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拜爾斯：我錯了，自由市場的貿易政策損害了窮人
【本文原載2003年5月19日英國《衞報》，作者斯蒂芬·拜爾斯（Stephen Byers）是代表北泰恩賽德市（North Tyneside）的工黨議員。他曾擔任英國貿易和工業部部長（tradeand industry secretary），並於1998-2002年在英國內閣中任職。科技從業者，治史局外人林行簡譯。****】
1999年11月，在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於西雅圖召開期間，我從旅館房間裏觀看了數千人反對全球化弊端的集會示威。
渾身着黑的無政府主義者和打扮成海龜的祖母們、以及來自於費城的鋼鐵工人們肩並肩地一起遊行。他們把國際貿易看作一種威脅——對他們的工作和對環境的威脅，或者簡單地就是資本主義陰謀的一部分
作為英國代表團的領隊，我當時確信世界貿易的擴張將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巨大的好處，並將成為解決世界貧困問題的關鍵手段之一。
為 了達到這一目的，我相信發展中國家需要接受貿易自由化。這意味着開放他們的國內市場以面對國際性競爭。這一策略背後的想法是，市場的紀律將解決績效不佳的問題，一個強大的經濟體將會出現，作為結果，窮人們將會獲益。時至今日，這仍然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樣的主要國際機構的立場；這一立場也體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給發展中國家發放貸款時，所附加的獎懲條件裏。但我的想法現在已經變了。
我現在相信這一措施是錯誤和誤導性的。自從一年前離開內閣之後，我有了機會親眼目睹貿易政策的後果。離開了我的政府部長同事們帶空調的辦公室，我開始接觸在困難中掙扎的農民和社區們。
正是這一經歷使我得出了“完全的貿易自由化不是出路”的結論。我們需要一種不同的策略：這一策略要能夠承認對貿易進行管理以實現發展目標的重要性。
我們不應該懷疑國際貿易在消除貧困中能夠扮演的極其重要的角色。就改善收入而言，貿易對發展中國家可能比援助或削減債務重要得多。例如，非洲佔世界的出口份額如果增加1%，就能產生大約430億英鎊的收入——這是非洲國家所接受的援助總量的5倍。
當地時間2017年6月12日，德國柏林，G20非洲會議在柏林舉行。來自非洲國家的領導人在柏林會見了20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其他組織的代表。（@視覺中國）
這導致烏干達總統穆賽維尼（Museveni）説：“非洲的確需要發展援助，正如它需要減免令人窒息的國際債務負擔一樣。但援助和債務減免效果有限。我們要求的是競爭的機會，是能夠在西方市場上出售我們的產品。簡而言之，我們需要通過貿易走出貧困。”
世界銀行估計，對國際貿易規則的改革可以將3億人帶出貧困。改革是必要的，因為説穿了，國際貿易的規則就是被操縱用來對付最貧窮國家的。
富國們也許準備好了開放他們的市場，但仍然保留了大量的補貼。而富國們開放市場的補償，就是發展中國家開放它們的國內市場；這些國內市場在發達國家帶有大量補貼的出口衝擊面前，是脆弱不堪的。
國際貿易自1945年以來的歷程顯示，不受約束的全球市場可以拋棄窮人，完全的貿易自由化則會帶來巨大的風險，並很少提供我們想要的結果。通常發生的情形 是，那些成功地擴張了其經濟的發展中國家，是那些隨時準備着採取措施以保護幼稚工業獲得力量、並給予社區們時間以向其他領域擴展的國家。
這不是為了保護而保護，也不是強行支撐失敗的企業；這是一個過渡階段，目的是創造強壯的商業，以使其能夠不需要繼續保護就能在全球市場上進行公平的競爭。
讓我們看一些例子。台灣和南朝鮮通常被作為從貿易自由化中獲益的範例。事實上，他們的國際貿易競爭力是建立在政府補貼、以及對基礎設施和技能發展的大量投資的基礎之上。在其成長期間，來自國外公司的競爭被貿易保護所阻擋。
近年來能夠通過經濟增長而降低貧困水平的國家（例如中國、越南、印度、和莫桑比克），都將高水平的干涉作為增強國內各部門力量的整體政策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採納了全面的貿易自由化，但未能產生經濟增長。這使得它們的國內市場為進口產品所統治。這通常會產生毀滅性的後果。
贊比亞和加納都是這樣的國家：它們對國內市場的開放導致了增長率的突然下降，產業各部門則不能與外國產品相競爭。即使在那些因為貿易自由化而獲得整體經濟增長的國家裏，貧困也不是必然被減少。
在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的墨西哥，經濟有所增長，但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數量，卻在自80年代中期以來的10年間增加了1千4百萬。這是因為更開放的市場所產生的好處，都歸大型商業運營商所得，而小型企業則被擠出市場。
