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前,解放軍也曾這樣狠抓訓練
2018年1月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3日視察中部戰區陸軍某師,強調要認真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貫徹新時代黨的強軍思想,大抓實戰化軍事訓練,深入推進數字化部隊建設管理和作戰運用創新,聚力打造精鋭作戰力量,並代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向全體解放軍指戰員、武警部隊官兵、民兵預備役人員致以新年祝福。
在詢問數字化單兵作戰系統的過程中,習近平主席還頗有興趣地舉起了部隊裝備的QTS-11單兵武器,這不禁令人想起一張熟悉的照片。

習近平在詢問數字化單兵作戰系統的過程中舉起QTS-11單兵武器系統 央視新聞截圖
這是1964年6月15日全軍大比武時毛澤東的照片,也是他唯一一張持槍的照片,當時毛澤東主席在北京西郊射擊場觀看了神槍手宋世哲40秒內射出40發子彈、命中40塊鋼靶,其間還4次壓彈射擊的表演,毛主席高興地端起宋世哲使用過的56式半自動步槍做了瞄準動作。

(劉峯 攝)
54年前開展的那場全軍大比武,在解放軍歷史上是第一次,運動規模空前,對提高我軍官兵軍事訓練水平、促進我軍現代化建設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據《中國檔案報》報道,20世紀60年代初,經歷戰爭創傷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恢復生機,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蒸蒸日上。國防和軍隊建設逐步進入正規化日程,大量新式武器開始裝備部隊,建軍指導思想轉為“以我為主”,軍事訓練由“以戰教戰”轉入“以訓教戰”的階段。
這時候,由南京軍區12軍培養的“郭興福教學法”應運而生。郭興福是原南京軍區的一名副連長。他的教學方法嚴肅、靈活而獨特,能夠充分調動起部隊練兵的積極性,在實踐中卓有成效。
“1961年初,我帶着軍師工作組來到郭興福所在的二連蹲點,發現郭興福的單兵戰術訓練很有效果,深受戰士們歡迎。”當年擔任郭興福所在的第12軍軍長的李德生生前曾回憶道。

在訓練中,郭興福(左三)帶領戰士們一起苦練基本功
李德生是首先發現、培養了郭興福這個典型。1961年10月,總參辦的《軍訓通訊》出了一期增刊,專門介紹了“郭興福教學法”,並加了《既嚴又活》的評論員文章。為了方便部隊戰士的學習,這期刊物特意擴大發行至全軍連以上單位。
葉劍英元帥看到介紹“郭興福教學法”的文章後,指派副總參謀長張宗遜上將南下視察、核實“郭興福教學法”的情況。張宗遜看了郭興福彙報表演後,連聲讚揚,認為“郭興福教學法”很好,應該在全軍推廣。當時,原南京軍區搶先行動,原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政治委員杜平迅速在原南京軍區範圍內推廣郭興福教學法,進而推向全軍。

在訓練中,郭興福(右一)言傳身教相結合
1962年3月,原南京軍區司令部、政治部聯合發出認真學習郭興福教學法的通知。11月,原南京軍區在杭州召開訓練現場會,檢查學習郭興福教學法的落實情況,論證郭興福教學經驗的可行性,並要求把郭興福的教學經驗運用到班以上戰術訓練中去,運用到技術訓練和特種兵、海島部隊訓練中去。
1963年12月,葉帥在江蘇鎮江召開推廣“郭興福教學法”的會議上全程觀看了郭興福的單兵進攻戰術教學表演,稱讚郭興福帶的這個班“軍事技術好,個個都像小老虎”,還連夜向軍委寫了進一步向全軍推廣“郭興福教學法”的建議報告。

