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人間正道是滄桑
【2017年12月30日，觀察者網在上海長寧舉辦“2018，中國與世界新時代的樣子**”年度論壇。會上，眾位學者、專家圍繞“大國關係”、“大國政治”、“大國思想”三個議題進行了精彩的演講和討論。王紹光教授為“大國政治”部分主講人，本文為其演講內容。**文章已經教授本人修訂。】
我今天不講“大國政治”，講講世界政治大勢，這裏所謂“勢”即“天下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所描述的那種“勢”。 “勢”顯然不能在一個固定的時點上展示出來，而是要放在歷史比較的視野中考察。中國有句老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充滿洞見。回望過去三十年，不由人不發出“人間正道是滄桑”的感慨。
時光倒轉到30年前的1987年，美國總統里根到柏林做了一次重要的講演。當時，西方媒體並沒有給予這次講演太多關注；但是，事後卻賦予它很大的歷史意義。在柏林講演中，里根呼籲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戈巴喬夫“Tear this wall down”——“把這面牆 （柏林牆） 拆掉”。後來，這面牆的確被推倒了。里根的這篇講演現在它已經被當作歷史上最偉大的講演之一。但在那個時候，里根還沒有那麼有自信，西方主流輿論也沒那麼自信。否則，當時怎麼會不大肆鼓譟呢？
里根發表柏林牆演講（圖/Politico）
兩年後的1989年，日裔美國人福山發表了其最負盛名的文章——《歷史的終結？》。大家要注意，當時發表這篇文章時，標題後面是帶有問號的。雖然文章的內容寫得言之鑿鑿，但它的標題卻顯示出作者未必那麼肯定，所以才帶着問號。同樣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福山把他的這篇文章和其他東西拼在一起，出了一本書，標題也是《歷史的終結》。此時就把問號拿掉了，這表明作者以及許多與他持同樣立場的人認為歷史確實終結了：世界上只剩下一種可行的政體了，即“自由民主”的西式政體。
那時，蘇聯剛剛於1991年解體了，歷史好像真的要終結了。就在蘇聯宣佈解體之後，我去了一趟莫斯科，當時是隨耶魯大學政治學系的同事們一起去的，目的是教俄羅斯人怎麼搞民主。但到那兒看過之後，我受到極大的震撼。回到美國，我於1992年2月5日在紐約的《世界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用的是一本蘇聯小説書名《你到底要什麼？》，副標題是“中國模式，還是蘇聯模式”？我覺得中國絕對不能走蘇聯的那條路，這也是我當時思考國家能力問題的時代背景。
在《世界日報》上發表《你到底要什麼？》
也是在那前後，福山的老師塞繆爾·亨廷頓出版了一本書，叫《第三波——二十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他認為，從更長的歷史時段來看，當時世界正在經歷的是民主的第三波；這一波民主浪潮從1974年開始掀起，到九十年代初達到了高潮，這是當時的歷史大背景。那時，西方主流思潮以及第三世界受西方主流思潮影響的學者都認為，西式的“自由民主”政體是人類唯一的選擇，這個轉折是世界大潮、歷史大勢，無法逆轉。
“全球性”、“世界性”、“歷史性”是那時不少人的口頭禪，他們自信滿滿、言之鑿鑿，彷彿已站在了歷史的領獎台上。現在恐怕很少有人還記得一位研究中國的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在1989年正好擔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他那一年的例行會長講演題目是“威權主義的危機”（The Crisis of authoritarianism），他斷言，威權主義的危機是全球性的，當時蘇聯還沒有解體，而中國是他反反覆覆提到的例子。
白魯恂資料圖
再往後1991年，福山就開始講，自由民主已經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1994年，拉里·戴蒙德 (Larry Diamond)宣稱，人類正在經歷的是全球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2003年，小布什開始打伊拉克的時候，把伊拉克戰爭説成是“全球民主革命的最前沿”（The war in Iraq was the latest front in the “global democratic revolution.）。
