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育林——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兒童教育小記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阿蒙】
1944年2月3日《晉察冀日報》發表了一篇《兒童李順香機智鬥頑敵》的新聞，大意：日寇掃蕩晉察冀邊區把14歲兒童李順香抓住，鬼子逼其帶路找鄉親們，她找機會從日軍部隊逃出的事蹟。其中有一個細節頗有意思，李順香想：“我在學校不學過‘軍民誓約’嗎？如果給鬼子帶路不就成漢奸啦？”
八路軍所在的地方都是農村，半個多世紀前的農村竟然有學校？舊中國女童入學是極為困難的，如何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縛讓女童入學呢？“軍民誓約”又是什麼呢？請聽我慢慢為您道來。
1938年1月晉察冀邊區委員會成立合影
晉察冀邊區成立前的教育概況
邊區教育極為落後：“冀東和冀中是邊區的平原地帶，物產豐富，工商業發達，人口稠密，農村教育基礎較好。”但就是教育發達地區，據民國26年的調查結果表明“冀中26個縣中有10所中學，164所高級小學，4482所初級小學，平均入學兒童僅佔學齡兒童的30%上下”。（1）這在整個晉察冀邊區來説也是最好的，但邊區更多的是山區，山區的教育更差。“北嶽區當時僅有高小4處，學生250餘人，初小80餘處共計學生2400餘人，入學兒童不及學齡兒童的20%”（2）。
受教育的人羣也有極大的不平衡。“從受教育者的家庭經濟情況看，富有的家庭和地主富農的子弟上學的多，貧苦農民的子弟上學的少。”由於封建思想的束縛，男童入學的較多，女童入學的特別少。“無論冀中區還是北嶽區入學女生均不及入學學生總數的20%。”“據冀中區的調查，饒陽入學女生佔全縣學生的4.19%；安國為17.16%；深縣為8.77%；又據北嶽區唐縣調查當時入學女生僅佔全體學生5.61%。”（3）富裕家庭讓女童入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嫁個“好婆家”，高小畢業無論成績如何也要嫁人，失去繼續升學的機會。
抗戰前國民黨教育內容開設有：小學設黨義、國語、社會、自然、算術、美術、工作、體育、音樂九科；中學課程是黨義、國文、外國語、歷史、地理、算術、自然學、生理衞生、國畫、音樂、體育等。
偏重於理化教育和外語教育，其中黨義課是為了推行國民黨黨化教育。各級各類學校都把黨義教育放在首位，培養忠於國民黨的文人墨客。“冀中東北部，冀西山區，晉東北，雁北的廣大農村，學校很少，私塾很多，封建教育佔據優勢。”而“平漢路兩側各縣，教育比較發達，但教育方針、學制課程是從外國抄襲來的，不適合中國社會的需要，所學非所用。”舊有的教育內容不適合抗戰的需要。
盧溝橋事變後國民黨軍隊迅速南逃，邊區以往的秩序被打亂，匪盜並起，原有的教育工作者紛紛南逃；日寇為了推廣奴化教育，將各地小學完全摧毀，教育情況更加惡化。
邊區剛剛組建黨、政、軍人才奇缺，一些不願意當亡國奴的知識分子紛紛參加抗日民主政府，僅38年就吸收了原有教師的80％參加抗日武裝、抗日政權和其它羣眾團體。（4）在冀西的曲陽、阜平等縣，小學教師離開原崗位競佔到4／5。
晉察冀邊區教育發展初期
**1938年毛澤東指出：“辦理義務的小學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後代”。**這為邊區小學教育指明瞭發展方向。1938年1月邊區大會後出台《晉察冀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決議案—文化教育決議案》，對於小學教育規定：“恢復鄉（村）鎮的初級小學和高級小學，一律於春季開學，學生男女兼收。並於可能範圍，設立幼稚園”；“將小學課本重新編訂，主要的使內容適合於抗戰”；“重行檢定小學教師，其認識不足程度過低者，加強訓練”。教育經費：“一，鄉（村）鎮小學經費，重新進行整理。二，舊有義田及祭田等類似收入，可提做學款。三，舊無款的，由鄉村攤起者，由鄉村合理負擔攤起。四，新創學校經費另籌。小學完全免費。五，教育待遇，由各縣政府就各縣生活情形，斟酌規定。”
教學內容“一，改變舊有形式主義的編制，採取軍事化。二，添授新文字。三，組織兒童團，歌詠隊等，做實際工作。四，採取小先生制。”⑸
抗戰初期晉察冀邊區小學上課
邊區小學教育原則
邊區所有教育的內容都是根據決議案的方針進行的，針對小學教育指出“兒童是民族的希望，是革命工作的接班人，任何民族不重視對它的新後代培養與教育，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邊區行政委員會下設教育處。教育處設秘書科、教育科、編審科、社教科等，縣設教育科、村設教育委員會，形成了從教育處到村教育委員會的三級教育管理機構。
邊區針對小學教育號召：“在小學教育中，實施完全平等的免費的義務教育，不分貧富貴賤，吸收各階層人士的子弟入學，不留一個兒童在校門之外。”
