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天下| 馬前卒：保衞我們的現代生活-馬平
【2018年1月13日，觀天下講壇特邀知乎大V、工業黨代表人物馬前卒進行了題為《保衞我們的現代生活》的講座。在現場，馬前卒從飲食文化談起，縱論古今，向現場觀眾闡述了對於傳統、現代的認知。本文即根據演講錄音整理得出。】
一、剛剛學會吃
自從2012年《舌尖上的中國》上映以來，螺螄粉就成了柳州的城市名片，全國各地都能找到廣西螺螄粉店。去年年底，《國家地理雜誌》派我到廣西柳州採訪，我在當地專門調查了螺螄粉的歷史。
關於螺螄粉的起源，當地有幾種説法：有説是工廠食堂給夜班工人提供夜宵發明的；有説是工人電影院散場後大排檔老闆為了迅速煮粉發明的；有説是很多外地人半夜下火車要吃飯，小店老闆只剩下螺螄湯和米粉，臨時拼湊出來的。這些説法的共同點是，螺螄粉肯定不是古代食品，也不是家庭廚房裏面的創造，而是現代餐飲企業為了快速批量製作而發明的快餐。
其實，螺螄粉天生就有做優秀快餐的潛質。
首先，它用的是幹切粉，不是濕粉，原料便於運輸；其次，把螺螄預先煮化在湯裏，油水和味道很足，便於快速加熱；第三，配料是腐竹、酸筍、酸菜、花生米和一小把青菜，大多數配料比較耐儲存。這幾條優點都接近於方便麪。所以，柳州螺螄粉佔領全國市場，一半是靠開店，一半靠的是袋裝的方便麪式銷售。柳州賣給全國的袋裝螺螄粉，去年銷售額超過30億。
這麼大的一個產業，歷史有多長呢？上面的敍述説了，先有現代社會的市場需求，然後才有螺螄粉這種食品，它的歷史不會太長。三四種關於螺螄粉起源的説法，最遠也就追溯到70年代末，比我大不了幾歲。
再看其他城市的標誌性食品，其實大多數歷史也並不長。
比如説河南燴麪，1956年出現在鄭州，是飯店公私合營之後為了批量製作而發明的。
武漢熱乾麪，是1930年左右發明的，飯店老闆每天做麪條的半成品，做少了不夠，做多了會粘在一起，他就想辦法在麪條上拌了一些油和芝麻醬，結果大受歡迎，成了今天可以代表武漢人的特色食品。
螺螄粉、熱乾麪、河南燴麪，這幾種食品的共同點是工藝簡單，可以預先儲備大量半成品，隨着市場需求快速製作。從地理上説，還有一個共同點是它們都誕生在鐵路樞紐。武漢、柳州、鄭州，都是有跨省鐵路局的地方。20世紀中國主要的交通方式是鐵路，只有鐵路才能帶來現代社會和流動人口，所以鐵路樞紐最容易誕生符合我們現代人口味的美食。河南燴麪沒有誕生在洛陽或者開封，而是誕生在20世紀形成的鐵路樞紐鄭州，就很説明問題了。
和這幾種食品類似的還有中國四大名雞：德州扒雞、河南道口燒雞、錦州溝幫子燻雞和符離集燒雞，每種都對應一個近代鐵路要地，採用的原料都是雞肉這種最廉價的肉類，口味雖然各不相同，但都是含水量低，容易攜帶，能長時間保存的食品。和螺螄粉、熱乾麪一樣，它們都是中國鐵路時代的食品。
但是，我們注意一下上面的提到的所有食品，他們有個共同特點，缺乏新鮮蔬菜。為什麼中國的第一代鐵路食品沒有新鮮蔬菜呢？因為蔬菜和大多數水果並不適合鐵路運輸。鐵路只能沿着固定的線路走，沒法及時蒐集分散生產的蔬菜。所以，鐵路樞紐不缺流動人口，不缺糧食，不缺鹹菜和調味品，但新鮮蔬菜的供應不一定充足。中國流動人口要在交通樞紐吃到蔬菜比例高的美食，得等到公路時代。
公路時代美食的代表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現的新疆大盤雞。大盤雞的正確稱呼是沙灣大盤雞。沙灣縣一頭是烏魯木齊，一頭是克拉瑪依，在新疆最大城市和大油田之間。
2010年之前，克拉瑪依沒有鐵路，所以沙灣縣的公路交通密度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得多。很早就能解決蔬菜運輸問題。前面我提到過，雞肉是最廉價的肉類，這雞肉再加上青椒、土豆、洋葱、辣椒，就是我們熟悉的新疆大盤雞。大盤雞沿着公路普及到全國的過程，和中國變成世界第一汽車生產大國的過程是一致的。
總結一下，我們走在街上看到的民間美食，相當大一部分是最近幾十年出現的。其中第一個重要原因是在鐵路和輪船出現之前，沒有那麼大規模的流動人口提供需求，也就沒有多少面向平民的飯店和食品。鴉片戰爭之前，就連鹹菜這種容易運輸的東西，也是各地自己吃自己的。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英國輪船進了長江，武漢和上海出現了現代工商業，有了流動人口，形成了沿長江的食品市場，這才有了榨菜。1898年，涪陵的企業才醃出第一罈榨菜，但是有上海和武漢這兩個大市場支持，再加上後來的鐵路網，到了1940年，涪陵榨菜已經是全國性的快餐食品。它和德州扒雞、熱乾麪一樣，都是中國第一次工業革命時代的典型食品。
導致最近幾十年出現大量美食的原因還有物資的運輸。前面説了大盤雞的例子，我再説一個例子，大家猜猜河南的王守義十三香是哪年出現的？是1959年，比武漢長江大橋晚兩年。幾千年來，因為交通不便，香料只要離開產地，到別的氣候帶都是奢侈品。現在武漢長江大橋打通了京廣鐵路，第一次把中國南北連接起來，北方人也能廉價獲得香料了，所以在京廣線上的駐馬店出現了廉價的混合食品香料，1959年賣一毛錢一包，這也是工業化社會製造的美食。
但是，最關鍵的一點是，農業社會的人沒有什麼資格講究美食。人總是要先吃飽再談口味的。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鹽和油脂，其他一切美食都沒有意義。1998年我上大學，有個貧困山區出來的室友，他在讀大學之前一直認為方便麪是奢侈品，算得上美食，就是因為方便麪能快速滿足糧食、鹽和油脂的需求。
