八十年代前並未真正結束。台灣地區在大陸的空中軍事偵察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台海兩岸的相互炮擊也一直持續到七十年代末。

由於上述兩個歷史條件，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得不把獲得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和構建和平的國際環境作為兩個首要目標，而這兩個目標的實現則不得不建立在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和獨立的國防體系基礎之上。為了在短期內實現這兩個目標，中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不得不把備戰備荒作為一個基本國策，不得不把高積累、低消費的非常規方式作為原始積累的手段。今天看來，這種戰時經濟體制使得中國社會民生問題的解決向後推遲了整整一代人，上一輩的中國人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是，從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看，上個世紀中葉的戰時經濟體制卻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產物，並且為八十年代後以民生問題為中心的經濟建設提供了和平保障和良好的國際環境。

三，以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結合的方式解決民生問題。從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機制看，以競爭機制為核心的自由市場是經濟發展最強大的發動機。要走出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引入市場經濟機制顯然是中國的一個明智選擇。而三十年改革的成果也確實證明，中國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是成功的。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居世界之首，鋼鐵、煤、水泥、化肥、穀物和肉類的產量均已達到世界第一。到201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超過日本，躍居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從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看，中國的發展也是一個奇蹟。中國的脱貧人口居世界之首，汽車銷量已超過美國，居於世界第一。對中國來説，無疑是市場經濟救了社會主義。

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國三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功，並非僅僅是靠實行市場機制。事實上，世界上實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不計其數，但真正保持持續高速發展的國家卻屈指可數。新興市場的“金磚諸國”之中，印度、俄羅斯和巴西的市場化程度並不比中國低，但無論是經濟的規模還是質量都很難跟中國相比。顯然，中國三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功，除了引入市場機制外，還有其他重要因素，這個因素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

作為一個後發的發展中國家，在改革過程中，中國經濟僅僅靠市場本身的發展，無法建立起健全的市場經濟體系。中國要想建立完整、獨立的市場經濟體系，唯有依靠政府在經濟領域中的引導和整合。三十年來，中國之所以能夠避免一系列金融風暴的衝擊，之所以能夠保持經濟的獨立自主，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堅持社會主義既避免了中國社會在改革中發生分裂而陷入內亂，同時也保證了中國經濟沒有成為國際資本的附庸，保持了中國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經濟大國的地位。

所以，從歷史的軌跡看，中國發端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改革並非是歷史的斷裂，而是一百年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繼續。中國三十年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經濟總量在短短三十年中躍居世界第二，是中國百年曆史的一個邏輯發展。中國模式的形成經歷了一個長達一百年之久的三部曲：以民族解放戰爭和平民革命實現政治獨立；以戰時經濟體制實現經濟獨立和國防工業的獨立；以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解決民生問題。這個三部曲承先啓後的內在邏輯是完整理解中國的關鍵。

40年深圳鉅變

（二）中國模式的特徵

如前所述，作為一個被迫捲入現代化進程的後發國家，中國模式的形成經歷了百年之久的三部曲，今天終於初步成型。如果把今天的中國模式比作初結的果實，那麼一百年來中國幾代人艱苦卓絕的奮鬥過程則是產生今天果實的大樹。但是，如果我們再深而究之，則會發現這顆大樹深深地植根於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深厚土壤之中。要理解中國模式的特徵，不僅要把中國模式理解為一箇中國人百年奮鬥的歷史過程，而且必須把中國模式理解為五千年文明的一個結果。今天的中國模式深刻地體現出中華文明在現代社會的特殊生命力。具體而言，中國傳統文化的實踐理性優先、平民主義和以大眾意願為導向的政府施政模式是三個最基本特徵。

中國從漢代以降，形成了以名義上儒學為主，實際上以儒、道、釋、法、墨等教派合流的實踐理性為社會主導的傳統。**以我為主，兼收幷蓄，把一切有利於自己發展的異質文明化為自己本質文化的一部分，成了中華文明的一個本質特徵。**這個特徵可以簡要地概括為“中國化”這個概念，這個概念在近現代以來中國模式的形成過程中起着核心作用。

在現代中文裏，西方化和中國化是兩個指向完全相反的概念。西方化是一個外化的概念。西方化的具體含義是把非西方世界西方化。從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方世界開始了全球擴張。這個西方世界的擴張被稱為Westernization，即西方化。這個過程由兩個方面組成。一個方面是西方國家通過殖民、掠奪和經濟控制從全球獲取經濟利益，以海外的經濟輸血來維持西方國家自身的穩定和發展；另一方面，西方通過向全世界輸出西方國家設定的政治文化和價值觀念，通過文化軟實力來鞏固由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秩序。如果把世界五百年來的歷史稱之為“西方化”（Westernization）的歷史，大體上是不會錯的。