6月15日,在觀看完北京軍區、濟南軍區的步槍速射、偵察兵攀登表演後,毛澤東主席興致勃勃地來到擒拿格鬥場地。當他看到一個畫有蔣介石頭像的沙袋時,笑着説:“這不是蔣介石嗎,老朋友,久違了,讓我也打你幾拳。”説完,便連打了沙袋3拳。主席的風趣和幽默,給緊張的表演場帶來了一陣笑聲。圖片由北京軍區檔案館提供
毛澤東主席仔細看了這份報告,當看到“把兵練得一個個都像小老虎一樣”這句話時,在下面畫了一條槓,並説“這一條我最感興趣”。當看到報告中“‘郭興福教學法’繼承了我軍傳統的練兵方法”時,他指出:“不僅是繼承,而且有發展。”最後,毛澤東大加讚賞地説“葉帥找到了一個好辦法”,這是“一個了不起的發現”。
1964年1月3日,遵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央軍委向全軍發出指示,號召全軍立即掀起學習郭興福教學方法的運動,並決定舉行比武大會。
為迎接全軍大比武,從1964年2月開始,各種軍事訓練評比競賽活動在全軍展開了,各部隊緊鑼密鼓,訓練場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龍騰虎躍局面。
1964年5月15日,原總參謀部、原總政治部根據中央軍委的決定,向部隊發出《關於全軍比武問題的通知》。

某團紅一連二排長周發先五大技術樣樣過得硬。比武投彈66.6米,超越障礙只用36秒就跑完全程。圖片由北京軍區檔案館提供
1964年6月至9月,全軍性比武運動被推向了高潮。據不完全統計,全軍參加比武共有3318個單位,在3766個項目中角逐。全軍參加軍區以上規模比武活動的3.3萬餘人,軍內參觀人員達到4.5萬餘人,地方參觀人員4.2萬餘人;獲獎單位1212個,獲獎個人2257人;評出集體一等“尖子”289個,個人一等“尖子”545名。

某部摩托營在複雜地形上苦練過硬駕駛技術。圖片由北京軍區檔案館提供
1964年6月15日下午,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董必武、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到了練兵場。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會議的全國各地領導人也來到了練兵場,觀看原北京軍區、原濟南軍區訓練尖子的彙報表演,檢閲軍事訓練,寫下我軍訓練史上輝煌的一頁。

5月20日,當周恩來總理看到20名軍械員可以蒙着眼睛,把被混在一起的步槍、衝鋒槍、輕機槍等3種武器零件嫺熟而敏捷地結合起來時,連聲稱讚:“不錯,不錯!”總理還饒有興趣地蹲下仔細觀看,並故意把零件順序打亂,以考驗軍械員的識別力。圖片由北京軍區檔案館提供

5月12日,賀龍元帥視察北京軍區參加全軍比武代表隊的選拔。他拿起神槍手江新安的靶子,連聲誇獎道:“打得好!好極了!”還轉身對陪同的北京軍區部隊的各級領導説:“就是要把部隊訓練成這個樣子!”圖片由北京軍區檔案館提供
毛澤東在觀看了濟南軍區某部戰士宋世哲40秒內射出40發子彈、命中40塊鋼靶,其間還4次壓彈的射擊表演後,十分高興,他對身邊的人説:“把神槍手的槍拿來看看!”他端起宋世哲使用的56式半自動步槍,仔細地察看,又舉槍做了瞄準動作。這一珍貴的歷史瞬間被攝影師用鏡頭記錄下來,為我們留下了唯一的一張毛澤東舉槍瞄準的歷史瞬間。

表演結束後,毛澤東在十三陵軍事演練地召開會議。他對部隊通過大練兵大比武取得的成果十分滿意。他要求各級黨委不能光議政,不議軍,都要抓軍事工作,並指示要在全軍搞好普及訓練“尖子”的工作。

某部步兵連夜間集火射擊。圖片由北京軍區檔案館提供

某部七連七班在戰術訓練中,作風硬技術精,連續三年榮獲“戰術標兵班”稱號。圖片由北京軍區檔案館提供
這次大比武在國際上也引起強烈反響。2000多名駐華使領館人員及外國友好人士也參觀了部分比武。

