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週年| 孟捷：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間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孟捷】
摘要：
當代市場經濟理論可以區分為1.0、2.0和3.0三個類型，這一類型區分是對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加以定位的前提。為了發展作為市場經濟3.0理論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對歷史唯物主義進行概念的重構。
列寧晚年提出，十月革命的爆發，是以世界歷史的偶然性為前提的，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又必須服從必然性即生產力的根本進步。將這種必然性和偶然性有機地結合，是對歷史唯物主義進行概念重構的前提。
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解放生產力；市場經濟是完成這一任務的必由之路，從而繼承和超越了列寧。
習近平總書記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點的概括，即所謂**“政治的經濟化”和“經濟的政治化”**，則指向市場經濟3.0理論的本質特徵。
從市場經濟3.0和1.0理論的差別着眼，可以建立一個批判地考察當代中國經濟學理論的座標系。
一
在歷史唯物主義發展史上，可以梳理出三到四次馬克思主義者內部的爭論，這些爭論涉及生產力一元決定論和另一種相反觀點（即主張階級鬥爭和政治權力的變化是推動生產關係變革的主導因素）之間的對立。
這些爭論中最早的一次體現在恩格斯晚年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幾封書信。19世紀末，針對第二國際普遍將歷史唯物主義理解為經濟決定論（也即生產力一元決定論）的傾向，恩格斯寫了五封書信，試圖對這種傾向加以糾偏。在這些書信中，恩格斯還探討了國家的經濟作用，提出國家對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有時足以使一國經濟崩潰。
但總體而言，恩格斯的糾偏是不成功的，他對政治權力或國家的經濟作用的看法，雖然包含着合理的要素，但畢竟沒有上升到概念的層次，並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解讀帶來實質性影響。
第二次爭論發生在十月革命爆發後，是圍繞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問題而產生的。就此我們想多談一談。首先可以提到的是葛蘭西，他後來成為意大利共產黨的總書記。葛蘭西當時寫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題為《反對〈資本論〉與革命》，這篇文章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葛蘭西文選》中可以看到。
一方面，葛蘭西作為意大利共產黨的創始人，在實踐上並不像第二國際的建制派那樣，反對十月革命，而是積極地肯定了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另一方面，在理論上，葛蘭西又體認到，十月革命的發生和歷史唯物主義或生產力一元決定論是相矛盾的，對這種矛盾客觀上需要一個解答。
葛蘭西
葛蘭西所代表的這種認識，也反映在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身上。例如在1919年的《新青年》裏，李大釗就曾提出，馬克思主義關於歷史發展的動力有兩種彼此矛盾的看法，一種是將這種動力歸於生產力，另一種則歸於階級鬥爭。顯然，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上基本接納了後一種看法。
需要指出的是，列寧在其晚年，對類似問題做了深刻思考。在《論我國革命》一文中，列寧提出了一個解答，這個解答可以概括為“列寧之問”，其中包含兩個要點，第一，在列寧看來，世界歷史是由偶然性組成的，不僅包含必然性，十月革命成功地爆發在落後的俄國，體現了這種偶然性。
第二，列寧問：憑什麼不能先奪取上層建築，建立蘇維埃，然後在從文化和生產力上趕上歐美發達國家的水平呢？事實上，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寧已經為他在這裏談到的“世界歷史偶然性”提供了一個理論，這個理論解釋了偶然性何以發生，因而可簡稱為關於歷史偶然性的理論。
在這個理論中，列寧從主客觀兩個方面，解釋了在俄國這樣一個落後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行性。就客觀方面而言，列寧提出了帝國主義鏈條中最薄弱的環節的理論。就主觀方面而言，列寧早在《怎麼辦》裏提出了新的建黨學説。十月革命是在這一關於革命可能成功的“偶然性”理論的指引下搞成的，而不是盲目的暴動。
列寧
類似的，在中國，毛澤東同志也為中國革命提出了一個“偶然性”理論。從他井岡山時期的著作、到抗戰時期的《論持久戰》，再到《新民主主義論》，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理論的發展。
毛澤東最先是從下述問題開始的：在井岡山這樣的地方搞工農武裝割據，為什麼是可能的？他的回答是，因為第一，帝國主義是分裂的，第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是分裂的，因此中國共產黨有可能開展工農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繼而由農村包圍城市。從土地革命到抗戰，他的這個戰略判斷得到了應驗，中國革命的力量得以不斷發展壯大，最終完成了中國革命。