制定免費教育政策，實行免費入學制度，**規定當時在校的小學生只需要“自己準備伙食費、課本費等，一律免收學雜費”。**1939年9月《邊委會令發抗屬及貧苦子弟等入學優待暫行辦法》，“經本村村長、教育委員會及羣眾團體證明的初小學生，家境確係赤貧者、抗屬子弟無力購買書籍者由村中供給書籍費。”
1939年11月《邊委會關於小學增設兒童義務隨習班的辦法》規定：“各小學均應設置隨習班，設法鼓勵在校兒童，各率鄰近已屆學齡而失學的兒童至少一人，在每星期指定的時間，到校入班受課。”讓學生根據實際情況來校學習，同時又能參加家庭勞動，提高了兒童的入學率。降低入學兒童年齡的限制“小學修業年限定為6年，初級4年，高級2年。學齡由7歲至12週歲”。
高級小學，各地區設有一定公費生名額，由政府供給伙食，甚至被褥服裝，以解決優秀貧苦兒童入學問題。對淪陷區來邊區就學的學生，政府也有優待辦法，一切由政府幫助解決。在冀中區“課本也由公家發給”。
一面與日寇死磕，一面修復被日軍破壞的小學，建立新的小學，改造教會學校和私立小學。架子搭起來之後首先面臨的問題是缺乏老師，如前文所述，同時由於減租、減息的進行，合作社的開展，農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農民迫切的希望改變孩子睜眼瞎的宿命。冀中區一位女童的父親就説：“口袋裏有錢誰還不讓孩子識幾個字呢？”
師資力量的解決辦法
邊區提出：“大批吸收與(鼓)勵青年知識分子，錄用優秀高小畢業生，從農村黨員、幹部及抗日積極分子中抽調一些略有文化的人去從事教學工作，充實教師隊伍。”，“邊區中學是統一戰線的學校，一切積極抗日的進步的青年無論什麼階層，什麼黨派都有權進入邊區中學學習。”自己的子弟也有機會讀書，這比任何空洞的口號都有用，打消了一些心存疑慮的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的心結；還招收國民黨教育工作者參加邊區的學校教育；吸收開明士紳參加邊區的教育工作，靈壽縣著名士紳趙鴻鈞曾經任中學教員和教育局長，對教育是內行，在縣議會上，他對教育提出了批評與建議，在他的幫助下，教育有很多改進。
開明士紳還利用士紳座談會，對根據地政府的教育工作提出許多建議，為教育事業的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為解決教員不足的問題八爺想到一切可能的辦法，如遷西縣韓莊抗日小學有一個教師叫隋文清，他是俘虜來的日本翻譯，有文化，政府派他到韓莊抗日小學當教師。隋文清當小學老師不僅僅是為了活命，那是準備去犧牲的。如：灤縣馮莊鄉王官營村教師孫風翥，剛直不阿，凜然大義的民族氣節深得當地羣眾的愛戴和尊重，1940年舊曆9月被日偽逮捕，不被敵人威逼利誘所動，最後被敵人殺害。
提高小學教師的社會地位。破除“家有三鬥糧，不當孩子王”的封建思想，指出：“輕視小學教師的社會地位，是反動資產階級與今日頑固派的罪惡思想。”41年邊區藉助國民黨設立的“六六”教師節對教師進行鼓勵，發動村長、農會、婦女組織等慰問老師，並使之經常性，召開教育座談會等形式，提高老師政治、社會地位，提高小學老師的生活待遇。邊區政府對教師的生活費用曾做過多次規定：“教師的生活費標準一般都相當於或稍高於政府工作人員待遇，不低於當地羣眾生活水平”；“校長8元，教員6元，所吃糧食、柴菜金、服裝，實行供給制，與政府工作人員同。”
**小學老師的待遇相當於八路營長，校長與聶司令差不多。**這是抗戰初期邊區條件還好，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教師待遇降低，沒棉衣穿、沒鹽吃是常事，但也比農民吃了上頓沒下頓強很多。評選優秀老師並給予物質獎勵。
邊區抗聯婦女部長李寶光（右）與阜平縣朱家營小學模範女教師李翠珍（左）交談
1940年-1942年冀中區統計12個縣的244名小學教員，初小的11人、高小的48人、中學畢業的43人、簡師畢業41（八路辦的短期類師範學校）、中學以上的11人；其中共產黨員83人、國民黨員41人，這還是邊區成立兩年後的統計，邊區剛成立那會更低。（6）晉北應縣的小學教師起初由村幹部和羣眾推選能識字者擔任；有的教師給學生講歷史課的時候，居然説“辛亥革命就是大革命，大革命就是辛亥革命”。別人説他講錯了，他還不服氣。尤其是國民黨政府規定無論中小學，教師必須是國民黨黨員，接受的教育都是“共產共妻”等反動內容。綜上所述非常有必要對教師加以培訓。
1938年6月邊委會制定了《小學教師短期訓練辦法》，該辦法規定：“凡各區小學教師程度不齊或不敷分配時，得依照本辦法舉辦小學教師短期訓練班，招收熱心救亡並對教育有興趣者訓練補充之，並對現任教師加以培訓。”並且説明不是非得全體教師參加，而是主要的是程度差的教師參加，以及即將補充的新教師參加訓練班。受訓時間定為兩星期至四星期，但是具體什麼時間開始各縣自定。還規定各縣利用麥假、秋假或寒暑假來舉辦。
各區都設有教師聯合會，每週六開漫談會，由教師輪流做主席，研究如何堅持敵後教學，為抗日鬥爭出謀獻力。1938年6月17日，邊委會頒佈《自由報考師資訓練班招生簡章及各縣報送人員選拔辦法由》，決定在民族革命中學先成立師資訓練班，通過人民政府及羣眾團體的動員，招收一切尚未參加工作的在鄉的各種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生、師範生、中學生以及舊教師、塾師，予以訓練。訓練時間，一般是一個月到兩個月，有的延長到三個月或半年。