某部噴火連配合步兵衝擊前進的情形。圖片由北京軍區檔案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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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槍的故事》 文章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5年9月22日
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提出過兩個著名論斷,即“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和“黨指揮槍”。這兩個論斷中有一件共同的東西就是“槍”。可見,毛澤東對槍的作用很早就有了清楚的認識。可毛澤東本人很少用槍。直到今天也很少見他佩槍的影像。
井岡山時期,毛澤東用“槍”和“人頭”收服“山大王”
秋收起義後,毛澤東帶領起義部隊到農村去開闢革命根據地。他説:“我不願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他認為“深受壓迫而起義反抗的富有正義感的農民舊式武裝是中國革命的重要武裝力量,可以通過黨的領導和政治思想工作,把他們改造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
1927年9月26日,毛澤東接到江西省委來信,説在寧岡地區有一支黨的武裝———袁文才部。袁文才早年為反抗土豪劣紳的壓迫,參加了當地的馬刀隊並擔任參謀長。1926年秋,馬刀隊被編為寧岡縣保衞團,袁文才任團總。同年9月,受湖南農民運動影響,保衞團在中共寧岡縣支部的領導下舉行寧岡暴動,建立農民自衞軍。
這年11月,袁文才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袁文才率農民自衞軍在茅坪堅持鬥爭。毛澤東在安源張家灣軍事會議上就曾聽説過寧岡和袁文才的情況,所以接到此信後決定向寧岡、井岡山一帶進軍並在那裏尋求立足之地。9月29日,他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來到永新三灣村,進行了史上著名的三灣改編。與此同時,寫了一封親筆信給袁文才。
袁文才接信後如臨大敵。他憂心忡忡地召集部下共同商量應對之策。其司書陳慕平曾經在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聽過毛澤東講課,他向袁文才簡單介紹了他所知道的關於毛澤東的一些情況。袁文才聽後認為:毛澤東是黨內同志,也就是自己人,既然來了信就理應去接頭。於是,派龍超清和陳慕平等3人作為他的代表,拿着他的親筆信去三灣見毛澤東。信中説:“毛委員:敝地民貧山瘠,猶汪池難容巨鯨,片林不棲大鵬,貴軍馳騁革命,應另擇坦途。敬禮,袁文才叩首。”
毛澤東看信後立刻明白了袁文才的意圖,他沒有表現出怒意,而是平心靜氣地向龍超清等講明部隊上山的主張,表示不會威脅袁文才部的安全。相反,如果兩支隊伍可以合作,將增強革命的武裝力量。最後,他慷慨地送給龍超清3人每人一支槍,希望他們能夠將團結合作的想法向袁文才闡明。時隔不久,他率部進駐離三灣30裏地的古城,召開了古城會議,確定了團結、改造袁文才部隊的方針。代表之一的龍超清參加此會後便在毛澤東和袁文才之間奔走傳遞雙方的想法。經過一段時間的聯繫溝通,袁文才終於同意在大蒼村林風和家裏與毛澤東會面。
10月6日,毛澤東一行七人來到大蒼村赴約。尚未完全放下戒備的袁文才備下了一席鴻門宴等待毛澤東到來,還預先在林家祠堂裏埋伏了20多個荷槍實彈的士兵。毛澤東深知此行兇險萬分,但為了部隊能夠在井岡山地區站住腳,明知有危險也要淡定赴會。毛澤東見到袁文才後,首先打消他的戒備之心,讓他明白自己的到來並不會對井岡山地區造成威脅,相反會增加革命的力量。毛澤東還向袁文才談了自己的鬥爭主張。毛澤東侃侃而談,其淵博的學識和大將氣度令袁文才十分欽佩,他認定毛澤東是個人物,將來一定能夠成就一番大事。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談後,他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