簡而言之，在世紀之交那些年，西方主流的看法是，一波波的民主浪潮已經蔓延到世界各個角落了，最後必將席捲全球，中國也是在劫難逃。
那麼，這些預言實現了嗎？現在看來是落空了。正如《孟子》所説：“其進鋭者，其退速”。測度世界大勢的變化説難也難，説容易也容易，也許可以用一個風向標人物的例子説明，這個人就是前面提到的拉里·戴蒙德。
之所以選擇此人作為風向標，是因為過去三十年，在世界範圍宣揚西式民主方面，他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標杆。他不僅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也是美國國務院和美國開發署的顧問；最重要的是，從美國政府資助的民主基金會於1990年創立機關刊物《民主研究》伊始，他就擔任創刊編輯，至今仍然負責其編務。
在過去30年裏，研究民主的人不計其數，但在這些人中，發表相關文章數量最多的，恐怕沒有一個人比得過他。他研究的質量未必最佳，但發表數量首屈一指。他不僅出版物多過別人，而且在全球範圍到處訪問，是“自由民主”的首席推銷員，是中國兩岸三地的常客。如果把他稱之為“民主先生”，恐怕並不為過。讓我們來看看“民主先生”的變化軌跡。
“民主先生”拉里·戴蒙德（圖/Maydaysur）
從1990年到1999年，“民主先生”可謂意氣風發。看看他這段時間文章的標題和內容，就大致可以感受到了。
·1990年，他發表題為“民主的三個悖論”一文，斷言“當今世界盡在民主革命掌控之中”。
·1994年，他發表題為“邁向民主鞏固”一文，樂觀地認為全球民主化已勢不可擋，絕大多數國家已經或正在變成民主國家，其餘國家轉向民主不過是個時間問題，剩下的任務只是一步步把新興民主鞏固起來。
·同樣在1994年，他另一篇論文題為“全球大勢：建立民主的世界秩序”，好像西式民主的一統天下已指日可待。
·1996年，他發表一篇論文，“第三波的民主浪潮是否已經結束？”雖然標題帶有問號，但他的回答斬金截鐵：“沒有”。相反他斷定：“在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的某一時刻，世界將迎來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很可能成為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福音，遠比我們在冷戰結束時看到的更深刻、更持久”。
但是進入新世紀後，形勢的變化卻使他的底氣泄掉了不少，反倒沒有前十年那麼足了。此後，他發表的文章在標題後面經常出現了問號。看來，文章標題有沒有問號大有講究。信心十足時，文章標題不會加問號；心中沒底時，哪怕自己有傾向性的答案，文章標題很可能出現問號。
從2000年到2010年，“民主先生”變得有點遲疑躊躇。
·2000年，他的一篇文章題為“巴基斯坦開啓了未來的逆流嗎？”在文中，他承認：“雖然轉向民主的國家數量不少，但全球民主的前景並沒有那麼燦爛”。
·2003年，他有篇文章標題很醒目，但卻帶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普世民主？”他在文中自問自答：“是否世界上每一個國家全都會變成民主？我的回答是謹慎樂觀”。很明顯，“樂觀”反映了其主觀願望；“謹慎”則來自客觀分析。其實，“民主”之光是否會點亮全球，是這位“民主先生”那幾年四處講演的主題。
他曾於2006年到我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學作過一次講演，主題也是“民主”可不可能在全球範圍內實現，包括中國。但到二十一世紀初，已經很清楚，第三世界出現的很多所謂“民主國家”，徒有西式“民主”的形式（諸如多黨制、競爭性選舉、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哪怕再熱心推廣“民主”，在這位“民主先生”看來，那些“民主國家”怎麼看都不太順眼。因此，他以前那種盲目自信開始大打折扣。
·2007年，他發表《中東歐開倒車了嗎？》。
·2008年，他發表《民主倒退：掠奪性國家的再度崛起》。問號沒有了，但確定的不再是世界範圍的民主大潮，而是出現了“民主先生”不希望看到的現象。
·2010年，他發表《為什麼阿拉伯世界沒有民主？》。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年後，“阿拉伯之春”如約而至；但西方國家很快發現，其結果非其所願。
當地時間2016年1月14日，突尼斯突尼斯城，突尼斯民眾走上街頭慶祝“阿拉伯之春”五週年。（圖/東方IC）
從2011年到2017年，“民主先生”已經變得失望沮喪。
