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新結構經濟學對中國意義重大
（文章已獲作者授權轉發）
按照世界銀行設置的國際標準，大約5-6年內中國將從上中等收入經濟體躋身高收入經濟體。這將使世界高收入人口數量翻一倍以上——2017年高收入經濟體總人口佔世界比重為15.7%，而中國人口佔世界比重就為18.5%。因此，中國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對其自身乃至人類整體進步來説，都是邁出的偉大一步。
令人遺憾的是，世界上一些頗有影響力的勢力正想方設法阻礙中國發展，阻止中國實現進步。正如特朗普前首席戰略師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在離開白宮前接受《美國展望》雜誌採訪時直言道：“對我來説，處理與中國的經濟戰爭是重中之重。我們必須完全專注於這場戰爭。如果我們輸了它，我想在五年後，最多不過十年後，我們就要迎來一個下滑的轉折點，而我們將再也無法恢復元氣。”有必要指出的是，班農所言相當程度上代表了美國新保守派與經濟民族主義者的觀點。
中國崛起與美國一些新保守派/經濟民族主義者試圖阻止中國崛起的疊加效應，必然將在經濟層面，給中國的國家發展與國際關係製造障礙 。鑑於這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是長期性的，因此下文將重點分析與此相關的經濟政策與理論。
新結構經濟學
就經濟理論和政策而論，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當屬林毅夫與他的合作者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它在中國乃至國際上的影響力正在與日俱增。與新自由主義學派明顯不同，新結構經濟學最重要的理論基礎包含如下重要論點：
隨着經濟的發展，經濟結構會從勞動力密集型過渡到資本密集型；
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後來者優勢，借鑑或採用發達國家技術提高生產力、推動技術進步，從而避免開發這些新技術所涉及的高昂成本。
新結構經濟學的這些結論無疑源自基本的經濟理論，正如拙著《 一盤大棋？ ——中國新命運解析》與拙文《為什麼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理論”可以很好的詮釋亞洲的增長？》所分析的一樣。但正如所有理論一樣，看新結構經濟學的這些結論是否符合經濟理論，就應看它是否經得起事實的檢驗。
新結構經濟學的上述論點得出兩個明確且經得起檢驗的結論：
一，發達經濟體資本密集型生產高於發展中經濟體；
二，由於擁有利用後來者優勢的能力，發展中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速快於發達經濟體。
“中國投資效率低下”的説法是錯誤的
我早前所寫的文章《新結構經濟學應作為經濟分析的重要基石》所引用的《國民帳户》數據顯示，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隨着經濟的發展，發達經濟體資本密集型生產多於發展中經濟體，是正確的。資本密集型生產可通過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來衡量。ICOR是GDP增長1%所需投資總值佔GDP總值的比重。換言之，ICOR越高，就代表資本密集度越高。
世界銀行提供的最新 ICOR國際可比數據顯示，2015年發展中經濟體ICOR為7.7，發達經濟體ICOR為9.7。按照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2010-2015年發展中經濟體ICOR為 6.1 ，發達經濟體ICOR為12.1。也即是説，這些結果完全印證了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發達經濟體資本密集型生產高於發展中經濟體。
此外，數據還顯示，按照國際標準，“中國投資效率低下”的説法是錯誤的。與發展中經濟體整體相比，2015年中國 ICOR為6.3 ，發展中經濟體整體為 7.7。按照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中國ICOR為5.7 ，發展中經濟體整體為 6.1。可以看出，中國投資效率遠高於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
圖1
圖2
用過時和錯誤的經濟增長成因測算方法對中國來説非常危險
要評估新結構經濟學就TPF發展的分析，就有必要運用增長核算法而非《國民帳户》數據來衡量。但即便如此，新結構經濟學的上述論點也得到充分印證：
正如《國民帳户》數據一樣，增長核算法數據也證明，發達經濟體資本密集型生產高於發展中經濟體。顯然，這對中國具有顯著影響，因為中國正邁向高收入經濟體（詳見文末分析）。
增長核算法數據還證明，發展中經濟體 TFP增長遠快於發達經濟體，這吻合新結構經濟學的“後來者優勢”的分析。
