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天下講壇|羅思義：我為什麼號召世界向中國學習
【2017年12月，觀天下講壇又迎來了一位外國學者——來自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的高級研究員、英國倫敦前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羅思義，他通過列舉三次世界範圍的經濟實踐，有理有據地證明了中國的經濟理論和政策是最先進的，世界應該向中國學習。文章根據演講錄音整理得出，已經過本人校對。】
謝謝大家來到這裏。如果你在我剛出生時或二三十歲時對我説，我會面對一羣中國聽眾發表演講，我會覺得你一定是瘋了。我並不相信“命運”這個概念，所以我會向大家解釋是何種強大的力量把我帶到了中國，以及我從中國學到了哪些東西。也許對於你們來説，從外國人那裏聽到對中國的評價是蠻有趣的。我的闡述並非出於客套，在未來不僅是中國的命運，全人類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命運都將由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決定。
我還將花較多的時間論述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關係，我會闡明一點：中國的民族復興與全人類的福祉並不衝突。在尋求自身復興的過程中，中國同時也將為全人類做出貢獻。我想説，目前對中華民族復興以及人類命運來説都是十分關鍵的時期。
首先，我想引用史蒂夫·班農的話，他曾是特朗普總統的首席戰略顧問，對中國抱有敵意。我通常很少同意他的觀點，但他説的下面這段話我十分贊同，他説：“對我們來説，與中國之間的經濟戰爭是重中之重，我們必須集中一切資源打贏這一仗。如果我們輸了，五年以後，最多十年，我們就會到達一個無法挽回的臨界點。那時，我們就一點翻盤的機會也沒有了”。當然，他這裏説“我們”，指的是美國。
關於這段話，我解釋一下。如果美國新保守主義者不能在未來五到十年內成功阻止中國的民族復興，就再也不可能做到了。這對美國那些新保守主義者們來説是非常糟糕，但對中國和全人類來説卻是好事。
我過去曾做過這樣的表述，一些中國人也很喜歡這個説法：“由於中國無法被殺掉，所以不得不説服中國去自殺”。這個説法是很準確的，外部勢力已經無力阻止中國的崛起和民族復興進程，但有些外國人希望中國內部出狀況，希望一些中國人迷失方向，然後實施自殺行為。
也許你認為我一定是瘋了，一個國家怎麼會被説服去自殺呢？但我確實親眼見過這樣的事情發生。蘇聯並非是從外部被打敗的，蘇聯是被説服自殺的。1992-2000年，我一直在俄羅斯生活。，我親眼目睹了蘇聯自殺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造成的災難性影響。我此生最不願見到的，就是中國也犯下同樣的錯誤。
在習近平主席的一場記者招待會上，他這樣表述了中國與全人類的關係，他説：“在五千多年的文明發展歷程中，中華民族為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我們的責任，就是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這段話非常有感染力。當然，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因為我不是中國人，但我可以從一個略微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
偉大的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指出：“在某個特定歷史時期，全人類的未來命運卻是由某個國家的內部情況決定的”。如果我們分析世界歷史進程，第一場反封建主義革命是16到17世紀在荷蘭爆發的。荷蘭雖小，但這一事件影響很大，對後世幾百年的作家和思想家都產生了影響。1776年，美國發動了對大英帝國統治的反抗，隨後建立起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1789年，法國大革命改變了歐洲的面貌和命運。1917年，俄國爆發了革命，對中國何世界影響很大，促使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我想嚴肅地闡明一點，如今對中國以及全人類來説，最偉大的事情只能由中國人民、在中國的土地上、在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做出。不是因為我現在在中國才説出這樣的話，在英國、在美國，我也同樣會説出這些話。
