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國：亞布力管委會就那麼黑？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杜建國】
一、一個巴掌拍不響：陽光度假村囤地而不開發才是起因
黑龍江亞布力陽光度假村董事長毛振華雪地鳴冤、控訴亞布力管委會一案，再次讓投資者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成為熱點話題。事件發生以來，輿論都一邊倒地批評亞布力管委會與民爭利，未能打造出良好的“營商環境”。1月4日黑龍江省迅速公佈調查結果與處理意見、要求管委會道歉並接受處分之後，似乎進一步證明上述批評是完全正確合理的。
那麼，此次衝突真的是責任與錯誤全在亞布力管委會一方嗎？這就是整個事件的全部真相嗎？地方政府真的那樣肆意欺負投資者嗎？陽光度假村一方就沒有責任嗎？或者説調查報告除了要求管委會道歉受罰之外就沒有其它重要的內容了嗎？
不是的！在我看來。
若完整仔細閲讀黑龍江省的調查原文，不難看出，該調查固然要求亞布力管委會道歉並接受受罰，但是同時也明確指出，陽光度假村一方對事件的發生也是有責任的。比如：
“陽光度假村收購的原註冊企業於1995年和2007年分兩批獲得了亞布力區域的土地，未得到全面開發。2014年10月，亞布力管委會為了完善亞布力旅遊度假區配套設施建設、增加旅遊產品供給，在陽光度假村尚未開發的土地上，與陽光度假村以轉讓、入股、合作開發方式意願一致，但土地出讓價格不一致的情況下進行建設，佔用了陽光度假村12.6萬平方米的土地（目前這些土地已由陽光度假村抵押給銀行）。這一行為反映出亞布力管委會負責人缺乏法律法規意識。”
毫無疑問，亞布力管委會的做法是有問題的，不過同樣很明顯的是，一個巴掌拍不響，陽光度假村的問題也是無法迴避的。第一，陽光度假村多年來從亞布力地方政府那裏拿了很多地，而開發卻遲遲不到位，至於開發遲緩，是因為主觀故意、還是管理經營不善、還是旅遊市場大環境不佳所致，我們就無從所知了。第二，陽光度假村囤地的同時，還拿地去銀行做抵押貸款，這也難免會讓地方政府不快，認為你利用當地的土地資源融資卻不積極把資金再投入到開發中。
上述問題又衍生出第三個問題，亞布力政府見陽光度假村囤地積極開發消極，肯定急了，畢竟當地就指着旅遊開發賺錢了，於是便試圖把地要回來，自己開發或另尋高明，而陽光度假村是商人，利潤至上，趁機索要高價恐怕是情理之中在所難免，於是雙方就價格談不攏。這種情況下，雙方的矛盾自然就加深了，衝突就難免了。當然，此案中的是非曲直的細節、討價還價的詳情、當事雙方具體應負的責任的大小多少，就不是筆者所能判斷的了。
地方政府與外來投資者為了本地開發而產生矛盾、鬧起不愉快來，這其實是很常見的事情（只是以往投資者很少有像毛振華先生那樣如此公開大力地藉助輿論來為自己造勢的）。最初，投資者雄心勃勃欲大展宏圖，於是地方政府就低價把開發區土地賣給投資者，結果呢，投資商拿到地後基於主觀或客觀原因卻沒有按承諾、按計劃投資，不搞建設開發，光囤地；地方政府等不及了，想回收土地自己開發或另找別人開發，這時候，囤地的投資者就坐地起價，希望高價賣出土地，撈上一筆；地方政府也不願意出高價當冤大頭，於是雙方展開了博弈。這一幕，不知在全國各地都上演多少回了。
亞布力陽光度假村案，其實也是如此。不同的是，這次外來投資者成功藉助輿論的援助，在與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大獲全勝。
上級政府面對這類基層政府與投資者的糾紛，尤其是已經成為熱點事件後，處理起來難度不小，分寸根本不好拿捏。輕了，輿論不滿意，説你偏袒、包庇、縱容屬下，破壞營商環境；重了，則會挫傷、打擊基層政府的積極性，基層政府之所以與外來資本博弈，本來是為了維護地方人民的利益，結果，好心無好報，反倒落了埋怨和處分，那還不如啥也不幹任由地方利益受損呢，越是不作為就越不容易犯錯，越不容易給自己惹麻煩。
上述兩難心態從黑龍江省的調查結果與處理意見的全文就可以看得出來，該文件一方面要求亞布力管委會向度假村道歉，一方面又指出度假村也存在囤地的現象，最後，還充分肯定了管委會成立三年多來所取得的優異成績，真可謂是面面俱到用心良苦了。