在教學方法上，根據“理論與實際一致"的原則，如講完時事政治課，就組織學員到附近村上對農民進行宣傳動員，講到游擊戰的常識，晚上就演習緊急集合和夜間行軍。經過訓練之後，訓練期滿經嚴格考核，精神、學習均及格者發給證書，充任小學教師。如冀中區，僅1938年內，就訓練出6354個小學教師。（7）
對邊區各種知識分子改造，使其成為邊區教育的受教育者也是施教者。但是還不足以解決師資不足的問題，如在抗日戰爭進入高潮，八路急需軍政人員之際，豐潤縣楊官林小學有數名教師和55名學生投筆從戎。
面對困難邊區發明“學習教師”的方法來解決小學師資不足。大量吸收高小學生和初小程度精通文字的青年，有計劃的分配他們和程度較高的正式教師一起工作，使他們一面給低年級學生授課，一面向正式教師學學習。因為學過之後馬上要用，他們學習異常認真，進步也很快，一般經過一兩年，使可提升為小學教師**。如晉察冀邊區平定縣神靈台村的王執玉，原是一個一字不識的青年長工，就是因為在縣裏受訓時識了一些字，後來又被分配為學習教師，逐漸成了正式教師，後來被選為全專區的模範教師。**你八路説“免費小學教育”，甚至連課本費都不要，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能像土地革命時期打土豪，錢從哪來？
辦學經費
抗戰初期，邊區初級小學教育經費由各村按地畝數統籌，縣內集中掌握使用，縣政府撥給有學校村莊的教育費，都超出本村繳納的教育費，這就促進了各村辦學積極性。初級小學經費原則上由村自籌，其已由縣統籌統支，由縣供給，由村自籌的，“舊有義田及祭田等收入的可提作學款”，高、初小學合辦者，高小班由縣撥給，初小班由村自籌。至於貧苦村莊，可以由縣給與補貼。新建學校無舊款的，由縣統籌統支。1940年開始，有些鄉村小學教育經費由地方徵收公糧中解決。
不因設立小學、送子弟上學而增加本村人民的負擔。1940年邊區政府頒佈《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關於村概算的規定》（晉察冀邊區的概預算再中國財政史是一個劃時代的決定，有機會慢慢道來），村教育經費除教師每日吃小米一斤二兩，每月零用費由四元到十元，不另發柴菜金及服裝費外，學校裏必要的開支由各村自行規定。
邊區成立之初貪污現象嚴重，為節約教育經費規定“凡一切浪費和不正當的開支以貪污論”，“村概算以外，未經村民代表大會或區公所核准的花費，一律不準開支，開支了以浪費論，村民代表大會得以檢舉之”。
村小學教育經費須按邊委會規定村代表會批准開支。為了厲行節約，邊區政府對小學教育經費開支情況做了詳細規定，1941年晉察冀邊區規定縣高小經費開支的標準是：(一)開辦費，每校為邊幣120元—150元。(二)教員每人每月零用費，校長8元，教員6元，廚夫3元，所吃糧食、柴菜金、服裝，實行供給制，與政府工作人員同。(三)公雜費為每成立一班每月18元；兩班者第二班為15元；三班者，第三班為10元，以後每增一班增加公雜費10元。(四)每區可設公費生3名，以優待優秀貧苦子弟入學，所需書籍、糧食，由縣統一開支。
教育經費的使用上主要集中在教師工資和教材，教室多利用當地的廟宇、祠堂、或開明地主的捐贈等等。如在冀中小學需要添設必要的設備，邊區政府提出這樣的幾點意見：“在分房子分浮財時，要説服羣眾儘可能留出辦學校的房子來。學校必需的傢俱最好也能分得一部分。
校舍需要修補的就要修補最低限度，要做到學校有校舍教室裏有黑板、有教桌、有門窗、有掃地的笤帚，院子裏要有學生玩耍的地方，有男女生廁所。要給自己生火做飯的教師廚房用具，教師用的教科書和筆硯要由村裏解決。領導上提倡各村在不鋪張，不浪費的現有條件下逐漸添設學校設備，過去借用學校的桌凳很快歸還。以後任何機關不得借用學校的東西。”
組織學生開展勤工儉學，“不少地方，領導學生從事生產、挖圈、修活廁所，以糞便養豬，開闢菜園、種菜賣菜、餵鵝、養羊生產所得，得以添購遊戲器具與圖書。”課本由邊區印刷廠印製，邊區委員會發出了保存圖書的指示：“學生領到課本，只有使用權，無所有權，每一課本講完，再發新課本時或中途退學者，應將舊課本交回，由教育委員會保管，以便另發新生使用。”
並規定學生愛護課本、不得塗抹，妥善保管，遺失賠償等。即便這樣教材問題也還是要靠老師和高年級學生抄寫。
1940年11月，晉察冀邊區政府制定《統一累進税暫行税則》，最早開徵，以後推廣到整個華北根據地（“統一累進税”是中國税收史上的創舉，“以有餘奉不足”完全可以再寫一篇論文）。税率按等累進，共分12等。徵收辦法是採用民主評議，每年逐户核定分數，確定負擔數額，“縣內集中掌管使用”。初小教育經費一直在向統籌統支的方向努力，高級小學教育經費由邊區政府撥款，列入縣經費預算，由縣政府統領統發；不足部分由學校勤工儉學補充解決。
除了税收外，也用少量學田和公產的收入來支撐小學教育，還有生活富裕的開明士紳響應邊區號召辦學。應縣小石口村(晉北)有八位青年志士於1937年10月聯合創辦了“八德義務學校”，這八位青年是曹百讓、曹公士、姚旭、姚責、田華、韓培烈、於壁、王才。他們把村裏的奶奶廟作為校舍。