·2011年，他發表《阿拉伯之春以後的民主：第四波、還是錯誤的開端？》對剛剛發生的阿拉伯之春充滿期望，但又害怕它演變成西方的夢魘。
·2012年1月，突尼斯、埃及、也門、利比亞的風波使他莫名其妙地重拾信心，發表《正在到來的大潮》一文，居然預言“如果下十年全球民主前景會出現一個大的飛躍的話，它最可能發生的地區應該是東亞”。當然，這裏的“如果”是個巨大的假設，僅僅反映了他心底的願望，恐怕自己也未必真信。
·2013年，他意識到阿拉伯之春已無疾而終，發表《第三波的起伏》。
·2014年，一篇文章用標題説出了他最不願看到的事：“民主衰退日益惡化”。
·2015年，另一篇文章的標題顯示出他的無可奈何：“直面民主衰退”。在這篇文章中，他坦陳：“民主衰退最讓人擔心的層面也許是，西方（包括美國）自身民主的功效、能量、自信都在不斷下滑”。
此後，作為美國政府宣揚民主部門機關刊物的主要筆桿子，他變得非常沮喪，其出版物的標題就是證明：
·2016年的一篇論文標題“墜落中的民主：華盛頓如何能逆轉潮流？”；同一年，他編輯的一本書題為“威權主義走向全球：民主面臨的挑戰”。
·2017年，也許是因為失望越來越深，“民主先生”幾乎沒有什麼出版物，與以前那個意氣風發的他形成強烈的對比。他在這一年發表唯一文章題為“自由民主是否存在危機？”意味深長的問號再次出現，但現在問的不是“民主”來了沒有，而是“民主”碰到了多大麻煩。
“民主先生”從意氣風發到遲疑躊躇，再到失望沮喪，這個風向標人物的轉變，從一個小小的側面向我們展示了世界政治大勢的變化。
“民主先生”資料圖（圖/YouTube）
如果把聚焦點從“民主先生”一人移至西方輿論的總體取向，世界政治大勢的變化軌跡同樣清晰可見。
二十世紀最後十年，當第三波民主化達到頂峯時，西方輿論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潰敗彈冠相慶，對民主浪潮席捲全球的前景滿懷信心，但這種亢奮持續時間並不長。
進入新世紀以後，哪怕從西方主流思潮的視角來看，所謂第三波民主化似乎已如明日黃花，呈現出頹勢。儘管作為一種政權形式，“民主”已成為近百個國家“主導遊戲”，但是，有一批國家遭遇民主的“崩潰”或“倒退”，多數轉型國家則陷入所謂“不明不白區域”：那裏的“民主”是“表面的”、“虛假的”、“有缺陷的”、“偏頗的”、“不完整的”、“不自由的”、“無恥的”、“仿造的”、“低強度的”。
到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西方輿論對第三世界的民主化前景已深感憂慮。例如，耶魯大學出版社於2013年出版了一本書，題為“頹敗的民主”（Democracy in Retreat），作者是美國外交協會的資深研究員。在他看來，全世界的民主都出現了問題，第三世界尤為嚴重。《經濟學人》2014年3月推出一個專輯：“民主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引起了全球媒體的廣泛關注。以推動全球民主化為己任的美國《民主研究》於2015年推出了一組七篇特邀文章，總標題就是“民主是否退潮了？”雖然，其中仍有個別人認為民主還沒有退潮，但主流看法已經承認，民主在第三世界國家已經退潮了。2016年，《金融時報》的外交事務主筆發表了“全球性的民主退潮”，他認為，第三世界民主潮的衰落是不爭的事實。
很快，西方輿論發現，不僅第三世界的民主出了問題，中東歐那些前社會主義國家，也是問題重重。烏克蘭就不用説了，雖然經歷了這場“革命”、那場“革命”，這是一個典型的失敗國家：經過近30年的所謂“轉型”，烏克蘭現在的人均GDP還沒有回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的水平。其它那些所謂“新歐洲”國家，西方輿論發現越來越讓他們操心。早先的例證我就不一一列舉了，下面僅僅展示過去一年多西方主流媒體幾份報道的標題：
·2016年3月9日《紐約時報》發表《歐洲的不自由民主》（Europe’s Illiberal Democracies），把匈牙利等國打入另冊。
·2017年3月，“歐洲巴爾幹政策顧問團”發表報告《西巴爾幹地區的民主危機：威權主義與歐盟的維穩政體》（The Crisis of Democracy in the Western Balkans: Authoritarianism and EU Stabilitocracy），把前南斯拉夫地區各國與阿爾巴尼亞打入另冊。
·2017年10月23日，《紐約時報》發表《捷克是否開始與西方作對？》（Is the Czech Republic Turning on the West?）。
