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祺：台灣這個部落率先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姚祺】
位於台灣新竹縣尖石鄉的司馬庫斯（Smangus，泰雅族語）是今日台灣旅行的一個重要景點。每個週末，自駕前來的本地客和乘坐大巴的外來客熙熙攘攘，使坐落於羣山間的部落分外熱鬧。除了獨特的部落風光外，不少去過的朋友都會驚歎地説：“共產主義在司馬庫斯實現了！”
然而，當時光回到1970年代，彼時的司馬庫斯卻是一個用電燈都屬於稀罕事的“黑暗部落”。是什麼讓這個落後的部落在短短40年時間從原始落後的代名詞，轉變為“共產主義社會”呢？它又是否真的是“共產主義“呢？本文就試圖帶大家一探究竟。
風光秀美的司馬庫斯
地處偏鄉的傳統部落
司馬庫斯所在的尖石鄉可謂不折不扣的台灣偏鄉，以大陸的話説，就是“老少邊窮”地區。此地羣山環繞，與世隔絕，即使在現代化的今天，乘坐汽車沿鋼筋水泥的盤山公路從尖石鄉集鎮到達部落，仍然耗時超過2個小時。泰雅族的祖先之所以會選擇這片區域定居，蓋因其為林地採拾民族，依靠漁獵為生，往往追隨獵物遷徙而不斷遷移所致。18世紀，陸續有一些泰雅族人落户於此。
日據時期，日本殖民者為便於控制分佈在山巒河湖的眾多不同原住民羣體，制定所謂“理番政策”，強迫各族離開原有居住地，遷徙聚居到幾個指定定居點。司馬庫斯因此一度荒廢，族人搬遷至山下定居點。與此同時，同樣出於便於控制的目的，日本殖民當局用強迫和利誘等多種手段，使泰雅族先民逐漸放棄傳統生活方式，改事農桑。
1945年台灣光復以後，國民政府改變日本殖民當局政策，允許原住民返鄉居住。部分泰雅族人回到司馬庫斯，重建部落。此時的部落族人已經適應農業生活，回到部落以後也不再以狩獵維持生計，種植農作物之餘間或採集野生靈芝、香菇或竹筍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然而，山地的農業生產環境無法與平地相比，司馬庫斯部落的總體生活狀況堪稱赤貧。
70年代，部落開始專事香菇種植，經濟狀況有所好轉，但與同時期起飛的台灣經濟相比，仍然落後許多，難怪被偶爾到此的台灣媒體人冠以“黑暗的部落”之名。根據部落頭目回憶，當年20歲不到的他想要給家裏添置一台冰箱，走了2個多小時山路下山，卻沒有一家商店願意送貨。不得已他只能自己揹着冰箱，步行4個多小時回家，其艱辛可見一斑。更為嚴峻的是，部落中的年輕人眼見山下城市發展日新月異，紛紛決定“進城打工”並紮根下來，部落人口不斷萎縮。而在留在部落的人中，酗酒等社會問題愈演愈烈，使部落前景日漸暗淡。
民族與基督教信仰的合作共生
泰雅族的先民們在長期的漁獵採拾生活中，確實一度有過類似原始共產主義的社會組織形態。但這與我們所熟知的科學社會主義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實際還是想去甚遠。其集中體現為對“Utux”(祖靈)的崇拜與對“Gaga”（規範與祖訓）遵守兩個方面。
Utux是一種精靈崇拜，泰雅族相信有生命的世界即有“靈”存在，而Utux即為這些靈的合稱。在古代狩獵活動中，每一次的行動都需要巫師進行祈禱儀式，詢問此次行動是否觸犯Utux。對於Utux的共同信仰凝聚了部落認同，完成了族人“我是誰”的社會化任務。
泰雅族祖靈祭
而Gaga則是形成部落認同後，規範部落日常運行及族人彼此關係的具體規定。Gaga為Utux留下的訓誨，需要族人在日常行為中謹守。由於不同的Utux會產生不同的Gaga，因此Gaga實際上成為了幫助部落族人形成特定部落認同的重要工具。Gaga的內容從祭祀Utux方式，狩獵採集的方法、對待部落老人孩童的態度，族人之間互相關係，乃至個人的言行舉止等等都會有着明確規定，成為維繫部落運行的重要支柱。