二、“政企不分”的亞布力管委會能否經營好景區？
下面來考察分析一下“黑龍江省人民政府亞布力滑雪旅遊度假區管理委員會”。亞布力管委會，在此次事件中除了被一邊倒地譴責之外基本被無視了。對於管委會，現在都批評它“政企合一”手伸得太長了，不應該直接參與經營活動，不應該直接參與景區的開發，應該恪守服務功能，將景區全部交由企業自己開發。
“小政府大社會”、“小政府大市場”這一套教條，説來好聽，但是一到現實中，恐怕就沒那麼靈了。亞布力的實踐恰恰證明，問題並非出在政府管得太多身上，反倒主要是由於企業或投資者自己經營不善所致。
亞布力是中國滑雪產業開展最早的地區，曾成功舉辦過亞冬會和世界大學生冬季運動會。本來屬於行業的國內領頭羊，可是進入21世紀後卻江河日下風光不再。正如此次陽光度假村事件顯示的，當地早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經把景區交給企業或外地資本來開發經營了。2007年，“澳門賭王”何鴻燊旗下新濠國際發展正式掌控度假村，2010年毛振華從新濠國際發展接手。經過三任外來資本的二十年的開發，景區卻始終沒能有大的起色，基礎建設步履緩慢，交通不便，景區碎片化，收入慘淡，遠遜於地方政府的預期。
正是因為外來資本經營失敗、令景區由全國領頭羊而逐漸被邊緣化，黑龍江政府才不得不於2014年做出了成立亞布力管委會以統一佈局、升級亞布力景區的決定。（《省政協委員薄喜如：成立管委會重振亞布力雄風》，黑龍江新聞網-生活報2014年1月19日）
我前面説過，有好企業也有壞企業，好企業有契約精神，既然得了地方政府的優惠，就會好好地履行投資承諾；壞企業或言而無信或無自知之明，資源到手後或根本不願有所付出，或根本無能力妥善管理、經營。
遇到後一種情況時，遇到單純依靠外來資本的市場陷入失靈時，地方政府（一般是通過屬下一家全面控股的企業，亞布力管委會也是如此）親自出馬操刀上陣，實乃不得已而為之。對此，不該先入為主地、教條式地認定這種做法不可行，畢竟天上不會掉餡餅，一個理想的資本充足、相關技術與管理經驗先進且願意紮根當地的外來企業，也不是説來就來的。
黑龍江森林工業總局於2017年6月29日發佈《關於亞布力滑雪旅遊度假區管理委員會負責人及組成人員調整意見的報告》。報告提及，根據省政府督辦檢查室通知要求，省森林工業總局研究確定，建議保留亞布力滑雪旅遊度假區管理委員會。
當然，亞布力管委會直接參與運營能否成功，也不存在必然性，就像企業參與不存在成功的必然性一樣，政府與企業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人，有表現優秀的，也有表現糟糕的。特別是在經歷了本次事件的挫折後，亞布力管委會能否不沮喪不氣餒，能否合格地擔當起自己的職能來，還需要觀察。
就黑龍江省的這個調查報告來看，自2014年亞布力管委會成立以來，其成績似乎倒是不錯的：
“亞布力旅遊度假區在省政府有關部門、省森工總局、亞布力管委會和各入駐企業共同努力下，接待遊客人數和旅遊綜合收入大幅增加。2017年遊客122.6萬人次，是2013年的6.6倍；綜合收入6.42億元，是2013年的17.3倍。”
其它媒體報道的情況，也大致與調查結果相同：
“根據森工總局發佈的數據，亞布力管委會成立後，拉動區域經濟快速發展……亞布力風景區2014年全年累計接待遊客37.3萬人次，同比增加102%，實現綜合收入2.5億元，同比增加89%；2015年全年累計接待遊客57.6萬人次，同比增加54%，實現旅遊綜合收入3.8億元，同比增加52%； 2016年累計接待遊客108.4萬人次，同比增長88%，實現旅遊綜合收入5.7億元，同比增加51.4%。” （新京報2018年1月3日《亞布力管委會背後：龍江森工投資十餘家公司，曾謀借殼上市》）
至少目前單就業績來看，亞布力管委會成立之後景區的發展，是遠遠好過以往的。
那麼“政企不分”的管委會參與經營後，亞布力景區為何業績反倒突飛猛進了？