再舉兩個例子，我家在河北平泉，特產是蘑菇，全縣40多萬人，一年生產50萬噸蘑菇。但是過去糧食少的時候很少有人説蘑菇好吃，因為蘑菇熱量低啊，沒吃飽之前誰有心情吃這個。後來我去遼寧營口市，那裏把皮皮蝦叫蝦爬子，當地人説，60年代糧食不夠吃，最窮的人家才去海邊搞點蝦爬子吃。為什麼窮人才吃皮皮蝦？因為皮皮蝦的熱量和脂肪含量都很低，在沒吃飽之前去撈皮皮蝦，耗費的能量得不償失。在那個時代，最好的美食就是糧食、油脂和鹽的組合，典型的例子是豬油拌飯。今天還有人拿這個當美食嗎？
此外，那時候中國煤產量很低，絕大多數農民家裏是沒有爐子的，只有一個煮飯加取暖的大灶，所以就算有油，炒菜也是奢侈品。直到我小時候，80年代，周圍的農民説弄幾個炒菜，也必然是家裏有貴客要來了。
各地真正能追溯到幾百年前的民間菜系，主要就是燉菜，比如東北的豬肉燉粉條。
最後再補充一點，古代沒有味精，能提供鮮味的東西只有老母雞和海鮮熬的濃縮湯。普通的人家和飯店用不起這麼昂貴的調味料，只有以山東孔府菜為代表的高端魯菜，才會用足夠的母雞湯和海味來製造美食。但大多數人可能一輩子都沒體會過鮮味，也就是穀氨酸鈉的味道。
等到中國人富起來，糧食，油和鹽普及、普通人家也能用煤氣灶和味精，中國人對美食的概念和農業時代就完全不一樣了。最典型的例子是川菜取代魯菜，成為中國街頭的主流菜系。因為川菜用火多，用海鮮少，用雞湯提味的菜不多，最適應煤氣灶和味精時代的操作水平和飲食習慣，比較刺激的味道也適應平民的需求。
實際上，和前面提到的德州扒雞，武漢熱乾麪一樣，大多數川菜也是最近一個世紀才出現的。比如説魚香肉絲、夫妻肺片、酸辣粉、麻辣火鍋、重慶小面都是民國年間才有，比在座很多人的祖父還年輕。麻辣香鍋、萬州烤魚，這都是21世紀才出現的菜，出現的時候我都快大學畢業了。川菜也同樣是中國現代社會的產物。
中國農業文明有幾千年的歷史，為什麼這麼多熟悉的食品都是最近100年乃至幾十年才出現呢？
我可以用小學算術來解答這個問題——3000年曆史，相對最近100年是幾十倍的優勢；但現代社會的人口總數比古代大多數時間多幾十倍，能享受美食的人口比例也要高個幾十倍。兩個幾十倍乘起來，當然壓倒一個幾十倍。再加上烹飪工具的進步，反而是最近幾代人的飲食文化積累比之前幾千年更多。所以當代中國人的飲食習慣和農業社會完全割裂，舌尖上的這個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比我們的父母還年輕。
二、歷史的重量
上面那個算術計算，我們可以推廣一下，用來估算全部的文化遺產。這裏我先請大家估算一下，從出現文明開始，到21世紀，中國這片土地上一共生活過多少人？
這個數字我也不知道，但我看過幾個全世界的數據，認為自古以來一共出生過800-1000億人。而無論哪朝哪代，中國文明大致上都是全球人口比例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所以自古以來的中國人總數大概是200億。反過來説，我們按5000年文明算，25歲一代人，一共是200代人，200億除以200代，是一億人，每代人一億，這數字只多不少，所以200億的總數也只多不少。
這200億中，有多少人在新中國生活過呢？我這裏也有個估算。中國人均壽命是70多歲，建國到現在是69年，所以，建國時已經出生的人，現在大多數去世了；建國時沒出生的人，現在大多數還活着。在新中國生活過的中國人總數，大致就是現在的人口加上建國時的人口，約為20億。和自古以來的200億中國人相比，大概是1比10的關係。
但是，很顯然，創造和傳承文化的比例，不能按1:10來算，別的不説，新中國這20億人，受過教育的比例，肯定要比之前的180億高一個數量級。而創造文化產品的能力基本和受教育比例成正比的。所以僅僅是教育一項，20億人就能打平之前的180億。更不要説現代的教育比古代強的多，現代人在學校之外接受文化產品的數量，吸收知識的數量也比古代多了十倍不止。粗略地估算一下，在我們總的文化遺產裏面，新中國起碼要佔一半。
我猜會有人質疑我，説古代的教育和現在的教育怎麼能比呢？李白杜甫怎麼能和現代這些小學生相提並論呢？確實，很多東西沒法量化比較的。但我還是能找一些證據。
我現在住在蘇州工業園區，這個地方過去叫唯亭鎮，在蘇州乃至全國都是文化發達的地方。發達到什麼程度呢？清朝道光年間，一個鎮就有自己的地方誌，總編是一個翰林，這經濟文化水平至少相當於內地的普通縣城。我在網上偶然看到這部地方誌，摘抄了一些被記到地方誌上的詩詞，應該算是本地文人的高水平作品：
王鏊《唯亭》：
早朝時去晚朝回，陸市巴城迤邐來。咫尺唯亭看又過，人生行止信悠哉。
陳元素《送何仲先移家唯亭》：
周親與我更芳鄰，徙宅超然遠市塵。路出東門船似馬，湖當前岸浪如銀。
誰能父子相師友，豈少賢豪互主賓。潮到此亭曾有讖，知君才不讓前人。
李汾《唯亭》：
曉市爭先集，唯亭水陸通。一江分上下，兩廟劃西東。
煙火千家爨，斜陽孤客篷。昔賢圖八景，風雅有誰同。
查詵《武順王祠》：
英姿颯爽鎮三吳，日照唯亭廟貌孤。欲把美人配名將，中山祠在莫愁湖。
我不知道各位怎麼看這些詩。拋開文體不説，我覺得文采、用詞和立意，也就是中學生水平，還不能是寫作文特別好的那種。我覺得這才是古代一般知識分子的真實面貌。之所以我們覺得古人文化水平高，是因為只有優秀的作品才能流傳下來，日常的作品流傳不下來而已。
一定要做個比較的話，我之前算過一個比例，清朝後期三四億人口，每年生產2萬秀才；我們現在十三四億人口，是清朝的四倍，本土博士和海歸博士加起來每年七八萬的樣子，也是清朝的四倍。換句話説，按照人口比例算，今天的博士大概相當於古代的秀才。
**但是呢，我們知道，秀才是古代知識分子的最底層，99%的秀才最多隻能算是文化的傳承者，而不能創造新的文化成就。我們今天正好相反，作為博士，你必須通過論文和實驗，給人類增加一些之前沒有的知識，換句話説每個博士都是文化的創造者。**之前有一組圖片，分析博士的定義，我覺得很貼切：
這説明，古代社會只有在所有知識分子都創造文化的情況下，才可能接近現代社會的文化生產效率相提並論。但實際上呢？不説百分之一，就算千里選一的古代知識分子也未必能做出一點前人沒做過的成就。我説最近這20億人的文化積累和之前180億相當，實際上還是給我們的祖先留面子了。