但問題是，如果只有關於世界歷史偶然性的理論，強調生產力歸根結底作用的歷史唯物主義就丟棄了。道理很簡單，歷史唯物主義提出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這樣的規律，是具有因果性質的規律，代表了世界歷史中的必然性方面。
作為理論家的列寧試圖回應這個問題，他認識到，如果我們談論的不是一次平常意義的政治革命，而是經濟社會形態的變遷，則生產力必須發揮作用，但這種作用在他那裏不必是“事先的”，而可以是**“事後的”**，用他的話來講，就是先改變上層建築，然後在生產力上再趕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在他晚年的著述裏，反覆提到在新生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競賽中，勞動生產率是具有決定性的力量。
如果説列寧之問試圖在偶然性和必然性這兩個不同的理論維度之間建立起聯繫，鄧小平同志則在某種更高的層面代表了必然性的迴歸。這種必然性的迴歸體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小平同志有兩句話很深刻，第一，他説，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現在還不清楚，第二，他又説，社會主義的關鍵任務，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
小平的上述論斷，一方面體現了社會主義在陷於低潮後的沉思，另一方面他接過了列寧之問，即接納必然性，並將其發展到新的高度，提出不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無法完成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任務。
二
對歷史唯物論的概念重構，旨在為構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奠定一個牢靠的方法論基礎。在進一步討論這一重構之前，首先來看下述問題：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學術史上應該如何定位？它跟以往的經濟學是什麼關係，有什麼特點？為了搞清這個問題，我提出了一個類型學劃分，即將關於現代市場經濟的理論區分為三個類型，分別是市場經濟理論1.0、2.0和3.0。
從斯密以來的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以及當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屬於市場經濟理論的1.0；以凱恩斯、以及更早的李斯特為代表的提倡國家干預的經濟學，屬於市場經濟2.0；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我們看來則屬於市場經濟3.0。市場經濟理論3.0是對2.0的繼承和發展，並與市場經濟理論1.0根本對立。
亞當·斯密
李斯特和馬克思的關係是值得探討的，馬克思早年批判過李斯特，一些人據此誤以為馬克思和李斯特是全然對立的。我以前的同事、中國人民大學的賈根良教授則提出，根據馬克思後期的論述來看，馬克思事實上修改了對待李斯特的態度，肯定了後者的貢獻。
李斯特
至於凱恩斯，如果從《通論》最後一章表達的社會哲學來看，他事實上在某種意義上是社會主義者，因為他主張為了克服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國家應該在一定程度上接管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經濟權力，即投資的權力。伴隨李斯特和凱恩斯的出現，形成了市場經濟理論2.0。
凱恩斯
市場經濟理論的1.0和2.0版本區別在什麼地方？這在理論上可以繼續探討，但擇要而言，我認為有兩點區別：第一，如何看待下面三類範疇的關係，即市場和國家、經濟和政治、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區別何在？它們是作為兩類截然不同的制度相互區別，還是因所起的功能而區別開來呢？市場經濟1.0理論主張三類範疇的區別是作為不同類型制度的區別，即經濟是一類制度，政治是另一類制度，在經濟制度的運行中，政治權力和政治關係不應該發揮實質性的干預作用。而市場經濟理論2.0和3.0則主張，經濟和政治的區別是相關制度在功能上的區別，政治權力也可以承擔生產關係的功能，從而嵌入經濟之中。
第二，兩類理論對市場經濟當中的行為主體認識不同。在1.0理論看來，市場經濟當中只有私人企業這一個主體，而在2.0和3.0看來，這類主體不僅有企業，還有國家乃至競爭性的地方政府。我贊同這樣的觀點，即中國市場經濟是三維主體的市場經濟，而不是一維主體的市場經濟，要正視國家（甚至黨）和地方政府作為經濟主體的作用。
這裏要談談3.0理論何以在繼承2.0的同時，又超越了2.0理論。為什麼把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學稱作3.0理論？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當中，國家的經濟作用遠遠超越了凱恩斯的設想，甚至也超越了李斯特。這是個大課題，在此不能全面展開，只能侷限於談論下面這一問題。學術界在討論中國經濟模式和東亞發展型國家的差異時認識到，中國經濟中有一個競爭性的地方政府體系，這個特點是日、韓等國所沒有的。
如何在經濟學上將這個特點概念化和理論化，是建立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任務。當代中國經濟學家圍繞地方政府的問題構建了不少理論，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辨識出市場經濟理論3.0和1.0理論的區別。