另一方面，基督教構成了司馬庫斯部落近現代精神基底的重要組成部分。基督教進入司馬庫斯部落的歷史相對較短。1948年，司馬庫斯族人餘國進巧遇同為泰雅族人的基督教長老會宣教士葉廷昌（Silang-Twalu）牧師，從其手中得到日文版《約翰福音手冊》並帶回部落。部落族人對其中道理感覺新奇，遂邀請葉牧師進司馬庫斯佈道。就這樣，基督教信仰在部落紮根。目前，司馬庫斯部落的教堂已經傳至第五代，主任牧師為亞拉.比呼（Yarah-Pihu）。部落所有族人均信奉基督新教，隸屬於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
司馬庫斯部落教堂
一般來説，基督教作為一種一神宗教信仰，往往被視為具有強烈排他性。但在司馬庫斯，基督教卻和泰雅傳統極好的融合，互相強化補充，共同構成了部落精神遺產。具體來説，首先，部落的Utux信仰在基督教內被容忍了下來，祖靈的保佑和幫助被詮釋為上帝恩賜與幫助的一種管道。甚至於泰雅族“裂石而生”和大洪水的創世神話，也被與基督教創世紀的故事相結合起來，成為泰雅族人與上帝從起初就有關聯的證據。這當然與長老教會從19世紀入台後就一直採取本土化的自由神學主張和宣教策略有關。
第二，Gaga的規範隨着台灣社會和經濟生活整體的變遷，原本已經不再具有生命力。事實上，在不少平地原住民部落中，Gaga早已被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所替代。而在司馬庫斯，由於所有族人同屬一個教會，不僅每週共同參加禮拜，而且也共同組織主日學、家庭聚會、教會節慶等活動，從而繼續實踐着Gaga中族人彼此之間扶持互助資源共享的規範。
第三，國民黨當局大力推動”國語教育“以後，不少原住民本民族語言在年輕一輩中消亡殆盡。反而司馬庫斯部落由於教會積極推動母語佈道，不僅在日常講道中使用泰雅族語，更幫助泰雅族設計了用羅馬字母書寫的書面語言，使得部落語言得以保留，更通過主日學的管道讓部落子孫都能掌握。
第四，隨着越來越多年輕人離開部落接受現代教育和進入職場，部落狩獵傳統有消亡危險。教會此時又承擔起傳授狩獵文化傳統的職責，每年寒暑假舉辦營隊，教授青少年製作捕獵工具、追蹤獵物、祈禱等的習俗。雖然年輕人並不會因此真的重拾狩獵生活，但通過這種活動，部落的精神傳統卻得以傳承。
就這樣，泰雅族傳統與基督教信仰在互相扶持下互利共生，構成了司馬庫斯部落的精神基底。至於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不難想象，在日本殖民者和國民黨當局的威權高壓統治下，深處山間的司馬庫斯部落實際是很難接觸到的。
精神遺產與部落開發
“黑色部落”的稱呼讓司馬庫斯人倍感恥辱。1980年代，部落開始謀求經濟上的發展。如前文所述，香菇種植是部落族人首先想到的方法。不久後，族人又發現種植水果收入不錯，於是引進水蜜桃種植技術。然而，由於種種原因，經濟作物種植並沒能夠從根本上扭轉部落的窘境。就在此時，部落的精神遺產開始發揮作用，逐步支持部落走上了以“共同經營”為模式的旅遊觀光業發展道路。而這種模式的產生，是受到部落原始共產主義時期的精神遺產啓發，並在部落傳統和基督教信仰的雙重精神遺產支持下發展而來。
首先，基督教信仰的號召力讓司馬庫斯部落形成發展旅遊觀光業的共識。1991年，時任鄰長曾振川忽然在夢中聽到了“上帝的指引”，告訴他司馬庫斯部落領域內也有所謂“神木林”。