但是，中國化在中文裏面是一個內化的概念，它是指把非中國的外部文明中有價值的東西吸取到自身內部，從而使中華文明自身不斷更新。每一個國家都有吸取外部先進文化的能力，有的還做得很好。為什麼説中國化是一箇中國獨特的能力？原因有二：

第一，中國是一個有着五千年曆史的原生性文明，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中華民族不斷吸收和融合外部文明的歷史。中國代表的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種原生性的古老文明，這種文明的概念遠遠超過了一個國家的含義。中華文明就像過去的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一樣，其外延和內涵均不同於今天的民族國家。除了中華文明，其它古代文明都已經毀滅或長時期的中斷而失去傳統。唯有中華文明經過無數次鳳凰涅磐而不斷復興。

第二，即使在中華民族遭到異族征服的時候中華民族也能夠憑藉自身的文明反過來從文化征服外部敵人，最終自己成為主體把外部入侵者融入自身。比如蒙古族和滿族在歷史上入侵中華，最後反而被中華文明徵服。

所以，發源於東亞的中華文明是一種與一神教文明完全不同的形態。中華文明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也就是對其他文明兼收幷蓄的能力。這種兼收幷蓄的包容力是形成今天中國模式的一種重要力量。任何主義、任何思潮、任何典章制度，中國人都可以把它拿來中國化。今天中國社會中的兩個重要因素，社會主義和自由市場都來自西方，但這兩種主義都已經中國化。

如果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中國從傳統的農耕社會向現代轉型的歷史，中國學習和容納異質文明的脈絡非常清楚。鴉片戰爭失敗，以天朝自居的中國開始虛心學習西方船堅炮利；甲午戰敗，開始學習西方的典章制度；戊戌變法失敗，開始虛心學習美法兩國的共和制制度；辛亥革命後中國瀕臨解體，中國又開始以俄為師，用共產主義理論來發動下層勞工大眾進行平民革命；用紅色革命建國後又發現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一條走不通的烏托邦之路，又開始引入西方的現代市場經濟。這當中中國走的每一步都是希望用其他民族或其他文明中的進步因素來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中國的這一百多年的歷史就是試圖通過向西方世界學習來完成自己的民族復興的道路。中國社會今天之所以形成這樣的模式，就是這種開放，兼容幷包的力量促成的。

**平民主義的歷史傳統和平民的現代建國是中國模式的第二個重要特徵。**中國是一個早熟的社會。所謂早熟，主要是指中國在封建制度尚未發育成熟的時候就過早地結束而進入了中央集權國家。與歐洲和日本相比，中國嚴重缺乏封建政治文化的傳統。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平民社會。西周的封建制之所以在春秋戰國時期崩潰，最重要的的原因就是各個諸侯國的平民運動。彼可取而代之”、“帝王將相，寧有種乎？”這些説法都具有強烈的平民主義色彩。平民運動導致大量私田出現，井田制崩潰。各國的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秩序也走向潰散，禮崩樂壞。由於平民運動的興起，任何一個政治集團統一中國都無法再用分封諸侯的方式來治理國家。

一個大國，在封建制度下，可以通過封建主的層層委託，把整個社會形成一個由血緣為基礎的梯田式的結構。如果這個以血緣為基礎的分封系統被打破了，那麼這個社會就必須建立起一個新的梯田式的系統，除非像希臘城邦那樣小國寡民的直接民主制。顯然，在中國這麼一個大國，必須重建梯田式的新構架才可能維繫整個社會。而這種新的梯田式結構又不可能再以血緣為基礎，那麼，以才能、以品行來選拔和任命官員就成了唯一的選擇，郡縣制、官僚制和科舉制也就應運而生。所以，無論是從歷史還是從現實看，中國都是世界上平民主義最強大的國家。只有理解了中國強大的平民主義，才能理解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才能理解中國幾百年一輪的農民起義。理解了中國的平民主義，才能理解蘇俄送來的馬列主義為什麼能夠在中國找到土壤；理解了中國的平民主義，才能理解中國三十年來的經濟發展為什麼有如此巨大的活力。