臨別時,毛澤東提出贈送給袁文才部100條槍。此舉令袁文才十分意外和感動,他當即回贈了毛澤東1000塊銀元,表示對革命軍的感謝。並同意工農革命軍在茅坪設立醫院和留守處。
通過袁文才的引薦,毛澤東還結識了袁的把兄弟王佐。王佐當時也掌握着一支武裝力量,毛澤東再次通過贈槍的方式贏得了王佐的信任。不僅如此,他還用了一個十分綠林化的方式把友情築牢。為了能與王佐搞好關係,他進駐茨坪後,指示已任王佐部隊黨代表的何長工在一日深夜突襲土匪尹道一的巢穴。這個尹道一作惡多端,也是王佐的“死對頭”。何長工將尹道一的人頭割下來送給了王佐。王佐十分感激毛澤東,當場表示“從此以後跟定了共產黨”。
唯一的一次,毛澤東高興地背上了“匣子槍”
1928年4月,朱、毛紅軍在井岡山勝利會師。在隨後召開的軍事會議上,兩支部隊合編,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兼十師師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兼十一師師長,陳毅任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師師長。同年5月4日,在井岡山礱市廣場上,隆重地召開了井岡山會師暨紅四軍成立慶祝大會。在這次會上,一向不喜歡舞刀弄槍的毛澤東居然一反常態地挎上了一把匣子槍。據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的陳士榘將軍回憶:“我清楚地記得,自跟隨毛澤東參加秋收起義到上井岡山,從來沒有看見毛澤東背過槍。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見他背槍就是在寧岡礱市紅四軍成立大會上。……不過,大會一結束,毛澤東便把槍交給了警衞員,以後再也沒見他攜帶過槍。”
毛澤東“槍”下留人,上將有命
1928年,陳伯鈞在一次戰鬥中,繳獲了一支手槍。這支手槍的表面鏽跡斑斑,槍栓都拉不動了。教導隊長呂赤見狀開玩笑地説:“什麼破槍,‘半斤鐵’,扔了算了!”喜愛槍的陳伯鈞捨不得扔掉,他把手槍拆開,用煤油反覆擦拭,終於將鏽跡擦掉,讓手槍恢復如新。時隔不久的一天,呂赤外出回來一進院中,陳伯鈞便笑着迎上去拿着槍得意地對他説:“我這槍可不是‘半斤鐵’了。”接着,他拉動槍栓想向呂赤展示修復成果。可是令他萬萬沒想到的是,就在他拉動槍栓的瞬間,槍膛中居然發射出一粒尚未退淨的子彈。只聽“砰”的一聲,呂赤應聲倒地。陳伯鈞頓時呆住。待緩過神來的陳伯鈞跪倒在呂赤身旁時,一切已無可挽回。
呂赤是陳伯鈞的四川老鄉,也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他和陳伯鈞一起上井岡山參加革命,在戰鬥中患難與共,結下了深厚的感情。陳伯鈞誤殺好友後,內心十分悔恨。事情很快被上報到上級部門,部隊首長們非常震驚。為了穩定局面,上級指示保衞部門先將陳伯鈞關押起來等待處理。
毛澤東詳細地聽取了有關人員的調查彙報,將來龍去脈弄清楚後深思良久,並未急於下結論。他找到士兵委員會主任張令彬説:“你們呂隊長被陳伯鈞誤殺了,你看不殺陳伯鈞好不好?”張令彬回答説:“很多人都要求殺。”毛澤東又説:“如今已死了一個黃埔生,要再殺一個黃埔生,就失去了兩個軍事指揮員。陳伯鈞不是故意傷人,我看還是不殺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開個士兵委員會,講清不殺的道理。”
張令彬立即回到教導隊向學員們轉述了毛澤東的話。接着,毛澤東又親自通知部隊集合,在戰士們面前説:“呂赤是個好同志,陳伯鈞也不是壞人,他是跟呂隊長開玩笑,槍走火誤殺了人。他們一個是黃埔軍校出來的,一個是黃埔武漢分校出來的,表現都不錯,軍事上也有一套。這樣的人我們很缺呀!我們能不能只追悼一個人?否則另一個人還不好追悼呢!你們看怎麼樣,我講得對不對?”毛澤東的話淺顯易懂,又入情入理,大家聽後覺得情有可原。
