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鑫誠：《火與怒》不僅揭露了白宮秘事，更暴露了美國的大麻煩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洪鑫誠】
近期美國媒體的頭號爆款內容當屬《火與怒》（Fire and Fury: Inside the Trump White House），一本以特朗普懟朝鮮的台詞作標題來懟特朗普的書，作者聲稱在18個月內對白宮官員、特朗普幕僚和特朗普本人進行了200多次採訪，質疑特朗普的心理穩定性和智力水平是否適合擔任總統。
這本書不止讓特朗普大動肝火，怒斥作者沃爾夫（Michael Wolff）“謊話連篇”，還撕裂了其與“前軍師”班農（Steve Bannon）的關係。
不過，暴走的特朗普不能阻止《火與怒》在書市上燒起一把大火，雖然其律師要求出版商和作者立即停止出版，撲面而來的新聞卻反而讓此書“因為前所未有的需求”而提前銷售並霸榜亞馬遜。
日常黑特朗普的美國媒體不忘為這把大火推波助瀾，CNN不止推出了數篇相關報導和評論，還乘勢整理了一波特朗普治下的2018“混亂政治時間軸”，其中最新的一件，當然關於《火與怒》。這條時間軸的作者，CNN政治線記者Chris Cillizza玩了一把“前後呼應”，語帶諷刺地兩次強調：“現在是2018年1月5日”，並提醒讀者“繫好安全帶”，大有“一切才剛剛開始”的潛台詞。
傳統媒體用這種幾乎有點幸災樂禍的口氣來數落本國總統，在特朗普上台之後已經很難算得上新聞。畢竟，連相對嚴肅的智庫也沒少添油加醋。用復旦大學研究員沈逸的話説：“提前拿到了這本書的美國媒體，尤其是持堅定反特朗普陣營的美國媒體立刻陷入了某種狂歡的狀態，並順帶牽引着反特朗普的陣營也陷入了某種狂歡”。
這種媒體的狂歡不禁令人好奇，美國主流媒體和智庫為何總是看特朗普不順眼，一副除之而後快的架勢？要回答這個問題，繞不過美國建制派與特朗普根本上的“三觀不合”。
千言萬語比不過一句“fake news”？
主流媒體精英作為建制派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代表了“反建制”力量的特朗普及其背後的支持者們，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前者更“精英”、更傾向“全球主義”，後者則更“大眾”、更重視“國家利益”。
北大新聞院副教授王維佳在《美國媒體建制派的失敗》一文中指出的就是這個問題，他寫到：“媒體人與商業精英、政黨精英和大量中產階級知識勞工，同構為社會的建制派羣體並與基層民眾生活脱節，他們像職業技術官僚一般只能在給定的框架中認識世界，無力回應基層的遭遇和抱怨，也無法彌合社會羣體對抗的裂痕，終於迎來了一場失敗的悲劇。”
2016年，特朗普在媒體的一片唱衰中打敗希拉里，正是建制派失敗悲劇的高潮。CNN和《紐約時報》們對政治及輿論生態的悄然生變有些措手不及，在特朗普的一句“fake news”面前，他們所堅持的“專業”和“事實”似乎不堪一擊。媒體精英們發現，他們眼中那些支持特朗普的基層民眾的邏輯要簡單得多，可以説是：“我信你，所以你説的就是對的”。於是，如果特朗普説CNN是“假新聞”，不論記者認為這有多麼荒誕，他都無力説服站在自己對面的民眾。
主流媒體為何成為建制派的同路人？王維佳教授從商業媒體高度壟斷化之後的利益追求切入，認為在西方國家已趨飽和的文化消費市場之下，媒體只有兩條出路：“其一是打破新政自由主義時期對傳媒行業的各種政策性約束，讓媒體盈利的潛力發揮到極致；其二是打破國際壁壘，讓文化產品與其他工業產品一樣衝進全球市場，並通過國際分工，降低內容生產和分銷的成本。”
事實上，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説，在全球化時代，已經高度商業化的西方媒體，和其他商業領域一樣，都是全球經濟體系的組成部分。而目前的這套全球經濟體系當然不是隨機產生的，美國商業、政治精英和專業知識分子的結盟，也就是常常被稱為“建制派”的這個羣體，在這套體系的建立過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不只是智庫的“外交關係協會”
以“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為例，這個通常被視為智庫的組織，事實上遠不止是單純意義上的智庫那麼簡單。
2015年，美國學者勞倫斯·肖普（Laurence H. Shoup）出版了《華爾街智庫：外交關係協會和新自由主義地緣政治帝國，1976-2014》（Wall Street’s Think Tank: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the Empire of Neoliberal Geopolitics,1976-2014）一書，從一個智庫研究者的角度，展開了“外交關係協會”作為美國長期外交政策“大腦”和“推手”的歷史資料和現實案例。
而早在40年前，肖普就和搭檔明特（William M. Minter）合著《帝國智囊團：對外關係委員會和美國外交政策》（Imperial Brain Trus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我國智庫研究者對這本書應該不會感到陌生。該書在1981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在國內出版譯著，屬於中國學界最早翻譯的單一美國智庫相關外文專著，為學界打開了一扇美國智庫研究之門。