開頭一年，只向學生攤點燒的柴，後來一年向每個學生收費一元，作為辦公費，他們都是義務教學，每年年終餘下一、二十塊都賙濟給家庭困難的教師王才，做生活補助費，其他人毫無代價。
1940年“4、4兒童節”冀中區政委程子華同志與兒童勞動英雄牛國才（左一）、張玉芬、温三鬱合影
教育內容
晉察冀邊委會還明確規定了小學各個課程在總課程中所佔的比例：“初級小學：國語30％，常識(政治社會自然)25％，算術20％，工藝10％唱歌5％，遊戲10％。(春耕麥收秋收等活動，學校另行處理，不在工藝之內)”；“高級小學：國語25％，政治常識15％，社會(史地)10％，自然7％，算術15％，勞作5％，美術5％，軍事10％，音樂5％。”小學教師必須是“全面多能”。
他除了教好學生的語文、算術等課外，還必須會教學生(有的還包括羣眾)唱抗日歌曲；還必須向學生和羣眾宣傳抗日道理和科學知識；還必須會教學生和羣眾的日常家庭應用，如寫對聯、寫信、記賬、打算盤等等。只有這樣的小學教師，才能勝任，才能受到學生和家長的歡迎和尊敬。(當時師範學校開設的課程不是十分一致，有的學校開設的課程是：社會發展簡史、唯物辯證法、鄉村句韻、新文學、教學法、語文、算術等。)
反掃蕩中邊區兒童與父輩門一起為鬼子預備了滾木礌石
教學也貼近邊區實際情況，如做一個算術題，掃蕩來了五十個鬼子，被老百姓打死四十個還剩幾個？小柱一天割十斤草餵牛，他和五個同學一塊割夠他家的牛吃幾天？
教師教學生唱抗日歌曲，當時教唱的有《延安頌》、《我們在太行山上》、《歌唱二小放牛郎》、《抗日把國保》等一大批抗日歌曲。灤縣小學教師孫鳳翥教唱《蘇武牧羊》、《民族英雄》等歌曲，激發學生的抗敵熱情。
學生們把學到的歌曲、戲劇等排練好，到各村去演出。利用秧歌舞、霸王鞭、寫街頭詩等文藝形式，豐富學生學習，增強抗戰的認識。教師教學生唱兒童團歌：“衝、衝、衝，大家來向前衝，那怕他飛機大炮迎頭襲，我們是抗日的兒童團，打先鋒，我們是抗日的兒童團，打先鋒，殺、殺、殺，大家來向前殺，殺掉了日本鬼子的腦袋瓜，我們是抗日的兒童團。”
春季兒童給抗屬拜年
束鹿縣小學教師田寧遠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好，他給學生講完“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愛祖國"的課文後，又歷數了他們小學所在的南龐營村為抗日犧牲的王登科、齊大整、齊夢林、齊順發，以及還在縣游擊隊和八路軍裏進行戰鬥的齊志秀、王聚新、王周表、王佔文等人的情況。
還有的老師針對本村實際情況對兒童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比如：“小栓的爹被鬼子殺了，鬼子説的五族共和就是騙人的。”鬼子給兒童糖有的低年級小學生吃了，教師問：“咱村被鬼子殺了十個人，鬼子是什麼人。”“敵人！我們不吃他的糖！”將糖扔到地上用腳踩碎。
組織兒童團慰勞八路軍，幫助抗屬幹農活等等。解放戰爭期間邊區的小學生照顧負傷的解放軍戰士，給戰士端屎端尿，戰士感動的説：“你們比我的親弟弟、妹妹還親啊。傷好之後，回到部隊我一定狠狠打擊蔣介石。”
邊區兒童參加修理河道
舊式教育使教育與勞動脱節，讀書人鄙視生產勞動。回到農村，鄙視家庭如牛棚豬窩，詛咒父母是蠢婆笨漢，視田間工作如牛馬生活，這是農民最害怕的結局，也是農民最不願意送自己子女上學的主要原因之一。
冀中某村的小學生嫌棄媽媽熬的粥稀，跟媽媽吵架。有的家庭條件好的學生，給貧困學生起外號，男的叫“邋遢鬼”、女的叫“鹼蓬草”。老師針對小學生心理—愛聽別人説他像小八路，胸口就挺得高高的，教育兒童—小八路愛勞動。靈壽縣泊口小學教師，親自參加勞動，以身作則。
給學生講“不勞動就是寄生蟲，像人身上的蝨子，廁所裏的蛆”，等等鼓勵兒童積極參加農業生產勞動。
龍華上嶽各莊小學教師馬順，因貧苦學生沒有錢買紙買書，他和家長商量好了，兒童打一天柴賣錢入股辦合作社，賺利歸兒童買書買紙用，打了兩次共打1080斤，賣價2000多元。又出了教育糧195斤，賣價1950元作為公股。民主的選舉合作社幹部，規定按股分紅，隨時入股，隨時支款的辦法。
從十月到年底，每股金一元分紅利五角。後來與村社幹部商量好，將兒童合作社與村社合併，以節省人力。在合作社中，學生學會了記賬算賬，學生學習用具的困難，也全部解決了。（8）1940年冀中區在保衞麥收實行快收快打快藏的運動中，據13個縣的統計，參加集體收割的小學生就有162000多人，拔了91880畝麥子，還做了許多零活，可以代替3400多個壯年人10天的工作。此外12500多個兒童替代成人站崗放哨還不計算在內。拾麥隊共拾得小麥349石。（9）
教育過程中發生的問題
這一階段的邊區教育也有許多錯誤。初期照抄37年國民黨課本，與農村的生活實際隔閡太大。**比如國語（語文）第八冊課本關於講到英國、美國的有九課，講國統區的有四課，歷史人物的有五課，僅有兩課講到農村生活；關於抗戰的沒有兒童熟悉的敵後抗戰，**盡是《八百壯士》、《飛將軍閻海文》，脱離敵後抗戰的實際情況；後來改正之後又出現偏於政治化，口號化—盡是法西斯、資本主義這類術語，兒童不易理解。
1940年下編輯的小學國語和常識課本的397課中，就關政治常識的就佔了314課，佔全部課文的78％。