神木林由樹齡超過百年的蒼天巨木構成，自古是泰雅族人敬奉森林的象徵。而到了現代，隨着旅遊業興起，神木林成為了重要的旅遊資源。果然不久之後，曾振川就帶領族人發現了位於司馬庫斯東南方的神木林。這份“上帝的恩賜”堅定了族人開發旅遊業的決心。很快，部落中有兩家人家興建民宿開門營業。1995年，隨着山下直通司馬庫斯的公路竣工，部落旅遊業井噴式發展，各家不僅紛紛開辦民宿，相配套的餐飲、紀念品銷售也應運而生。
奇偉的神木
第二，部落傳統啓發共同經營（Tnunan）模式。隨着旅遊觀光業的發展，部落中各家之間開始出現貧富分化，特別是從事相同業態，彼此之間的競爭使得部落矛盾迭起。一些家族為了競爭，故意壓低房價，挖走其他民宿的客源。另一些則擴大經營規模，擠佔別家生存空間。隨着競爭日趨激烈，族人彼此之間傳統的互惠互換關係，也被現代資本主義的競爭與僱傭關係替代。更有甚者，為了擴大規模，不惜與外來資本洽談，試圖出售部分林地以換取資金進行大規模旅遊項目開發。
面對此情此景，部落頭目開始呼籲重拾傳統，喚醒族人Gaga中關於niqan共同體的Trunan（共存共融共享）部落生活方式。以Gaga規範中“祖先留給我們的東西怎麼能賣”信念和“同守禁忌共負罪責”的原則，制止族人出售土地，號召觀光從業者簽署合作經營協議。1999年，在頭目的帶領下，有8家族人率先加入共同經營模式。隨着該模式不斷取得成功，逐漸吸收了部落絕大多數家户。
第三，部落傳統與基督教信仰支持共同經營日臻完善。共同經營開始伊始，各家彼此之間矛盾尖鋭。根據族人回憶，每每衝突激烈，部落頭目和長老苦心調解，總有一家會説“如果不是因為信仰，我決不會同意”而後妥協，而不願意參加協商的人則會被稱為“沒有inlugan”（沒有良心，一種基督教進入泰雅族部落以後才有的表述）。
如前文所述，基督教的各類活動為族人提供充分的相聚時間，彼此共同合作與進行信仰生活的過程即拉近了彼此距離，也為衝突方在脱離經營情境後進行溝通協商提供了空間。而Gaga中尊重自然，特別是給予自然環境喘息恢復時間的狩獵規範，也被轉化為開發旅遊項目時充分保護生態，禁止私自改動部落周邊生態環境的約定，並形成了“生態即生計”的共識。
2001年，部落制定《司馬庫斯部落共同經營守則（草案）》，共同經營模式正式走上制度化發展軌道。2003年，部落教會主任牧師雅福.夏德（Yabu- Syat）爭取到長老會總會支持，帶領部落眾位長老共同赴以色列考察集體農場，成為部落共同經營從簡單的合作經營走向“共存共生”的契機。雅福牧師常以基督教的愛與包容勸慰族人新來傳統的Trunan，定期組織禱告會，帶領族人共同為平息紛爭祈禱，增強部落的凝聚力。
連台灣媒體也感嘆司馬庫斯實行“社會主義”
隨着時間推移，共同經營逐漸形成盈餘共享、共同工作、土地共有和共食制度四個部分。其中盈餘共享是指福利分配，部落除了給予參加勞動的族人每月16000台幣（合人民幣3700餘元）的補貼外，族人婚喪嫁娶、就學學費、建造新房、失去勞動力後的養老金均有部落全部承擔或者部分補助。共同工作是指部落成員凡具備勞動能力的都要參加日常勞動，維持部落經營，即使是頭目長老也不例外。土地共有即部落土地、農業資源和旅遊觀光資源均由部落統一開發，私人不得擅自處置。共食制度則是指每日午餐由部落大食堂統一供應，以減輕各家婦女負擔。
為使制度順利運行，部落成立部落議會，下設總幹事，統領人事、工程、衞生福利、農業土地、財務、教育文化、生態環境、研發，以及民宿餐飲9個部門。總幹事與9個部門部長從族人中產生，設定任期，任期屆滿不得連任。所有幹部均不脱產，仍然要承擔生產勞動。根據筆者調查，目前司馬庫斯部落95%的族人已經簽署協議參加共同經營。參與者中常駐居民佔80%，適齡勞動力佔40%。隨着共同經營制度的成功實施，部落收益逐年上漲，分配給族人的盈餘也逐年增加，越來越多年輕人放棄城市生活，重新回到部落，給部落的未來帶來生機。