我再拿幾個數據來看看：
咱們國家有個傳統，統一的朝代不僅僅要寫歷史，還要把已知的書籍收集歸類，編成“類書”出版，基本上就是當時的文化成果彙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明朝的《永樂大典》不到4億字；清朝的《四庫全書》8億字；《古今圖書集成》1.6億字。
一億字是什麼概念呢？年底的時候知乎給我發了一個統計數字，我這一年在知乎寫了160萬字，讀了9800萬字，差一點不到一億。當然我大多數閲讀就是快速泛讀，但這也説明，如果不要求精讀的話，我用十幾年時間可以讀完清代之前的大多數文化遺產，至少一輩子總能讀完。這也符合我對《四庫全書》的直接感受——我老家承德避暑山莊有個文津閣，裝有完整的一套《四庫全書》，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建築的照片，應該可以對古代文化積累數量有一個直觀感受：
歷朝歷代積攢下來的東西就這麼一點，這説明一個問題——古代人對之前的文化遺產的瞭解，比如説明朝人對唐朝的瞭解，肯定不如我們。現在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全國都有上百個專職研究者，比如説宋史研究會，全國僅理事就三四十人，全國500多會員，開一次年會要討論幾百篇論文。這比古代編史書的人還要多得多，除了宋朝人自己，最瞭解宋朝的時代就是現在，而不是元明清任何一朝。
我舉個直觀的例子，古代最大的收藏家是皇帝，尤其是那種活得長，喜歡展示自己文化水平的皇帝。清朝乾隆皇帝收集了不計其數的書畫，其中最好的一部分被搬到台灣去了。結果最近幾十年慢慢翻出來研究，發現他收藏的宋朝書畫，一多半是假的，著名的那張富春山居圖，皇家當真品收藏的那張，現在研究起來也多半不是真的。所以説，就算比對歷史瞭解，也是古人不如現在。所以我認為，如果以1900年為界，之後積累的文化產品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完全壓倒之前幾千年。
三、我是誰？
人是社會動物，而社會又是通過道德、法律等文化產品搭建起來的。全社會的文化遺產，體現在我們個人身上，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定義一個“我是誰”的概念。
設想一下，你在陌生的場合被人要求介紹自己。你怎麼介紹？顯然不會是名字加身份證號碼，而是説我是某某的兒子，某個學校的校友，某個遊戲的玩家，這才是你定義自己的方式。而我和在座各位，面對整個世界都有一個共同的自我定義——中國人。
但這個最普遍的定義，卻是個很新的概念。我媽媽年輕時在山區當鄉村教師，經常科普的一個知識點就是“我是中國人”。在那之前的幾千年，大多數人不僅不知道這個概念，甚至不認為“我是哪國人”是個有意義的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包含了現代社會才有的兩重文化背景。第一個是全球視角，要知道世界上還有和中國並列的國家；第二個是國民意識，要認識到自己是國家的一部分，國家的政策和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明確的互動。古代的老百姓第一不知道世界格局，第二不覺得國家和自己的生活有什麼關係，換個皇帝自己還是一樣生活，除非有時候活不下去主動換個皇帝，幾十年過後日子還是一樣，所以幾乎不會問自己是哪國人。
這種日子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帝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侵略，傳統的儒家社會和封建軍閥抵抗不了帝國主義，我們有了建立現代國家的需要。另一方面，帝國主義也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思想，我們從此也有了建立現代國家的可行性。最激烈的一次入侵是20世紀日本的入侵，現代中國的文化概念就是從這次戰爭中開始形成的。到現在我們的國歌歌詞還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説的就是我們當初為什麼要建立一個現代國家。
但是，有外部威脅只是一個需求，我們不得不團結起來，建立強大的軍隊，建立發達的工業，成為帝國主義不敢再侵略的現代國家。但這個需求只是描述了現代化社會的硬件，並沒有具體解釋“中國人”這三個字的文化內涵。我們還是要回答，我們在文化上是誰？我們為什麼要彼此認為是同胞？是不是因為一些更古老的因素？
中國人的定義中，肯定包含一些古老的因素，比如説中文方塊字。但是更多的文化符號其實出現很近，和川菜的歷史差不多。
比如説“炎黃子孫”這個概念，在20世紀之前，並不是中國人的代名詞。炎帝黃帝雖然在三皇五帝的序列裏面是比較重要的角色，但最多也就是一部分帝王和世家大族宣稱自己有炎黃血脈，普通中國人並沒有認這個祖宗的意思。但是，1900年前後，大家都知道清朝要亡了，一部分革命黨要用黃帝子孫的身份激發漢族的民族主義，推翻清朝；還有一部分革命黨和改良派想用炎黃子孫的旗號來打造一箇中華民族，把少數民族定義成黃帝子孫的分支，不止要統一漢族地區，還要繼承清朝和歷代王朝的遺產。這才有了炎黃子孫的概念。1912年，民國建立第一年，孫中山就派人祭祀黃帝陵，開啓了現代國家祭黃帝的先例。