學制上1941年1月18日，邊區政府發佈《關於普及國民教育的指示》，提出了“強迫入學"的口號。1941年4月10日，邊區政府又發佈《晉察冀邊區小學暫行辦法》，提出了小學正規化的要求。晉察冀邊區就採用過“評議”法，凡經“公眾評議”應該入學的，必須入學，也引起了有的羣眾不滿。
初小學生入學人數雖然總趨勢是有所增加的，但是總的入學率還是不高，讀五、六年級距校稍遠即需住宿，非富裕中農以上的户是無力承擔學生的生活費用的，各校女生讀五、六年級的就更是百無一二了。
中央發出教育與實際向結合，有的地區讓女生和男生一樣開荒種地，有的教師偷懶，濫用半日制，隨便減少教學時間，學生的生產勞動存在放任自流現象。讓小學生勞動時間過長，損害了學生身體。針對此類現象又提出正規化的口號，從左又跑到右。儒家推崇“中庸”，因為中庸最難，這些現象在整風之後得到了檢討和糾正。
整風在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極為重要，沒有整風就沒有1949年全國解放。雖然邊區小學教育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種種錯誤但仍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到1941年秋，冀中平原二十八縣(相當於舊縣制十一縣)，連游擊區在內，平均入學兒童佔學童總數目百分之六十二，定南、安平等九縣入學兒童達到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以上。在山地，一向是地脊民貧，以遭受敵災天災很嚴重的阜平為例，小學和學生人數也較戰前增加了一倍以上。不論平原和山地，不少村莊學童己百分之百入學，貧苦兒童也有了學習的機會”。（10）
到1941年底，全邊區小學有很大發展，僅僅冀中區28個縣初、高級小學即達4187所。據1941年冀中十八縣統計，小學女生佔全體學生43．5％，其中有七縣女生佔45％到5l％。北嶽區據阜平、徐水、滿城、唐縣的調查，女生佔43％—50％，亦可見一斑。”
通過教育邊區廣大兒童成為抗日的銅牆鐵壁。冀中武強的温三鬱，為了掩護區小隊長，手指被敵人砍掉了五個，也堅決不説。雁北繁峙六區謝子坪的三保子，因為堅決不暴露八路軍的行蹤，最後被敵人仍在一丈多深的崖下。安國某村的三個小學生被敵人抓住，即使被挑死，也沒有説出村長的名字和住址，保護了村長的安全。這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成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整風之後的小學教育
1941年日軍先對北嶽區進行“鐵壁合圍”；1942年對冀中區進行“梳篦”、“拉網”式大掃蕩。日寇掃蕩除了找八路，為了滅絕人民的抵抗意志第一要務就是摧毀學校、殺害老師。
在抗戰初期，小學剛剛恢復成立的時候，教室桌凳等設備，差不多都是很完善的，教室裏張貼者各種圖表、標語，漫畫，掛着紙繡球，佈置得相當整潔。1941年以後日寇經常對邊區的掃蕩和清剿，使得絕大多數的校舍、校具被破壞焚燒。
北嶽區1941年反掃蕩以前高小88所，初小2507所，學生總數167378人。1942年反掃蕩以後高小74所，初小2140所高小減少了15.45%，初小減少了14.64%；學生總數為102814減少了38.57%。（10）阜平縣本來有小學150處，日軍掃蕩以後校舍校具尚存者僅有六區辛莊等兩三村莊。而游擊區過去較完備的校舍多半被拆掉修了炮樓，桌凳黑板門窗和其它教具都做了匪徒們做飯或取暖的燒柴。在1941年春季掃蕩中僅冀中區武強深澤等16縣統計：敵逮捕我教師135人被羣眾保釋或贖回98人，生死不明的13人，壯烈犧牲或被殘殺者24人。（11）這期間有的教師因為環境險惡、生活艱苦脱離教育隊伍，革命本來就是大浪淘沙的過程，但大多數教師堅持下來。
這時邊區教師的生活條件降低很多，很多都是盡義務、奉獻，但是阜平縣的農民平時常給教師送菜，五月端午節送粽子，殺了年豬請教師到家中吃飯，坐上席稱“先生”。
總體來説，當時小學教師的生活艱苦，但是教師的工作熱情卻是比較高漲的。每天有一斤小米的供給，比起沒有糧食吃的農民來不知要好了多少倍了！然而小學教師工作極為繁重。每人每週的功課在二十小時以上。或者説一個小學教師，教授三十多個兒童，在邊區是普遍的現象。一天到晚，除上課，還須做家庭訪問、辦識字班、民眾學校、壁報等。
除此之外，有的還要幫學生做飯洗衣，還要配合縣區做中心工作，幫助村子裏老百姓解決困難問題和一切繁雜的事情；同時，在沒有課本的情況下，還要在課餘時間抄寫課本，再轉交學生。
一個人的精力有限，而工作卻如此繁忙，在社會上可算首屈一指了。小學教師“散處在邊區的各個角落，看護着、教育者全邊區人民的兒女，是很辛苦的”，特別是游擊區的教師們，“從敵偽的刺刀下面，從敵偽奴化的氛圍裏，搶救者成百成千的兒童”。
晉察冀勞動英雄韓鳳苓同志任本村小學校長教兒童“擁軍公約”
1942年開始邊區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的邊緣地帶和游擊區，開展“軍民誓約運動”，提出全體軍民“不做漢奸順民”、“不給敵偽糧食”、“不給敵人帶路”、“不泄露軍事秘密”等十項有關發揚民族氣節，堅持團結抗戰的要求。