譯著出版之前，時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的辜燮高先生就在國內期刊發表原著書評，指出：“外交關係協會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巨大影響是盡人皆知的，有的美國書刊説它是‘一個極有影響的私人團體, 有時被稱為真正的國務院。’有的稱它的領導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權勢集團。’”
這説法還算客氣，由於對美國政府乃至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非凡影響力，CFR被稱為“影子政府”和“政府中的政府”。甚至有人曾評論到：“對政府來説，外交關係協會不僅擁有很大的權力，而且其力量已經達到事實上控制國家的地步。”更廣為人知的“傳説”則是：“要想擔任對外政策官員，取得CFR的會籍是必須履行的一種過渡儀式。”
作為CFR研究的權威，肖普的《華爾街智庫》一書基於近40年來陸續梳理的各種檔案及文獻資料，發現CFR通過其引以為豪的血統（始於巴黎和會時期勞合·喬治和伍德羅·威爾遜策劃主導戰後國際體系的“國際事務學會”和華爾街權貴資本傢俱樂部“外交關係協會”的合併）和立身之本——“會員制”，實現了“以資本積累為目的的人們和專注于思想的人們的結合”，也就是跨國商業集團的全球商業利益和專業知識分子階層的結合。不過，在這種聯盟關係中，“權貴資本家”才是幕後“操盤手”，而包括大學教授、媒體精英在內的知識分子，則更多扮演為前者出主意的角色。後來勃興的所謂“智庫”，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這些“出主意的人”的一種組織形式。
CFR官網對源自巴黎和會之歷史的簡介
CFR領導層中，Chairman類似董事長，是頭號人物，通常是權貴資本家，如大衞·洛克菲勒曾掌管CFR超過15年，現任則是有“總統俱樂部”之稱的凱雷集團創始人大衞·魯賓斯基。President則類似總經理，負責組織日常運作，尤其是智庫的運作，通常由知識精英代表擔任
憑藉成立初期的極高起點，再通過“會員制”精心篩選、吸納同道，CFR逐步建立了覆蓋全美，輻射全球的政、商、學、媒體各界關係網絡。在這個網絡中，領導核心圈，也就是被肖普稱為富豪統治集團（Plutocracy）的政商領袖可以討論和發展共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並通過強大的會員網絡和“內圈”、“外圈”組織來輸出、傳播代表本階層利益的意識形態，進而發展成為被社會接受的共識。
因此，CFR的各種活動就藉由發展和執行能夠幫助資本家階級成為統治階級（ruling class）的各種政策，成為“意識形態霸權”（ideological hegemony）得以建立和維持的關鍵手段。在此過程當中，學者通常扮演創造概念、理論和話語體系的角色，為這套意識形態的維護和更新提供智力支撐。而媒體精英們的工作，則更多在於將這些理念傳播到社會大眾層面。
作為集會員組織（Membership Organization）、智庫（CFR’s think tank: David Rockefeller Studies Program）、媒體（《外交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出版商於一體的龐大跨界精英複合體，CFR整合了建立“意識形態霸權”所需的完整鏈條。
“新自由主義地緣政治”
美國富豪統治集團的意識形態究竟為何？又如何向全球推廣呢？正如前述王維佳教授文中提到的，里根和克林頓時期的政策一步步放棄了由公共機構實施媒體內容監管的機制，解除了資本在媒體行業投資兼併的各種壁壘，幫助傳媒資本實現了大規模的整合與壟斷。這些美國傳播領域的政策調整很快在世界各國吸引了效仿者，從而轉變了全球傳播產業生態的基本格局。因此，很難想象有着如此明確利益指向，享受着現行體制帶來的各種名譽、地位和特權的媒體集團及其新聞報道，能夠對主導性的全球化方案進行任何整體性反思。
事實上，幾乎同一時期，美國政府在經濟、金融等領域做了同樣的事情。而CFR作為統治精英俱樂部，長期發展並實踐的世界觀和大戰略，則是這一波全球化浪潮的縮影。
正如《華爾街智庫》一書的副標題，以CFR為代表的統治精英的世界觀和大戰略的結合，即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地緣政治”（neoliberal geopolitics），指的是用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如自由市場（free market）等概念，與在全球權力政治上基於地理導向的政治和經濟思維與行動相結合。其中，新自由主義主要是作為意識形態，而地緣政治（geopolitics）乃至相關的地緣經濟（geoeconomic）概念，則更多作為具體的戰略來指導政策。
作者通過貫穿幾乎整個學術生涯的持續追蹤研究發現，從1976-2014年，CFR所代表的建制派精英團體，通過廣泛的研究和活動，逐漸併成功地發展及實踐了後來我們所看到的全球體系，即一個新自由主義地緣政治的世界。在這近四十年間，美國乃至一些其他重要國家的重大經濟和政治政策，都被CFR及其所代表的美國精英資本家階層的世界觀所影響，此即“意識形態霸權”的具體體現。
新自由主義之下，WTO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以及民族國家和私營公司一併運作。這些相互聯繫的機構共同創造出一個新的世界體系，其中，較弱小的國家的公權力通常讓渡給了投資者、企業、市場、國際組織以及其他更強的國家，尤其是美國。
體系之下，世界上的資本家階層可以利用其對資本的壟斷，尤其是對金融的控制，去獲取這個世界上的許多土地、自然資源和勞工，並將財富不斷積累到居於這個非正式帝國都市權力核心的少數的富人和家族手中。