·2017年12月20日，《紐約時報》發表《波蘭撼動法院：批評者看到民主的退步》（Poland Overhauls Courts, and Critics See Retreat From Democracy）。於1991年成立的維謝格拉德集團四國（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本來被當作民主轉型的樣板，現在卻成了西方輿論口誅筆伐的對象。
·2017年12月17日，《歐洲新聞》發表《羅馬尼亞的民主面臨1990年以來最嚴重的危險》（Democracy in Romania facing its ‘gravest danger since 1990’）。
相關報道截圖
中東歐這些“新歐洲”國家在難民危機處理方式等問題上與“老歐洲”漸行漸遠，使得歐美那些所謂老牌“民主”國家對它們越來越看不順眼。土耳其不屬於中東歐，但在西方輿論看來，它同樣棘手，認為埃爾多安治下的土耳其已根本不符合民主的標準。
如果説西方輿論過去擔心的主要還是民主在第三世界、轉型國家根基不牢的話，那麼，最近幾年，它逐漸意識到，更大的麻煩是歐美國家自身：民主的危機已經蔓延到他們本土。英國脱歐公投、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傳統政黨衰落、極端政黨崛起、“民粹主義”氾濫、投票率下降不過是民主危機的表徵，該危機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以競爭性選舉為標誌的“代議制民主”本身就是不民主的，難以取信於民。
世界上最大的公關諮詢服務公司--愛德曼國際公關公司，每年做一次全球性的信任調查，包括四個方面的信任，即對政府、工商界、媒體與非政府組織的信任。《愛德曼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 2017》警告，西方國家現已陷入嚴重的信任危機：西方國家的民眾對自己國家的這四類些機構，尤其是政府，非常不信任。雖然出於種種原因西方主流媒體沒有給予這個警告太多關注，但它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警覺。
作為對比，該報告同時顯示，就對政府的信任度而言，中國高居第一。實際上，如果我們檢閲一下過去幾年的《愛德曼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幾乎一直是全球最高的。西方輿論總是喜歡拿所謂“合法性”、“正當性”做文章，彷彿只有西方國家才享有“合法性”、“正當性”，而中國政治體制不具有“合法性”、“正當性”。其實，真正遭遇“合法性”、“正當性”危機的正是西方國家自己。2017年12月15日特朗普的前顧問班農到東京，希望鼓動一個全球的民粹主義聯盟對抗中國。如果從全球民意來看的話，這無異於痴人説夢，根本沒有這種可能性。如果任何人聽從他的建議，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白宮前首席戰略顧問史蒂夫·班農（圖/東方IC）
民主世界出了問題，不僅西方主流輿論開始關注，西方主流學者們也開始自我懷疑。2017年10月份，將近50位研究民主理論的重要學者聚集耶魯大學，他們討論的題目叫做“民主是如何崩盤的”（How Do Democracies Fall Apart ），副標題是“它有可能發生在美國嗎”(And Could It Happen Here?)?。幾乎所有的與會者都認為，西方也罷，美國也罷，民主制度在很多方面都正在走向潰敗，包括社會層面、文化層面、經濟層面，更不要提政治層面了。有與會者甚至得出結論：“如果目前這種趨勢再持續20到30年，民主就完蛋了”（觀察者網翻譯發表了該研討會的報導）。
這當然並不是單指美國民主要完蛋了，而是指代議制民主這種政體作為人類的理想將面臨破滅的危險。兩本於2016年出版的書用書名表達出這種深度的幻滅感。一本叫做“反對選舉”（Against election），該書作者中認為，實現民主最好的方式不是以競爭性選舉為標誌的代議制，而是還有其它方式，包括我一本新書討論的抽籤方式（見王紹光《抽籤與民主共和：從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即將出版）。另一本乾脆就叫“反對民主”（Against democracy），認為民主是不值得追求的。
總而言之，説到世界政治大勢，不僅從我們中國人的觀點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即便從西方人的角度看，它在過去30年也發生了180度的逆轉。更為關鍵的是，這個“勢”未來的變化方向，具體説就是下一代人會作出什麼樣的選擇。有幾位美國學者在2016-2017年接連發表兩篇文章研究這個問題，分別題為“分崩離析的危險”（The Danger of Deconsolidation）和“分崩離析的跡象”（The Signs of Deconsolidation）。他們使用的是西方學界用得最多的一個數據庫——世界價值觀調查。通過數據分析，這些學者發現，西方青年一代對所謂“自由民主”的信念急劇下降，體現在下面兩張圖中。
