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亞非：中印能否在競爭中走進新時代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何亞非】

中印之間一直存在競爭，經由2017年洞朗一事，雙方之間的競爭更加公開化和白熱化。新年伊始，依舊不斷有媒體推送諸如兩國關係緊張、競爭加劇的文章。

在國際關係發生巨大變化、全球治理出現從“西方治理”向“東西方共同治理”轉變的全新格局的歷史新時期，中印作為亞洲的近鄰和發展中大國，同為G20和“金磚國家機制”成員，如何在全球治理和全球化呈現大變化、大調整的今天，穩妥處理兩國關係、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改革，將對兩國乃至亞洲和世界的未來產生重大影響。

世界的大變革、大變化、大調整，包括如雨後春筍的反全球化和民粹主義思潮氾濫，絕對不是曇花一現的臨時性現象，它所反映的是，世界進入了“國際秩序過渡期、全球化調整期”，要重新恢復世界政治和經濟平衡需要各方做出相向而行的巨大調整和努力。

那麼世界政治現階段究竟有哪些特點？中印兩國應該如何適應、調整和互動呢？合作與對抗、封閉與開放、文明衝突與文明融合，這些重大的選擇將決定21世紀世界和人類的命運。中印和其他大國都面臨這樣的選擇。

現階段世界政治特點

一是世界政治座標的遷移帶來的力量失衡，使得全球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增加。

1.全球化繼續發展，而反全球化以及民粹主義、狹隘民族主義、孤立主義、保護主義等力量紛紛抬頭，擠入政壇中心，且呈擴張之勢。

2.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資本階段，馬克思預言的資本主義內在的資本與勞動矛盾，或者説市場效率與社會公平失衡問題愈加嚴重，拉大貧富差距，社會分裂和政治極端化趨勢更加嚴重，引發前所未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性危機，種種跡象表明西方主要國家的政治混亂已成為世界政治的重大變數。

最為突出的是，美國作為全球治理體系主導者，認為全球化偏離了“美國化”軌道，國際秩序出現對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有利的“大趨同”（Great Convergence）也使美國忐忑不安。因而特朗普總統上台後，事事強調“美國第一”，精緻利己主義佔上風，不願繼續提供或只是有選擇的提供全球公共產品，並開始修改或重新制定國際規則。美國已經成為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國際關係的最大變數。中印如何應對這一變數，將對國際關係演革和全球治理轉型產生決定性影響。

3.世界範圍地緣政治矛盾上升使大國關係更加複雜敏感，美俄對抗不斷升級，雙邊關係跌入新低；關於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必然發生衝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不絕於耳，聲稱這是國際格局結構性壓力導致的。西方學者援引修昔底德本人所説，以希臘城邦與斯巴達城邦最後訴諸戰爭決勝負，是因為“雅典的崛起及其在斯巴達引起的恐懼註定了戰爭不可避免”為依據，斷定歷史將重演；目前，中東、東亞、烏克蘭等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恐怖襲擊呈當地化、普遍化趨勢，世界既不安寧也不安全。因此，全球化新時期中印關係互動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二是世界經濟處於新舊動能轉換期、第四次工業革命特別是技術革命爆發期、信息化社會膨脹期，經濟發展不穩定、不協調，全球供給側結構調整和生產鏈重組。其間，金融危機、資產泡沫、經濟失衡、就業不平衡等風險難以消除。這些難題因國家和地區而各異，各方對解決辦法的觀點也不同。

要順利渡過世界經濟轉型的困難期，需要各國創新驅動發展，加強統籌協調，聯動發展、共同發展，中國和印度在G20以及金磚機制內加強兩國經濟的聯動與合作，將給南南合作注入新動力，持續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目前，金磚五國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超過50%。然而，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卻將經濟失衡歸咎於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整體崛起，認為是中國這些國家“操縱貨幣”、搞傾銷。於是，貿易反傾銷和“301”條款調查滿天飛，不惜動用貿易戰。中國現在是遭受反傾銷等調查最多的國家。

三是文明衝突論甚囂塵上，西方以意識形態劃線來處理國家關係和各種矛盾，文明交流與對話遭遇困難。

這是哲學層面的困惑。西方素有強烈的文明“優越感”，認為美國主導的西方文明最優秀，其衍生的“民主自由”（Liberal Democracy）意識形態及其政治制度自然也是最好的，儘管四處碰壁，依然以傳教士的精神不遺餘力推廣，不惜掀起“顏色革命”甚至動用武力，製造政權更迭。

西方國家還把世界各種矛盾都歸咎於“文明衝突”，歸咎於他人沒有接受西方“民主自由”體系，沒有實現西方的政治民主安排，並把看不順眼的國家扣上“非民主國家”、“非民主政體”（Illiberal）的帽子。這其實是與真民主格格不入的。

中印如何應對

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中國和印度應該如何引導雙邊關係向着互利共贏的方向發展，如何攜手推動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是擺在兩國面前的首要任務。

可以從以下方面着手做出持之以恆的努力：

一、中印在雙邊並通過金磚機制、G20、上海合作組織等地區和國際平台加強合作，兩個亞洲發展中大國相向而行，共同構建符合亞洲利益和國際社會整體利益的政治、經濟、安全架構，推動全球治理和地區治理更加平衡、合理、公平。

中共19大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開啓了中國歷史的新時代、新徵程。中國正立足中國、胸懷世界，全身心的投入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同時，建設“美美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印度也有十分類似的想法和做法。

中印兩國人口最多、發展潛力最大、近幾十來增長勢頭最猛。從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看，中印都位於全球經濟增長中心亞太地區，堪稱最有影響力的新興大國，又在維護世界和平方面具有戰略上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兩國的戰略取向是基本一致的。