為分析這些趨勢，有必要鄭重指出，聯合國、組合組織和其他統計機構已正式採用改進後的經濟增長成因測算方法。但仍有部分中國媒體發表的文章，是採用國際統計機構所摒棄的過時的經濟增長成因測算方法，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經濟增長成因測算方法做出改變的原因，在哈佛大學教授戴爾·喬根森（Dale W． Jorgenson）所著的文章《為何聯合國、經合組織與美國正式改變其經濟增長成因測算方法？》中有詳細分析，有興趣的朋友不妨自行前往查閲。但最基本的錯誤得到糾正很容易解釋：過時的經濟增長成因核算法，未將資本和勞動力投入變化計算在內。比如，這意味着，1953年的一個文盲水平的韓國農民一小時的勞動質量與2015年的一個擁有博士學位的韓國工程師一小時的勞動質量是相同的。也即是説，這種測算方法未將快速貶值的信息和通信技術（ ICT）設備等資本，與很長時間才貶值的耐用資本區分開來。
這就容易導致如下錯誤：
設想一下，僅用勞動力數量（勞動工時）衡量勞動力投入，會發生什麼？1953年一個韓國博士工程師創造的產值，遠高於一個韓國文盲農民。但如果僅以同樣一小時的勞動工時衡量，博士工程師所創造的更大的價值將被歸因於TFP增長，而非成因——增加的產出是源於博士工程師所擁有的更好的技能和受教育程度，而這反過來又是博士工程師的教育投入所創造的。
資本投資的最高級形式如ICT設備和軟件折舊率和價格下降非常快。因此，這些形式的投資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將投資價值轉化為產出。如果用資本存量（capital stock） 衡量資本投入，而不計算不同時期資本投資的折舊率與價格下降的不同速度，那麼 ICT這樣快速貶值的資產對產出價值的貢獻率將被大大低估。鑑於此，經合組織發佈的《投資手冊（2009年）》（Capital Manual ）與《2008年國民賬户體系》（the 2008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第二十章，將資本服務概念納入官方統計體系測算資本投入。因此，從“資本存量”到“資本服務”的變化，對準確測算資本投資增長貢獻，特別是主要類型的現代技術非常重要。
聯合國、組合組織等國際機構所採用的新增長核算法糾正了這些錯誤：
一，分別計算勞動力數量（勞動工時）和勞動力質量（勞動力技能、受教育程度等）；
二，運用“資本服務”分類，測算不同類型資本投資的貢獻率，比如經合組織將資本資產分為八大類：計算機硬件、通信設備、運輸設備、其他機械設備和武器系統、非住宅建築、計算機軟件和數據庫、研發、以及其他知識產權產品。
因此，中國一些媒體發表的文章未採用改進後的經濟增長成因測算方法，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就好比某個船長運用過時和錯誤的地圖駕駛一艘船航行，這將非常危險。同樣，用過時和錯誤的經濟增長成因測算方法，對中國來説也非常危險。
本文數據是根據聯合國、經合組織等國際官方機構認可的新核算方法計算，即本文是用資本服務而非資本存量測算資本投入，以及用勞動力數量（勞動工時）和勞動力質量（受教育程度、技能等）測算勞動投入。
用增長核算法檢驗新結構經濟學
為用事實檢驗新結構經濟學對發展中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的分析，下文將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運用增長核算法對30大發達經濟體（高收入經濟體）與30大發展中經濟體（中低收入經濟體）進行分析。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與當前匯率計算，這些經濟體對世界GDP增長的貢獻率分別超過91%或93% 。因此，這些數據足以令人信服——如果單單引用小經濟體的數據，其結果有可能站不住腳。
這些經濟體為：
發達經濟體：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韓國、沙特、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亞、波蘭、荷蘭、阿聯酋、瑞士、比利時、新加坡、瑞典、奧地利、中國香港、智利、捷克共和國、愛爾蘭、卡塔爾、以色列、葡萄牙、挪威、希臘、丹麥、匈牙利。
發展中經濟體：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印尼、墨西哥、土耳其、泰國、尼日利亞、埃及、巴基斯坦、馬來西亞、菲律賓、南非、哥倫比亞、伊拉克、阿爾及利亞、越南、孟加拉、羅馬尼亞、哈薩克斯坦、秘魯、烏克蘭、緬甸、摩洛哥、斯里蘭卡、烏茲別克斯坦、安哥拉、蘇丹、厄瓜多爾。
這些數據的結論將在稍後給出。下文將首先運用實事求是的方法，對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數據進行分析。
如圖3、4所示，數據結果如下：
平均而言，資本投資對發達經濟體GDP增長的貢獻率為74%，發展中經濟體這一數據則為62%，即發達經濟體資本密集度高於發展中經濟體。