同時對兒童進行“五不”教育，“五不”就是：1．不告訴敵人一句實話：2．不報告幹部和八路軍的情況；3．不報告地洞和糧食的情況；4．不要敵人的東西不上敵人的當；5．不上敵人的學校，不參加敵人的少年團。在小學課程中，特別強調“不告訴敵人實話與掩護八路軍幹部”，並把這些內容，用各種形式滲透。並且在兒童團的領導下，要求每個兒童團員，一定會背“五不誓約”，並切實遵守。
天災人禍下邊區政府曾一度停撥教育經費，號召“民辦公助”，採取以工、以農養學的辦法。改“學田”租種為自種（自耕、自種、自管、自收），還組織學生納鞋底，既支援了軍需，支持了生產，又解決了學校經費的不足。
還有許多的小學，教師和學生利用課餘時間自制黑板、粉筆等教學用品，1943年北嶽區小學校的課餘產品主要有：地球儀、掛圖、認字牌、黑板、粉筆、石板、石筆以及草帽、毛衣、毛襪、手套、手巾、袋子、筐藍等。既解決了辦學費用，也鍛鍊了學生的動手能力。
當校舍被焚燬之後全體師生便自己動手修建校舍。行唐的民校小學以大量棚地窖子做教室，既不易燒燬，又節省工料。昌宛房模範教師高明遠小學的校舍被敵人燒了四次，他和學生一齊動手蓋了三次；另外許多學校桌凳被燒燬就用土坯壘成土桌、土凳或用土坯架上木板來唸書，牆上的黑板壞了做小黑板在哪兒上課就掛在哪裏。
沒有墨和粉筆他們用煤煙子和黑豆湯做墨用白乾子土做粉筆。在羣眾支持下師生自力更生解決教具。
教育與勞動相結合
1942年中共中央發表《中共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指出當時學校教育的缺點，在於“理論與實際，所學與所用的脱節。”“從做中學，學中做，那就是懂得實際生活、參加實際生活、並改造實際生活。”
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邊區小學把生產知識作為主要科目之一，通過自然常識和勞作課廣泛而深入的傳授生產知識，並且主張學生在日常生活和勞動實踐中加深認識自然界和生產的原理，懂得如何進行生產，如何制定生產計劃，撥工互助，選種、浸種的方法，如何防除病蟲害等知識。
算術課中計算兒童生產的成績，練記工記賬等，送糞時講肥料的種類效用，耕地時為什麼要把土翻鬆曬熱。有些小學教師先向有經驗的農民學習，再給兒童講。有的小學請勞動英雄給兒童上生產課，還擔任學校校長。
大生產時兒童團在休息時間唱歌
尤其是黨中央毛澤東同志號召大生產，邊區的兒童也組織起來積極開展工農業生產。參加工農業生產還解決了教育經費不足的問題，“雙石頭、雙塘澗、秋林鋪、黃塔等小學，組織了背煤擔水拾柴推碾等互助小組，利用早晚時間解決了家中柴火等問題。雙石頭小學為了教育與生產相結合，集了一萬一千五百六的股本成立了生產合作社，把合作社的棉花供給學生紡捻線，現在紡線的共賺錢一萬九千九百元。平均每人分得一千三百五十元；捻線的共賺錢七千一百一十三元，平均每人得二百零三元，解決了文具費的困難。”（12）
這樣的例子很多這就“造成了上學唸書，須努力生產的局面，解決了不少貧苦學生的困難，僅紡線一項，半年積累2500元，行唐七完小生產收入87000餘元。”“唐縣車長店小學，在教員帶領下，除幫助家庭生產外並能抽時做集體生產獲利五千三百七十六元，糧食一百八斗，解決了大部分兒童特別是貧苦兒童的書、紙、文具問題。”（13）通過開展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不僅解決了學校和學生的實際問題，確保了教育工作的順利進行，更重要的是改變了一些家庭的生活狀況。過去家長們都不願送孩子讀書認為戰爭年代讀書沒用然而經過大生產運動兒童愛從事生產勞動了而且還可幫助家裏勞動，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家長們的觀念。
他們有的説：“識了字還能學手藝，這可真是文武雙全哩。”還有的説：“我家孩子還能從學校裏賺回十幾塊錢來，真是稀罕。”家長們竟相傳説着：“蜜蜂小能釀蜜的美言。”一方面生產增加了教育經費，更為重要的是打消了家長的顧慮，以往教育環境下學生嫌棄農村，急着逃向大城市，這樣的教育更符合農村的實際需要。農民説：“這才是我們莊稼人的學校呢。”合作社的開展也促進了教育的普及。
邊區合作英雄張瑞同志因為本村的合作社搞得好，他騰出幾間房子當小學，自己教學生識字、打算盤，又聘請了一個老師教育學生。紡織合作社也促進了女童入學率，落後的婆婆們説：“丫頭上學不比以前，那時光唱歌跳舞，現在識了許多字，還使勁做活，掙了許多錢。
因地制宜的教學
晉察冀邊區在1944年10月2日發出《關於研究與試行民辦公助小學的指示》，要求各區普遍試辦“民辦公助”的“民辦小學(俗稱民學)”。這裏的“民辦公助”，採取以工、以農養學的辦法，指的是“羣眾自己出工、出力、出入辦學，政府在政治上、業務上領導，為學校推薦與培訓師資，在經費上適當補助”。
採取“民辦公助”政策的原因：邊區小學教育在1941年到1943年近三年嚴重困難時期受到很大損失，小學數目大大壓縮了，邊區得到鞏固之後，重新恢復發展了小學教育，學生增多，政府包辦不起；邊區的小學教育還存在着很多弊病，1942年整風使得各級幹部深感教育與勞動、社會、生活、家庭進一步相結合的必要；大生產運動後，邊區人民的生活改善了，農民迫切的需要改變子孫後代睜眼瞎的宿命。