其實我今天的演講主題要更小一點。我本人是一個經濟學家，我希望講清楚為什麼中國經濟思想是全世界最先進的。我認為誇大事實沒有任何意義，我不會説中國在每一個領域都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但是在經濟領域、地緣政治領域和外交領域，中國的理論在全世界是最先進的。
我也不會從專業角度講經濟學問題，不會涉及經濟學的那些專業性問題，因為我已經寫了很多文章，大家可以在觀察者網等處讀到這些文章，比如説關於鄧小平與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對比。
我想通過世界上發生的幾次經濟實踐證明上述結論。中國有一句頗具智慧的老話——“實事求是”，所以我會對那些“實事”加以討論。在過去40年裏，在世界經濟發展領域一共發生了三次規模龐大的實踐檢驗。
第一次實踐檢驗是關於經濟體能實現多快的增長，尤其是發展中經濟體能實現多快的增長。實踐結果為中國比西方經濟體和那些接受了“華盛頓共識”的經濟體實現了更快的增長。
第二次實踐檢驗，我親自參與了。中國經濟的巨大增長從正面證明了中國經濟理論的優越性，而俄羅斯和前蘇聯使用“休克療法”等西方經濟學理論卻造成了災難性影響，從反面證明了中國經濟理論的正確性。
第三次實踐檢驗，自2007年以來，全世界都經歷了非常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中國經濟比西方或其他地區經濟實現了更快的增長。
在過去40年裏，上述三次檢驗結果證明中國經濟政策比西方實施的經濟政策更成功。所以我才説，中國經濟思想是全世界最先進的經濟思想。可笑的是，有些中國人認為中國應該效仿西方，但過去幾十年西方的發展遠不如中國，那部分中國人的觀點是非常愚蠢的。
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我會講一些自己在中國的經歷。令我意外的是，我的一生竟然會最終在中國落幕，其實我從未有過這樣的計劃。
首先，我是怎麼與中國結緣的呢？跟大多數西方人一樣，我與中國的第一次接觸也是通過中餐。中國向全世界出口最成功的產品就是中餐，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很喜歡中餐。我是1947年出生的，當時英國人只吃英國菜，人們認為吃外國料理是很稀奇的事情。我15歲時和我女朋友，就是我現在的妻子，發現了一家中餐館，吃了糖醋雞丁。就因為這個，我們覺得自己好聰明，好有見識。
46年後，我們到了中國，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發現倫敦的中餐已經難以下嚥了，因為那並不是正宗的中餐。過去倫敦的華人大多來自香港，他們改造了中餐以適應英國人的口味。現在我和我夫人經常在中國度假，吃到了很多美味的中國菜。
我與中國在文化、學問方面的首次接觸並非經濟學，而是詩歌。我很喜歡讀詩，在大學時，即便讀的是譯文，我也被中國古詩深深觸動了。
實際上，我最喜歡的兩首古詩之一就是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廣陵》。為此，在武漢時，我堅持一定要去黃鶴樓看看。為什麼這首詩給我留下了這麼深刻的印象呢？這個問題困擾了我40年，我也想不出答案。但確實給了我很大的觸動。後來，我意識到，原因在於中國文化與世界上其他幾大文明體系是不同的。其他幾大文明體系——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教文明都是建立在宗教基礎之上的，而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建立在社會價值觀（也就是儒家價值觀）基礎上的文明，這使得中國人觀察世界時有自己獨特的角度。
我與中國在文化、學問方面的另一個接觸點是，我在1969年研讀了毛澤東的著作，尤其是《矛盾論》和《實踐論》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毛澤東主張要抓住主要矛盾，從1969年起，每當我遇到問題，我都會努力找到問題的主要矛盾。
上面談了一些與中國相關的私人經歷，下面主要談談我在專業方面與中國的一些交集。
我首先想講的是，關於中國經濟學理論正確性的第一個檢驗，即中國實施改革開放之後世界經濟增長情況。
在1978年之前，中國已經取得了很大的社會成就。因為我對中國在1978年之後的情況很瞭解，因此我希望就中國在1949年到1978年之間發生的事情做客觀的研究和調查。
結果找到的數據令我大吃一驚。在1949年到1976/1978年之間，中國取得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的確，當運轉良好時，計劃經濟模式是非常成功的，但即便如此也不如1978年之後的增速，我對鄧小平經濟政策的正確性毫不置疑。在“大躍進”時期和上世紀70年代，中國經濟的糟糕狀況與人們一般所認為的並無不同。
