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祺：郝柏村受洗，台灣政治人物與宗教的牽連有多深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姚祺】
2017年的最後一天，國民黨“大佬”，曾先後任國民黨當局“國防部長”和“行政院長”的郝柏村以99歲高齡，正式接受台灣第三大（有稱第二大）基督教系統靈糧堂體系重要創始人周神助牧師主禮的洗禮儀式，正式加入基督教。
無獨有偶，新年伊始，台灣當局的“元首”蔡英文與“首腦”賴清德分別前往玄天上帝廟和龍山寺參拜，被台灣媒體認為是祈福台灣“國泰民安”、“風調雨順”、“財源廣進”。
2018年1月，蔡英文在玄天上帝廟參拜
事實上，在台灣，自蔣介石以來，政治人物與宗教始終保持千絲萬縷的關係。這究竟僅僅反應了政治人物的個人宗教信仰，還是另有深意呢？本文將就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國民黨當局與宗教的“愛恨情仇”
眾所周知，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就是一名基督徒。事實上，國民黨自創黨伊始，黨員中就有不少基督徒。陳少白、鄭士良、陸皓東、宋耀如、徐謙等，都是基督徒。惠州起義參與者中更有30%屬於基督徒。而蔣介石為獲得宋家的政治支持與宋美齡成婚之前，也按照宋家的要求領洗成為一名基督徒。至定都南京後形成南京國民政府後，逐漸支配中國政治經濟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中蔣宋孔三家均為基督教家庭。
1947年“行憲”宣言中，蔣介石公開稱“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就是耶穌降生1947年的聖誕節….我們新憲法特點，就是它保證要把基督教理的基本要素，即個人的尊嚴和自由，普遍的給予我們全國的同胞”，在當時的國大代表中，基督徒的比例超過三分之一。
蔣介石在教堂參加禮拜
蔣介石讀聖經
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後，國民黨當局中基督徒的高比例現象依然保持了下來。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國民黨當局就因此而特別優厚基督教而壓制其他宗教。對於國民黨當局而言，其宗教政策歸根到底還是為維持其統治而服務的。
在基督教方面，國民黨當局祭出“護教反共”大旗，要求在基督教內建立“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大會”，由身兼國民黨要員的成文祥、張靜愚等教內人士組織各教會團體積極加入，事實上接受國民黨的旨意行事。而對於“不聽話”或者“不積極配合”的基督教團體或人物，國民黨當局照樣會毫不留情的打擊。
現在被認為支持“台獨”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事實上在50年代因為能夠有效配合國民黨的“護教反共”策略，而受到了當局支持鼓勵。至60年，因為退出普世教協、成立台灣基督教聯誼會和堅持閩南語佈道等問題與國民黨當局發生矛盾後，隨即遭到打壓。即使如有“總統御用牧師”之稱的周聯華牧師，僅僅因為在60年代表達了對長老教會舉行百年慶典的支持，就受到國民黨情治機關的嚴厲警告，以致其畢生不敢再言政治。
到了李登輝掌權時代的早期，這種情況亦未能改變。李登輝因為具有長老教會教友身份，一度被彼時因提出“建立新而獨立國家”而與國民黨當局公開對立的長老教會高度期待。然而就在其執政的1986年，卻被曝出了國民黨情治機關擬定一份“長老教會黑名單”，詳列該教會內部對其執政形成挑戰的“問題人物”，一時令社會譁然。
李登輝、賴清德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南東門巴克禮紀念教會。（中評社 趙家麟攝）