大型滑雪場以及度假村，一定程度上有些類似於基礎設施。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前期投資很大，另一方面投資回報則較慢，因此，常常由政府來運作，這並不是因為什麼政府壟斷，而是利潤回報太少太慢，引不起私人企業的興趣，以至於一定程度上存在“市場失靈”。
中國前些年經濟高速增長，與此同時城市化與基礎設施建設進展神速，令中國現在獲得了“基建狂魔”的稱號，很大程度上這就是由於地方政府出面（包括通過城投公司等形式）承擔基礎設施建設的結果。
相比於企業，政府做這種事情有自己的獨特優勢，比如資金優勢，政府做擔保可以從銀行大規模貸款來投資基建，私人資本這一點很少能做到，即使貸到那麼多錢，也會去追求利潤更高的項目而非基建，這其實也是近年各地開始推行PPP政策以來並沒有出現預期中的私人資本投資熱潮的原因。
就拿曾因“政府管得最少”而著稱的温州來説，過去温州經濟曾經高速發展，可是進入21世紀後日漸落伍，後繼乏力，諸多阻礙因素中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後一項尤為突出，富名在外的温州其市容之破敗，常常令外地人大惑不解。六七年前，温州政府開始“轉型”，變“無為”而“有為”，政府以及地方國企集團積極參與足機場、碼頭、鐵路、公路、地鐵、村鎮改造等領域的開發，令温州基建落後的局面迅速得到了改觀。
亞布力管委會的做法及其取得的業績，或許就可以用上述經驗來做參考、解讀。管委會成立以來，投資較以往大量增加，景區基礎設施改善明顯（《亞布力年內投資5億元用於旅遊開發及基礎設施建設》，東北新聞網2015年5月12日）。2017年1月，黑龍江方面更是宣佈未來要投資60億，將亞布力打造成亞洲最大的滑雪場，亞布力機場也將要開通。（《投資60億亞布力將建亞洲最大滑雪場》，騰訊新聞2017年1月9日）
此次陽光度假村事件，到底誰對誰錯，到底是誰佔誰的便宜，到底是誰搶誰，到底是亞布力管委會與民爭利、壓制民營企業發展搶奪民營企業收益，還是民營企業經營不善、管委會不得不親自參與經營、結果等經營好轉後民營企業又來搶摘桃子，還是雙方互相搶，還是其它可能，只有公佈更多具體信息後，我們才能嘗試全面評判。
三、地方政府一般不會與好企業過不去
藉此事件，不少人又講起中國官民對立、企業不受政府待見的老調子來。多年來，地方政府對外來投資、對企業不友好的輿論一直不絕於耳，其實，這種觀點是缺乏合理性解釋的（當然不能説現實中絕對沒有）。
眾所周知，近幾十年來，中國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升遷標準中最主要的就是政績，地方官員最在乎自己的政績，政績的首要標準就是GDP，GDP則依賴於投資。哪個官員願跟投資過不去呢？誰願跟自己的政績過不去呢？你要是真投資了，拉動GDP了，當上納税大户了，地方政府恨不得給你磕頭，這才是更為普遍、更有代表性的現象。地方政府與企業間的親密合作，成為過去中國經濟得以長期高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
在此，我講一下我親身經歷的一個故事。
大約在2003年前後，當時我每天去國家圖書館看書，期間認識了一個山東泰安的小夥子，他家開了個經營機械設備的工廠，他當時準備去德國留學。2012年，小夥子與我重新聯繫上了，他告訴我：他家企業與武漢一所大學共同研製成功了“船舶三維數控彎板機”，解決了複雜曲面船板成形這一全球難題，大大提高了艦船製造的效率，剛剛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他的話沒有水分，這幾年大型軍艦“下餃子”般開工完工，就有該技術的功勞，許多媒體都報道了）；獲獎後不久，山東分管經濟科技的副省長在報紙上看到了這一消息，馬上讓秘書給他們電話，隨後獎給了他們一千萬元；而在此之前，這位副省長與他們家沒有任何交往，甚至都不知道有這麼家企業，之所以獎勵他們，純屬履行自己的職責。
在中國，企業不管是本土的還是外來的，只要推動了當地經濟增長，解決了就業，帶來了税收，政府對他們的態度往往都是極為友好的，甚至這種情況下不光不歧視，問題反倒是政府有時候過於寵愛、偏袒企業以至於損害了其它方面的利益了。