在29年裏，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增加了32歲。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這是所有主要國家裏面在人均預期壽命指標上增速最快的。很多經濟學家都知道，人均預期壽命是衡量社會進步水平的最好指標。因為它涵蓋了所有積極因素，如收入、教育、醫療等；將貧困、不良的教育、糟糕的醫療條件等負面因素都抵扣掉，最後我們才得到了這個數字。
上世紀70年代，我研究了前蘇聯的經濟，當時他們的情況還不錯。但在我看來，蘇聯犯了一些根本性錯誤，他們的做法是與社會主義相背離的，因為社會主義通常意味着大規模生產。前蘇聯把自己同全球勞動分工隔離起來，而且還將農業生產集體化了，而當時的農業生產本質上是非常個體化的生產。所以從理論角度來説，他們是錯誤的。
1978年，世界上發生了一件大事。鄧小平以及陳雲等人開啓了中國經濟的改革進程，他們確立了兩個短期目標：將中國經濟向世界開放、建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者主要是將農業生產去集體化。很顯然，我覺得關注中國發生的事情很有必要，因為一方面，根據我此前得出的結論，中國應該會成功，中國的成功將證明我的理論的正確性；另一方面，如果中國失敗了，那麼我的理論就是錯誤的，我將不得不修改理論。所以不論發生哪種情況，我都對中國非常關注。到了1981年，情況已經很明顯了，中國的改革取得了成功。
下面，我簡要講一下當時都發生了哪些變化。自1978年以來，中國實現的經濟增長在人類歷史上在所有主要國家中是最快的。針對這一點，我想做一個客觀的對比。從1978年到2016年，中國經濟增長了5700%。
針對其他主要國家或地區，我同樣選取了增長最快的38年，與中國這38年的增長情況進行了對比。大家可以看到，中國台灣省增長了約2500%；韓國增長了約2100%；新加坡增長了2100%；日本增長了約1200%；美國增長了572%。這組對比數據告訴我們，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中國的經濟增速幾乎是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兩倍以上。僅憑這一事實，我已經可以證明，中國經濟理論在全世界是最先進的。
我們還可以看一看其他方面的事實。首先便是消費數據的增長，這一數據體現了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變化情況。可惜的是，某些國家無法提供這一時期的數據，所以我選取了距今最近的一段時期加以考察。1978-2015年（因為2015年是可查詢國際比較數據的最近年份），中國的消費增長了1600%，排名第二的印度增長了549%。可以看到中國的消費增長幅度是其他國家的三倍以上。
我們再談談脱貧問題。中國的脱貧人口數字非常驚人。按照國際標準（世界銀行每天消費1.9美元的貧困線），中國的脱貧人口數字高達8億5300萬。而資本主義國家全部的脱貧人數只有2億2200萬。可以説，中國脱貧人口比全世界其他國家的脱貧總人口多三倍還有餘。
中國使全球75%的貧困人口擺脱了貧困，而其他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僅使22%的貧困人口脱貧。中國經濟已經比西方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中國為何還需要學習西方的經濟理論呢？
中國的發展成就遠超過人類史上的任何其他國家。世界上第一個實現飛速發展的經濟體是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當時，英國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總數的2%；當美國在內戰之後實現經濟迅速增長的時候，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總數的3.2%；1929年之後，前蘇聯經濟開始騰飛，當時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總數的8%。
前蘇聯模式當時為何有那樣大的影響力，因為前蘇聯當時的人口規模是其他實現了工業化國家人口規模的三倍以上。然而，1978年之後，當中國經濟騰飛，中國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2%，這個數字甚至是前蘇聯人口規模的三倍。所以説，不只是中國經濟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來看比其他國家實現了更快的發展，這種發展造福的人口規模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也比其它國家要大得多。