左邊這張圖問的問題是“生活在一個民主的國家是否至關重要？”，結果顯示出生在30年代的人認為很重要，但是出生在80年代的人覺得不太重要。右面這張圖問的問題是“用民主方式治國是不是糟糕或者很糟糕？”我們看到，相對而言，16-24歲這個年齡段有較高比例的人認為，民主治國是一種糟糕的治國方式。這項研究讓西方一些人更為擔心，因為它直接關係到西式民主的未來：如果西方國家的年輕人失去了對西式民主的信念，西式民主怎麼可能成為世界各國人民效仿的榜樣呢？那些曾一度鼓吹歷史終結的人現在看到的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歷史的嘲諷。
從世界政治大勢的角度看中國，中國崛起勢不可擋。回望過去三十年，簡直恍若隔世。誰還記得，在1989年到2000年前後，當時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都有不少人認為中國即將崩潰。今天恐怕很少人知道，有位流落海外的著名持不同政見者曾在1989-1990年間多次預測，中共三個月內必定垮台。他當時言之鑿鑿，並聲稱國內很多內線都是這樣告訴他的。正是在這種大氛圍中，出現章家敦那本名噪一時的《中國即將崩潰》，引得台灣的李登輝之流連聲叫好。
章家敦及其著作《中國即將崩潰》
“崩潰論”流行了十餘年後，中國不僅巋然不動，而且發展越來越迅速。進入新世紀，西方對中國政局的判斷開始慢慢發生變化。比如在哥倫比亞大學的黎安友教授，這是一位希望看到中國政治體制垮台的人，但他的一個學生給他看到很多來自中國實地調查數據，使他意識到中國體制並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麼脆弱。所以他在2003年發表了一篇文章，承認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一種韌性很強的體制（他稱之為“有韌性的威權主義”）。
此後，越來越多的西方觀察家認識到，中國未必會按照他們的意願發生變化，他們習以為常的理論模式未必適用於中國。尤其到了過去兩三年，我們看到不少西方學者開始自我懷疑，開始懷疑他們曾深信不疑的現代化理論。西方的現代化理論假設，一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出現西式民主化。但中國的發展令他們大失所望。
2017年12月5日，美國的民主基金會發布了一份長達150多頁的報告，專門講中國與俄羅斯的所謂“鋭力”（sharp power），即影響別國輿論的能力。本來美國對自己的“軟實力”很自信，從不掩飾要影響別國輿論的企圖；現在也輪到它處於擔驚受怕的地位了。本來這篇報告針對的是俄羅斯和中國兩國，但《經濟學人》則在有關“鋭力”的專輯中把攻擊的矛頭集中到中國身上，有點槍打出頭鳥的意思。
《經濟學人》“鋭力”一期封面
2017年12月12日，《華爾街日報》刊登的一篇文章直截了當地指出，“西方人你們不要再欺騙自己了，中國絕不會變得像我們一樣”。
2017年12月17日，美國政府公佈了最新的戰略評估報告，首次把中國定位為戰略對手。對美國這樣定位自己，中國一方面當然要有所警惕；但另一方面，不妨把這種定位看作一種褒獎，因為它告訴我們，美國人開始否定了他們頭腦中一個根深蒂固的假設：美國或西方有能力把中國重塑為一個像它們那樣的所謂“民主”國家。現在，他們終於認識到，這個判斷是徹頭徹尾的自欺欺人。 這才是美國本次戰略評估報告調門大變的深層次原因。
不管在我們聽來，西方使用的語言多麼不順耳，但最近接踵而來的信息告訴我們，西方對世界政治大勢的判斷髮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前咄咄逼人的西式民主似乎轉而退居守勢，中國政治體制的吸引力、影響力已引起了西方不少人的巨大恐懼。
在中文裏面，“鋭力”其實是個好詞，我們不妨接過來用。中國現在已鋭力初露，正處於一個臨界點上，不僅經濟實力已大大增強，到達經濟總量世界第一的臨界點，中國民眾（尤其是九零後）對走中國道路、對中國體制的自信心也不斷增強；更令人欣喜的是，中國道路的國際吸引力、影響力不斷增強。換句話説，中國的“勢”已形成。當然，儘管勢必在我，也應該多借勢、少使力。穩步跨過這個臨界點，中國將迎來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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