兒童團查路條
邊區實行民辦公助後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民辦教師。龍華縣古縣村桑文義同志讀過五年私塾，是村裏的村幹部，邊區號召民辦公助後成為小學校校長兼老師。村裏趙老鳳的兒子十三歲，因為他家窮，孩子沒去上學。
桑文義同志每天趁趙老鳳的兒子下地幹活的時間教他幾個常用的字，不久就學會開路條。一次趙老鳳讓桑文義開路條，桑文義説：“別找我，你家小人就會。”趙老鳳説：“如果他能開路條，我就讓他去你那裏上四年學。”結果真開出來了，趙老鳳將其兒子送到桑文義學校讀書。
學校裏有一個學生家裏開豆腐鋪的，桑文義就教他記賬，“x年x月x日賣豆腐xx塊。”結果很快就能幫家裏記賬了，他的父親説：“你好好唸書別耽誤功課，我多做一個晌，就把你的活做出來了。”村裏三個富裕家庭非要讓桑文義教《三字經》,他説：“沒用。”他們説：“現在辦學不是照老百姓的主意嗎？”桑文義和他們解釋了一下不聽，教了兩個多月，這三個人學的一個都用不上，同年級的孩子都學會開路條了，那三個孩子還不會，三個家長才轉變：“可不要教那舊書了，寫文契、記賬、開路條都不頂用。”
桑文義是不脱產的農民，教學內容更貼近農民生產實際。比如教給孩子什麼樣的地好，“二十四節氣歌”。農民説：“我們還沒會，小人就會了。”
電影《雞毛信》是敵後抗日根據地兒童用自己的智慧為八路傳遞情報的故事。桑文義交給高年級學生輕重機槍、大炮、擲彈筒等日軍武器的字。兒童將收集到的情報藏在拾糞的籃子裏，日偽嫌髒就不去檢查了；還有的將情報藏在燒餅裏，遇到敵人就吃掉。
學制上桑文義根據學生家庭的實際情況安排。春耕或秋收的時候，家庭困難的學生忙於農業生產上半天課，或者自己去學生家為學生補課。
1942年北嶽區提出：“舊有小學限力發展現在陣地決不放棄。”同年編委會制定開闢近敵區游擊區教育工作的方針，經過幾個月的努力根據地被敵人摧毀的小學很快恢復。在敵偽據點附近羣眾基礎較好的村莊，在敵偽小學裏，表面上是學習敵偽規定的課本，爭取日寇的教育經費用作抗日，實際上是以偽課本為掩護，講解抗日課本，進行抗日教育。
為了避免敵人的突然襲擊，邊區政府派那些峯強的取得合法地位的教師來上課。平常學生學習抗日課本，敵偽來了或者風聲緊了，把敵人的課本《百家姓》、《千字文》拿出來做樣子，敵偽一走，仍然學習抗日的課本。課程表上虛設日語課，用來掩護自己，矇蔽敵人。讀“工人努力做工，農民努力種田，好男兒去當兵，小朋友要宣傳，大家努力，一齊抗戰”之類的文章。
也有的地方是在這樣的小學設立兩種教師，一種是“應敵教師”，多是村中略識一些字的老年人，教授《四書五經》敵偽巡邏來時，就由他們出面教學，敵偽巡邏的一走，就由抗日教師接替繼續講抗日課本。據第十專區6縣統計1943年2月到1944年11月共建抗日隱蔽小學290處，建抗日兩面小學252處；1943年五台等17縣有隱蔽小學和抗日兩面小學1280處。（14）
晉察冀邊區安國某村的小學教師，化裝成賣貨郎，沿村敲梆集合學生進行教學。學生則化裝成買油的，買針線的等等，圍着“賣貨郎”聽課，聽抗日救國的道理。
見到可疑的人，女學生就説：“我娘就給我五塊錢，你這個梳子要十塊不買了。”老太太也紛紛上前打掩護。定南某村莊教師化裝成小雜貨鋪掌櫃，對化裝為買油打醋的學生，進行個別教學。
校長化妝成看病的大夫，小女兒走在前面，巡迴檢查教學。在冀中平原地帶經常會看到幾個兒童在田地裏玩耍，其實他們正在上自習課；利用夏季在田地裏教學；地道戰開始後利用地道教學，當年的教育工作者還頗為風趣的説：地道教學省下了不少柴火，冬暖夏涼。
巡迴教學：淶源模範教師辛寶棣六十多歲，從事教育工作三十多年。早晨在主村沙果園村上兩個小時課，再到副村西溝門，村口鐵匠鋪有師徒三人，老先生先教師徒三人幾個字後，再給西溝門六個男女兒童上課。
結束西溝門學生教學後，老先生先檢查鐵匠的功課，再回家。夏天就在樹蔭下、河邊，冬天就在學生家裏上課。第二天先到主村上課，下課後在到另外四個副村上課，來回近十四里路，共有八個小學生。
晚上再到主村民校給村民上識字課，讀報宣傳黨的政策。主村共303人，除幼童、病老41人外，全部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兒童的對敵鬥爭也越發的機動靈活。某次日寇掃蕩，日寇軍官問：“你們村誰是幹部”一名兒童説：“我爹是幹部。”鬼子官一聽大喜：“吆西，他滴什麼的幹部？”兒童回答：“他是你們的保甲長。”鬼子官聽了後搖了搖頭，苦笑：“中國人滴，沒辦法的。”
鬼子強迫一些兒童到鬼子學校學習，村裏選幾個堅定的高年級學生去鬼子學校。高年級學生藉機把八路的宣傳單拿到偽學校，一些偽軍看到宣傳單問學生：“八爺優待俘虜是不是真的？”“當然是真的，我們村有好幾個被八爺俘虜過的偽軍呢。”
結果安國縣兩個偽軍帶着槍當了八路。日軍士兵受日本帝國主義思想毒害嚴重，策反鬼子比較麻煩。邊區學生故意將日本反戰同盟的宣傳單扔到鬼子茅房，一個叫小山的日軍撿到宣傳單後，通過邊區學生來到冀中當了八路。
小學生在殘酷的鬥爭中，學會了如何應付敵偽，保守工作秘密，如何掩護教師和抗日干部。在兒童的掩護下，很多抗日干部化險為夷。只據定南縣第二十高小的統計，八年抗戰中，在敵偽的血爪下，曾營救了二百四十個縣級幹部，解救了二十多個被迫去受敵訓的同學。
