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言：日本開始設想印太戰略與一帶一路並軌，中日企業合作有了機會

【文/觀察者網作者 陳言】

進入2018年以後，對中日關係轉暖的期待愈發高漲了起來，中日兩國首腦互訪的條件逐步成熟，兩國企業間的合作也有了更多的機會。

中日兩國各處不同的發展階段，互補性很強。在美國主張一對一地談國與國之間貿易的時候，中日依舊在堅持國際大貿易的理念。在國與國爭端的解決方式上，中日兩國之間在戰後一直使用談判方式，從未發生過軍事衝突。在過去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日本外交先提出過“自由與繁榮之弧”戰略，這兩年“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戰略”全面繼承了先前的提法，用日本媒體及日本外交評論家的話來説，不論是自由與繁榮之弧，還是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戰略，唯一的戰略對象國家就是中國。在外交及安全保障上全面與中國對立該是日本這些年的重要國策。

一方面在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讓中日兩國有着大量的合作餘地，兩國在國際貿易等方面持有較多的共同點，採取解決國與國之間問題的方式也基本相同。另一方面，用日本媒體及日本外交評論家的話來説，日本明確表示在外交及安全保障方面與中國對立。中日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經濟上的合作與外交上的衝突。

但在2018年，中日之間的對立在向緩和發生轉變。

當地時間2017年10月11日，生活在東京上野動物園內的大熊貓寶寶“香香”。（圖/東方IC）

讓印太戰略與一帶一路並軌

在過去的2017年裏，日本副首相、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在11月29日的國會辯論時，直接將中國主導的亞洲社會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的對外融資，稱之為“（黑社會主導的）高利貸”（Sara-Kin），讓日本國內的其他議員都覺得這個詞出現在討論法律法規的議會上，有失國會尊嚴，更是對其他國家的侮辱。

“不該用（黑社會主導的）高利貸（Sara-Kin）這個詞來比喻AIIB。”民進黨議員增子輝彥當即在國會上提出了這樣的反駁意見。

“其實麻生大臣一直不看好AIIB，而且在麻生出任日本首相的2008年，也是他提出的自由與繁榮之弧戰略。”一家日本銀行負責研究中日關係的調研人員對筆者説。

但原本只強調在一帶一路構想上不參與、不合作的安倍晉三內閣，在2017年儘管大臣中有麻生那樣堅持與中國對峙的成員，但內閣自身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首先，安倍在6月的一次日本經濟報社主辦的論壇上，一反常態談了有條件地在一帶一路構想上與中國合作的可能性。他提出的條件是“公開與透明”。儘管是有條件的，但畢竟和過去那種對立或者觀望的態度有了很大的不同。

“我們也在想，該如何將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戰略與中國的一帶一路構想並軌。至少在首相府內部，就有人公開説印太戰略不是為了與中國對立。”一位高位外交官在東京對筆者説。印太戰略是2016年10月安倍晉三首相在肯尼亞首次提出的日本外交戰略，日本媒體及外交評論家一直認為這個戰略的提出，就是為了“牽制中國”。但很快出現了變化。2017年12月18日《靜岡新聞》報道説，12月中旬日本向中國派出了有分量的人，當面解釋過印太戰略“與中國的一帶一路構想可以大規模地合作”。

再看一下今後數年，比如到2025年前後，按目前中日兩國的發展速度估算，那時中國的經濟規模該是日本的5倍左右，換句話説是中國經濟的再度翻番，而日本依舊在原地踏步。麻生等政治家有心同中國一直對立下去，但對立能給日本國家帶來何種利益？讓日本最終得到什麼？麻生可以不回答，但一個國家的領導必須要認真思考這個問題。