這時,有人問毛澤東:“難道陳伯鈞殺了人就不了了之嗎?”毛澤東説:“當然不能不了了之。我們不讓他償命,但是要懲罰他的。呂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陳伯鈞一個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罰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隨後,毛澤東讓警衞員找來板子在眾目睽睽下打陳的板子。據陳回憶,毛澤東是通過這種丟面子的方式來懲戒自己來平復戰士們的情緒。他當時不喊不叫心甘情願接受處罰。
此後,陳被調離教導隊,降職到一團一連任副連長。而後的幾十年間,陳以英勇作戰、流血犧牲的行為回報毛澤東的不殺之恩,回報戰友們對他的諒解和信任,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革命鬥爭的洪流中,最終憑着赫赫戰功成長為一名我軍高級將領、優秀的軍事指揮員(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中央警衞團手槍連居然沒有一支好槍
紅軍轉戰陝北時,有一次,陳賡問中央警衞團手槍連連長高富有:“你們有多少人?武器怎麼樣?”高為難地回答説:“有4 挺機關槍,24支衝鋒槍,一人還有一支破短槍。另外,就是大刀了,一人一把。”常年帶兵打仗的陳賡聽後心想:在部隊裏,戰士們要佩帶大刀作為武器備用,只能説明一個問題,那就是配備的槍支一定不好。他還聽高説,戰士們的手槍有時會卡殼打不響,有時會因為缺少子彈而無法射擊。
陳賡對中央警衞團的武器配備情況憂心忡忡,便對高説:“這樣,我們繳獲了好多美式卡賓槍,給你150條,夠用嗎?”“夠,我很願意要,但我做不了主。”“給誰講?團長?”陳賡接着問。“團長會同意的,只怕司令部首長不同意。”高富有擔心地説。“這好辦。”陳賡明白要向毛澤東彙報。
這天,毛澤東和周恩來、任弼時正在窯洞前交談,陳賡也在旁邊。他看到高富有走進來,於是對毛澤東説:“李德勝同志,我想給手槍連一人一支卡賓槍。”毛澤東看了高富有一眼,問道:“他給你槍,你要嗎?”高富有沒敢吭聲。毛澤東説:“你要槍,不能從他們手裏要,那是人家從敵人手裏繳獲的,要槍要向敵人要。人家天天打仗,好武器有用場,咱們這裏又打不了大仗。”
陳賡説:“我已經發電報讓部隊送來了。”“你敢!”毛澤東有些生氣地説。陳賡這時也不敢吭聲了。毛澤東轉過來對高富有説:“你敢要一支,我撤了你!”就這樣,手槍連配備150支高級卡賓槍的事情泡湯了。後來,隨着部隊戰鬥力的增強,武器配備的水平也逐漸提高。一些地方上的部隊會經常將繳獲的較為先進的武器送給警衞連,但總是小批量的,再沒有150支這樣大手筆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當年也曾佩帶過一支手槍,主要是在長征途中防身使用。紅軍到達吳起鎮後,他把這支手槍連同剩餘的40發子彈送給了當時吳起鎮的游擊隊隊長張明科,此後再沒有配帶過槍。
8341部隊代號與毛澤東的步槍編號有關嗎?
曾有這樣的傳聞:新中國成立後,中央建立了一支代號為“8341”的中央警衞部隊,即中央警衞團。傳説這與毛澤東早年從軍時所佩帶的一支步槍有關。青年時代,毛澤東懷抱救國之志,參加了湖南的新軍,他持槍的編號就是“8341”。
事實果真如此嗎?當然不是。“8341”部隊的代號其實跟毛澤東當年持槍的編號沒有關係。新中國成立後,我軍的每一支部隊都會用一個代號來代替正式的名稱。“8341”部隊這個代號就是由總參謀部下達的。而且所有部隊代號使用過一段時間後都必須更換。新的代號使用後,舊的代號就要停止使用。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中央警衞團恢復中央警衞師的番號,“8341”這組數字早就不再是中央警衞部隊的代號。