在肖普看來，新自由主義同時代表着全美資本家階層的利益，以及全球跨國金融寡頭的利益，因而這種體系的擴張一直都是CFR及其龐大同盟網絡在過去近四十年期間最重要的目標。他們已經創造了一個橫跨全球的投資、生產、貿易和投機體系，一個由美國主宰的非正式全球政治經濟帝國。
在這個龐大帝國的形塑中，被稱為“帝國智囊團”的CFR，其領導層中有五位重要人物“功不可沒”。他們分別是前花旗集團董事長利斯頓（Walter B. Wriston）、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及沃克（Paul A. Volcker）、里根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費爾德斯坦（Martin S. Feldstein）和柯林頓政府財政部長魯賓（Robert Rubin）。
從福特、卡特、里根，一直到老布什和克林頓這連續五位總統任期內，這五位時任或曾任CFR理事的人物紛紛佔據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美聯儲、財政部等經濟政策核心首長職務，通過對總統本人的影響及與其他掌握要職的CFR成員通力合作，逐步掀起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浪潮。其中沃克和格林斯潘二人，從1979年-2006年相繼把持美聯儲，共達近27年之久。美聯儲歷史任期最長（1987-2006）的格林斯潘，更是因為在任內對美國經濟政策具有權威甚至決定性影響，被稱為“可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經濟政策制定者”。
在這段期間內，美國陸續推出了一系列以放鬆金融監管、減税為特點的去管制改革，踏上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之路，並藉由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霸權對外輻射及輸出。曾經不可一世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美國國內的財政部和美聯儲以及美國一手建立的IMF、世界銀行這套國際機制相互配合之下的世界經濟秩序。
“體系”VS“國家”，“精英”VS“大眾”
然而，連同西方民主體制的困境，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近年來逐漸遭遇危機與挑戰。
首先，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是一種超越主權的跨國體系，建制派對這種體系的維護是一貫的、具有某種普世性而非侷限於國界的。這種世界觀的持有者們相信，其他國家（中國尤其重要）中因體系而獲益的階層同樣會自覺維護這套體系，因此，作為體系主宰者的美國的利益自然會得以保障。這也是美國希望“整合中國”的一派的重要論點。
然而，即便是對作為“體系建立、主導者”的美國來説，“體系利益”和美國作為民族國家的“國家利益”並不總是完美一致的。例如“中國威脅論”者可能就會強調中國融入體系之後，比美國獲得了更大的“相對利益”，以此推斷維護體系未必總是有利於美國。（不過，全球體系中的既得利益階級可能更在乎自己在體系中的利益而非國家利益）
另一方面，在這套將財富集中到各國上層精英手中的體系之下，不止美國自身的社會不平等不斷加劇，階層固化和收入不平等亦在全球蔓延。“佔領華爾街”和世界性的反全球化浪潮終於應運而生。
於是，像肖普這樣更重視公平，憂心美國社會撕裂的學者，通過研究揭露他們眼中美國的病症，希望民主體制能夠真正回到“大眾”的民主而非只對“精英”有利。但很顯然，他們的聲音不可能大過建制、精英的主流學界和媒體。正如肖普在《華爾街智庫》一書中常常語帶無奈地表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很難得到足夠的重視和傳播。
而相對一個大學教授來説，以商人身份投身政治，趕上這波全球化逆流，並表現得更為激進、大呼改變的特朗普，能掀起的風浪就大得多了。他毫不掩飾地展示自己與美國傳統“精英”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並結合不滿現狀的基層力量，衝擊着建制派辛苦經營的意識形態，這無異於搶奪前者通行世界的思想武器。
所以，作為建制派的媒體精英們，為了維護自己參與建立，並與自身地位緊密相關的體系，幾乎必然要和特朗普站在對立面。
可惜的是，受到精英意識形態影響頗深的媒體人們，和同為知識精英的專業學者階層，很難掙脱他們與權貴階層的利益共同體關係及其帶來的思維框架，也就使跳脱體系的整體性反思尤為困難，當然很難推動體系朝公平的方向推進。
他們似乎還是不能真正認識到，正是因為他們作為既得利益者的體系之下，加劇的不平等待遇和經濟困境看起來毫無改變的可能，才激起了基層的憤怒，和對“精英”的不信任。那些漸行漸遠的大眾需要的不是難懂的道理，而是實實在在地改善生活。
由此看來，在特朗普高調宣稱要奪回屬於美國人的工作，要“讓美國再次偉大”而贏得草根歡呼的時候，CNN們卻仍在指責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無知，當然只能帶來一場各説各話的鬧劇，就算建制派最終攆走他們討厭的特朗普，又何以贏回失去的民意？
而全球化如何朝向更公平的方向進行反思和改革，則是這個已然高度互賴的世界必須共同面對的時代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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