孫中山和之後的國共兩黨祭皇陵，和歷代祭黃帝陵是有區別的。之前祭黃帝陵，是把他當成比較古老的帝王和神靈，和其他神仙或者古代帝王的祭祀相比，並不特別突出。民國祭黃帝陵的時候，放棄了歷朝歷代大多數祭祀，專門祭黃帝陵，而且要聲稱這是中國人的始祖。這才在20世紀打造了炎黃子孫的概念。後來抗戰前期，國共兩黨輪番去祭祀，並不是因為他們真信，而是兩黨都想借這個來證明自己是孫中山的後繼者，擁有領導中國反抗日本侵略的合法性。1944年，日本發動最後一波大進攻，打得國民黨差點放棄重慶，在這一片混亂中，國民黨政府沒忘了改地名，把過去的中部縣，改成現在的黃陵縣，也是在文化上標誌自己是現代國家的中央政府。
除了炎黃子孫的概念，我們還有一個説法，説中國人是“龍的傳人”。但實際上，古代的龍是水神，是皇家的代表，但從來沒有做中國人祖先的説法。一直到了1978年，因為中美建交，台北的國民黨政權感覺自己被美國拋棄了，一片混亂，台灣歌星侯德健想重新表述一下中國的民族主義，寫了《龍的傳人》這首歌，這才有了龍的傳人的概念。1988年是龍年，侯德健被邀請到春晚唱這首歌，這個概念才在大陸紮根。
這説明，認誰當祖先，是一個很偶然的事情。如果清末的革命黨選了大禹，選了伏羲當始祖；我們今天也會有另一番説法。但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文化概念也不會因此改變。説明我們今天界定中國人並不是依賴這些20世紀才發明的文化符號。
那麼到底中國人這個概念意味着什麼呢？我可以從反面論述這個問題：
我們平時罵人，有一個常用句式是：“XXX你不是人！”。但我們都知道，罵人改變不了別人的DNA，從生物學角度説這句話毫無意義。那麼這句話其實是從社會學角度説的，説的是對方不遵守倫理道德底線，比如説偷了別人的養老錢，已經沒有做人的資格了。
從這句話反推出來，就是説，人的定義來自於統一的倫理道德，中國人的定義就是指你遵守這個國家的主流倫理道德。我們這一羣人讚賞什麼，反對什麼，講段子嘲笑什麼，大致上有一個統一的共識，然後彼此才會認為對方是中國人。
但是呢，道德本身是依附於生活方式的。抗日戰爭打完的時候，我們這個國家有工商業城市，有傳統農業地區，有大批的牧民，還有很多停留在原始社會邊緣的漁獵民族。地域差異、階級差異和民族差異比很多國家之間的差異還大得多。所以我説抗日戰爭結束的時候，“中國人”這個概念在文化上只能説有了一個雛形，還不能説完全形成。
接下來的幾十年，我們先是修了全國統一的鐵路網公路網，然後儘可能拉平了全國的收入水平，先後派了幾千萬教師下鄉開設學校，終於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中國人”這個概念，打造了一個接近於統一的價值觀。到了70年代我母親下鄉當教師的時候，“中國人”這個文化概念已經接近形成了。
“中國人”或者説“中華民族”的概念最後確立是什麼時候呢？我認為是80年代到21世紀之間。80年代中國最重要的文化事件是電視和農村電網的普及。從1983年春節晚會開始，我們第一次做到了跨越地域、城鄉、階層，大多數人民共看一台戲；之後每年的春節晚會和流行電視劇都是對統一道德倫理的塑造。
我現在回憶一下，80年代和90年代春晚印象最深刻的節目，除了特別的幾首歌曲外，印象最深刻，最能在同齡人中製造共同語言的節目，就是那些生活化的小品相聲。這些小品相聲是要引導價值觀的，要樹立那些國家希望我們喜歡的形象，諷刺那些國家希望我們討厭的東西。另一方面，這些小品相聲也要迎合大多數觀眾的想法，避免出現太大的社會爭議。像《渴望》這些生活電視劇也和春節晚會有類似的效果。甚至大多數人接觸四大名著，也是從按照現代人口味改變之後的電視劇開始的。
經過十幾年的引導和試探，我們中國人第一次形成了統一的文化倫理，而且也相信外地人會有類似的想法，去全國哪個角落打工都不會有特別的陌生感。到這個時候，中華民族才真正在文化意義上站住了。
90年代過去，就是21世紀的網絡時代。網絡時代實際上是對80-90年代形成的中國文化概念進行了一次“複習”。過去電視只能單向傳播信息，現在網絡是雙向的，能即時傳播網民的想法。我們看看近年的互聯網熱點，最主要的內容就是社會倫理和八卦新聞，比如説這幾天最熱的新聞就是全國人民一致譴責兩個在高鐵上堵門，攔着或者不讓走的家庭。類似的互聯網新聞，每一次傳播都在塑造中國文化，都在加強已經形成的中華民族概念。
更重要的是，信息時代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階級之間的文化差異。
信息化時代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文化產品的生產單價非常高，過去幾十個人的小劇團就能從編劇到演出一條龍服務，現在文化工業需要幾千幾百人合作，還要投入上億的資本，才能做出全國人覺得好看的電影或者綜藝節目。至於文化工業的硬件，比如説手機，比如説筆記本電腦和電視，開發一種有競爭力的品牌就更貴了，十億的投資扔下去，可能還不夠華為和京東方這種企業燒一個月期的。
第二個特點是文化產品的傳播成本非常低。不管你幾億還是幾十億製作的電影，我如果看盜版，只要有根網線就能下載。就算是去電影院，去視頻網站看，也花不了多少錢。手機和電腦雖然貴點，但是工薪階層也買得起。
這製造了一個效果，就是有錢人再富，也沒法為自己定做特別的文化產品和傳播平台。比如説比爾蓋茨或者馬雲再有錢，也不太可能根據自己的口味拍電影，或者是從頭開發一款專用手機。而工薪階層儘管窮，卻也能買部智能手機或者電影票。我去年夏天採訪滴滴公司的董事長程維，身家上百億，週末也和我們一樣玩王者榮耀。這是此前任何時代都沒有的事情。我們國家的階層差異儘管很大，文化上卻沒有因此出現古代那種程度的割裂現象。