二、中印在參與全球治理上有着相似的重大利害關係，其長遠發展都與全球化密不可分。從中印經濟發展的實踐看，改革開放和全面融入國際經濟體系，是兩國取得經濟高增長的重要路徑，而繼續推動全球化、創造更加公正合理的請求治理體系，則關乎兩國的未來和民族復興夢。

中印融入全球化和世界大市場，一是擴大貿易激活了兩國比較優勢，刺激了進出口需求；二是利用外來投資彌補兩國在資本、技術以及管理知識和全球銷售網絡的不足；三是以激烈的國際競爭倒逼兩國加強創新、保持競爭優勢。隨着中印對外貿易、外來投資增多，與國際經濟聯繫日趨緊密，參與全球治理更加深入，與國際經濟運行、國際經濟保持穩定的利害關係加大。這從根本上改變了兩國對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體系的看法，成為體系的建設者、貢獻者和改革者。

中印需要抱團取暖、加強合作，增強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博弈能力。中印經濟增速遠超西方發達國家不假，但與美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印在經濟增長質量、經濟結構水平和經濟體制機制方面還有差距。中國長於製造業，但技術水平尚待提高，在全球產業鏈中大多處在中低端，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發展特徵較為明顯；印度在信息軟件等現代服務業上領先世界，但印度服務外包業國際競爭力依託人力低成本優勢，且印度工業化因基礎設施薄弱而受很大制約。上述差距造成一定程度中印對發達國家的依賴，而中印之間卻更多形成同質競爭。通過發展戰略的研究和對比，從中找到雙方合作的新領域和新路徑，取得雙贏的合作架構，是兩國當務之急。

還有，全球治理改革需要新思想、新方案。在這方面，中印兩國領導人近年來提出了相似的全球經濟治理新理念，凸現兩國推動變革的強烈願望和明確的改革目標。中共18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成功國內治理的基礎上，面對全球性挑戰，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建立全球夥伴關係網絡、共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創新全球治理的先進思想和理念。中共19大確立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尤其是其中包含的全球治理思想，如堅持主張平等包容、合作共贏，積極變革，使國際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為世界經濟穩定增長和世界和平提供製度保障。

印度同樣支持全球治理改革，在G20等場合反覆強調，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與當代國際關係現實已不相符，應當給予新興國家相應的地位和發言權，實現全球治理的民主化。

2017年，莫迪參加廈門金磚會議

三、中印需要加強雙邊和多邊合作，加強兩國經貿往來和互聯互通，尤其作為近鄰，對雙邊關係中存在的難題以及南亞、亞洲和全球事務進行深入溝通與交流，努力增加戰略互信，擺脱安全困境。

新興大國中中印關係相對複雜敏感。地緣相鄰加上歷史遺留的邊界爭議等問題，導致中印關係較為微妙，安全困境客觀存在，兩國戰略互信有待加強，但從兩國各自面臨的主要矛盾和共同利益來看，兩國都需要轉變傳統的地緣政治競爭觀念，尋求合作安全和共同發展。最近雙方的安全磋商就是成功的例子，兩國重申在邊界問題解決前遵守保持邊界穩定的原則。兩國在聯合國、G20和金磚機制等多邊組織中進一步加強溝通與合作，歷來對兩國關係有積極意義。

四、“一帶一路”是中國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創新全球治理的重要倡議，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看，印度都是關鍵的合作伙伴。兩國需要克服各種困難乃至偏見，就各自的發展戰略進行深入的溝通和有效對接，找到兩國發展戰略的結合部，擴大合作領域，加深合作範圍。

從歷史看，印度既是絲路重要目的地，也是絲路匯聚中心。北方絲綢之路在漢武帝元年張騫奉命出使西域後，開啓了貿易交流繁盛的紀元，中國經由中亞通往西方的道路被打通了，印度和其它國家的貿易商蜂擁而至；南方絲綢之路在公元前2世紀就有印度商人運送中國貨物，公元1世紀中國商人取道印度進行海上出口；海上絲綢之路上印度的文化傳播影響至深至遠，從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亞等國家或民族的形成就可見一斑。

從現實看，“一帶一路”倡議不但符合中印經濟發展要求，也符合兩國地緣政治與安全的新現狀。

中國對外貿易和對海外資源需求迅速增加，印度洋海上安全十分關鍵。世界90%的貨物貿易和65%的石油通過海洋運輸，其中，印度洋作為物流中樞承擔約50%的集裝箱貨物及70%的石油產品運輸。印度洋航線是中國最重要的海運貿易航線之一，出口到歐盟、非洲及中東地區的集裝箱貨輪都要經過馬六甲海峽和印度洋。

印度也提出了具有歷史文化涵義的“計劃”。一是“季風工程”，以環印度洋區域深遠的印度文化影響力以及地區間悠久的貿易往來史為依託，以印度為主力，推進環印度洋地區各國加強合作，共同開發海洋資源，促進經貿往來等；二是“薩迦爾瑪拉”計劃，通過“港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實現海洋經濟擴張與海洋現代化建設，助力“印度製造”；三是“香料之路”，通過海上通道溝通亞、非、歐三大洲之間貿易往來。這些計劃與“一帶一路”不謀而合，兩國需要克服相互猜忌，加強相互開放和發展戰略的對接。推進“一帶一路”中國需要印度，落實印度各項計劃，印度同樣需要中國。

印度基礎建設薄弱，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14-2015全球競爭力報告》，印度基礎設施在148個國家中名列第87位，受到資金短缺、徵地困難等因素影響，印度基礎設施建設領域供需矛盾突出，公路、鐵路、水運、電力、通訊等市政工程設施和公共生活服務需求缺口很大。落後的基礎設施已經成為制約印度經濟發展的瓶頸。而“一帶一路”恰恰可以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助力印度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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