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奎：校外培訓熱不是劇場效應，而是政策導致的軍備競賽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蘇奎】

中國教育學會的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中小學校外培訓行業市場規模超過8000億元，參加學生規模超過1.37億人次,可以比較的是，全國中小學生人數只有1.8億，同期全國中小學財政總投入23758億元。其中一家培訓機構的線下學生接近400萬人，線上註冊用户累計超過3500萬人。同樣可以比較的是，中國第一人口大省——河南省中小學生總數只有1670萬。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校外培訓確實過熱了，校外培訓機構已經深刻改變了教育供給，也製造了不少需求。校外培訓過熱確實需要解決，但那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但遺憾的是，各地的教育政策還在不斷將學生送進校外培訓機構，校外培訓的軍備競賽也絲毫沒有緩和的跡象。

不是劇場效應

城市廣泛而嚴重，甚至是瘋狂的課外補習和擇校競爭，有論者稱之為“劇場效應”，那就是如同劇院看戲，不知何時何故有人站起來了，後面的人被迫跟着站了起來，最後所有人都站起來了，第一個站起來的“綁架”了整個劇場觀眾。戲還是那個戲，但所有的人都看得很累，看戲的成本增加了，所獲得的價值也被打了折扣。

這可以説是一個十分抓心的比喻，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鳴，相信確實有不少家長和同學並不想參加課外補習，但受不了班上或周圍很多同學都去了的壓力，也只好被裹挾進去了，這就是所謂的從眾效應，也是這個類比的共鳴點。

不過要是仔細思考一下，我們就會發現這個類比並不恰當，甚至是誤導的。很明顯，在劇院站起來看戲打破了劇院看戲的規矩，更重要的是，影響了後面觀眾看戲的效果，當然是需要譴責並立即予以制止的，但同班同學參加無論任何形式的校外培訓（包括參加校外培訓班、家庭教師等）都沒有影響其他同學的學習，校外的補習屬於個人的事情（國際上因此稱之為私人教育，private education），兩者可以説根本沒有可比性。

任何比喻或者類比，都會有失真，有偏頗，只要是有助於理解，都有其論述的價值，不該苛求，討論類比是否完全準確屬於吹毛求疵。然而，“劇場效應”類比的問題並非是否準確，而是這個類比將問題指向了學生參加校外培訓監管不嚴，指責劇場現場管理人員失職是問題的罪魁禍首，從而放過了探求事情的真正原委。

猶如發現每次劇院看戲都是如此混亂不堪，我們是不是更應該檢討劇場的設計是否有問題，比如前後排的高差不合理導致後排普遍被前排遮擋，而不只是怪罪劇院現場管理不力。

如果非要用一個類比來説明眾多中小學生被裹挾參加校外培訓的話，“軍備競賽”這個概念可能更加準確。軍備競賽的目的不是滿足一個國家的正常國防需要，事實上，參與軍備競賽國家的軍備水平遠遠超過了國防的需求，如數千枚核彈頭與幾百個核彈頭對國防安全而言並沒有多少差別，大部分的武器裝備對於國防也都沒有意義。這猶如很多學生參加校外培訓不是要達到教學標準所規定的學業水平（所謂的補差），普遍性的超前教育也並非學生成長的需要，很多的練習都無助於學生未來的創造力，而只是超越對手的需要。

軍工利益集團可能會鼓吹、誇大敵對國軍事力量，以獲得更多的訂單，校外培訓機構也會推波助瀾，不遺餘力宣傳“不能輸在起跑線上”，以刺激更多培訓需求。

更重要的是，軍備競賽會拖垮一個國家的經濟，資金技術大量進入軍工行業會嚴重影響民生。可以類比的是，校外培訓的軍備競賽不只是消耗家長的金錢，更會吞噬掉學生們的童年，扼殺同學們對於未知知識的探索興趣。

然而，軍備競賽是意識形態的極度對立所致，是霸權主義的政策的必然結果，我們可以斥責軍工集團為了一己私利推波助瀾，但霸權主義的政策才是該責怪的對象，沒有了霸權主義，就沒有了軍備競賽。