這些證據顯示，如果市場被放任不管，增加國際貿易所能產生的好處就不會實現。當這種情況發生時，自由化被富有而強大的國際玩家用來從短期投資中快速獲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角色也令人憂慮。它們在貸款中所附加的條件，常常逼迫借貸國實行快速的自由化，而甚少考慮窮人們所受的衝擊影響。
真正的出路在於通過有管理的貿易，逐步開放市場，並使用如補貼和關税這樣的貿易政策槓桿，幫助實現發展的目標。
2016年9月16日，烏干達總統穆賽維尼（Museveni）訪問法國。（@東方IC）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應該認識到，貿易自由化的問題是世界貿易組織的責任；這些問題應被放到實現減貧的大背景之中。所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將貿易自由化作為貸款的附加條件是不合適的。
這將意味着偏離現行的正統經濟學教條。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攻城掠地、奪取財富的跨國公司們會反對這樣的政策。但這樣的變化將使世界上最貧困的人口受益，這就構成充足的理由了。
（譯文完，翻頁為譯後記）
【譯後記】
拜爾斯議員提及的富國用出口補貼沖垮發展中國家國內市場的情形，可參見西雅圖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卡門·岡薩雷斯的學術論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中國的良好範例嗎？》 (岡薩雷斯, 2009)。該論文討論了美國是如何用玉米出口補貼摧毀墨西哥本土的玉米生產、導致大量的農民破產的。
而拜爾斯議員關於“貿易自由化促進經濟發展”的想法則基於一個假設：“只有要自由競爭，企業自然就會發展壯大”。這忽視了產業發展的一個客觀規律：幼稚產業往往在起始階段需要一定的扶持和培育。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家張夏準博士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這一正統教條形象地描述為：“我六歲的兒子應該參加工作”。在他的著作《富國的偽善：自由貿易的迷思與資本主義秘史》第三章中 (張夏準, 2009)，他雄辯地揭示了上述邏輯的荒謬：
“我有個六歲的兒子，他的名字叫真奎。雖然很能謀生，但他的生活還是得依賴我，我得為他支付住宿、飲食、教育和醫療等各方面的費用。但是，數以百萬記的小孩在他這個年齡已經有了工作。18世紀的丹尼爾•笛福認為小孩從四歲就可以謀生了。
而且，工作對真奎的品格培育有好處。現在，他生活在經濟幻想中，對金錢的價值沒有感覺。他絲毫不感激他母親和我為他所做的各種努力——接濟他遊手好閒的生活並保護他遠離嚴酷的現實。他是保護過度了，需要去面對競爭，這樣才能成為一個更具生產力的人。想想吧，越早面對越多的競爭，對他的未來發展就越為有利。這會驅使他形成努力工作的心態。我應該讓他退學，而後去謀一份工作。也許我該搬遷到一個雖然不合法、但仍然容忍童工的國家，這樣會給他更多的就業選擇。
我 能聽到你説我肯定是個瘋子、近視眼、暴君。你會告誡我，我應該保護並撫育小孩。如果六歲時就把真奎趕到勞動力市場去，他可能會成為一個精明的擦鞋男童或甚至是一個生意興隆的街頭小販，但他卻再也不可能成為一名腦外科醫生或一名核物理學家——這些都需要我至少提供十多年的保護和資助。你會認為，即便從純實利主義的視角看，我也應該投資於兒子的教育，而不該貪圖不讓他上學而省下的小錢。畢竟，如果我是對的，奧利佛就應該為費金去扒竊，而不該讓被誤導的善人布朗羅先生收留，因為他剝奪了小孩在勞動力市場中維持競爭力的機會。
【注】奧利佛是英國19世紀現實主義小説家查爾斯·狄更斯的小説《霧都孤兒》的主人公。奧利佛曾一度寄身於以費金為首的盜竊團伙。
然而，自由貿易經濟學家正是用這種荒謬的邏輯來證明發展中國家快速和大規模的貿易自由化是正確的。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廠商應該儘早地面對競爭，這樣它們才有動機去提高生產力以維持生存。相反，保護只會產生自滿和怠惰。這種觀點認為，越早面對競爭，對經濟發展就越有利。
然 而，動機只是事情的一半，還有一半是能力。即便給真奎2千萬英鎊的獎勵，或者威脅用一顆子彈瞄準他的腦袋，如果6歲時從學校退學，他也無法迎接腦外科醫生這個職業的挑戰。與此類似，如果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過早地面對國際競爭，它們也無法存活。它們需要時間去掌握先進的技術並建立有效的組織從而提高它們的能 力。如前面的章節所述，這就是幼稚產業觀點的精髓，由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最早將之理論化，並由他之前和之後的歷代決策者所使用。