譬如，一種較有影響的理論是財政聯邦主義理論，另一種是圍繞GDP的錦標賽競爭理論，這兩種理論的區別，主要是對地方政府行為動機及其收入的經濟性質的解釋不同，一種理論將這種動機歸於對財税收入的汲取，另一種歸於最大化GDP。
就前者而言，它忽略瞭如此解釋的地方政府收入，與斯密筆下的守夜人政府的區別。一個自由主義理論中的政府，同樣追求財税收入。將地方政府的收入的經濟性質，僅僅限於税收，是片面的理解，它低估了中國地方政府的作用。
將地方政府的行為動機歸於追逐GDP，也沒有恰當地回答地方政府作為經濟主體的動機究竟何在的問題。GDP並不是地方政府的經濟收入，僅僅在這個層面談論地方政府的行為，是不充分的。錦標賽競爭理論規避了地方政府收入的經濟性質這一問題，此外，它更注重解釋個別官員、而不是政府的行為，因而看起來更像一個關於官員升遷的政治學理論，而不是政治經濟學理論。
最後，更為重要的是，關於地方政府的政治經濟學不僅要解釋地方政府的動機，而且要解釋其行為，回過來看上述兩種理論，在這方面的缺失就更明顯了，無論財政聯邦主義論，還是GDP錦標賽競爭論，都傾向於將地方政府的作用侷限於界定產權、監督合同的履行等在節約交易成本方面所起的作用，從而維護了市場和國家、經濟和政治在制度上的截然兩分，附和了市場經濟1.0——具體而言是新制度主義——的理論。近年來，一些學者主張利用租這一概念來解釋地方政府的動機模式，在筆者看來，這一思路代表了一種正確的研究方向，但具體理論仍然有待於發展。
可以在區分市場經濟1.0和3.0理論的基礎上，繪出一個座標系，對當代中國經濟理論做一個分類（見圖1）。我們用橫軸代表經濟學範式或純理論，以縱軸代表對中國經濟的歷史制度分析。這樣就有了四個向度，橫軸的兩個向度分別代表市場經濟1.0和3.0的純理論範式，縱軸的兩個向度代表以上述理論範式為基礎對中國經濟的兩種可能的制度分析。
這樣一來就可以區別兩個象限，即第一和第三象限。第一象限的特點是3.0理論和3.0制度分析的組合，它代表了我們心目中的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第三象限則是1.0理論和1.0制度分析的組合。前面提到的財政聯邦主義乃至錦標賽競爭理論，大體屬於第三象限。
除了上面兩個象限之外，在解釋過去30年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時候，中國經濟學還出現了一些過渡狀態。從分類的嚴格意義來講，本來只有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但是我們發現有重要的經濟學家出現在第二象限，第二象限的特點是，在理論上仍然依附於市場經濟理論1.0，或者至少在沿用市場經濟1.0理論的話語，但在針對中國經濟的分析，卻發展了市場經濟3.0的歷史制度分析。
這方面一個突出的例子是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的理解是面向3.0理論的，破除了自由主義對市場和國家、經濟和政治的關係認識上的教條，但在純理論上，卻依然使用了屬於市場經濟1.0理論的比較優勢學説。這二者是矛盾的，就如舊瓶裝新酒，但實在地構成了他的理論。在此意義上，我認為林毅夫的話語轉換是不徹底的，他所沿襲的一些不太適當舊的話語給他造成了困擾，多少遮蔽了他在理論上的創新成果。
林毅夫
三
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是關於中國這麼一個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的制度變遷特殊道路的理論，另一方面，它也有一般性，這個一般性首先體現在我們對市場經濟3.0理論特點的概括中。作為這樣一種兼具特殊性和一般性的經濟學理論，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以歷史唯物論的概念重構為前提。
**在當代中國製度或生產關係的變遷中，政治權力和政治關係起着決定性的推動作用，這一作用的因果鏈條和傳統理論指認的因果鏈條，即通過生產力發展來改變生產關係，是不同的。**列寧雖然認識到這一問題，但來不及將其認識概念化。
這裏我樂意介紹張聞天同志的一個研究，他在20世紀60年代初寫了篇重要文章，題為“論生產關係的兩重性”，該文在1979年發表於《經濟研究》。張聞天指出，生產關係有兩重功能，其一是表現適應生產力，其二是服務於對剩餘的佔有，兩者既可以統一，也可以相互對立。兩者之間的對立性意味着，生產關係的變遷，並不總是為了表現和適應生產力，而是由政治權力的改變所推動的，由此推動的生產關係變遷，雖然可以增加統治階級支配的剩餘，卻不一定有利於發展生產力。
張聞天的研究所藴含的上述思想，在美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布倫納20世紀70年代的研究中得到進一步的明確，並被用於比較歷史研究。布倫納指出，近代歐洲的三個地區，即英格蘭、法國和東歐，在生產力大體一致的前提下，自16世紀以降演變出三種制度類型，英格蘭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法國在絕對主義王權下形成廣泛的小農經濟，東歐則出現了農奴制的復辟。根據布倫納的研究，導致制度變遷出現如此不同的原因，在於三個地方階級鬥爭形勢和政治權力平衡的差異。
從張聞天到布倫納的研究，其共同點是賦予生產關係的改變以極大的相對於生產力的自主性。前兩年在研究一個課題時，筆者系統地閲讀了恩格斯晚年的書信，看到他對中日甲午戰爭的評論，恩格斯説：在這場戰爭失利後，大清帝國要想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已經不可能了。當時我就強烈意識到，恩格斯的這個論斷，觸及當代中國製度變遷的實質——這一制度變遷是不能用傳統的生產力一元決定論來解釋的。