平均而言，勞動力投入對發達經濟體GDP增長的貢獻率為24%，發展中經濟體這一數據則為30%，即發展中經濟體勞動密集度高於發達經濟體。
平均而言， TFP提高對發達經濟體GDP增長的貢獻率為2%，發展中經濟體這一數據則為9%，即TFP對發展中經濟體GDP增長的貢獻率超過發達經濟體。
圖3
圖4
數據均印證了新結構經濟學的重要論點，即：
隨着經濟的發展，經濟結構會從勞動力密集型增長過渡到資本密集型增長；
擁有後來者優勢的發展中經濟體，其TFP增長遠快於發達經濟體。
結論
顯而易見，國際數據充分印證了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特別是：
《國民帳户》數據和增長核算法研究得出同樣結論這一事實證明，發達經濟體資本密集型生產高於發展中經濟體是毫無疑問的事實。這也印證了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發達經濟體資本密集型生產高於發展中經濟體的正確性。這樣的結果應得到認可，也應引起重視。此外，這樣的實證研究完全符合經濟理論。因此，應視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為事實。
新結構經濟學的結論——由於可以利用後來者優勢，發展中經濟體TFP增長高於發達經濟體，也得到事實驗證。
這些實際情況對中國與世界經濟，均將產生重大影響。但這需要另開一篇文章對此進行分析，因此這裏暫不就此展開論述，僅就幾個要點做出總結。有必要強調一下，這些要點僅代表筆者的觀點，並不代表新結構經濟學創始人的觀點。
實證數據有力佐證了新結構經濟學的結論——隨着經濟的發展，經濟結構會從勞動力密集型過渡到資本密集型，以及擁有後來者優勢的發展中經濟體，其TFP增長遠快於發達經濟體。這意味着其他國家對新結構經濟學產生興趣是完全正確的——事實上，這對其他國家來説非常重要。因此，新結構經濟學研究在其他國家日益受到歡迎。
事實上，新結構經濟學的結論——資本密集型生產隨經濟發展呈上升趨勢，源於其他重要經濟學流派分析結論與新結構經濟學構建的基礎新古典主義理論，也與斯密、李嘉圖、馬克思與凱恩斯的新古典主義分析完全一致。作為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曾試圖挑戰這種分析，但最終以失敗告終，這在拙著《 一盤大棋？ ——中國新命運解析》中有詳細分析。這使得不同流派的經濟學家對新結構經濟學構建的理論基礎——資本密集型生產隨經濟發展而上升，產生了廣泛的興趣。
資本密集型生產隨經濟發展而上升這一事實進一步證明，中國新自由主義者所宣稱的“中國投資效率低下”的説法是錯誤的 。這從《國民帳户》與增長核算法數據——中國投資效率高於發達經濟體代表之一的美國，即中國ICOR低於美國，可以看出。但新結構經濟學的嚴謹框架顯示，這種比較是不公平的——美國等發達經濟體資本密集型生產高於中國等發展中經濟體，是可以預料到的。合理的比較是對中國與同一發展階段的經濟體——上中等收入經濟體進行比較。但即便如此，國際比較數據顯示，中國投資效率高於大部分上中等收入經濟體。
雖然按照國際標準，中國將僅需5-6就能躋身高收入經濟體，但就人均GDP而言，中國還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或許數十年，才能趕上最發達經濟體。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人均GDP仍僅相當於美國的27%。這意味着，中國從發展中經濟體過渡到世界上最發達經濟體之一，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因此，短期政策不應只生般硬套地考慮“資本密集型生產隨經濟發展而上升”這一趨勢，而應考慮到：邁向更發達經濟體的階段，中國是逐步過渡到資本密集型增長。
林毅夫在談到發展中國家發展時曾強調，基於韓國或新加坡的歷史經驗，從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還有20年每年8%的增長潛力。這同樣源自於事實——中國將花費相當長一段時間才能從當前的人均GDP水平，躋身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因此，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將能運用後來者優勢。
增長核算法數據所呈現的資本密集型生產隨經濟發展呈上升趨勢這一事實意味着，在資本投資不大幅增加的情況下，發達經濟體從當前的長期持續低增長，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所稱的新平庸狀態中復甦是不可能的。增長核算法數據充分印證了源於《國民帳户》的分析結論，詳細分析請見拙文《美國中長期經濟將緩慢增長》。因為資本投資不可能復甦，這意味着短期經濟週期波動將繼續存在，發達經濟體代表G7集團長期仍將陷入緩慢增長模式。這意味着，在邁向高收入經濟體階段時，中國所面臨的形勢是發達經濟體陷入新平庸。
（文章轉載自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感謝作者授權轉發）