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推進中國學派的理論創新

【本文為孔丹在《中國道路辯證法》新書交流會上的發言，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

鄢一龍邀請我為這本書寫一個序言，主要就是希望思考現在我們已經開始使用中國學派的概念。各位上次向我建議，中信出版社已經搞了一箇中國道路叢書，也應該搞中國學派的叢書，我們已經在策劃了，準備在中國道路叢書下面弄幾個系列，我現在初步給它定義為中國學派集大成的一個叢書，在座的好多專家都是中國學派的領路人。

我心目中的中國學派的開創者是毛澤東主席，我認為他是近現代以來真正的中國學派，他把實踐性賦予了所有他吸收的理論，最後形成毛澤東思想。所以我對所有跟中國學派、中國特色的理論和實踐相關的都有一個充分支持的心態。

《中國道路辯證法》這本書我個人給它很高的評價，我覺得它是儘可能以融會貫通的方式，努力把傳承和創新相結合形成的。2014年我們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成立，作為央企到目前唯一一個公益性的基金會，從那時我們就很在意一些對於我們中國共產黨領導理論思想解讀的觀點。

我剛剛從莫干山下來，參加了第六次新莫干山會議。我回想1984年莫干山會議，那個會議當時討論的是中國理論和學術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踐緊密結合的問題。那個時候我們學者們的學養還比較粗糙，西化的影響也還不太深，但是有非常強烈的學術報國的家國情懷，以此為出發點推動自己的研究。所以那個時候我們的學術青年工作者有一些還是學生，有的還在讀研究生，還有一些實務工作者，從他們提出的看法我認為有學術報國的家國情懷，還有明確的問題導向，以及總體上堅持了實事求是的認識論，所以能做出對改革開放起到一定參考作用的工作。

這個工作在當時是國務委員兼國家經委主任、國務院物價改革領導小組組長張勁夫帶領進行的，其實中央決策層面已經做了很長時間的研究準備，但是藉助了莫干山會議的青年學者們的成果，也因此湧現和培養了一批國家的骨幹。

1984年莫干山會議召開（圖/中國改革信息庫）

從1984年到現在三十多年，我在這次新莫干山會議上提出了希望，希望傳承和堅守學術報國、科技興國的愛國情懷，希望他們能夠堅持問題導向的研究方向，希望能夠堅持實事求是認識論和方法論。我也有一些針對性，當時我在會上説了這樣一個看法，我説研究中國問題要用自己的研究方式、研究方法，我對現在還存在着的西化傾向有一個批評。

2008年金融危機，華爾街把中國的好多企業帶了進去，當時我們損失了153億，後來我們經過多人努力多天幫忙才熬了過來。那時我陪着王岐山同志見到所有的外國投行的高層，岐山同志第一句話就是説你們美國是老師，我們中國是學生，你們這老師把我們學生坑苦了。這對於我的認識是一個轉折，起初我覺得對於西方的模式照搬照抄有一種迷信，相信西方很多方面走在前面是先進的。

陳雲同志講方法論，提出“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我們有一個做實際工作的領導同志，他説還要加上“不唯西”，或者叫“不唯洋”。我很難接受用言必稱希臘的方式來講述中國幾十年來進行的改革開放的實踐。比如説，有個內刊提出了十大世界性問題，用連載方式，找了一些名家做中國方案的解讀，如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貧困陷阱等等。

我覺得那些所謂“陷阱”反映出來的脱離中國國情的理念很強烈，我們解決問題是為了解決修昔底德陷阱拿出中國方案，還是我們就是按照我們自己走的道路，我們實際遇到的問題挑戰來解決，我們的理論界是不是這麼蒼白到了這種程度，不説修昔底德就不能談大國博弈，不談中等收入陷阱就不知道我們中國怎麼發展。中等收入陷阱是這樣的概念，我認為是個偽命題，所以我説我認為堅持問題導向應該是真問題，不是偽命題。

資料圖（圖/東方IC）

回到鄢一龍的書，我覺得他堅持了這樣一種正確的立場、出發點和方法論，另外在創新方面他用最大的努力來通三統，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上來研究中國的現實問題，有很多可圈可點之處。比如説對我們中國道路進行理論和實踐指導的幾位領袖，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努力做融會貫通的認識和解讀，非常難得。我經常跟朋友説我發現出現了一個潮流，一些自由派以鄧小平來否定毛澤東，還有些人以毛澤東來否定鄧小平，這都是很錯誤的傾向。鄢一龍同志用很大的努力把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之間的傳承和創新做了理解、解讀和展開，我覺得非常可貴。