總之，無論以哪個指標來衡量，1978年以來，從整個人類歷史上來看，中國的發展模式使經濟獲得了更快速的增長，而且使更大規模的人口從中獲益。
下面，我們討論第二次經濟實踐檢驗。此階段涉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與西方經濟理論“休克療法”給俄羅斯造成的災難性影響。
1985年，戈爾巴喬夫成為前蘇聯領導人，從我提到的經濟理論的角度來看，他的所作所為都是錯誤的。他沒有向外部世界開放蘇聯的經濟，他沒有將農業生產去集體化，反而開啓了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進程。
1992年，我移居到了莫斯科，希望能説服俄羅斯政府不要採納西方的經濟理論，而應該學習中國的改革措施。在那一時期，我撰寫了文章《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改革會成功，而俄羅斯和東歐會失敗》。那時候我還沒有跟中國有過任何實質性接觸。實際上，我第一次來中國是2005年。那篇文章完全是從純經濟理論的角度寫的。
這篇文章產生了很大影響。因為文中的觀點與99%西方經濟學家所持觀點都是相反的，那些西方經濟學家認為西方經濟理論提倡的“休克療法”將取得成功，而中國的經濟改革將遭遇失敗。我曾就此與俄羅斯副總統、總統經濟顧問進行過公開辯論，這篇文章當時還被印發給俄羅斯國家杜馬的每一位議員。但是，最後我失敗了，沒能説服俄國人採取中國的經濟改革措施。
俄羅斯和烏克蘭在1992年之後，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歷了自工業革命以來最嚴重的經濟災難。1992-1998年，俄羅斯的GDP下降了39%；在1991-1998年，烏克蘭的GDP下降了58%。所以，我那篇文章並非危言聳聽、製造恐慌，經濟災難實實在在地發生了。俄羅斯的實踐對西方經濟理論進行了檢驗，這也是對某些中國新自由主義者所持觀點的實踐檢驗。
我們可以把上述兩國與中國做個對比。這幅圖體現了從1991年-2016年三國經濟規模變化情況。中國經濟規模增長了948%，俄羅斯僅僅增長了21%，而烏克蘭則萎縮了34%。中國經濟理論相對於西方經濟理論的優越性得到了體現。
俄羅斯社會的蕭條狀況是極為悽慘的。如果在中國看到這一景況重現將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大噩夢。這也是為什麼當我聽到一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中國人推銷他們觀點時，如此憤怒的原因。因為我曾親眼見到那些新自由主義者對自己的社會做了什麼，他們毀掉了自己的社會。有人説我對持新自由主義觀點的人攻擊太過激烈，因為我很清楚那些觀點對人類意味着什麼。
2000年，我的一位委託人同時也是我的好友肯·利文斯通當選為倫敦市長，他希望我能幫他制定倫敦的經濟發展政策。於是我從莫斯科回到了倫敦，開始為倫敦制定經濟政策。從那時起，我終於開始與中國人有了接觸。
在倫敦市長會見的中國客人中，我有幸見到兩位：王岐山和韓正，他們當時分別是北京和上海的市長。所以我有機會得以見到中國的高級官員，那是我第一次與中國進行官方安排的接觸。2005年，我第一次到訪中國。研究了中國那麼多年，我終於到了這裏。
我開始結識一些中國人，比如歌星李宇春，我與她見過兩面。在倫敦，我們每年都會慶祝中國新年並舉辦燈會，我們還會邀請中國名人來參加點燈儀式。我當時是負責倫敦城市推廣工作的，所以自然產生了一些想法。中國有一些事物在西方是非常有名的，比如每個人都知道萬里長城、紫禁城。不過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太古老了。於是我對公關要求，一定要盡力挖掘中國最現代的一面，我們用嶄新的中國形象與古老中國形成了一種對沖和調和。在他們提供的清單中，李宇春看起來是現代的中國形象，所以我建議邀請她來參加新年燈會。
而且在另一方面，這個策劃還可以呼應國際婦女運動。現代女性不喜歡在男性的話語體系裏被定義，她們要主張自己喜歡的事物，她們希望為自己設定的目標而努力，不希望只做男性要她們做的事情。
在很多國家已經出現了一種潮流，比如説在英國，有段時期，一些女性非常迷戀穿軍靴，她們不喜歡只是穿着高跟鞋的那種女性形象。選擇軍靴，是因為這大概是能找到的最特別的鞋子，這樣做只是為了證明“我們能決定自己穿什麼”。就我的理解，李宇春並非是以中國傳統的方式來樹立自己的形象的，她傳遞出一種信息，女性應該自己決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而不應受到男性話語的束縛。我認為無論從中國角度還是從國際角度來説，她都是很合適的人選。李宇春去了倫敦，而且表現得非常棒。