在這種情況下，前網絡時代形成的統一倫理觀、道德觀和風俗，在網絡時代反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強。再加上最近幾十年全國普及的螺螄粉、熱乾麪、川菜這些硬件，我們終於可以大概描述一個典型的中國人怎麼生活，怎麼思考了。這就是我認為的中國人和中民族的真實含義。
我説中華民族或者説中國人這個概念到了20世紀末才最終形成，聽起來是聳人聽聞。但我們細想一下，現在網民説起中國人的特徵，比如説擅長搞工業，擅長經商，勤勞，這些自我認同是什麼時候形成的？80年代中期還不是這樣呢。那時候從知識分子到平民，一致批判國民的小農思想的國家，認為要在工業和商業思維方面補課。再往前幾十年，在人民公社搞農田水利建設之前，中文報紙和外國報紙還一致批判中國農民不會種地，不如日本人擅長農業。
所以説，現在這個中華民族的內涵，就是最近幾十年形成的東西。分析它的形成過程很有意義。2010年的時候，亨廷頓寫了一本《誰是美國人？》，我們這個國家比美國年輕的多，也弱的多，更應該經常問問自己：“誰是中國人？”水滸傳裏面，魯智深臨終前有一句話：“錢塘江上潮信來 今日方知我是我”。今天我改編一下，就是我這一部分的答案：“現代大潮滾滾來，今日方知我是我。”
四、人類的感受
下一個問題是，既然我們中國人這個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現代社會塑造的。為什麼大多數人會相信這是幾千年的傳統呢？
首先是我們人類的本能思考方式。
從生物學和人類學的角度來説，我們是在草原森林裏打獵的猿猴，打獵採果子的生活持續了上百萬年。在這麼長時間裏，人類改造環境的能力是很弱的，只能讓自己適應自然界的節奏。所以我們潛意識裏認定，周圍的環境不會變，父輩、祖父輩傳下來的規矩是最合理的。那些不尊重現有規則的人很快就會被淘汰。
直到最近一萬年，我們才進入農業時代，第一個農民到21世紀，之間僅僅隔着300到400代人。這麼短的時間，不足以讓人類的基因發生根本性變化，我們的大腦還沒有適應一個變化的世界。所以我們很容易被人説服，相信現有的規則有幾千年幾萬年的傳承。
其次是我們人類的視角問題。
我們往往覺得自己童年看到的東西是自古以來就有的，是天經地義的傳統。比如説我老家在山區，大米白麪這樣的細糧少，往往是出來工作才能用糧票買米麪吃。農民在90年代之前的主食是玉米。小時候我周圍的農民訓斥孩子不好好讀書，説的就是：“考不上中專，一輩子在家吃棒子麪！”。那時候我就認為，玉米是我家鄉自古以來的食品，代表着貧窮和落後。直到我20多歲了，無意中聽我父親説，六十年代縣裏邊派技術員下來，教農民種玉米，我們那邊的主食才從高粱變成玉米。我大吃一驚，才意識到，玉米麪對我父親這一代人來説也是新事物，是比高粱更好吃，更有影響的新事物。
中華民族的歷史雖然短暫，但是和我們的生命相比還是長的。對現在的90後網民來説，更是出生就看到的東西。所以我們會真心相信眼前這些中國文化標誌，這些典型的中國生活方式有古老的傳承。
所以，遇到變化的時候，我們首先想到的不是承認這是事物發展，而是喜歡往過去看，在歷史上找一個樣板。把變革説成復古。比如説西方近代的文化發展，被他們自己稱作文藝復興；王安石變法，説自己復興的是《周禮》；到了近代，康有為要變法，寫的是《孔子改制考》。這個習慣反應到我們個人身上，就是買食品，買日用品，喜歡買所謂那些所謂的皇家產品，古代的貢品。商家也會迎合我們這個需求，編造出很多半真半假的傳説，把自己的產品和古代某個皇帝或者名人掛上關係。
從古代到現代社會，我們最大的變化之一，就是普通人和國家，和社會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了。古代皇權很難深入到鄉村，農民主要是和地方的紳士地主打交道，和宗族打交道，很多農民一輩子都沒去過縣城，也沒有和有編制的國家工作人員有來往，至於國家政策什麼的，聞所未聞。反過來説，他也不會對皇帝，對政府有什麼特別的忠誠感。
但是現代社會，從法國大革命開始，國際上的軍事和商業競爭越來越激烈，迫使每個國家都去建立越來越強大越來越複雜的政府，直接動員每一個人的力量參與競爭。反過來，隨着現代工商業社會的發展，隨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個人也逐漸意識到政府政策對自己的影響，開始對政府提要求，要政府對公民負責。
這種個人和政府的緊密聯繫，對幾乎所有國家來説都是新事物。但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卻不得不把他説成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説這是從屈原、文天祥一路傳承下來的文化遺產。
在那個特定的反帝國主義時期，這種文化塑造是有作用的。但把歷史作為案例分析的時候，我們不能完全接受這些20世紀才製造出來的文化工具，必須知道哪些東西實際上是現代化的產物，才能從歷史裏面學到有用的東西。
五、進一步的改革
總設計師教導我們，不管黑貓白貓，抓老鼠就是好貓。現在這些20世紀的神話發揮了歷史作用，為什麼我一定要去戳破它呢？我們堅持説20世紀的這些變革來自傳統文化不好嗎？
不行。
因為現代化不是一個單一的衝擊波，而是連續不斷的變革過程。你把迎接現代化衝擊波時期形成的一些文化結構説成傳統文化，説成祖宗留下的改不了的東西，眼下的問題可能應付過去了。下一波變革你怎麼辦？
康有為寫《孔子改制考》，要給大清朝變法，本來站在歷史的最前列。但顯然孔子不可能改兩次制度。你最多隻能用這套理論搞一次變法，到下一個歷史轉折點，原來有進步作用的思想就成了社會絆腳石了。從歷史來看，康有為也的確被自己這套意識形態繞進去了，成了堅定的保皇黨。民國六年，張勳復辟，康有為就是策劃者之一。後來溥儀被馮玉祥趕出故宮，康有為還經常找溥儀磕頭。我們不能像康有為那樣，發明一套傳統，然後被這套傳統束縛住，被現代化的浪潮給甩下。