我對書中一些想法有共鳴，我不是理論家，但是我對於文化大革命思想，還有當時60年代經濟方面的思潮有了解，我説毛澤東同志的經濟浪漫主義、政治浪漫主義，出發點是好的。我的話當時受到了兩面夾攻，一部分人説我貶低了毛澤東同志，一部分人説我抬高了理想主義。鄢一龍書中對毛主席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原因進行了一些分析，認為原因是毛澤東同志的信念體系與“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的結合，這至少提供了一種理解，我個人贊同這種看法。

對於一些現實中存在的問題，比如説社會矛盾的演變，形成了“總體階級”這樣的概念，我還在消化，我覺得這是想把為人民這個根本問題從黨的政策方針角度找到一個表述方式來分析，這也是一個創新。特別是緊密結合中國的現代實際，不是自説自話，那麼最有挑戰性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市場經濟和我們社會主義怎麼結合，提出了“新鳥籠經濟”，所以我就説這是一個重大的亮點，這個提法能不能夠在政策層面被接受是一個問題，但是我覺得從思想層面是站得住腳的。

我認為這真正總結了我們改革開放近40年的經驗和教訓，所以我特別認真的把它向前推進，向有關方面推薦。我聽説一龍同志參加了一個陳元同志主持的內部小型的研討會，我相信對決策層的觸動肯定是有的。因為，如果不能形成我們共產黨駕馭資本的能力、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就會從馬上摔下來，我們共產黨所領導的根本就動搖了，但是要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式，所以我很期盼在總結十八大以來的五年和改革開放長期以來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黨的十九大能夠把這個問題往前加以推進，這是我的一些感受。

鄢一龍資料圖（圖/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我也想提出兩點可以推敲的地方。

一個就是本書表述方面的特點，鄢一龍同志的思辨能力很強，對於思辨的偏好也很強，在研究中國道路本身的時候，這種夾敍夾議的方式有可能造成焦點的分散，將來在表達方式上是不是可以適當調整，以能表達得更清晰。

另外一個是關於三十年的劃分現在有很多。我剛剛看到了微信上説有一個軍人，提出了三個大時代，戰爭與革命大時代、建設與發展大時代，還有一個叫改革與創新大時代。四個三十年的説法潘維老師也説過，我記得我在中信基金會活動的時候提到，從黨的歷史、國家的歷史、民族的歷史角度來説，我還傾向於用一個比較準確的方法來劃分這四個三十年。另外我和潘維同志探討，他説用三十年這個説法比較容易傳播，容易和大眾溝通，但是因為是以論帶史，還是應該論從史出，還得符合歷史的現實邏輯。

今年3月剛出版的《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訪談中有一篇對我的訪談，我按照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九十年》把歷史分成三個時期。這是很傳統的説法，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28年，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包括文化大革命27年，後來第三個三十年的起點從1977年一路寫到了2011年。所以我的看法是要按照實際的發展進程，我們黨的十八大開始是第四個時期。

我認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啓了我們新的歷史時期，這個説法能不能站得住腳我沒有展開論證，但是我們可以不斷看到習近平同志提出開展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所有新的歷史特點都需要新的認識和對策，我覺得把中央很多的戰略做出很好的闡釋是非常好的嘗試，而不是脱離現在我們所做的事情自己另設方案，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所以現在這第四個三十年説的是從2008年算起新的三十年，我覺得還需要論證。因為歷史的進展和我們的主觀活動是緊密結合的，我相信人們都承認十八大的歷史意義，比如説解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變質問題，十八大應該説把我們黨從懸崖邊上挽救回來。這一歷史轉折不僅是思想的邏輯、認識的邏輯，更是現實的邏輯、歷史的邏輯。故而為了傳播，我傾向於將以上的四個歷史時期劃分，以約三十年的緣由，分別稱為四個三十年，如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28年約三十年稱為第一個三十年，依此類推即可，這樣不易引起歧見。

《中國道路辯證法——社會主義探索四個三十年》，鄢一龍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