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2018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奇蹟何以發生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2018年是改革開放四十週年，這四十年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多個前所未有的奇蹟：最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轉型、最大規模和高速的工業化、持續時間最久的高增長、沒有對外掠奪和殖民的完全和平崛起。

一個有着悠久歷史和傳統的古老文明能再度復興，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絕非單一原因所能解釋和涵蓋。這既有文明基因性因素，也有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性因素和改革開放時面臨的時代因素，更有特定時期歷史人物不可或缺的巨大貢獻，甚至還要如同當年的美國崛起一樣，要有一點運氣。

2018年1月1日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的升國旗儀式。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基因性因素

中國崛起的文明基因性因素有四。一是人民勤勞。二是高儲蓄率。三是崇尚實用理性、選賢任能帶來一個務實的高質量官僚體系。四是獨特和例外的政治模式。

由於地理和氣候條件，中國形成了典型的農業文明。這決定了民眾只有一年四季辛勤耕耘才能維持温飽。由於靠天吃飯和自然災害頻繁，也令舉國上下養成了節儉和高儲蓄的傳統。同時由於長期的國家統一過程（春秋戰國）和超大規模導致的治理難度，使得實用理性、賢能政治成為中國的傳統。這一方面體現在社會對教育的重視上，另一方面則是形成了高質量、實事求是的官僚體系。

歐亞大陸農業帶分佈圖

也正是由於這個歷史和地理條件，使得中國政治成為各大文明的例外。這包括民本、無宗教的世俗社會、政治權力為單一中心。同時代的文明要麼是希臘的民主，要麼是忽視民眾利益的“君權神授”和“朕即國家”，要麼是宗教、貴族和政治權力三個中心博弈。

事實上，中國的文明基因並不僅限於這幾個方面，比如“必須不斷改革”的理念早在中國文明之初就已經產生。三千年前，《詩經·大雅·文王》雲：“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以上四個最重要的基因性條件在中國進入工業化時期發生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一方面中國有着龐大受過基礎教育的勤勞勞動力，另一方面高儲蓄率為中國工業化提供鉅額的資本以及抗擊各種危機的能力，而高質量、務實的官僚體系則令中國能夠與時俱進迅速適應工業化、全球化和信息時代的挑戰。中國獨特的政治傳統，一是有效化解了民粹和資本對國家的控制與影響，二是可以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出發，進行艱難和必要的改革。這兩點，西方至今都沒有解決。

歷史性因素

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性因素有三個方面：一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國再度恢復統一和主權完整，重建政府的有效管理，而且和過去不同的是，這種有效管理直達過去皇權時期鞭長莫及的鄉村基層。這應該歸功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中國共產黨正是以此為指導思想，建立了組織性、紀律性嚴密的列寧主義政黨。它對中國的特殊意義在於成功改變了中國人散漫、分裂的局面，重建了社會的高度組織性，使得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行動能力。

二是國家主導下的全方位建設。工業上，以壓制農業為條件的強制性工業化。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説：到毛澤東逝世時，“中國以世界上六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軍事上成為核國家，確保了國家安全和大國地位；農業上，遍佈全國的水利工程和農田基本建設，中國今天95%以上的水壩都是八十年代以前建設的；教育上，通過大規模掃盲，令識字率上升到90%，從而為改革開放的工業化提供了充足的、能滿足需要的勞動力。除此之外，實行土地國有和集體化，為中國改革開放時代大規模的基礎設施能夠順利推行創造了條件。

三是治國的經驗教訓和意外後果。

這包括對計劃經濟的清醒認識、“大躍進”和文革期間兩次對地方經濟放權、文革災難反促成了改革的高度共識。

中國傳統上是單一制國家，但在前三十年卻有中央和地方的兩次分權。從1957年到1961年，中央直屬企業的工業產值佔總產值比重從40%下降到14%，地方政府佔財政預算支出的比重從29%上升到55%。大躍進失敗後，又開始收權。文革期間，中央權威受到極大損害，社會失序造成事實上的權力下放。到1974年底，地方已經擁有相當大的經濟管理權限，建立了各自比較獨立的經濟管理體系。這些都為改革後的放權創造了條件、積累了經驗。

中國擺脱計劃經濟之所以比前蘇聯東歐、印度更早更快更成功（印度九十年代才開始放棄計劃經濟），很重要的歷史性原因即在此。

時代因素

改革開放啓動時的時代條件則包括：一是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進入新的階段。西方開始在全球進行產業和資本的轉移。當時西方對新市場的渴望難以言述。1978年，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建國後向西方派出的第一個政府經濟代表團赴西歐考察。在與法國總統德斯坦會見時，法國駐華大使對谷牧説：“聽説你們要建120個大項目，我們法國願意有所貢獻，給我們10個行不行？”在聯邦德國，一些州長（不是總理）表示可以提供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的貸款給中國。放到今天的時代背景下，簡直不可思議。假如今天再有國家要搞改革開放，就難有中國當時的條件。

1978年，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代表團赴西歐考察，圖為谷牧一行到法國

二是冷戰仍沒有結束，中國和西方成為對抗蘇聯的盟友，獲得了西方的市場、技術和資金以及外交支持。比如1988年中越在南海發生海戰，美國為首的西方保持沉默，反倒是蘇聯一邊倒的譴責。這和今天俄羅斯保持沉默、美國積極譴責形成鮮明對比。

歷史人物的貢獻

至於特定時期歷史人物不可或缺的巨大貢獻，則當屬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從中國歷史上看，不乏起義和革命，但改革卻極難成功，改革者功成而退的更是幾乎沒有。然而，鄧小平卻成為中華五千年曆史的第一人：不僅在世時力推改革成功，離世後更打破人亡政息的傳統，它開創的事業繼續引領中國走向復興。

