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伏爾泰到馬克龍：“想象”的中國與現實的西方-於聖明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於聖明】

近日，法國總統馬克龍開啓了其訪華之旅。並將其訪華的首站選在了古都西安，這一安排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馬克龍及其團隊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西安悠久歷史的興趣。在演講中，馬克龍還特意提及了法國在西方國家中率先與中國建交的歷史來彰顯中法兩國友誼的源遠流長。不過，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法國人對中國本身和中國文化感興趣乃至深入探究中國文化的歷史，是要比兩國建交乃至新中國的成立都要更加久遠的事情。在遙遠的18世紀，法國的啓蒙思想家們就曾經對中國產生過濃厚的興趣。

15世紀以來，新航路的開闢和航海技術的進步使得西歐人有機會向更遠的東方探索。在商業利益和傳教熱忱的促使下，許多商人和傳教士從歐洲出發向東，最終到達中國。這些西方來客在被中國與其家鄉大大不同的人文和自然風貌吸引的同時，也將這些中國風物和中國見聞以本國語言記錄下來，並在17-18世紀的歐洲出版。

這些傳教士們受到清前期中華帝國繁榮強盛的發展狀態的影響，且在日常交往中與皇帝本人和王公大臣等多有接觸，也對中國當時流行的儒家文化有一定了解。他們大多認為中國當時國力強大，人民温和有禮而又不刻意與基督教世界為敵，是很好的傳教對象。進而對中國做出了相當多的正面評價。因此，他們在作品中大多對中國流露出尊重與讚賞的態度。啓蒙思想家們的中國印象，大多便來自於這些傳教士的書籍。

但是，在對當時的中華帝國及其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的理解和認識上，法國啓蒙思想家們對傳教士們的記述做出了並不相同的解讀。在這些解讀中，傳播最為廣泛的兩種中國觀，是來自伏爾泰的“開明帝國”論述與來自孟德斯鳩的“專制奴役之國”的説法。

為什麼參考了大體相同的文獻的兩人會對中國有如此不同的評判呢？這很可能受到了他們所看到的材料中具體描述的影響。但是，二人之所以對傳教士作品中的中國進行自己的評判、想象乃至構建，實際上並非只是有感而發，而是一定程度上在利用他人對中國的陳述和自己對中國的想象來針砭時弊，乃至證明自己學説的正確性。

伏爾泰在其學説中認為，當時法國式的專制君主制度會造成昏君上台，對國家有害。民主制度則會導致“多數人的暴政”，也不利於國家發展。理想的國家應當由開明的君主依靠哲人的建議來治理。同時，他反對教會特權和宗教神秘主義，崇尚道德和法律，並認為在理性，道德和法律的指導下會產生繁榮的國家和誠實勤勞的人民。

因此，他在其著作《風俗論》中將中國理想化，並作為其學説的理想模板來進行闡述。他認為，中國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善良仁慈，熱心法律與公益”，而且最為遵守以孝道為主要方面的中國倫理和中國法律（此處的“法律”指古代的各種律例，與當今法律的定義多有不同），為其子民做出了表率。

同時，中國的皇帝因為“家天下”的體制，而更加傾向於為他擁有的土地及其子民撥款進行修橋鋪路等公共服務性工程，也因之更容易以家庭的模式組織國家政權。伏爾泰在此還舉出了中國百姓將皇帝派遣來的官員稱為“父母官”的例子來證明這一點。在其他領域，伏爾泰也多次表達了他對中國以德治國的統治方法和開明專制的國家體制的讚賞。

此外，伏爾泰還認為中國的法律、信仰和民風等方面有許多可取之處。例如，他十分推崇中國的法律，並視其為道德和法律的適當結合。在這種結合中，法律“不僅用來懲治罪惡，而且用來褒獎美德”，使道德和法律達到了互相促進的效果。他還讚賞作為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家學説，認為雖然中國所敬拜的“上天”和天主教所信奉的“上帝”有相同之處，但是中國對“上天”的崇拜是更為純粹的，無需組織嚴密的教會，數量眾多的教士。也不像基督教一樣存在眾多迷信傳説與反理性、反自然的説教。

由此，伏爾泰將當時的中國視為以道德而非宗教進行治理的，合乎理性和自然法則的國度。傳教士們的著作中所記載的彬彬有禮，温和謙讓的中國普通人和擁有強大的同化能力的中華文化同樣讓伏爾泰心嚮往之。總而言之，從伏爾泰的角度看來，他心目中的中國是以道德力量施行教化，以聖君明主進行統治的開明國家，遠勝於專制盛行，教會權力極大的當時法國。