在中國的時候，一段經歷也使我的心向她敞開了。我和李宇春一起回到中國，與英國一個非常有名的流行音樂組合Girls Aloud一起演出。我們到屋頂去拍合影，下樓的時候要乘電梯。當時電梯里人太多了，必須下去一個人。李宇春站在電梯門附近，根本沒有猶豫就下去了。她沒有那種“我是個大人物，應該讓其他人下去”的想法，她只是覺得“我站在電梯門附近，我下去好了”。從那一刻起，我就成了她個人人格的粉絲，儘管我早就是她的歌迷了。
下面我談一下關乎中國經濟思想正確性的第三個實踐檢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那一年，肯·利文斯通不再擔任倫敦市長了，而我受邀來中國講學。2013年，我開始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擔任高級研究員。對於我個人來説，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工作經歷。我就中國經濟問題寫了25年文章，已經對西方話語裏的中國經濟十分了解。但很多中國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的瞭解程度還是要勝於我。
作為一個外國人，我對中國有什麼價值呢？首先，我本來的專業是國際經濟，而我對中國與全球經濟之間的關係很瞭解。第二，我是從很抽象的經濟學概念切入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的，涉及到純經濟學理論問題，比如勞動分工、經濟系統中投資和消費的作用以及其他純經濟學理論問題。這些問題不只在一種語言文化裏出現，不是一國所特有的問題，所以作為一個外國人我可以為中國在這些問題的探討做出一些貢獻。
在重陽金融研究院，我寫了《一盤大棋? ——中國新命運解析》一書。我花了三個月撰寫書中有關經濟的章節，也就是除了第一章和最後一章以外的其他部分，一共18萬漢字。執行院長王文當時對我説：“寫得不錯，經濟這部分寫得很好，我們會一字不改地將其出版。不過我覺得你可以從這本書裏再多得出一些結論，你可以就中國在地緣政治中的位置再多寫一些。還有就你的理解，中國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
結果，第一章和最後一章的4萬字花了我一年時間才完成。現在這本書更趨完美了，，但過程十分艱難。我試着發揮自己的想象力，中國人是怎樣看這個世界的，這要比單純寫經濟內容難得多。有時候我一天只能寫50個英語單詞。後來發現，王文的建議很有價值，一些朋友根本不去讀那些有關經濟的內容，他們只讀第一章和最後一章。這就是我對王文既愛又恨的原因。愛是因為他向我提出如此有挑戰性的建議，使這本書變得更加完美；恨是因為寫作過程過於艱難，持續了一整年。人們就是對這種中外之間的互動交流感興趣，在這一過程中會產生一些人們未曾有過的想法。
我在中國生活的樂趣之一是使用社交媒體，我經常在微博上寫些東西，很開心。最初只有四個人關注我，而現在我有許多粉絲了。我在微博上讀了很多給我的留言，從他們的留言中我也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可以向大家保證，我在觀察者網上發表的文章下面的每一條留言我都讀過，因為我希望知道人們怎麼看我寫的文章，而且我也從中學到了很多。
下面我們講一下證明中國經濟思想正確性的第三個實踐檢驗，即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發生的國際事件。
我在這幅圖裏展示了兩種數據。一個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到2016年的經濟增長率，這個數字已經是既成事實。另外，還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出的預測曲線，應該沒人會指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個親華組織吧。2007年-2016年，中國經濟規模擴大了106%，而G7國家僅增加了9%，中國在這一時期是G7國家經濟增長率的10倍，這再一次證明了中國經濟理論的優越性。如果再看一下截止到2022年的預測曲線，中國經濟將比2007年增長近200%，而西方經濟體將僅增長20%。
我覺得在中國，人們對這一情況的理解還不是很到位。人們經常説，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是自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爆發的最嚴重的一場經濟危機。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個説法是正確的。1929年危機爆發之後，發達國家GDP的下降是比2007年危機之後更加嚴重的，前者的GDP幾乎下降了18%，而與之相比2007年之後僅下降了4%。但人們一般沒有意識到的是，2007年危機之後的復甦要比1929年危機之後的復甦慢許多。截至今年年底，以危機爆發10年為考察時段，G7國家的經濟恢復水平也不如1939年的恢復水平。