當然，我給真奎所提供的保護（就像幼稚產業理論所説的）不應該使他永遠免於競爭。讓他6歲時參加工作是錯誤的，但在他40歲時還提供補助也是不對的。最終他是要走進大千世界，獲得一份工作並自食其力。只是在他積累能力以獲得一份令人滿意和薪水優厚的工作時，他才需要保護。”
除了邏輯思辨上的辯駁，判斷一個經濟學理論是否符合實際的最好標準，就是查看真實發生過的經濟史。二十世紀自由貿易的急先鋒美國，在歷史上是保護主義運用得最好的幾個國家之一。張夏準博士提到的漢密爾頓理論，可追溯到漢密爾頓1791年對國會的報告：《關於製造業的報告》 (Hamilton, 1791.12.5.)。該報告提出通過貿易保護，以促進新獨立的美國的製造業的發展。這一報告的起源，則是華盛頓總統在1790年1月8日對國會的致辭 (Washington, First Annual Address to Congress, 1790)：
“自由的人民不但要有武裝，還要有紀律；為此目的，一個統一的、並被良好理解的計劃就有所必要；人民的安全和利益，要求他們促進製造業的發展，以使他們在必需品，尤其是軍事物資上，獨立於他人。”
最早鼓吹自由貿易的英國，在自己的毛紡業起步之初，也採取了極其嚴厲的保護主義措施予以扶持。當有競爭對手可能超越它時，英國會毫不猶豫地採用暴力手段直接將競爭者扼殺掉。歷史上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愛爾蘭，曾有通過毛紡業早早開始工業化的機會，但英國通過商業限制，將愛爾蘭包括毛紡業在內的工業徹底摧毀。這段歷史可參見約翰·哈欽森寫於1779年的著作：《對愛爾蘭的商業限制》 (Hutchinson, 1882)——哈欽森是為英國政府做事的愛爾蘭精英分子。他的書在最初出版時只能匿名，併為英國政府所查禁銷燬。
發達國家這種説一套做一套，故意遺忘自己的發家史的做法，被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譏諷為“踢掉梯子”，也就是中國俗語裏的“過河拆橋”。他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第三十二章中如此評論道(弗里德里希, 1961)：
“這些準則都是過去英國的大臣和議會發言人所直認不諱的。1721 年，喬治一世的大臣們當禁止印度工業品輸入的時候，曾公開宣稱，情況很明顯，只有輸入原料、輸出工業品，才能使國家富強。甚至到了查坦勳爵和諾思勳爵的時候，他們還毫不遲疑地在議會公開聲明，在北美洲就是一隻馬蹄釘也不應當允許製造。到了亞當·斯密的時候，除了我們在上面所舉的一些準則以外，又初次添上了 一條新的準則，這就是把英國的實際政策隱蔽在亞當·斯密所發現的世界主義的措辭與論據之下，目的是在於防止外國仿效這個政策。
這本來是一個極尋常的巧妙手法，一個人當他已攀上了高峯以後，就會把他逐步攀高時所使用的那個梯子一腳踢開，免得別人跟着他上來。亞當·斯密的世界主義學説的秘密就在這裏。他偉大的同代者威廉·庇特的、以及所有在他以後在英國執政的人的世界主義意向的秘密，也就在這裏。
任 何國家，如果靠了保護關税與海運限制政策，在工業與海運事業上達到了這樣的高度發展，因此在自由競爭下已經再沒有別的國家能同它相抗，當這個時候，代它設想，最聰明的辦法莫過於把它爬上高枝時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後向別的國家苦口宣傳自由貿易的好處，用着那種過來人後悔莫及的語氣告訴它們，它過去走了許多彎 路，犯了許多錯誤，到現在才終於發現了自由貿易這個真理。”
“按英國人/美國人做的做，不要按他們説的做”，實在是一針見血的金玉良言。
（全文完）
Bibliography
Hamilton, A. (1791.12.5.). Report on Manufactrues. Annals of Congress. Retrieved from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7587030.html
Hutchinson, J. H. (1882). Commercial Restraints of Ireland. Dublin
Washington, G. (1790). First Annual Address to Congress. Annals of Congress, 960
岡薩雷斯, 卡. (2009, 5).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中國的良好範例嗎？——來自墨西哥和美國的經驗. 江西社會科學, 244-252. Retrieved from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6064412.html
弗里德里希, 李. (1961). 《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商務印書館
張夏準. (2009). 《富國的偽善：自由貿易的迷思與資本主義秘史》.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