而且，把現代化早期這些文化變遷講清楚，還不僅僅是思想領域的討論，還涉及到打破利益集團的問題。任何社會結構，尤其是發明出來的臨時社會結構都會逐漸形成利益集團。他們是最樂於看到現有結構永久保持下去的。如果我們不把歷史説清楚，很容易就會被利益集團以保衞傳統的名義拿走輿論主導權，最後讓整個社會的發展停滯。
比如説中醫，本身是個經驗主義和神秘主義的混合體，裏面的確有一些藥方和治療手段是有用的，在現代醫學資源不夠的時候，保留一部分中醫，都是很有效的。但是，這種推廣不是什麼傳統文化，而是現代福利制度的一部分，是用現代科學原理改造中醫的嘗試。沒有把這個問題説清楚，而是以發揚傳統文化，保持民族自豪感的名義去推廣中醫，實際上就是造了一個臨時性的神話。
到了21世紀，現代醫學資源已經很充足了。這時候應該做的是徹底重新評判中醫，每個藥方，每個理論都要和現代藥物一樣，經過嚴格的監測才能使用，每個中醫都應該先學習現代的醫學理論，然後再回頭去發掘中醫的有效部分。但是呢，一方面當年推廣中醫時造了一個傳統文化的神話；另一方面中醫藥行業形成了很大的利益集團，在學術圈和藥品行業都有很大的利益。兩者結合，結果是大多數中醫藥反而離現代醫學體系越來越遠。中藥不經過嚴格的藥物審查就能上市，中醫不上醫學院，跟着老師傅背古書也能開業，除了害人，實際上也毀了中醫那些真正有效的部分。這種對傳統醫學的盲目崇拜，就是應該拋棄的現代神話。
除了中醫之外，還有很多以傳統的名義抵抗變革的運動，背後都不是真正的傳統，而是現代化早期出現的臨時現象。
又比如現在各家酒廠都要挖掘一點酒文化出來，既給自己的酒增加一點歷史感，也為自己銷售高度酒辯護。實際上中國古代絕大多數人很少喝的起酒，就算喝酒，也不是喝現在這種高度白酒。你用傳統為理由，給所謂的酒文化辯護，本質上也是在保護特定集團的利益。
上面説的是社會層面的問題，具體到微觀視角，其實每個家庭都有所謂傳統和現代的衝突。不意外的話，這些“傳統”也大多數是最近幾代人剛剛形成的東西。比如説很多家庭要求孩子背弟子規，説這是傳統文化。可實際上弟子規恰恰是儒家社會末期時候的作品，到鴉片戰爭之後才開始流傳，是傳統社會解體前夕極端保守化的文章，完全不是傳統文化經典。
我家也有類似的情況。我現在多吃蛋白質，少吃碳水化合物減肥。我媽媽就反對我這個方案，堅持説五穀雜糧最養人，最適應中國人的腸胃。但實際上，天天吃飽糧食並不是中國人的傳統，農業社會大多數人是吃不飽的。我媽媽家裏能有足夠的糧食吃，也得是70年代了，她拿來反對我的傳統，只是最幾十年的生活方式。我們如果不主動去破除那些近代神話，一味地尊重所謂的傳統，現代生活是過不下去的。所以今天的標題就是保衞我們的現代生活。
六、怎麼辦？
前面批了這麼久的偽傳統，現在該説保衞方案了。概括地説，就是無論真傳統也好，假傳統也罷，都沒必要帶上什麼神秘主義光環。我們現在的生活，絕大多數文化遺產都是最近一二百年形成的，我們能發明這些文化，當然也能拋棄它們，也能再創造新的。就算是真的幾千年傳統文化，我們也得放在現代社會條件下好好考察，看看是不是合適。
具體來説，我首先建議大家學點人類學。在我們研究歷史，分析傳統的時候，人類學可以給我們壯膽。
很多人都説要對歷史有敬畏感，但再敬畏，人類的農業文明史也就一萬年，歷史的研究長度就這麼多。再往前，就是史前時代，是我們人類作為生物生活的年代。人類學的定義就是從生物和文化兩個角度觀察人類。所以人類學的歷史不僅包括最近一萬年，還包括之前的幾十萬乃至上百萬年。前面説我媽媽堅持認為五穀雜糧最養人，我從人類學的角度就可以反駁她，説就算這是真傳統，也是最近一萬年的傳統，之前上百萬年我們都是雜食動物，專門吃某幾類植物種子才是反傳統。
這樣看來，人類學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破除“自古以來”這四個字的神聖感，因為絕大多數社會學意義上的“自古以來”，説的都是農業社會的規矩。而人類學不僅研究的時間範圍更長，而且還要探討人類生物基因和文化之間的互動，探討出來的規律可能比歷史規律更有價值。
我之前讀書看到一個故事，荷蘭統治印度尼西亞的時候，殖民官員召見當地的土著，發現越是文明程度高的農業地區的居民，越是習慣於彎腰屈膝，對官員畢恭畢敬；而那些原始叢林裏的居民就站的筆直，不認為殖民官員可以高人一等。這個案例説明，社會等級的概念不是人類天生就有的傳統，而是幾千年階級社會製造出來的概念，將來的社會也不一定要有社會等級。馬克思主義講共產主義社會，要從原始共產主義講起，不是因為馬克思認為原始共產主義值得嚮往，而是因為他想告訴我們，階級社會只不過是人類特定發展階段的產物，本身沒有天經地義的合理性。有馬克思這種思維，我們才能真正客觀地看待歷史，看待傳統。
馬克思的歷史觀，就是我們上學時學的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前面用來分析中華民族，分析中國人這個概念用的工具。通過分析，我們可以透過歷史的風浪看到本質，看到構成我們生活的大多數文化符號其實是現代社會的產物。承認這一點其實並不丟臉，美國人歷史只有200多年，照樣在過去100年引領世界。承認自己這個文明其實很新，並不影響我們繼續往前發展。實際上，100年前的人已經把這一點看的很透徹。梁啓超那篇《少年中國説》現在應該還在中學課本里。梁啓超已經把自己的歷史包袱扔下了，我們21世紀的人不能再重新撿起來。