在邊區黨、政、軍、民共同努力下，“據1945年冀晉區29個縣統計，學齡兒童378842人，入學兒童240635人，入學率達72.8%。”（15）行唐縣6個區學齡兒童30702人，入學兒童18923人，入學率達61.65%。”（16）“據1945年底統計全邊區共有小學23300多處，1464700多名學生。
在老解放區絕大多數村莊都設有小學，曲陽、定北、完縣、龍華等縣已達到村村有學校，各地平均起來，入學學生佔學齡兒童的70%以上，有的縣份曾達到90%以上。”（17）（以上數字不分男女）“在山地，一向是地脊民貧，以遭受敵災天災很嚴重的阜平為例，小學和學生人數也較戰前增加了一倍以上。不論平原和山地，不少村莊學童己百分之百入學，貧苦兒童也有了學習的機會”；“學齡兒童入學率大大超過了抗戰前的水平，這是國統區無法比擬的，直到抗戰結束時國統區失學兒童仍佔學齡兒童的47%以上。在晉察冀邊區許多貧苦家庭的兒童 過去沒有入學機會的現在一般都入學了貧農子弟增加了，如阜平3779個學生中貧農佔53%；曲陽972人中貧農佔36%。”以往家中讓男童上學不讓女童上學也逐漸消除。
對於中共發展教育，****蔣介石在1933年説：“即如講教育，匪區裏面最緊張的，就是教育！最有紀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而我們現在各地方的情形卻不然，比方崇仁地方，所有的高小學校就完全停下來了，土匪他們什麼經費可以少，教育經費一定要籌到，我們卻反而要常常拿教育經費來做旁的用。”（18）
蔣介石明明知道國統區官員挪用、貪污教育經費卻不處理的根本原因——瑞典歷史學家達格芬·嘉圖在他的著作《走向革命——華北的戰爭、社會變革和中國共產黨(1937一1945)》一書中説：“小學教育的極大發展，是對農村紳士對教育壟斷的有力挑戰—貧農和中農出身的兒童日益接受起碼的教育的權力，這使他們更好的瞭解變革農村社會的必要性和變革的方法。”
農村紳士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而蔣介石作為地主階級的代言人，不可能發展農村教育以危害自己的統治，這是國民黨集團不發展農村教育的根本原因。
邊區小學教育真正做到了孔子説的：“有教無類”。中國幾千年封建統治者沒有做到的事情，在艱苦的戰爭年代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做到了，堪為奇蹟，這個奇蹟是建立在無數邊區教育工作者的汗水和鮮血之上的。
去年看我的一位原八路軍老戰士長輩，老人説：“我文化不高（老人高小畢業），但是我特別愛學習。（老人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在解放軍政治學院當老師）。”糾正老人一下，文化不是指學歷的高低，而是指不斷學習的能力。
某些人經常説民國大師雲集，在我眼裏從文盲成長為模範教師的王執玉是大師；“八德義務學校”的八位創始人是大師；孫風翥等為了教育事業以身殉國的小學教師是大師；不顧年老體弱堅持工作在教育第一線的辛寶棣先生是大師；還有像辛寶棣先生一樣堅持在邊區小學戰線戰鬥的普普通通的教育工作者是大師；他們在民族危亡之際選擇了燃燒自己，照亮兒童愚昧無知的天空，照亮為子孫後代前方的路，他們才是真正的大師！
【本文資料選自（1）《邊區教育》第二卷十八期1940年10月1日（2）（3）（6）（8）（10）（11）（14）（16）《晉察冀邊區教育資料選編續》王用斌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373頁、373頁、74-75頁、415頁、71頁、37頁、247頁、731頁（4）《老解放區教育工作經驗片段》第一輯人民教育社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54頁（5）《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21-22頁（7）曹劍英劉茗、石璞、謝淑芳著《晉察冀邊區教育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第62頁（9）王謙主編：《晉察冀邊區教育資料選編》回憶錄分冊第79頁（12）《晉察冀日報》1945年4月12日（13）《晉察冀日報》1945年4月18日（15）王謙主編：《晉察冀邊區教育資料選編》（初等教育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48頁（17）《北方文化》二卷一期 1946年6月16日 （18）蔣介石:《以自強的精神剿必亡的赤匪》(1933年5月15日演講)《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11卷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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