平民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對平等的追求，正是這種對平等的追求使中國社會始終保持一種強大的活力。每一個社會成員都不甘於在經濟政治上落在他人之後。在中共建政後的前三十年，政治上的平等主義在理論上發展到極致，但經濟領域則受到壓制。中國發端於1979年的改革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在經濟打開了民營經濟的閥門，中國人發財致富的慾望頓時爆發出來。在美國，富人區和貧民區涇渭分明。在美國的貧民區，很多吃救濟的人成天渾渾噩噩，對未來完全沒有希望，生活完全靠一點政府救濟。美國窮人給人的最深刻印象就是，幾乎都喪失了生活的希望。對於社會中的富人階層，他們並怨言，也沒有想法向他們看齊。美國的這種貧富固化的根源在於其精英統治的社會結構。在中國，即使在最貧困的地區，人們都有一種強烈的發財致富、改變命運的慾望。不甘落後、向富人看齊、跟富人攀比的平等主義給中國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巨大動力。僅僅經過二十年左右的發展，中國大中城市中絕大部分的中小服務業已經基本上由農村進入城市的務工人員擁有和經營。

這種強大平民主義力量不僅給中國經濟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同時也制約着中國社會的發展模式，這就是不允許資本主義在中國無限制地發展，不允許中國社會在貧富分化中斷裂。共同富裕成了近年來中國社會一個最強大的共識。中國近年來出現的所謂“仇富”和“仇官”情緒實際上是一種社會的清潔劑，它表現出中國平民對社會分化強大的制約力量。在金磚諸國中，論貧富差距，論政府腐敗程度，中國的表現都優於其他國家，但社會大眾對貧富差距和政府腐敗的批評聲音卻遠遠超過了金磚諸國的其他國家。這種現象表現的恰恰是中國社會中的平民主義對社會發展的糾錯機制。由於這個平民意識主導的糾錯機制，中國社會很難形成一個資本統治一切的社會，也很難形成涇渭分明的社會等級。強大的平等主義對政府和富人的批評客觀上制約着中國社會發展的惡化和分裂。

**以大眾意願為導向的政府施政模式是中國模式的第三大特徵。**毫無疑問，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居於主導地位，但是，這並非是中國政治的特點。政府在經濟中起主導作用是許多後發國家的一個共同特點，而非中國的唯一特點。在廣義的全球化進程中，西方以外的國家是作為一種弱勢國家被迫捲入現代化進程的。在由西方資本力量所主導的全球競爭中，後發國家的民間資本很難憑藉自身力量發展。由政府整合和主導經濟發展是許多後發國家不得不採取的一種發展戰略。以中國的近鄰日本和南韓為例，在這兩國的現代進程中，政府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國的政府的特殊優勢在於不斷地以施政業績獲得自己合法性的執政民主，這種以大眾意願為導向的政府施政模式有着巨大的政治優勢。

由於中國歷史傳統和現代平民革命的原因，改革過程中執政黨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並不是通過選舉而一次性獲得，而是通過執政者在施政過程中的長期行為來獲得。中國社會在三十年的改革中開始逐漸摸索出一種獨特的、具有全社會性質的民主機制。這種機制具體表現為一種社會權力多元化的結構。即整個社會權力由執政黨的組織力量、政府的行政和司法力量、資本的經濟力量和社會輿論的監督力量共同組成。這個全社會的權力構成系統遠比西方國家政治權力構成系統更能體現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要求，同時也受到更多的制約和平衡。西方的三權分立僅僅是在政治權力內部的一種權力分割和制衡，而政治權力本身在整個西方社會中所佔有的權力資源極為有限，資本事實上擁有絕大部分的社會統治權力。而中國的四權平衡是在全社會中形成的一種制約和平衡機制。其中，尤其是民間輿論對執政黨和政府有着強大的影響力，政府在執政過程中的每一步都不得不考慮民間輿論。

如果我們不帶偏見地來看中國社會的政治模式，我們會發現，社會大眾的壓力始終伴隨着政府執政的全過程。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中國政府必須要在每一個具體的決策和行動中不斷地獲取自己的政治合法性。這跟被選票上了保險的西方政府有着根本的區別。如果説，西方制度的民主性是體現在選舉的一瞬間，那麼中國社會的民主性則是體現在政府的整個執政過程中。中國社會的這種政治模式給政府形成了一個持久而巨大的壓力。政府必須有所作為，政府必須為民眾服務，政府必須為所有社會問題承擔責任，否則政府就會喪失政治合法性。無論是緊急救災還是社會發展，無論是社會的發展方向（速度和公平的關係），還是老百姓的菜籃子，政府不得不儘可能在決策和施政過程中體現社會大多數民眾的基本意願和要求。政府任何一屆中國政府，無論之前有多少政績，只要政府在社會發展和管理中稍有缺失，立即就會面臨失去政治合法性的壓力。這種巨大的社會壓力，是中國政府政府能夠具有高效率的根本原因。