啓蒙思想家伏爾泰，圖片來源：作者收集，下同

而啓蒙運動的另一位旗手孟德斯鳩對中國的評價與伏爾泰相比可以説是大相徑庭。在孟德斯鳩的筆下，明清時代的中國是一個缺乏規則和秩序，由君主任意奴役人民的落後國家。

他認為，在政治體制方面，中國被傳教士們所誇讚的良好秩序和嚴格禮儀來自於統治者的威嚇。這樣的專制暴政甚至連社會上層都難以倖免。清朝的法律則是主張君主專制氣焰的工具。他還認為在當時的中國律令中普遍存在的累及親屬的條令是缺乏法律精神的表現。受到伏爾泰誇讚的中國禮教和道德不僅難以得到專制權力巨大的君主本人的遵守，更成為了剝奪人民自由，造成人民恐懼的思想禁錮。

而從宗教和禮節方面來看，中國的皇帝既是世俗的最高統治者，又是精神領域的最高權威，這給民眾帶來的只是雙重的畏懼與壓迫。此外，孟德斯鳩還格外強調了中國的法律和習俗相互混雜所帶來的害處，他認為法律、習俗和道德之間本來有相當大的區別，而好的治理應該將其嚴格區分並使它們各司其職。

而當時的中國將它們混合在一起，不僅如傳教士們所説的那樣阻礙了基督教的傳播，還在事實上阻礙了對社會有利的變革。對於中國的民風，孟德斯鳩在承認中國人的勤勞的同時，還認為中國人的性格中有不守規矩，利慾薰心的一面。

總結來看，孟德斯鳩對中國的著述中更多的是較為負面的評價。但是他本人雖然將中國作為他分類中的專制政體的代表加以論述，卻同時也承認中國並不完全符合專制政體的特徵，而在某種程度上是三種政體（共和、君主與專制）的混合。

孟德斯鳩代表作《論法的精神》書影

從今天的視角來看，二人均未去過中國，對中國的描述和評價中也有很明顯的偏頗之處。明清時期的中國遠非伏爾泰描述的那樣政治清明，法律健全。也遠非孟德斯鳩筆下的恐懼之地，奴隸之邦。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如果將這些對中國的看法看做啓蒙思想家們針砭時弊、佐證學説的工具而非簡單的評價，我們也許就能更好地理解這些看似偏頗的説法：伏爾泰崇尚自然理性和開明君主，反對君主專制和教會對思想的壓制。因此刻意選取中國現狀中符合其理想和學説的部分來作為其學説的佐證，同時批判法國君主的不善治理和教會的愚民政策。孟德斯鳩則認為基於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才是理想的制度，將君主專制和未能做到法律與道德的分立的中國主要作為反面典型來論述，因此主要着墨於中國製度壓迫人民和威嚇人民的一面。

對於啓蒙思想家們而言，中國的本來面目固然重要，但是作為用來傳播進步思想和認識自身不足的工具的“中國想象”對於他們而言卻更有實際意義和探討價值。正是藉助這些不同的中國想象，啓蒙運動所倡導的各種進步精神才得以更好地傳播開來，併為日後的法國大革命準備了思想條件。

時至今日，隨着各種現代化交通工具和通訊手段的發展，中國與法國乃至整個西方之間的地理距離早已經不再構成雙方人民互相交流的阻礙。中法之間也早已經不需要通過區區幾個傳教士的“二手資料”來進行溝通。

儘管如此，部分西方媒體和其他組織依然在依靠各式各樣的，由道聽途説和刻板印象構成的陳舊的“中國想象”向他人介紹他們所認為的中國。當他們需要強調“中國威脅”時，他們想象中的中國就是充滿威脅與擴張性的“邪惡帝國”，滿街的中國遊客也可能變成讓歐洲不再風景宜人山青水綠的罪魁禍首。當他們需要對中國的發展成就和價值觀説三道四的時候，他們想象中的中國就是每年都即將“崩潰”的泥足巨人。

這些“想象”中的中國並非是完全的空穴來風，但有不少是並不全面乃至相當偏頗的，是一種選擇性的，缺乏實際根據的表達。他們用以瞭解中國的渠道和方式越來越多，而他們心目中的中國形象卻依然頑固地保持繼承自先輩的陳詞濫調或來自他人的“二手”印象。這不能不説是一種相當奇怪的現象。

而要想破除這種錯誤的“想象”，就只能依靠中法兩國各領域之間更加深入的交流。通過讓中國的真實情況被越來越多的法國人所知而在法國樹立起更加全面的中國形象，也進而“倒逼”那些不願改變，抱殘守缺者更新自己的中國認知。

馬克龍對中國的一帶一路等倡議，雖然呼應但也有所保留，從其本人及政府高官的發言看，種種擔憂、顧慮恐怕也大多出自“想象”，與中方的倡議本意完全不符。

從這個角度而言，馬克龍總統此次訪問的意義，恐怕不止在於經濟合作與政治互信，而是在於為願意互相瞭解對方真實一面而非沉浸於“想象”之中的兩國民眾和媒體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與可能。而這樣基於現實狀況而非閉目塞聽的“想象”的交流與研究，其正面影響則將是深遠而又意義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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