在佛道教方面，國民黨政府早在大陸時期即制定《監督寺廟條例》和《寺廟登記規則》。這兩部法條對佛道教寺廟的設立和運行制定了非常嚴密的規定，常使寺廟感覺“寸步難行”。特別是在同為宗教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因為有外國勢力撐腰下，國民政府遲遲不敢頒佈相應的教堂監督條例，使佛道教界頗有異議。
1949年到台灣後，國民黨當局對佛道教的控制有增無減。不少僧人初到台灣後不久，即因莫須有的“通共”罪名遭到刑訊關押，這其中就包括極負盛譽的星雲法師。人間佛教在台灣最為重要的繼往開來者印順法師被迫承認自己畢生心血《佛法概論》“隱含共匪宣傳毒素”。而證光法師更被誣陷遭到槍決。其後，國民黨當局又通過成立“中國佛教協會”和“中國道教協會”，派遣身兼僧道與黨工身份的人物掌權，實際上控制了佛道教體系，迫使各廟宇道館與宮廟對其效忠。
星雲法師
但在另一方面，國民黨當局對於政治以外的宗教事務又確實給予了開放與包容。特別是佛道教與民間信仰，在整個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發展迅速。佛教四大法山慈濟、佛光山、法鼓山和中台禪寺都是在這一時期從台灣當地原生的小小寺廟茁壯成長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精舍遍佈全球的宗教團體。
台灣政治人物與宗教的互依關係
宗教信仰屬於個人精神生活的範疇，原本純粹屬於個人事務。但政治人物的宗教信仰往往需要向公眾宣示，因而具有了所謂“公共性”，其信仰本身和與宗教團體的關係，都有了超出原本範疇的意涵。
如前文所述，蔣介石的信教過程與獲得宋家的認可有很大關係。宋美齡提出在兩人成婚之前，其岳母即要求他“精研《聖經》”。而與宋美齡的聯姻對蔣介石獲得巨大的財力和政治影響力支持，進而在國民黨內迅速站穩第一把交椅有着莫大關係。
無獨有偶，李登輝的信教也於其在30歲時受妻子的影響有關。35歲正式受洗入教後不久，李登輝即進入台灣長老教會做禮拜，並仿效兩蔣聘請“家庭牧師”到家中為其講道。而這位牧師，即起草含有台獨意涵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人權宣言》的起草人翁修恭牧師。以此為契機，李登輝得以結識眾多同為長老會信徒的“黨外運動”人士，其中不少後來成為“台獨”急先鋒。
難怪乎曾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議長的黃彰輝稱“李登輝是一個台灣人、一個基督徒，我對他的評價很高、期待也很大。”雖然在李登輝掌權早期如上文提到的有所矛盾，但最終卻都不約而同走向了“台獨之路”。這在1999年李登輝拋出“兩國論”時已經昭然若揭。
在地方選舉上，獲得宗教團體的支持成為候選人動員選票的重要方式。一個較為極端的例子即為台灣一貫道。一貫道在台灣自50年代起就被國民黨當局定性為邪教而遭受嚴厲打擊。可在80年代後，不少國民黨地方派系人物眼見一貫道勢力日漸壯大，對地方選民影響力極強，轉而開始鼓吹一貫道持有“忠君愛國”和“維護法統”之傳統，因當給予其合法地位，並最終使國民黨中央轉變態度。作為回報，一貫道至今都是國民黨的“忠實擁簇”。
高雄一貫道神威天台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貫道道場
進入新世紀後，台灣的政治人物鮮少再如上一世代的政客那般，特意公開標榜自己的宗教信仰。陳水扁、馬英九和蔡英文三任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均沒有明確公開的宗教信仰。相反，政治人物們往往更加傾向於採用“逢廟就拜”的“拜拜神學”，將寺廟和教堂當做自己宣傳政治理念和動員政治支持的舞台，這一點每逢台灣選舉季節表現的尤為明顯。2016年“大選”時，蔡英文尋求長老教會多為牧師“覆手祈禱”、民國黨“副總統”候選人徐欣瑩通過妙天法團進行宗教動員，甚至連民進黨資深“立法委員”柯建銘都通過關係獲准進入新竹教堂“講座”。
數十位牧師為蔡英文祈禱