1949新中國建國前夕毛澤東主席的持槍證
“甲字第一號”持槍證所有者根本沒有領過槍
在中南海菊香書屋毛澤東故居展覽中,有一張寫有毛澤東名字的持槍證,槍證的編號為“甲字第一號”。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我解放大軍進駐城中。由於社會治安尚未完全穩定,從安全角度考慮,中央決定給每位中央首長配發一支槍,以備不時之需。保衞部門給毛澤東發了一張持槍證。毛澤東的槍證是“甲字第一號”。在槍證“注意”一欄中寫明:“本區門衞,檢驗放行。機密證件,隨身攜帶,如有遺失,絕不補發。”除此之外,槍證上“槍證”、“槍號”和“子彈”這些欄裏都是空白的,沒有寫上任何的內容。這是怎麼回事?原來,保衞部門在給毛澤東發了持槍證後,並沒有給毛澤東配槍,所以有關槍支的具體情況也就無法填寫。為什麼沒有配槍,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
由此看來,毛澤東拿着的是一張沒有實質內容的持槍證。
善用兵卻不用槍的軍事家
毛澤東不帶槍的原因,我們無法從他的口中或是寫下的文字中探得,作為後人只能大膽揣度如下:
首先,文人情結,性格使然。毛澤東的氣質與槍是不搭調的。喜愛讀書的習慣貫穿了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的牀榻總有一半的地方擺放着書籍。書和筆是伴隨他革命生涯的夥伴,他善於從書中獲取知識,善於從實際的生活中發現智慧,善於從客觀的實踐中總結經驗。通過博覽羣書他不僅增長了見聞,更加增添了一份指揮若定、處危不驚的淡然與從容。於是有了陝北禦敵,行蹤飄渺;四渡赤水,兵行險着;萬里長征,苦若雲浮;抗日戰爭,劍斬倭敵;三大戰役,指點江山。
毛澤東的性格是自由不羈,天馬行空的。《沁園春·雪》中流露出的大氣磅礴、雄渾壯偉,足以讓人們相信,他的骨子裏帶有的一種與天地融合的寬闊胸懷。所以,軍人的嚴謹和刻板,並不適合隨意、不拘小節的毛澤東。曾與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有過交往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他的《領袖們》一書裏這樣描述對二人的印象:蔣介石舉止刻板,重風紀,住處井然有序,書法也是筆直正方;而毛澤東則躺坐漫無拘束,常常龍飛鳳舞,信筆成書,房間也顯得雜亂無章。
這就是軍人氣質與文人品格的截然不同。歷史開了一個很大的玩笑:軍人出身、槍不離身的蔣介石輸給了文人性情、筆不離手的毛澤東,這是多麼耐人尋味的有趣結果。
其次,對戰友、部下的信任。紅軍時期,林彪的部下繳獲了一把白銀做的袖珍手槍。它做工非常精緻,樣式也很漂亮。下級將槍交給了林彪,看到它的第一眼林彪就喜歡上了。後來,考慮到毛澤東身上沒有槍,他就想把槍送給毛澤東。可令他沒有想到的是,毛澤東看也不看就把槍扔在地上説:“到我用得着這把槍的時候,咱們紅軍就完蛋了!”這或許可以説明一件事情:毛澤東是深信部下的。他不帶槍原因可能有不喜歡的成分,更重要的是他對部屬的充分信任。他相信將領,相信警衞,相信愛戴他的民眾。他堅定地認為,自己根本沒有帶槍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