所以，中國政府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傑出表現並非是中國政府官員有比西方官員更高的道德意識或智慧，並非是説中國政府天生就具有服務於民眾的心態，而是中國社會大眾的意願最終主導着政府的施政行為。從社會發展和政府的責任角度看，這種政治模式顯然有着巨大優越性，因為在這種模式中，中國政府承受着比西方大得多的社會民意壓力，中國社會的政治模式迫使政府必須承擔起服務於民眾的道德責任，政府在社會大眾的壓力下不得不戰戰兢兢、不得不竭盡全力地在行動中獲取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只有理解了上述道理，人們才能理解為什麼中國民眾對社會發展方向和現狀的滿意度在西方一系列民意調查中一直遠遠高於西方社會。

（三）中國模式的普遍意義

上面談到的三個特徵為中國模式所獨有，這些特徵是中國能夠取得今天成功的主要原因。但是，雖然中國模式為中國所獨有，實踐理性優先、強大的平等主義和以大眾意願為導向的政府施政模式是其他國家很難複製的。但是，作為一個後發的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將近十四億人的大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模式仍對世界具有普遍意義。

要理解中國模式的普遍意義，首先必須澄清模式的普遍意義和普世模式的重要區別。社會發展模式，是指一個社會發展的立體結構形式，由經濟、政治、文化諸種因素組成。每一個社會發展都有它自身的模式。而且每一個國家的發展模式都是其他國家無法複製的。從現代化的進程看，即使在歐美的資本主義世界，各個國家的發展模式也不相同。亨廷頓曾指出，美國的發展模式與歐洲不同。而在歐洲內部，英國模式又不同於法國，德國不同於英法。近一點，東亞模式不同於拉美模式，印度模式又不同於東亞模式。所以，認為承認中國模式就意味着中國模式可以被其他國家複製是錯誤的，這種思維方式還是沒有跳出“普世模式”的框框。

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講發展模式，更多地是指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發展方式，很少想到這種發展方式需要移植。在中國範圍內，有珠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中又有深圳模式；有長三角模式，長三角模式中又分蘇南模式和浙江模式。這些社會發展模式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很難相互移植或複製。今天的重慶模式又跟以上所有的模式不同。所以，要理解中國模式，首先跳出發源於西方的一神論思維方式，跳出“普世模式”的陷阱。所以，強調中國模式具有普遍意義，是指中國的發展模式具有其他國家可以借鑑的普遍意義，而非是説中國模式是一種普世模式。

此外，在談論中國模式的普遍意義或世界意義時還有一點必須強調，即中國模式的普遍意義是有特定含義的。中國模式的普遍意義主要是指對後發國家，即絕大多數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如本文開首所言，先發的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模式與後發國家有着根本的區別。中國作為一個被迫卷如現代化進程的後發國家，在經歷了一百年的奮鬥後，終於走到了世界的前列。這個事實本身決定了中國的發展模式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是有示範意義的。上面談到的中國模式的三個基本特點對所有後發國家都有普遍的借鑑意義。

實踐理性優先，以我為主、兼收幷蓄這個特徵，如果進一步抽象，可以得出一個普遍結論，這就是國家在現代化轉型中的自主性和包容性。任何一個國家，如果要想成功轉型為現代社會，必須要獲得完整的獨立主權，必須要有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意識。一個國家，如果僅僅靠依附於某個或某些發達國家，在發達國家的提攜下完成現代化轉型，註定是要失敗的。最近的中東革命進一步地證實了這一點。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如果要步入現代化的門檻，必須對先進的外來文化持一種開放態度，必須要能夠以自己的傳統文化為主體吸收和消化一切外來的先進文明。喪失自我和固步自封是一個國家完成現代化轉型的最大障礙。

但是，以我為主、兼收幷蓄是一個知易行難的原則。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在遭遇強大的西方文明時，很容易陷入放棄自我或保守排外的兩個極端。即使是自主性和包容性都極強的中國，在一百年來的發展中，都曾在這兩個極端中徘徊過不少時間，付出過不少代價。

平等主義的核心價值在於它能夠使社會的發展充滿活力和制約社會的貧富差距。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打破社會的等級機制。由於歷史的原因，世界上相當多國家，特別是沒有經歷過社會革命的國家，社會的等級觀念都強於中國，這也是很多國家的經濟難以保持高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國模式向世界證明，平民主義和平等觀念是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也是制約社會過度分化的強力機制。對相當多沒有經歷過社會革命的國家來説，如何通過社會改革打破原有封閉的社會等級制度是完成現代國家轉型的一個重要任務。