可以看出，“共同經營”模式確實有其“共產主義”的一面，來自大陸的朋友很容易將其與過去的“人民公社”相聯繫。但事實上，司馬庫斯部落的共同經營是為了應對市場經濟競爭中大資本的覬覦而採取的一種深度聯合經營策略，其高度的靈活性和自主性與人民公社僵硬執行生產計劃的特徵大相徑庭。它可能與大陸近幾年湧現的南街村、華西村這樣的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樣本更接近，但相較之下決策機制要更為民主，發展方向更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更具有可持續性。
第四，精神遺產成為部落文化觀光的重要產品。隨着部落旅遊觀光業的升級發展，神木林的單一旅遊資源越來越不能滿足需求。因此，部落從精神遺產中不斷髮掘資源，開發新產品，這其中即包括有泰雅族傳統的民宿歌舞表演、傳統音樂CD、單簧琴等，也包括在地化的基督教聖樂表演。每週六晚上，部落教堂都會邀請遊客參加別開生面的“分享會”，部落頭目與長老會穿着民族服裝，用民族語言講述部落的歷史；教會主日學的孩子們則會表演部落傳統歌舞與單簧琴演奏；教會青年團會表演融入泰雅族特色和當代流行音樂特色的各類教會歌曲。種種表演將泰雅傳統與基督教信仰有機融合，豐富了部落旅遊觀光的深度與內涵，增強了部落旅遊吸引力。
教堂中的兒童民俗表演
部落認同造成的張力
司馬庫斯部落的族人將自己部落翻天覆地的改變歸因與“上帝的力量”，在部落門口建造巨大牌樓，上書“上帝的部落”。事實上，正是部落民族傳統與基督教信仰共同支持下的共同經營模式，幫助部落走出了一條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道路，使“黑暗部落”成為了“上帝部落”，實現了讓外人豔羨的“共產主義”生活。
如上文所述，部落的精神財富固然對部落旅遊觀光業的開發與經濟發展起到莫大的支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一些張力也在不同層面出現。
首先，不願加入共同經營的兩户族人被嚴重邊緣化，生活處於相對困難狀況。
第二，隨着部落認同不斷加深，其與外界的張力也開始凸顯。特別是部落與當地林業局之間的矛盾尤為顯著。
筆者在當地採訪時，無論長老、頭目還是部落族人都稱自己才是最瞭解這片土地的人，林業局的所作所為都是在破壞，他們才是真正的“山老鼠”（盜取林地資源者）。林業局在部落上方建築的一個防災用的直升機機場也被部落毫不猶豫用作了民宿停車場。此外，部落與尖石鄉和新竹縣的矛盾也時有發生。筆者上山路上發現，從集鎮通往部落的公路有很長一段已經破損。部落族人告訴筆者這些破損已經發生很久，但縣政府始終不肯修復。而部落則只願意修復與部落相近的一部分道路。長此以往，恐怕對司馬庫斯旅遊業的未來並不有利。
司馬庫斯“國小”
最後，部落的泰雅族認同隨着近幾年台灣社會整體風氣的變化，逐漸上升為“南島語族”認同。泰雅族人將自己歸類為“南島語族”固然並沒有錯，但司馬庫斯的族人卻將這個概念與“中華民族”對立起來，認為兩者只可選其一。以至於筆者由衷讚歎其美食可稱“舌尖上的中國”時，對方卻頗為不滿，認為這與中國無關。近年來，在部落爭取下，部落子弟小學1至3年級的教育也由山下的新光小學轉移到部落小學，以從小為部落後代子孫打下部落認同的基礎。若任其發展，恐怕問題多多。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