筆者在拙著《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裏，曾結合這一問題意識對歷史唯物論作了一個系統的概念重構，以便為建立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建構一個適當的方法論基礎。由這一重構得到的基本結論是：
第一，生產關係具有兩重性，這種兩重性首先體現在生產關係的類型上，即可將生產關係區分為勞動關係和所有關係，其次，這種兩重性還體現為功能的兩重性，一方面，生產關係表現和適應生產力，另一方面生產關係服務於對剩餘的佔有。這兩重功能可以是統一的，但也可能彼此分離。後一種可能性意味着，生產關係的變革，不僅服從於生產力的影響，而且會受到生產力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響，尤其是政治、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因素的直接推動。
第二，生產關係變革的結果，要麼在生產力提高的前提下促進了剩餘的增長，要麼在促進剩餘的增長的同時，不依靠生產力的變化。前者概念上可稱作相對剩餘生產，後者可稱作絕對剩餘生產，這兩個概念是馬克思的絕對剩餘價值生產和相對剩餘價值生產在世界歷史上的一般化。由於階級鬥爭和國家間競爭的影響，世界歷史的普遍規律呈現為有機生產方式的變遷，這個概念是筆者界定的，指的是在生產方式的演進中，絕對剩餘生產所佔的比重漸次遞減，相對剩餘生產的比重漸次增加。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的規律既可用於描述某種給定的生產方式，也可用於描述不同生產方式之間的嬗替，換言之，它可用於重新表述馬克思所謂人類歷史發展諸形態論的實質。
第三，政治權力、政治關係——抑或宗教、血族等其他制度——只要承擔生產關係的功能，就直接成為經濟基礎的組成部分。這意味着，經濟基礎在人類社會的位置事實上是變動不居的。基礎和上層建築，經濟和政治，市場和國家的區別，不是兩種類型制度的區別，而是制度在其功能上的區別。這一點不僅適用於前資本主義經濟，也適用於當代市場經濟。在自由主義經濟學即市場經濟1.0理論的影響下，人們忘卻了或不敢承認這一點。
值得強調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此問題有深刻的認識，值得我們認真領會。他在早年發表的學術論文裏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是“經濟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經濟化”；他還指出：“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於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同時又反作用於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乃至於起到決定性作用。在一個國家的各種制度中，政治制度處於關鍵環節。”
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治關係、政治權力在市場經濟中的嵌入，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通過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剩餘所有上的關係，使後者轉變為具有特殊行為和動機模式的經濟主體，由此帶來了縣域以上地方政府相互競爭的格局。第二，通過由各級政府支配的公有企業及銀行等金融機構，政治權力直接決定了投資。在此前提下，政府或者直接充當熊彼特意義的企業家、或者承擔集體生產資料和集體消費資料的供給、或者成為投資銀行家以實現金融資產的增殖等等。第三，作為事實上唯一的土地所有者，各級地方政府憑藉土地產權及其利用方式構建了一系列制度和關係，藉以獲取與此相關的各種收益。
在拙作《歷史唯物論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我還指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要解釋，包括政治權力、政治關係在內的各種制度型式如何參與形成了新的生產關係，或直接作為生產關係發揮作用，而且要解釋這些生產關係在何種程度上屬於生產型（或汲取型）關係，其未來演變的動力和方向如何等一系列重大問題。
第四，雖然政治權力、政治關係的嵌入在制度變遷中可以發揮主導作用，但只要我們談論的是從一種經濟社會形態向另一種新的經濟社會形態的變遷，則生產力就必須發揮歸根結底的決定作用，但這種作用不一定是事先的，而可能是事後的。這種事後因果性概念——我在《歷史唯物論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書中將其稱為結構因果性——事實上來自列寧。
令人遺憾的是，在後來為斯大林範典化的歷史唯物主義版本中，這種結構因果性卻失落了。在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中，如列寧指認的，世界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都發揮着作用。如何將這些分別象徵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因素相結合，以形成一種在理論和學術上較為完備的當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任務，有待於包括筆者在內的社會科學工作者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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