地方政府若與投資者或企業起了衝突，如前所述，常常是因為投資者拿了地方政府的優惠後卻不能兑現當初的投資承諾，對當地做不出貢獻。坦率地説，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與投資者（不管是外來的還是本土的）發生衝突，不排除“與民爭利”之類的可能，但這更有可能是地方政府忠於職守的表現，是把當地利益放在首位的表現。想想看，某家企業以很大力度的優惠、以極低的價格拿到了大片土地，卻始終不進行開發，影響了當地經濟的發展與人民的福祉，這時候地方政府對這家企業的行為的反應卻是安之若素不聞不問，那背後可能是什麼？輕則是在瀆職，重則有利益輸送之嫌。
政府與某企業發生衝突未必不對，政府與某企業親如一家也未必就對。政府有對有錯，企業有好有歹，兩者的關係有多種可能，不能總是一根筋圍着“企業好政府壞”的套路轉，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現在都在講要改善“營商環境”。商，不可一概而論，既踏踏實實勤勞致富的，也有企圖空手套白狼不勞而獲的。改善營商環境的原則，還是要堅持勤勞致富，應該支持那些勤勞致富、專心生產的商，否則支持那些空手套白狼的就是對那些勤勞致富的最大的不公平，就是破壞勤勞致富的營商環境。
四、政府與企業，該一碗水端平
毛振華先生在雪地裏慷慨激昂一通吶喊之後，許多人立即跟進一起慷慨激昂，聲討地方政府；等調查報告出來了，依舊繼續只把矛盾頭對準地方政府，這種做法，我總覺得有所不妥。事情發生後輿論該做什麼？本來應該去調查毛振華説的是不是符合事實，應該聽取多方面的意見，應該客觀公正全面的報道事實真相，可是，現在沒有這樣做，而是當了某一方的傳聲筒，甚至故意無視對該方不利的信息。
前幾天剛發生的了一個熱點事件大家該都記得，有人通過把一個視頻剪輯拼接斷章取義，將貴州丹寨縣的縣長歪曲成一個對外來企業打劫的劫匪，而事實上本來人家雙方關係是很好的，是在共同解決當地的扶貧問題的，如今，又有人把亞布力管委會描繪成地痞黑社會一樣。
不論政府還是企業，只要有問題，都需要監督批評，可是，現實中輿論常常是立場先行，壓一方抬一方，沒有讓公眾看到一個客觀公正的真相。這次事件自始至終，根本就聽不到另一當事方亞布力管委會方面的聲音，幾乎沒有人去採訪、傳播一下亞布力管委會的觀點或解釋。
本來現在都主張講究法治而非人治，可是，陽光度假村事件卻呈現出相反的邏輯來：先造出輿論來，以此逼迫或誘導政府為平息、順應輿論而匆忙做出有利於自己的行政決定。這實際上是在鼓吹人治而非法治，是在倡導按鬧分配。
不得不説，目前中國的輿論界主流明顯存在以下問題。第一，報道方式不專業，放棄了公正客觀全面的原則，立場先行、結論先行；第二，目的不專業，不是專注於報道、反映現實，而是企圖利用報道來干預司法、干預行政（所謂的輿論倒逼改革），介入現實利益分配。
比如，近兩年來，線上線下的各種打着金融創新幌子集資詐騙行為席捲全國，危害甚廣，如錢寶、e租寶、泛亞等，對此輿論要負很大的責任。過去中國政府是深知集資詐騙的危害並堅決予以打壓的，如九十年代的北京沈太福、無錫鄧斌等案件。後來放鬆對集資詐騙的打壓改為放任不管，始自2012年對集資詐騙犯吳英的死刑改判，而死刑之所以改判，完全是媒體與所謂的學界專家一起炮製民間金融遭打壓的輿論向政府施壓的結果。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五、東北正遭受輿論歧視
藉着亞布力這一事件，早已流行的“投資不過山海關”、“東北改革不徹底、舊體制遺留因素過多”的聲音現在更加高漲來。竊以為，上述針對東北的輿論，已經成了一種情緒化的宣泄，而不是客觀反應了。東北的確有很多問題，可是現在對整個東北實在是過於苛刻，東北出點事兒，不論大小，總免不了被扣上這樣的帽子：體制僵化、觀念陳舊、東北完了。現在，批評東北已經成了一種“政治正確”，任何事情，只要發生在東北，立即就會被上綱上線，而發生在別的地方，則會被淡然視之。
這兩年，一提東北經濟，就説是“斷崖式下滑”。2011年秋，温州投機泡沫破滅，大量企業倒閉，涉事老闆形成跑路潮，當時温州經濟的下滑比遼寧要嚴重，可是，輿論卻沒有指責温州出現“斷崖式下滑”的，沒有説温州體制不好、觀念不行的。當時温州大量欠錢的騙子跑路了，不僅沒有人指責温州騙子多，沒有人指責温州模式已經脱實向虛走火入魔，反倒一邊倒地都要求“救温州”。若是東北也發生了跑路潮，恐怕又是另一番反應了。