同樣，斥責校外培訓機構“喪盡天良”確實很解氣，但問題道德化並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校外培訓的需求只要還在那裏，校外培訓就取消不了。從國際實踐看，世界上有過這樣的教訓。韓國在1980年曾經嘗試過禁止校外培訓機構的政策，不出所料，結果適得其反，培訓轉入地下，學生反受其害，最後被迫政策反轉，好心辦了壞事。

我們甚至不能一味責怪校外培訓機構推波助瀾，校外培訓機構如此興盛很大程度是拜“平等化”教育政策所賜，好似足球場上的“烏龍球”。

平等化陷阱

校外培訓教育的發展首先是經濟發展後的現象。於個人而言，教育也是一種消費，經濟的發展，消費自然要升級。學生天賦有差異，學校質量有差別，公辦學校提供的普遍服務難以滿足需求，更為個性化的校外培訓教育受到追捧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這是任何監管都不能阻止的，不斷增長的個性化品質化的教育需求，與教育平等化規模化供給的矛盾，是校外培訓發展的根本動力。

校外培訓的發展有其自身的動力，如果只是其內部動力，發展速度不會有這麼快，所謂的亂象也不會有這麼多。義務教育擴大化的“平等化”的教育政策則是其最大的外部動因。

2014年1月28日，《教育部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做好重點大城市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工作的通知》明確要求：2014年各重點大城市應制訂完善進一步規範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的方案。不得違反《義務教育法》免試規定。入學工作禁止組織筆試、面試或任何變相形式的考試、考核。

教育行業是對人的加工，涉及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植入，是影響一個國家長期發展的基礎行業，義務教育則具有更為基礎性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公共服務之一，這是現代國家的責任，公辦學校則是落實這種責任的重要載體。教育的功能包括為社會不同羣體提供縮小社會存在的不平等的機會，公辦教育的責任自然要大一些，這是我們平等化教育政策的出發點。對於教育部門“平等化”教育政策，公辦學校確實沒有多少理由不予執行，當然也不容得不執行。

民辦學校不僅是增加了教育供給，更重要的是，民辦學校能提升教育供給的多樣性，有助於滿足不同層次的需求。然而，民辦學校的性質決定了其對優秀生源的追求是“瘋狂”的，沒有優秀生源對民辦學校而言，可能就意味着死亡，就會被市場淘汰。

當然，一個巴掌拍不響，這不只是民辦學校的需求，這也是家長的需求。教育服務的特殊之處就在於學生不僅是教育服務的對象，是教育服務的需求方，同時也是教育供給的組成部分，學生在教育服務中具有二重性。這種特殊性決定了，好學生不僅希望有好的學校（好老師、好的環境），同時希望有好的同學。

當民辦初中學校（事實上，一些公辦外國語學校等希望保持優質的學校也有同樣的需求）不能公開選拔時，特別是在官方評估標準缺位的情況下，學而思們填補了這個空缺，滿足了需求，通過舉辦所謂的“奧數競賽”、“小升初密考”等事實上掌握了小學教育標準，這就是學而思們小學生“超前教育”得以存在的關鍵。

幾乎沒有民辦學校沒有考試選拔，這是公開的秘密。從這個意義上講，小學階段的校外培訓機構並不是所謂的“影子教育”，而是與官方教育標準相競爭的另一套體系。

國際上也有過類似的教訓，東亞鄰國韓國就經歷過取消中學入學考試和再恢復民辦學校選拔招生自主權的輪迴。如果教育部門能夠建立合理的學生水平評估體系，學生可自願參加不同難度、不同特色的評估考試，不同學校可以根據辦學特色參考不同類別的考試成績或等級，當然，大部分公辦學校仍可以繼續直接入學。掌握了標準，就有了事實上的指揮棒。當官方的教學評估標準真正主導了教育的時候，學而思們最被詬病的小升初“超前教育”也就沒有那麼大的市場了。

有效的官方評估標準是教學標準真正落實的保障，這並不是要鼓勵應試教育，更不是要激化競爭，而是將競爭控制在一定設定的範圍內，防範競爭提前太多，走向極端，走向瘋狂，畢竟對優質教育的競爭是不可避免的，學習並不輕鬆。