所以説，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衰退”這個詞是有一定誤導性的，因為它帶有先下降後回升的意思。而目前的情況用“大停滯”更加恰當，或者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女士的説法叫“新平庸”。
我想，西方經濟體增長乏力會是“新時代”的第二個特徵。在中國，關於“新時代”已經有很多討論了，從中國國內層面講，中國將向高收入經濟體過渡，隨之中國人的消費需求也將大大增加。在國際層面，西方經濟體的增長將會非常乏力。
這就是關於中國經濟理論正確性的第三個實踐檢驗，而這次成功的檢驗是通過西方金融危機得以進行的。這也是今天這場講座題目的由來。我還為西方讀者建立了一個網站，特別取名為“向中國學習”。因為我認為在經濟學領域，西方向中國取經十分重要，所以我建了這個網站，把很多資料都放在上面。這個網站主要涉及的都是經濟學問題，我沒有把我在中國受到的文化衝擊放上去，裏面也沒涉及中國詩歌或者流行歌手，所以可能有點枯燥。這個網站的主要內容就是經濟學，目前這對西方讀者來説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我能證明中國經濟政策以及經濟理論在世界上是最先進的。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林毅夫曾指出一個大的趨勢，他認為全世界經濟學研究的中心正在向中國轉移。我對此有一點異議，我認為全世界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中國了。過去40年裏的經濟實踐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作為總結，我想引用兩個人的文字。第一個是著名政治家習近平先生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這個概念非常正確，因為全世界已經深度聯結在一起，全人類要麼一起向前走，要麼一起向後退。所有國家的命運、全人類的命運已經是一體的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法體現了非常高度的智慧，我完全贊同。
因為我是英國人，我希望能引用一位英國偉大詩人的作品來表達自己的想法。詩人約翰·鄧恩曾寫道：“沒有人是自成一體、與世隔絕的孤島，每個人都是廣袤大陸的一部份。如果海浪衝掉了一塊岩石，歐洲就減少了一塊。如同一個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領地失掉一塊。每個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損失，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所以，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它就為你而鳴！”。這些偉大的文字是一位英格蘭詩人400年前留下來的，這些文字與中國國家領導人就同樣內容更學術化的表達是完全相呼應的。
因為兩者表達的含義是相同的，我也曾指出，我最初用一種學術化的語言向大家表達的那個觀點並非出於客套：中國的命運不僅是中國人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同時也是全人類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
因為中國要解決如此重大的問題，中國人受到某種引導或壓力，在經濟學領域發展出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思想，在外交領域發展出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思想，在地緣政治領域也發展出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思想，因為那些思想對於中國的民族復興來説是不可缺少的。
這些思想雖然不是其他國家創造出來的，但對全世界來説，這些思想具有重要意義並將產生深遠影響，而且還對我的人生產生了很大影響。
非常謝謝大家聽我的演講！
(翻譯/觀察者網 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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