2017年9月，有人在温州辦理工商註冊登記時，發現業務被外包給了私人機構，然後被索要3000元“加急好處費”。這事若發生在東北，全國輿論肯定就會炸了鍋，就會對東北口誅筆伐，給扣上“體制落後”、“營商環境差”、“投資不過山海關”之類的大帽子，但是，這事發生在了温州，結果呢，輿論的反應就出奇的平和，此事沒有上頭條、沒有成為熱點，也沒有人就此批評温州“體制落後”、“營商環境差”的。
我從不否認東北存在各種問題，但是，輿論應該一碗水端平。見了老大就往狠裏罵，見了老二就往狠裏誇，起碼説這不公道。
近期，繼“投資不過山海關”之後，甚至有説“瀋陽五年來沒有外來企業來投資”的。這怎麼可能？瀋陽這個東北第一大城市就不説了，就説説盤錦這個人口只有一百四十多萬的中小城市。去年九月份我剛去過盤錦，發現近幾年來其吸引的外來投資數以千億元計，投資者包含國企、私企、外企。依靠外來投資，盤錦正在迅速崛起為重要的化工基地、裝備製造基地、糧儲基地。那些説投資不過山海關的，他們到過山海關外嗎？
2016年03月13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世界單板滑雪錦標賽在亞布力滑雪場舉行。
現在都説東北經濟不好（且不論其程度如何），是因為過去改革不徹底，舊體制因素遺留過多，國企在經濟中佔比過高所致。這種觀點似乎已經成為全社會共識，不過很遺憾，並不符合事實。
首先，東北的問題非但不是因為過去的改革“不徹底”，反而是因為“過於徹底”了，一定意義上可以説東北是過去中國市場化與私有化改革最激進最徹底的地方。
九十年代，就全國而言，東北的國企私有化改革，是力度最大的，由此造成的下崗大潮也是全國規模最大的。按照“無私有化就無市場化”的流行標準來看，東北三省完全可以説是中國所有省份中最接近經歷過蘇聯的那種標準的“休克療法”式改革的。
經過九十年代的“休克”之後，東北國企在經濟中的比重根本就不大了，可是，繁榮卻遲遲沒有到來。
2002年之後，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張出台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政策與新思路，在此之後，東北經濟才有所起色。拿東北最大城市瀋陽來看，正如一位遼寧籍貫的青年學者所指出的，目前，瀋陽國企創造的產值的在地區產值中所佔的比重遠低於私企；同時也低於上海、重慶等地國企產值在當地的比重，也就是説國企比中佔比更高的上海重慶等省市反倒比國企比重更少的遼寧要好。
“計劃經濟”、“國企”，不應該為今天的東北背鍋。對症下藥，症診斷錯了，藥肯定也會錯的，把推動東北經濟繁榮的重點放在國企改革身上，只會誤導東北。
有些人，二十多年前對東北説：你們搞休克療法、搞徹底的私有化吧，這樣一來經濟就保準會騰飛；東北言聽計從，可結果經濟非但沒有騰飛，反而有一蹶不振的趨勢。好在進入21世紀後，中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東北三省也藉助國家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方針而重新發力，於是十年間其經濟在全國一直名列前茅。這時候，那些人又説中國的高增長是野蠻生長粗放低效“不等靈魂”不可持續，應該把速度降下來；結果聽了他們話把全國包括東北的速度降下來後，他們又換了套説辭：斷崖式下滑來了，印度的速度都超過中國了，東北完了，中國完了。
同樣一些人，他們指責東北產業結構落後、轉型升級效果不佳，可是，當2017年吉林省政府委託北大林毅夫團隊擬訂產業政策報告的時候，他們又指責政府不該有所作為。難道吉林政府以“不找政府找市場”的幌子為由啥也不幹、懶政惰政，吉林各個產業就可以實現飛躍了？
真讓人左右為難、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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