另一方面，不少宗教團體也樂意營造自己與當局或者特定政治人物的良好關係，以獲取更高的社會能見度與公共資源，幫助擴大自己的教團。如星雲法師在2016年大選中先稱蔡英文為“媽祖”，後稱洪秀柱為“觀音”，其中意涵耐人尋味。比較另類的是民進黨所提名的“副總統”陳建仁不僅具有天主教徒身份，更擁有羅馬天主教“聖墓騎士”榮譽頭銜。在民進黨上台後，陳建仁這一身份被台當局作為其穩固與梵蒂岡這個台灣在歐洲唯一“邦交國”關係的重要砝碼。
宗教團體與政治關係的新發展
台灣社會經歷“解嚴”之後，儘管彼此之間仍然存在千絲萬縷聯繫，但從制度層面而言，政治和宗教的關係從政治控制宗教逐漸走向政治與宗教的分離與分立。作為國民黨威權當局控制基督教和佛道教的“護教反共聯盟”、“中國佛教協會”和“中國道教協會”均已經失去往昔的影響力。
目前政教之間的衝突矛盾主要聚焦在“宗教法”的立法問題和具體的事務性問題上。前者主要系法學問題，即公權力是否有權干預作為人民精神事務的宗教、如何在立法中兼顧門類繁多的各種不同宗教的具體情況、如何統合現有民法和人民團體法中對宗教事務的相關規定等，這類問題已經討論多年。具體事務方面，則即包括在威權時期與特定政治勢力結盟的宗教團體自我重新定位的需求，也包括新近發生的政教糾葛。
在威權時期，由於各種因素的促動，使得不同宗教團體與特定政治勢力綁定。如基督教中眾多來自大陸的國語教會，以及天主教會與國民黨的密切合作；依賴國民黨當局支持而迅速壯大的慈濟和佛光山對國民黨的支持，以及長期“黨外運動”合作形成緊密連接的民進黨與長老教會等。
在“解嚴之後”，特別是2000年國民黨失去政權後，與國民黨密切聯結的宗教團體或多或少都開始撇清自己與其關係，以防自己的聲譽受日漸為台灣社會所不接受的國民黨所累。但有學者和觀察家發現，這些團體雖然在公開場合聲明“不涉及政治”，但其神職人員私底下卻仍然或多或少為藍營政治人物動員。甚至有傳出“佛光山選舉期間包車送信徒票投國民黨”的“趣聞”。
陳水扁與“台灣基督教主愛之家輔導中心”
而在長老教會方面，陳水扁時期教會公開力挺支持“台灣人自己的總統”，最終卻因為陳水扁貪腐弊案爆發而深受牽連，乃至海外改革宗基督教圈子都公開指責長老教會“搞政治搞過頭”。痛定思痛，2012年大選開始，長老教會已經不再表達自己對特定政治人物的支持。但私下裏，與綠營人士經年累月結成的緊密連接不可能一朝之間斷裂。長老教會雖然不在公開為特定政治人物在教堂裏催票，但仍然會邀請政治人物在宗教活動以外的場合舉行各類“講座”擴大其影響力。
近幾年來，“婚姻平權”議題日益在台灣成為一門“顯學”。由於同性戀婚姻問題與不少宗教教義有關，各宗教團體不得已再次積極介入政治事務。其中長老教會內部自由派與保守派公開發出不同聲音，台南神學院自由派神學教授鄭仰恩等人公開支持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台南高雄保守派的長老會牧師們則帶領信眾上街示威表達反對。民間信仰團體也不時有人發聲反對婚姻平權。基督教國語教會方面更由幾位資深信仰組成政黨“信心希望聯盟”，以“維護家庭價值”為政綱參與了2016年“立法委員”選舉。種種跡象表明，宗教團體正在以“公民參與”這一過去沒有使用過的形式參與到政治活動中。
高雄長老教會青年陣線上街遊行支持同性婚姻
本文並無意評價台灣政治人物的宗教信仰是出自真心還是“虛偽”或者“別有用心”。事實上，在台灣“立法院”和各行政機關內也有着眾多不同宗教信仰信徒，這些信徒的宗教信仰與其履職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相反，本文旨在指出作為公眾人物的政客們的宗教信仰，往往會產生超出個人精神世界範疇的作用。更進一步説，宗教信仰固然是個人事務，但宗教團體作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對公共事務理所應當會有所回應，也不應該輕易忽視。台灣的政治與宗教今後究竟會擦出何種火花，非常值得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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