可以比較的是，在具有官方評估標準的初高中階段，“超前教育”問題並不突出，校外培訓是真正的“影子教育”，是官方教育標準下的影子。根據中國教育在線製作發佈的《2016年基礎教育發展調查報告》統計，根據學而思培優網站公佈的開班列表，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學而思開設小學階段輔導班次7萬多個，比初中（4萬個）與高中（1萬個）之和還要多。顯然，初高中階段參加培訓的比例大大低於小學。

這就是所謂的義務教育“平等化陷阱”。為了追求義務教育階段的平等，但實際上可能製造了更大的不平等，也付出了更大的成本。只有那些經歷了不停奔走在“密考”、“奧數競賽”路上的家長和學生才知道其中的心酸和荒唐。

重演日本寬鬆教育？

1976年12月18日，日本發佈《關於改善小學、中學及高中的教育課程基準》，以其為標誌，開啓了日本中小學為減負而實施寬鬆教育政策的起點，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門隨後實施了一系列政策，公立學校去重點化及學生報考公立中學按片區隨機入學的政策也在其中。

在“寬鬆教育”政策下，優質教育供給，特別是優質中學由公立向私立轉移，民辦中學的比例是民辦小學的7倍。只要經濟能力允許，重視教育的父母們都會積極地送孩子去校外培訓班，讓孩子考入私立學校就讀。要讀上好大學，就要上私立學校，報讀校外培訓機構（日語稱學習塾或進學塾），這幾乎成為日本家庭的一種普遍常識。根據文部省官方調查顯示，日本中學生上校外培訓學校的比例從1976年的38％上升到2007年的65％。寬鬆教育直接導致了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的兩極化發展和校外培訓市場的蓬勃。

40年後，經歷了多年的爭論後，2016年5月10日，日本文部科學大臣馳浩宣佈，日本將實行“去寬鬆教育”，將朝着“教育強勁化”的方向發展。顯然，這意味着日本正式宣告“寬鬆教育”失敗了。

一衣帶水的中國或許正在重複日本的道路。為了義務教育階段的公平取消小升初考試，造就了大城市民辦初中的繁榮，民辦教育成為優質教育的代名詞，無可否認，公辦學校已經開始“衰落”了。上海2015年中考成績排名，前十名均為民辦初中。杭州2015年中考500分以上的考生中來自民辦學校的超過90%。公辦學校正在逐漸被“邊緣化”，有專家稱之為“教育的拉美化”。公辦初中的衰落對於富裕家庭影響不大，中低收入人羣則是“平等化”政策最大的受害者。

一直還沒有納入改革視線的高中教育也開始行動起來了。2017年12月20日，廣東中考改革實施意見出台，“意見”明確優質高中名額的不低於50%分配到各初中，且試點市從2017或2018年、其他市從2020年入學的初中一年級新生起，高中階段學校名額分配招生的，一律不得設“限制性”分數線，初中的均衡化或平等化加快向高中延伸。

事實上，這並不是廣東的創新，廣東也不算“先進”。 為促進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公平，2014年1月26日，教育部發布的《關於進一步做好小學升入初中免試就近入學工作的實施意見》明確提出：將不低於50%的優質高中招生名額合理分配到區域內初中並完善操作辦法。北京2016年已經達到了50%，上海則提出到2020年前，優質普通高中每年招生計劃要拿出不少於60％的名額，平均分配到每一所初中。不過，廣東“意見”提出的一律不得設“限制性”分數線是“動真格”，屬於自選動作，相比教育部規定的比例，影響要大，走得也更遠。

弔詭的是，恰恰就是還保留的入學考試製度——中考，保證了優質高中基本還是公辦學校，但不斷增加的優質高中招生名額到校比例將無可避免使得優質高中趨於平庸化，量變終將引起質變，公辦高中的平均化可能又是民辦高中的新機會，整個基礎教育供給結構可能都要改變，高中教育會不會再現所謂的“教育拉美化”呢？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對教育供給結構可能的變化是否有足夠的認識和充分的心理準備呢？至少，沒有人希望看到更加激烈的初中校外培訓軍備競賽上演，那將徹底毀掉我們的基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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