麻生太郎資料圖（圖/東方IC）

2010年時，中日經濟規模大致相當，日本媒體開始唱衰中國。走進日本書店能夠看到的幾乎是清一色的“中國崩潰論”。整整7年過去了，中國沒有像日本媒體期望的那樣發生崩潰，而經濟體量大致增加了一個半日本，單從GDP看，中國大概是兩個半日本。過去的7年，亞洲國家中最沒有搭乘中國發展快車的就是日本。中日貿易不斷下滑，在安倍上台前的2011年，兩國貿易總額為3784億美元，到2016年只剩下3016億美元。撇去中國在這期間經濟規模翻番不説，短短几年時間下滑25%以上，問題有多嚴重，毋庸贅言。

“日本該考慮讓自己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ADB）與AIIB合作、日本與中國在能源、環保方面合作、在一帶一路構想上合作。我們已經開始注意一帶一路是中國為世界提供的人類生存共同體這個概念。”上述銀行的研究人員對筆者説。

有了這樣的認識，中日共同打造人類生存共同體該不會有太大的障礙。

中日企業在一帶一路上有巨大的合作機會

中日經濟的發展階段不同，中日企業運營特點、技術特徵的不一樣，讓中日兩國在實現一帶一路構想時能各自發揮各自的特點，這裏具有巨大的商業合作機會。

日本是亞洲最先獲得工業發展的國家，日本企業掌有大量的品牌，有工程、生產管理的經驗，比其他國家更早地介入到了向亞洲國家出口資本與技術的行列中，在幾乎所有亞洲國家中有自己的人脈關係，比較瞭解該如何與當地居民、政府打交道。中國是個快速實現了工業發展的國家，眾多的技術在這裏獲得了階段性的進步，人口多，各個層次的工人、技術人員人數巨大。一帶一路沿線項目多，工程量大，日本不可能向工程所在國派遣數千、上萬的工人及技術人員，但中國不僅能，而且可以派出大量人員外出實現工程建設目的。

中日各自特點今後應該能夠逐步獲得應用。

在北京，筆者採訪日立製作所中國總代表小久保憲一時，小久保總代表説，“有些海外客户，他們需要的是中國技術、中國系統、中國產品、中國解決方案，但也有些客户會指定核心部分的技術或產品希望能夠採用日本品牌。”在一帶一路上，中日企業之間的合作方式，比我們想的要多很多。

日立集團中國總代表小久保憲一（圖/人民網）

相反筆者也知道這樣一個例子。日立在利比亞獲得了一個發電廠項目，客户認可日立的技術和產品，但考慮到成本因素，他們希望訂單中，中國製造的比例要達到一半以上。最終日立在獲得此項目後，聯合中國的東方電氣集團一起為客户提供了相關產品。

在上海，筆者採訪日立建機（上海）公司董事兼總經理池田孝美時，談到一帶一路與中日企業的合作問題。池田總經理拿出了一張地圖，指着地圖談了中國到俄羅斯、中國到中南亞及中國通過東南亞到新加坡的鐵路建設。對一帶一路的鐵路建設相當的熟悉。這已經讓筆者感到有些意外。接着看同一張圖，池田總經理談起蒙古、俄羅斯、哈薩克斯坦、泰國、緬甸等公路建設時也如數家珍。在公路建設方面，筆者過去能夠接觸的資料不多，從池田總經理這裏得到了不少信息。

“在鐵路、公路建設方面，日立建機指導下面的經銷商，成立與這些項目相關的項目部門。各經銷商的項目部門會在當地對大企業的動向信息進行收集。另外，我們會根據工程情況，向相關企業提供提案。”池田總經理説。日立建機非常關注一帶一路建設，其具體運作方式等，比我們想象的要具體，推進也非常的得力。

“我感覺中國政府期待像日立集團這樣的大企業能夠在一帶一路戰略中貢獻更多的力量。日立建機也會盡最大的努力協助日立集團去支持中國政府的開發戰略。”池田總經理説。

不僅日立集團，其他日本企業也對一帶一路十分的關心。2017年不少日企去成都、重慶投資，很多企業派人去西安等城市視察。2018年應該有更多的日本企業會發現一帶一路商機，在日本政府調整了對一帶一路的態度後，日企與中國企業進行更多的合作也有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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