一旦破除了對傳統的敬畏感，扔下歷史包袱，我們就可以大膽地去發明新的生活方式，解決我們這個社會新出現的問題。比如説，現在大城市的年輕人不願意生孩子，生了一胎就覺得壓力大，生二胎就覺得影響生活質量，所以生育率快速下降。另一方面，很多人生了孩子也沒有能力好好教育，甚至連不虐待都做不到。這幾年連續有新聞出來，説大涼山那邊的孩子出來做童工，做格鬥表演，被政府送回去之後又出來，就是因為那邊的父母根本沒法送他們正常上學讀書。2017年還有好幾個新聞，都是父母在公開場合虐待自己的孩子，被別人拍下來報給警察，警察批評教育之後只能繼續讓這些不負責的父母把孩子帶回去。
這一系列的事件説明，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越來越沒有能力承擔撫養孩子的全部責任。中國需要儘快建立社會化的撫養制度，需要剝奪一些父母的撫養權。這樣才能保證新一代人口的數量和質量，我們這個社會才有未來。
但是呢，這樣做勢必要挑戰家庭的神聖性，要打破幾千年來的傳統，要把監護權從直系親屬手裏分出一部分來，肯定會有人質疑。但我認為，對下一代負責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現在有的孩子沒機會被生出來，很多孩子的成長出了問題，哪怕僅僅是為我們的養老金着想，我們也得設計一套新的制度。家庭撫養孩子固然是幾千年的傳統，但是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本來也是個新事物，在中國普及不過是三四十年；兒童需要讀書十幾年才能融入社會，這也是社會對人類。面對這些新的挑戰，舊的制度出問題，就沒必要非要以傳統的名義維持下去。
説起養老金，整個中國現在都在擔心老齡化問題。擔心老人比例高了沒人養老。可是，從我的角度看，根本沒有老齡化問題啊？過去的人，四五十歲牙齒就壞了，皮膚上全是斑點，走路也不靈便，現在七十歲的老人滿街跑，能跳廣場舞能買菜，皮膚還很有光澤，這明明是年輕化啊，怎麼反而成了社會問題呢？
所以説，問題就出在退休年齡上。過去的六十歲退休，是基於當時的營養水平和醫療條件的，六十歲的工人的確已經喪失大多數勞動能力了。現在六十歲的人這麼健康，上班也不是做體力工作，完全應該多工作幾年。我們把六十歲退休看的太神聖化了，不太敢觸動這個傳統，這才會出現那麼多社會問題。
總之，我們中國現在大多數問題，都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去分析，用新制度解決。我們必須敢於大大方方地承認社會條件變了，傳統經驗解決不了我們的大多數問題，才可能保持過去幾十年的高速發展。2014年的時候，南方週末有一篇文章寫的很好，是我這些年看到最到位的文化評論，我推薦大家讀一下：
按過去的講法，“制禮作樂”是聖人所為；而今日的“聖人”即是“人民”，“新禮樂”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互動中緩步形成，絕非一兩個人的聰明才智所能強迫成就。但無論如何，一個文化若把全部希望寄託於“復古”，則其已經死去。
七、主動出擊 主動妥協
南方週末那篇文章用“制禮作樂”四個字形容我們新制度的創建。我很喜歡這個描述方式，因為這四個字裏面有主動出擊的意思。不是社會出了問題，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而是主動給出一個全面解決方案。這才是我們現代人思考問題應有的方式。簡單地説，就是我希望每個人都去説考慮社會應該怎麼運轉，而不是簡單地對現有社會進行批判。要是每個人都只會説“不”，有可能越是反傳統，社會就越容易進入停滯狀態。
比如説一羣人去吃飯，最可怕的場景就是都不願意點菜，都説隨便，這個飯可能就吃不成。因為“隨便”的意思不是真隨便，而是説你們點，我不滿意就保留最終否決權。每個人只爭奪否決權的時候，就算有人有想法，也不願意出來承受大家的批判。最後往往要等到所有人都餓壞了才吃上飯。
美國現在就處於大家都説“隨便”的狀態。1997年出來的動畫片《南方公園》，現在已經連續火了20年了。
為什麼火呢？因為大多數美國人都能在片子裏找到自己需要的段子。這個片子看似非常反傳統，調侃社會上的一切。調侃言論自由，也反對言論控制；反對政治正確，也反對政治不正確；嘲笑別人的信仰，也嘲笑那些反對信仰自由的人；反對非法移民，也反對驅趕移民。
《南方公園》動畫片就代表了美國現在的政治局勢，每一派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麼，都通過給別人挑錯來提高自己的支持率。結果呢？結果美國選特朗普上台了，選了一個意識形態上最保守的總統，在全球化問題上大幅度後退。我看這就是美國衰落的轉折點
美國再衰落，現在也是世界霸主，也比我們富裕好多倍。中國社會需要的發展速度比美國高，需要進行的社會轉型要比美國多很多倍。所以美國可以接受一個保守化的總統，中國就必須不斷搞制度創新。所以，我希望我們不要只會説“不”，希望我們都瞭解一下各種社會政策的運行成本，對社會提出建設性意見。不能説今天看到城管趕小販，罵政府粗暴執法；明天堵在街上，罵政府連一條街都管不好。
剛才我説了，大家都只會説不的時候，結果可能是最保守的勢力來管理社會，受益最多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團。世界上很多國家統治集團就是利用這一點才能長期管理社會的，抓住一兩個敏感的點去挑逗民眾的憤怒情緒，讓大家在反對某件事的過程中團結起來。民眾反對來反對去，貌似輸出了很多政治訴求，最後一看，政治訴求都相互抵消了，台上還是那些人，還是幾十年前那些利益集團。台灣省已經在這個陷阱裏了，大陸千萬不能掉進這種政治陷阱。一定要主動創造一套新制度，保衞好我們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對於中國的前景，我是比較樂觀的，至少和其他國家相比，我更看好中國。我的英文水平雖然不好，但在媒體工作，也經常有機會看到外國網民的政治討論。我感覺，在人文社科方面，在政治討論方面，中國網民的平均深度是超過任何一個大國的。我猜，這和我們幾十年來唯物主義教育有關，和我們大家都要上“無聊”的政治課有關，也和中國發展快，工業社會能提供的社會學案例多有關。接下來我希望中國能充分發揮這個優勢，主動去建造一套適合21世紀生產力水平的制度。