這和他特殊的時代和經歷密不可分。早年留法看世界、長期殘酷的革命經驗、建國初期的成功與失敗、文革前後的起伏。這些特殊經歷，使得他兼具兩樣優勢：既是體制內的一分子——瞭解體制的運作，而且具有崇高的威望和人脈，又由於文革被打倒而脱離體制，成為一個獨立的思考者。這就是常人所講：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含義。

簡而言之，鄧小平1978年復出後三次挽救了中國。一是把中國從極左的道路和氛圍中解脱出來，抓住全球化和西方對外技術轉移的歷史機遇，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二是1989年果斷粉碎了來自右的、試圖把中國導向蘇聯和東歐垮台的模式上的嘗試。三是1992年面對左派重新崛起試圖把中國帶回老路的嚴峻形勢下，通過南巡，徹底擊潰了左派的回潮，重啓改革。至此，中國徹底擺脱保守左派和激進右派對改革開放的阻撓和干擾，改革開放也由此進入坦途，二十餘年來再無此前左右對峙時的曲折和波動。

需要指出的是，鄧小平能夠打破人亡政息的最主要原因並不僅僅是他政策的成功，而是他把所有正確的改革舉措都制度化。比如政治上從一人決策、終身制轉向集體領導、任期制。特別是任期制，在中國五千年政治史上都沒有，鄧小平卻做到了。

運氣

最後一個因素則是中國的運氣。我個人認為主要有三：一是1997年東南亞經濟危機爆發，不僅大幅提升中國在全球的重要性和地位，更對正在進行全方位改革的中國及時提了醒。正如經濟學家樊綱所總結的：“這次的東南亞危機，相當於我們的一次‘免費授課’——我們沒有付出很大的代價，但卻受到了幾乎與我們自己遭遇金融危機一樣的深刻教訓。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沒有這次的東南亞危機，我們沒有對我們所存在的諸如國有企業、銀行體系、資本市場等問題的危害性及其嚴重後果的較深刻的認識，不存在現在開始有的那種‘危機意識’，而是相反，沿着過去的路子走下去，甚至進一步將日本、韓國的一些有問題的做法當作經驗來學習，到頭來我們的問題可能比東南亞各國更加嚴重，發生的危機可能更加慘重，付出的代價可能更大。”

事實上，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和進而演變成全球經濟危機也有類似的效果。只不過那時中國經濟已經非常強大，抗衝擊力和承受犯錯的能力大大提升，和1997年不可同日而語。

二是2001年恐怖主義成為全球特別是西方頭號挑戰，中國贏得新的發展機遇期。

因為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一方面由於冷戰結束，中國和西方結盟的歷史條件不復存在，中國反成為遏制對象。另一方面中國又是包括前蘇東集團在內的轉型國家表現最為成功的，其發展勢頭引發了西方的高度擔憂。這就是為什麼小布什政府一建立，就把主要力量放到遏制中國身上。恰在此時9·11恐怖襲擊發生，美國再度和中國結盟共同反恐。

自由派學者丁學良在《辯論“中國模式”》一書中這樣評論此事件對中國的影響：“這實在是太幸運了”。

事實上美國的重大戰略失誤不僅給中國創造了機遇，更嚴重損害了它的軟硬實力。

9·11之後西方進入反恐時期，意外為中國提供發展機遇

三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政治效應。

阿拉伯之春迅速演變成殘酷、混亂的阿拉伯之冬，震驚了世界，也震醒了世界。它以軍事政變、內戰、無政府狀態、伊斯蘭國崛起和難民慘劇的活生生現實否定了西方民主的普世性，更印證了中國道路的正確性、合法性。中國內部的意識形態分歧迅速縮小，傾向西方的羣體日益邊緣化，其挑戰國家發展道路的能力幾乎完全喪失。其實這個效應在2008年西方經濟危機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也令2008年年底他們發起的最大規模向西方政治學習的舉動成為歷史鬧劇。

應該説到今天為止，中國的好運氣依然在延續。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的中國專家凱利·布朗（Kerry Brown）就認為美國選出一個給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有更大空間施展影響力的特朗普總統，是中國的運氣。他寫道：“美國選了一個每天都證明這個國家的信心和政治影響力都在走下坡的總統。特朗普對中國軟實力的貢獻，勝過中國花了億計金錢以及600家孔子學院所發揮的政治宣傳。特朗普對自由貿易、環保、多邊外交的態度，為中國敞開了幾年前所難以想像的空間，方便施展它的影響力。”

事實上布朗的點評並不到位，特朗普最大的貢獻是令全球質疑和反思為什麼西方的制度會有這樣的結果？類似的質疑還有：為什麼英國的公投是如此荒唐、既害人也害已的結果？

綜上觀之，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前無古人的成就和奇蹟，固有偶然因素，但根本的還是自身雄厚積澱的文明與時代激發的結果。在競爭如此激烈、時機瞬息萬變的苛刻歷史條件下，中國這個古老文明仍然綻放出其強大、潛能難測的生命力。

總結歷史是為了更好的前行。雖然“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但行百里路半九十，曾經的參照都成為歷史，中國即將進入無人區。然而，這絲毫不影響中國的信心和前行的步伐。作為挑戰的回應，中國產生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曾有法國朋友請教，希望我能通俗易懂的一句話向他解釋這是什麼思想？為什麼偉大？我微微笑道：“中國是偉大國家，民族復興是偉大事業，能讓偉大國家實現偉大復興的思想就是偉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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