以大眾意願為導向的政府施政模式對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具有普遍意義。由於歷史的原因，先發的西方國家基本上實行的是一種精英政治，這種以代議制為基礎的制度有兩個重要的特點：一個是給國家的精英統治提供了政治合法性，雖然現實中是少數社會精英對大眾的統治，但這種少數人的統治卻貼上了多數人授權的標籤；第二這種代議制推卸了精英統治的政治責任。由於民眾在選舉中把自己的政治權力讓渡給了少數執政者，所以，無論執政者在執政期間的行為如何，民眾的制約都非常有限。把代議制等同於民主制度是執政精英推卸政治責任的一種合法形式。代議制的這兩個優點給西方社會的精英統治提供了一個完整的合法性基礎，這也是西方國家歷經幾百年而基本穩定的本原因。

但是，西方國家形成的精英統治是有無法複製的歷史條件的，對於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來説，今天再實行精英政治已經沒有可能。如果僅僅把民主政治等同於民主選舉，而缺乏政府的執政民主，民主選舉只能蜕化為利益集團攫取社會財富的工具。一些發展中國家棄執政民主這個最根本的民主過程而不顧，專注地模仿西方國家的選舉民主，結果，由於缺乏經濟、政治和知識精英一體化的社會條件，單純的社會選舉常常把整個國家推向分裂和無政府狀態。如何在穩定的基礎上逐漸把現有政府改變為一個執政民主的政府是發展中國家在政治領域中的一個重要課題。

以上僅是對中國模式的一些粗淺分析。對於一個在發達國家的槍炮下被迫進入現代化進程的後發國家，對於一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十三億人的大國，對於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上的分析當然遠遠不夠。不僅如此，整個世界今天對中國模式的總結都還遠遠不夠。回溯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國的發展道路艱難曲折，環顧眼當下的中國發展，色彩斑斕、紛紜複雜；放眼未來，中國模式雖然基本成型，但尚在發展和完善之中。所以，總結和研究中國模式是世界學術界的一個巨大課題。而這個課題對整個人類的發展來説都有巨大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本文作者是春秋綜合研究院研究員，觀察者網獲作者授權全文發表。本文的英文版也可見於2011年4月27日《中國日報》第9版。

100 years of China’s development path

By Han Zhu (China Daily)

The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past 100 yea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y more than they can be divorced from its 5,000 years of history. The past three decades should be seen as a continuing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China model”, which differs from the “Western model”.

The China model has been shaped in three stages. The social revolution in nation-building start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1644-1911), resulting in political 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 A wartime economic system was adopted after 1949 to obtain full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strengthen national defense. And finally, in 1979, people’s livelihood was made the top priority.

The China model acquires its characteristics from more than a century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reform and mirrors the country’s 5,000-year history. In other words, the China model reflects the special vital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model’s characteristics can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rational practicality, populism and good governance based on public will.

The first characteristic follows the tradition of practical rationalism, an all-embracing but selective fusion of cultures. Since the Han Dynasty (202 BC-AD 220), Chinese society has assimilated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s, including Confucianism, Taoism, Buddhism, Legalism, Monism and other philosophies.

It sifted the beneficial aspects of heterogeneous (even foreign) cultures and then converted them to suit the realities of society, which can loosely be called Sinofication. It is this ability that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the China model. And unlike Westernization, it is an internalizing process.

The second characteristic, populist tradition, is the pursuit of equal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which has shape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early periods of history. The fall of the feudal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476 BC) was caused by civil wars among vassal states, and true civil society took shape during the Qin (221-206 BC) and Han dynasties.

Historically, the populist aim was prosperity and equality for all. While China’s modernization was built on civil revolution, it was strong populist power that spurred the country’s economy, and prevented the market from enjoying a free rein and society from being divided into extremely rich and poor sections . No wonder, prosperity-for-all has become the most powerful driving force in recent years.

The third characteristic is good governance, in which the political legitimacy of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come from one-time election but from long-term good governance.

Objectively speaking, great public pressure has always accompanied the entire process of administration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model. At both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levels, political legitimacy depends on public mandate - an indispensable process in every concrete decision and action.

This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Western governments, which are mostly invested by a periodic polling process. In the West, democracy is reflected only at the time of elections, but in China democracy has to navigate the entire process of administration, which puts enormous continuous pressure on the government. Under such pressure,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all social problems or lose its political legitim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this model has obvious advantages. It is only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se three factors that one can fully comprehend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Chinese people toward the speed and direction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rocess, which is reflected in polls conducted by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To understand th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a model,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its universal significance and the model itself. It simply means that the China model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not copied.

Thus, its universal significance is in its influence on similar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most of which are not part of the West, and that it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model for other countries still developing their own models.

The author is a research fellow of the Sinolizing Research Center.

(China Daily 04/27/2011 page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