八、工業化的迷茫
前面理性的分析説的很多了，最後我從感性角度説説我對傳統和現代化關係的認識。我知道很多人堅持傳統，反對社會變革，不僅僅是因為利益，也不是因為他堅信過去幾千年的傳統很重要，更是因為他在這些現有的生活方式上投入了感情。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生活方式變化很慢的人。
我喜歡騎自行車到處逛，但是因為我開始學自行車的時候沒有變速車，到現在我也騎80年代那種直梁車，沒有變速器。我開汽車也喜歡手動擋，每次開自動擋都想踩離合器，都覺得自動擋不像一輛汽車。甚至坐火車的時候，我都懷念過去有縫鋼軌叮叮噹噹的聲音，覺得車輪吵鬧一點才睡得着。現在我回憶自己80年代和90年代的生活，想起來最直接的印象就是温馨，美好，穩定。
但是，你問我要不要回到80年代的世界上去生活，我會堅定地説不要。因為理性記憶告訴我，那時候和2018年比，不僅僅是物質條件有差距，信息溝通水平和個人發展機會也天差地別。那個時候，絕大多數人都被限制在自己狹小的生活空間裏，用盡全力解決自己最基本的現代化生活條件，就算有能力，有想法，也找不到地方去展現。對於已經習慣了21世紀信息時代的人來説，前網絡時代簡直就是一個大監獄。
明明知道過去的時光實際上並不美好，為什麼我們還經常懷舊呢？我每次懷舊情緒過去，都會問自己這個問題。有一天我終於想明白了。和幾十年前相比，現代社會在物質上有很多進步，但是變化也太快，很多機會我們還沒來得及抓住就過去了。失望的時候，我們就期待有一些穩定的東西可以安慰自己，比如那些小時候熟悉的生活。我們從中間挑出美好的一面慢慢回憶，體會傳統生活的美好。這種感受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木心的一首詩：
《從前慢》 木心
記得早先少年時
大家誠誠懇懇
説一句 是一句
清早上火車站
長街黑暗無行人
賣豆漿的小店冒着熱氣
從前的日色變得慢
車，馬，郵件都慢
一生只夠愛一個人
從前的鎖也好看
鑰匙精美有樣子
你鎖了 人家就懂了
現代人很喜歡用這首詩來讚美傳統，讚美過去的好時光。我承認，木心的文字很美，但稍微推敲一下，就能發現矛盾。
這首詩提到了鐵路，提到了郵件，提到了給早班火車服務的豆漿店。這應該是20世紀中期的一小鎮，對應的是木心的年輕時代。在木心的回憶裏，這是一個穩定的社會，小城居民彼此都認識，安定的生活會天長日久地持續下去。
然而，我們都知道，通了火車的小鎮，設了郵局的小鎮，在20世紀哪有什麼安定的生活？解放前這樣的小鎮免不了一次又一次的戰亂，被日本人、北洋軍閥、國民黨軍和解放軍來來回回的佔領。就算不打仗，這樣的小鎮我也很熟悉，在文化上完全附屬於最近的大城市，大城市流行什麼，這裏用不了幾個月也會仿效，而且年輕人都想離開這裏出去。每隔十幾年，整個小鎮的面貌就會徹底變化，讓你徹底認不出來。要是讓小鎮居民的生活停在某一年，最先出來抗議的就是這些居民，尤其是年輕居民，因為他們已經通過鐵路和郵局認識了外面的大世界，絕對不甘心被外面的世界甩下。
就是木心自己，20多歲的時候也跑出去闖了大上海，80年代又去了美國，晚年才回到小鎮定居。他之所以在這裏住的心安理得，是因為他已經見識了外面的大世界，能隨時在兩種生活之間切換，才會欣賞小鎮安定的生活。如果讓他重新過一遍人生，我保證他20多歲還會去上海，還會去美國。
所以説，懷舊情緒很美好，但絕對不是我們放棄變化的理由。我們越是懷舊，就越應該到將來去找我們的夢想，不能被工業化早期的生活限制住。就算有一天我們老了，也像木心那樣找個安靜的地方住下來，也不能攔着年輕人打破貌似穩定的生活，設計一個新的社會。
對於這一點，我想我們都應該學習毛主席的態度。1966年，毛澤東已經73歲了，按説也可以像木心那樣，找個自己熟悉的地方安度晚年了。但是，他發現，前半生建立的那個偉大的國家，只是一個建立在農業社會基礎上的臨時工程，是為了趕走帝國主義、平息戰亂的臨時工程，並不是工業化社會真正的樣子。同樣是在1966年這一年，中國工業gdp第一次穩定地超過農業gdp，在新中國受教育的第一代學生也從小學讀到了大學畢業。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發展的快，文化和制度也得快速跟上去。現在我們這個社會的思想有點混亂，很多人搞不清楚當前社會文化是怎麼形成的，總想以傳統的名義往後走，拒絕讓社會變革跟上我們的生產力發展，影響現代化進程。所以我今天演講的主題就是保衞現代生活。
這個保衞現代生活，包含兩重意思。在演講的前半部分，我舉了一些例子，讓大家看到，社會上的大多數所謂“傳統”，實際上是現代化進程中發明的新文化。很多人要堅持的“傳統”，實際上也是一種現代生活，我們要認清現代化進程的本來面貌。
第二層含義，就是希望大家能超出歷史看歷史，客觀評價我們的文化遺產。既然傳統可以隨時製造，也應該可以隨時拋棄。隨着生產力的發展，我們會遇到無數的新問題，我們必須為這些新問題打造一些新的文化產品，讓社會制度的變化跟上生產力的發展。這樣才有未來的現代生活。這個現代化的未來，是當代中國人最值得保衞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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